經濟學視角下完全競爭市場要求所有產品的成本和收益都內在化，即產品的生產者要承擔生產該產品給社會帶來的全部成本，同時該產品所帶來的好處都歸這一生產者或該產品的購買者享有。而在現實生活中，有些產品或服務具有外部性，會產生外部效應。外部性又稱外部效應，指一個人的行為對旁觀者福利的影響，即市場主體的行為引起的費用或收益并未全部由行為人自己承擔[1]。外部性主要指向一個經濟主體的經濟活動對另一個經濟主體(他人和社會)所產生的有害或有益的影響，其實質就在于市場活動中社會成本與私人成本之間發生偏離。

　　摘 要：職業體育越軌行為對我國職業體育的健康發展具有重要影響。從外部性入手，在相關研究梳理的基礎上，探討我國職業體育的越軌行為問題，并基于成本收益比較分析認為：我國職業體育越軌行為外部性表現為職業聯賽組織內效應和組織間效應，其產生與我國職業體育的市場缺失和政府越位有關;而且我國職業體育越軌行為負外部性的治理成本存在隨越軌行為數量的變化特征，針對不同越軌行為水平的治理具有差異性;針對當前職業體育越軌行為外部性的特殊表征，宜從市場機制、制度機制、組織機制及社會化機制等方面進行治理。

　　關鍵詞： 中國教育技術裝備,職業體育,越軌行為,外部性,治理

　　1 外部性及職業體育越軌行為外部性表征

　　1.1 外部性問題闡釋

　　當市場產品生產、消費過程通過微觀的邊際分析時，經常會發現某一經濟主體的生產或消費等經濟行為與社會成本和收益不一致，此時則出現圍繞該產品的外部性問題。早期圍繞外部性的研究主要針對經濟主體圍繞社會需求的自身發展展開，涉及經濟的內外部性問題;當微觀經濟研究觸及產權問題時，外部性問題則更加強調市場經濟行為的制度本質問題;而現代微觀經濟學，主要關注外部性問題的存在，導致市場失靈，即市場無法給出準確的價格和數量信息，結果是市場內資源配備出現低效率。外部性成本將導致市場資源過量配置，而外部性收益則導致市場資源的過低配置。事實上，外部性問題的有關研究架構，主要將市場行為的外部性問題放在一個動態的復雜市場過程中，研究市場過程中相互依賴的經濟主體行為的內容和表現形式，即主要采用經濟社會學視角，揭示經濟主體行為在動態的理性交往過程中產生的效用偏差。

　　此外，有關外部性問題的認識，還必然涉及對外部性的分類問題。從外部性的作用效益角度看，外部性可分為正外部性和負外部性;從市場運行的主體角度講，外部性可分為生產外部性和消費外部性。舉例來說，企業的污染行為屬于生產外部性，從社會角度看，又屬于負外部性的范疇;而對傳染性病人的免費治療行為則屬于消費外部性的范疇，并將對社會產生正外部性影響。

　　1.2 職業體育外部性問題研究狀況

　　職業體育是帶有明顯經濟運作特征的組織形式。經濟學研究范疇中的職業體育是指相互聯系、合作和競爭的職業俱樂部(球隊)生產結合，通過契約式的有組織的互動行為，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經濟運行系統。在該系統中，單個職業俱樂部無法獨立完成生產行為，唯有依靠相互間的互動行為才能實現具有市場意義的生產行為。當然，職業體育的特殊性還表現為產品類型及經營類型的特殊性等方面，而且職業體育的市場行為特殊性也難免會帶來外部性問題，這些問題自然吸引了國內外相關研究者的廣泛興趣。國內外對職業體育外部性的研究主要涉及如下幾個視角。

　　1)職業體育競賽活動對舉辦國(地)的外部性問題。如C.M.Mason等 [2]以英國南安普頓足球俱樂部為例，分析職業足球聯賽對該地區治安等問題產生的滋擾效應(負外部性);Richard W.Schwester[3]從地方財政角度研討職業體育場地的公共利益性質和競賽活動對創造就業、促進消費、增加人均收入水平及改善地方經濟和財政收入的影響;再如我國學者黃海燕等 [4]通過對大型賽事外部性的研究，提出對我國大型體育賽事正外部性內在化途徑的思考。

