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將供應商參與、客戶參與、跨部門參與納入一個統一的框架，通過實證分析，檢驗了由三者組成高階、多維構念―協作能力的存在性;研究了協作能力對企業技術創新類型的影響，并進一步分析了環境動態性的調節作用。結果表明：利用協作能力分析供應鏈參與對創新的影響，較直接分析其對創新的影響得到的結果更全面、更符合實際;協作能力正向促進企業的技術創新;環境動態性正向調節協作能力與突破式創新的關系。

　　關鍵詞：項目管理論文,協作能力,突破式創新,漸進式創新,環境動態性

　　Collaborative Competence in Supply

　　Chai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Its Effects

　　LONG Yong， ZHOU Jing

　　(Economics and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30)

　　Abstract：This paper models firms abilities to collectively collaborate with suppliers， customers， and cross-functional team as collaborative competence， and examines its existence and its effect on innovation types， moreover，studies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environmental dynamism.Results show that analyzing supply chain involvement impact 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hrough collaborative competence is more comprehensive and practical than direct.Collaborative competence significantly promote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Environmental dynamism positively moder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llaborative competence and radical innovation.

　　Key words：collaborative competence;radical innovation;incremental innovation;environmental dynamism

　　1 引言

　　技術創新是企業生存和發展的動力源泉，主要包括產品和工藝創新，一直以來都受到學者和企業家的共同關注。它強調企業既要充分利用現有能力，又要不斷探索新能力。創新同時伴有風險，并且多數創新企業由于自身資源的相對匱乏及研發力量的薄弱，難以獨力實施創新，尤其是突破式創新，所以越來越多的企業選擇合作的形式以充分利用外部資源。供應鏈企業間的合作創新作為供應鏈協同的一種形式，也是當前企業間戰略聯盟的重要形式之一，它將供應鏈上下游的供應商、制造商、用戶等共同包含在創新過程中，大大提高了企業的協同創新能力[1]。供應商和客戶是企業技術創新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2]，能夠顯著地促進創新績效[3]。因此，研究供應商、客