　　2)職業體育生產外部性問題，由于涉及生產要素性質的差異可以分為2類：①超級球星帶來的生產外部性問題，如Jerry A.Hausman等[5]采用計量經濟分析法對喬丹等超級球星對聯盟和其他球隊帶來收益增長的研究;David J.Berri等 [6]證實職業聯賽巨星外部性主要通過電視轉播收益增加和社會關注度增長等方式達成的。②由于球員或球隊采用興奮劑等不正當手段所帶來的外部性問題。如 J.H.Wgutnan[7]對職業體育中運動員使用興奮劑(PEDs)所產生的負外部性研究，認為該行為不僅危害競賽對手，還涉及對職業體育的損害。

　　3)職業體育分配過程存在的外部性。如George Daly等[8]對職業棒球聯盟條款的研究認為，勞動力市場保留條款可以導致職業體育分配的不均衡;Sherwin Rosen等[9]對北美職業體育聯盟產權制度帶來的收益分配的負外部性研究，指出其容易產生打壓成功者，而呵護失敗者的效應;而James Whitney[10]則從職業聯賽的壟斷性及球員分布的不均衡出發探討職業體育運動的外部性問題。此外，其他相關研究，如Dennis W.Carlton等[11]對北美職業冰球聯賽地區專屬權限制球隊分布研究中，特別重視電視轉播對外部性的影響;而我國學者鄭兆云等 [12]對我國職業體育市場中的外部性問題進行闡釋性分析與探究。

　　從上述研究可以看出：職業體育的外部性不僅包括正外部性，而且包括負外部性。總體而言，當前國內外更多關注職業體育的正外部性，而涉及負外部性的研究相對較少。當前，在我國職業體育越軌行為多發階段，專門針對諸如職業體育假球、黑哨等越軌行為的外部性研究成果目前尚未見報道，有必要進行研究與探討。

　　1.3 職業體育越軌行為負外部性及其表現

　　有關職業體育越軌行為大體可分為以下3類：1)球場不正當行為，如假球、黑哨等競賽過程行為表現;2)競賽延伸活動的不正當行為，如賭球、球迷過激行為等;3)職業體育經營不正當行為，如賄賂、隱形交易等行為。王相林 [13]、高艷麗等 [14]、王杰 [15]等相關研究分別從不同角度揭示越軌行為的危害性，顯性或隱性影響職業體育主體的正當運作，是阻礙我國職業體育良性發展的絆腳石。從經濟主體運作邏輯上看，職業體育越軌行為外部性存在于職業體育的生產過程中，屬于生產外部性范疇，具有明顯的負外部性特征。 　　對于一個俱樂部(K)而言，其收益UK=UK(X1，X2，…，Xm，Y1)[16]，該職業俱樂部的運營效益不僅取決于自身可以控制的行為效益，而且還在其他俱樂部(Y1)的控制之下。若其他俱樂部Y1采取越軌行為，就會產生負外部性，此時K俱樂部的收益可能部分被Y1〖JP3〗俱樂部竊取，則產生相對于非越軌俱樂部(K)的負外部性。由于職業體育生產收益過程對單一俱樂部(球隊)而言，大部分是外在的，而對于該職業聯賽則是內在的;〖JP3〗因此，越軌俱樂部的負外部性行為往往直接體現在職業聯賽的效用表征中，并通過該聯賽的系統效用關系表現出來，即職業體育越軌行為往往上升為對該職業聯賽的負外部性。

　　為了分析的方便，假定一個職業聯賽由a、b 2支球隊(俱樂部)構成，分別獲得Ua、Ub經營收益，則該聯賽的總收益U=Ua+Ub+Z(其中Z為球隊收益的綜合效益);因此，對于a球隊而言，Ua=U-Ub-Z。從數理角度考慮，在U和Z水平保持不變的條件下，當Ua收益上升時，Ub的收益將下降，即a球隊從聯賽獲得更多的經營收益，該收益恰恰是b球隊減少的部分。而當U和Z水平可變時，情況就復雜得多。此時若Ua上升，可能會出現15種情形，可以分為2類：1)總收益U與綜合效益Z同向變化的6種情形;2)總收益U與綜合效益Z異向變化的9種情形。職業聯賽經營實踐中，一般當職業聯賽各俱樂部經營的綜合效益(Z)下降時，總收益U水平短暫平穩和下降是常態，即聯賽經營總收益會隨聯賽俱樂部經營的整合水平下降而難以上升;另外，結合職業體育越軌行為危害性事實，則上述分析的情形僅剩3種，即：1)U不變，Z不變，而Ub下降;2)U下降，Z不變，而Ub下降;3)U下降，Z下降，而Ub不變。回到職業聯賽越軌行為實踐中，以a球隊賄賂裁判的黑哨行為為例，如圖1所示，在聯賽實力均衡和經營效益恒定的情況下，a球隊由于黑哨行為，其收益(Ua)將隨著該越軌行為的增加而增加;當黑哨行為數量達到Q〖KG*5〗2水平時，Ua將隨黑哨行為的增多而下降。其原因在于：職業聯賽在黑哨等越軌行為問題初發階段時，具有一定的社會容忍性，此時越軌行為傷害的僅是職業聯賽其他球隊或俱樂部的利益，對聯賽整體收益(U)影響不大(或幾乎無影響);而一旦黑哨等越軌行為超出社會容忍水平Q〖KG*5〗1 時，a球隊的越軌行為不僅影響了其他相關球隊的收益，而且導致社會認可度降低，聯賽吸引力下降，社會需求減少，致使整個聯賽總收益水平(U)下降(往往借助綜合效益Z達成);一旦總收益U下降幅度大于利用越軌行為從其他球隊竊取的收益，則a球隊的收益Ua也出現下滑，由此出現U的曲線先平穩后下滑，而Ua 先上升后下滑的狀況。

　　上述分析顯示：職業聯賽中越軌行為負外部性效用，主要來源于2部分內容：1)聯賽組織內的利益分配問題，即越軌俱樂部從非越軌俱樂部處竊取部分收益，未越軌俱樂部的利益受到損害;2)聯賽組織間的利益分配問題，由于越軌行為降低了聯賽的總收益，使得該聯賽與外部系統利益配備發生變化。如由于“假賭黑”現象的出現，導致喜歡中超聯賽的人數下降，而喜歡歐洲五大聯賽的觀眾增多，其結果是中超聯賽的部分收益向歐洲五大聯賽轉移。職業體育越軌行為的危害主要表現為：一方面，導致聯賽正當經營球隊利益的損害，打壓聯賽參與者的積極性;另一方面，當其達到一定程度后，導致整個聯賽總收益的下滑。

　　德姆塞茨 [17]認為，外部性是一個相對概念，不論其損益結果如何，若將其放在世界范圍看，外部性問題便蕩然無存。由于職業體育產品特性和職業體育生產過程的關聯性，使得職業體育的負外部性存在俱樂部與聯賽系統的效用分野。觀察職業體育越軌行為負外部性的視角不同于普通企業(如鋼鐵企業等)，不僅要立足于職業體育的單個俱樂部，還要關注整個職業聯賽，這顯然是有別于傳統產業企業的個別與社會視角。其次，職業體育越軌行為的負外部性影響的標的不同于傳統企業的負外部性，表現為職業體育負外部性往往通過社會大眾對職業體育的認可度和關注度的下降而達成，而傳統企業的負外部性影響更多是可以靠估量化的現實存在(如環境污染、傳染病增多等)。此外，傳統企業生產負外部性的產生更多是生產自身的附屬品，如生產鋼鐵，就必須利用自然資源，并造成一定程度對現有資源、環境的損害，若減少這種負外部性則往往會使企業受到一定程度的損害，需要企業花費額外的成本;而職業體育越軌行為的負外部性則不具有這種特征，它是可以治理的。從聯賽整體角度講，治理后的聯賽和俱樂部的經營活動會更有活力。總之，職業體育越軌行為負外部性具有自身的獨特性，并可以區別于傳統企業的生產外部性。

　　2 職業體育越軌行為負外部性產生原因分析

　　傳統有關外部性的研究大多針對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市場失靈指市場手段對某些經濟活動的調節效果不佳或無能為力，造成資源配備無效率化的現象，而政府失靈則是當市場失靈時政府采用干預手段介入市場行為，出現政府負效應、政府無能和政府缺陷等現象。事實上，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的立足點是運轉相對成熟、完善的市場，由于市場機制和政府規制的內在缺陷，出現的難以克服的功能障礙。我國職業體育緣起于我國社會轉型和體制改革，屬于一個尚處于發展中的亟待完善的競技體育職業化運行經濟體;因此，從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角度探尋我國職業體育越軌行為外部性產生的原因顯然是不合適的。

　　由于我國職業體育市場機制缺乏、市場發育不成熟，加之我國體育體制改革尚處于待完善之中，我國職業體育越軌行為外部性產生的原因在于市場缺失和政府越位的共同效果。所謂市場缺失表現為在經濟體制轉軌時期，市場機制發育不全，非經濟因素左右經濟決策和市場主體的經營活動，造成資源配置無效率或利益損害。而政府越位是經濟體制轉軌時期容易產生的一種非理性政府行為，往往表現為政府對經濟干預過度，即政府調控范圍和力度過大，超出了彌補市場缺失和維持市場機制正常運行的合理需要，對市場機制的建立和市場機制功能的正常發揮起阻礙作用[18]。我國職業體育的市場缺失主要表現為：職業體育市場法律法規不健全、產權不清，市場秩序比較混亂，職業體育經濟主體作用不明等。政府越位則主要表現為：我國職業體育主管機構(管理中心)的性質不明，職業體育主體受到行政干預與控制過多，甚至直接插手俱樂部的具體生產經營管理活動，職業體育管理官員公權膨脹、腐敗嚴重，職業體育行政調控市場手段單一、僵化等。其原因在于我國職業體育建設時間不長，原有“舉國體制”影響深遠，政府職能未得到根本轉變，新的機制與制度還不完善，沒有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職業體育運行體系。在此背景下，職業體育缺乏足夠的約束機制，越軌行為負外部性效用顯得尤為突出。 　　選取我國職業足球的產權問題為例進行分析。在經濟性視域中，產權制度的完善與否與市場缺失與否直接相關。競爭市場要求價格機制作為解決市場問題的核心，即要求2個球隊(俱樂部)之間通過交易與信息傳達完成經濟互動，俱樂部通過成本與收益的權衡進行市場運作，這必然涉及產權制度。Coase[19]認為，在完全產權背景下，企業可以通過市場運作完成資源配備和市場約束。產權問題實質是基于市場效益自發運作的最優化(帕累托最優)而來的。試想，當一足球俱樂部在無法自身實現盈利而不得不依靠母企業或政府補貼生存的模糊產權狀況下，假定該俱樂部在中甲聯賽單賽季可以獲得各方投資2 000萬元，當其升入中超時，則可以獲得3 000萬元，這時俱樂部通過假球等一切越軌行為都是可行的，只要其花費不超過1 000萬元就是值得的。另外，當前我國職業聯賽的產權問題還涉及聯賽管理層與俱樂部之間的產權之爭問題(足球聯賽尤為突出，因為唯有該聯賽俱樂部名義上真正實現公司化運作)。當職業聯賽的產權屬于具有半政府行為的管理中心時，則職業聯賽就形成“公地問題”，俱樂部生產過程的負外部性就成為一種類似對公共物品的消費，而通過越軌行為來“搭便車”是實現自身效益最大化的優化手段，即政府越位的負面性出現。

　　3 職業體育越軌行為負外部性的治理

　　3.1 職業體育越軌行為負外部性治理成本與越軌行為水平關系分析

　　研探職業體育越軌行為外部性的治理特殊性問題，必須回到上述有關a球隊收益Ua的分析上。如圖2所示，在追求利潤最大化的背景下，a球隊會沿用越軌行為直到其數量達到Q2水平時，此時對于球隊而言，其越軌行為的邊際收益為零，即該球隊無法從越軌行為中謀求利益，該水平指無干預背景下的市場自發運作越軌行為最大化水平點。從經濟學的角度講，Q2水平以外的越軌行為是不存在的(因為俱樂部或球隊越軌行為給自身帶來收益損失時，俱樂部會自行停止該行為)。事實上，對于職業聯賽而言，達到市場自發越軌行為最大點是不現實的，任何一個聯賽的監管層都無法容忍聯賽如此運作，必然會采取一系列措施去治理該越軌行為。當然，該越軌行為治理活動要花費一定的成本。當越軌行為的邊際收益等于越軌行為治理邊際成本(即Q1點)時，從聯賽角度講，越軌行為達到最大容忍點。在Q1 點以內的水平，聯賽治理越軌行為的成本要小于收益。在Q1點以內的水平，聯賽的總收益U不受越軌行為數量的影響，通過治理越軌行為可以使得聯賽的經營活動更加符合規范，獲得更好的社會認可度和關注度，從而提高經營效益。而隨著越軌行為的增加(在Q1、Q2之間水平)，聯賽越軌行為的治理成本將大增;因為在該水平上治理越軌行為一方面要完善聯賽組織內部運作的利益分配，另一方面則要彌補因越軌行為負外部性給聯賽整體收益帶來的影響，無形中會增加聯賽的運行成本。

　　上述結論提示，職業體育越軌行為負外部性的治理成本存在隨越軌行為數量的變化特征。該特征的意義在于：針對不同越軌行為水平的治理具有差異性。在Q1點以內的水平，治理負外部性導向與促進職業聯賽中各俱樂部之間利益分配問題，屬于組織內部效應的組合優化。而一旦越軌行為數量超出Q1點的水平，則增加了聯賽整體效益變化的重任，這無疑對職業體育越軌行為治理提出更高要求。

　　3.2 職業體育越軌行為外部性的治理策略分析

　　對外部性的治理，傳統微觀經濟學的解決方案主要有基于庇古定理的征稅和補貼方法、基于產權理論的市場討價還價及許可證方法、基于政府管制的強行干預方法，以及基于成本理論的組織內化途徑等。事實上，這些方案指向的是競爭市場的恢復，即消除市場的無效率競爭問題，其潛在的假設是市場是完善的成熟的。如以產權理論為基礎的手段應用時就有如下限定：1)產權界定必須清晰;2)產權交易成本為0;3)市場主體必須公平競爭――否則就會影響治理效用 [20]。誠如前文所述，我國職業體育越軌行為外部性的產生更多是由于市場缺失和政府越位引起的，簡單套用這些方案顯然是不適的。此外，職業體育越軌行為不同于傳統產業問題(如污染等)，無法通過產權進行交易行為，即傳統方案中基于產權和補貼(稅收)的方法是不適合職業體育越軌行為負外部性治理的。這也意味著，我國職業體育越軌行為外部性的治理應從我國職業體育實際出發，滿足其特殊要求。

　　如圖3所示，對于一個職業聯賽而言，若定義其需求線為 MR，整個職業聯賽總成本為MSC，而越軌俱樂部成本曲線為MPC，越軌行為多發后，聯賽需求線為MR1，則由越軌行為導致資源配備狀況，可以推得越軌行為負外部性效用為ABC+ABFE所涵蓋部分。其中：前者是由于越軌行為致使的聯賽內部效用的重新分配部分，從理論上由聯賽內除去越軌俱樂部以外的俱樂部所承擔;后者則是由于越軌行為導致整個聯賽總效用U的下降部分，由包括越軌俱樂部在內的所有俱樂部共同承擔。從市場機制角度講，職業體育內部通過獎懲、產權、利潤等市場激勵機制所能治理的僅是ABC所涵蓋的部分收益。而越軌行為引起的聯賽需求線左移則需要依靠組織內化來實現，即組織機制治理途徑可以解決 ABFE所涵蓋部分的收益。當然，職業體育越軌行為負外部性解決途徑中，制度必須完善，離開制度體系的外部性治理就脫離根基，無所憑據。此外，對外部性的治理還需要重視社會化機制的作用。

　　3.2.1 市場機制治理策略

　　在完備的市場經濟秩序中，利潤導向總是傾向于反映市場參與者的偏好。針對我國職業體育市場缺失的狀況，從市場角度入手，培育具有公正秩序的市場，充分發揮市場機制作用，為市場自由競爭和優勝劣汰機制創造環境條件，并借此壓制不正當的越軌行為發生。當由于約束機制不完善，外部收益的存在扭曲了市場主體的偏好。外部性是一種經濟行為對另一種經濟行為的非市場性附帶影響，涉及不同俱樂部在經營活動中成本投入和效用獲得不對稱;因此，從市場成本收益角度講，將越軌俱樂部的越軌所得變為其成本的一部分可以改變越軌俱樂部的越軌決策，從而達到消除越軌行為外部性，實現治理越軌行為的目的。具體可以利用懲罰性措施(如罰分、罰款)、押金返還制度等手段，使越軌俱樂部的成本增加，降低越軌博弈獲利概率。 　　3.2.2 制度機制治理策略

　　外部性理論源于人們對自由市場經濟的運行機制及其缺陷的認識，傳統的外部性治理方案都是或多或少依靠政府出面，以懲罰措施、制定標準、公布禁令等強制性手段對外部性影響的制造者進行規制。任何強制性手段的實施都要有所依托，該依托必須是明文的制度規定。職業體育本身就是依靠社會契約形式聯系的競爭和合作共同體，該共同體的存在和發展依靠一系列規章制度，如聯賽競賽規則、俱樂部注冊等相關制度體系，這些體系是職業體育得以存在的前提;因此，我國職業體育越軌行為外部性治理必須完善制度體系。

　　我國職業體育越軌行為負外部性產生的根本原因是市場缺失，其中市場缺失的核心又在于制度缺失。從治理越軌行為負外部性角度講，當前完善我國職業體育制度體系首要是建構完備的產權制度體系，明確職業俱樂部的權、責、利、害，規范其主體的法律地位。如若離開產權制度，即使相關職業俱樂部出現越軌行為，也無從治理。其次，需要完善我國職業體育的監管制度。職業體育越軌行為往往具有隱蔽性，需要有專門的完備監管和處理制度體系，而不能僅停留在紀律委員會的機構設置層面。此外，制度體系的完善中還涉及制度執行問題。再好的制度，如果不嚴格執行，也就成為一種擺設。離開制度執行力的強化，越軌行為負外部性的治理也無從談起。

　　3.2.3 組織機制治理策略

　　站在經濟社會問題視角下，外部性實質上是市場運行過程中，獨立行為主體之間相互作用的結果，圍繞這種交互作用的是主體追求自身權利最大化，并經常致使社會成員之間出現利益沖突與協調的復雜關系。從這種意義上講，外部性的出現與組織缺失和不完善、政府職能介入程度有關;因此，完善我國職業體育運行主體的組織結構，轉換行政干預的職能范圍，可有效治理越軌行為，消除其負外部性。

　　組織解決途徑就是通過職業體育組織合并，使原本相對于越軌俱樂部而言的外部成本，變為產業聯盟的內部成本，形成類似北美的職業體育聯盟模式。在職業體育聯盟中，聯盟就可以根據越軌行為的影響程度進行內部規制。舉例來說，當聯盟中越軌行為數量達到Q1、Q2水平時，聯盟就可以對越軌俱樂部(球隊)進行歧視性的利益分配和追加高額處罰手段，使得越軌俱樂部的越軌成本增加為其竊取自其他俱樂部的收益和對聯盟總收益影響部分之和。其中前者可以分配給受影響的非越軌俱樂部，后者則可以用于聯盟整體營銷手段的開支，并借此提升聯盟收益，重新達到U的水平。

　　3.2.4 社會化機制治理策略

　　具有后發特征的我國職業體育越軌行為的治理還需要結合社會化機制。社會化機制不同于上述市場經濟與政府行政策略，通過道德教育的社會準則規范效應和社會組織的外界監督作用達成。生產者的自我道德約束可以使其避免采取導致負外部性經濟效應的行為，或者生產者基于道德的追求而增加能產生正外部性經濟效應的經濟活動[21]，即道德可以約束職業體育市場行為者的行為，使他們在意自己的行動后果，發揮良心效應。而社會組織，特別是媒體和球迷組織的輿論監督作用具有相似的功效。事實上，當前我國職業體育運作中社會化機制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沒有有效規范職業體育從業人員的道德修養，也沒有有效激活和發揮媒體組織、球迷組織等相關組織作用，理應得到重視。

　　4 結束語

　　職業體育越軌行為外部性，區別于傳統行業的外部性，屬于生產環節的負外部性，具有較強的危害性，嚴重制約了我國職業體育的健康發展。我國職業體育越軌行為的負外部性是市場缺失和政府越位造成的，強化我國職業體育市場培育，促進中國特色職業體育的形成是治本之計。鑒于當前我國職業體育越軌行為多發狀況，結合其外部性的特殊顯現規律，通過市場經濟、政府行政和社會化策略可改善職業體育市場運作，消除其負外部性。當然，在外部性治理過程中，也要防止因越軌行為外部性的治理而使得腐敗、尋租或為利益集團謀利行為的發生，對我國職業體育發展造成二次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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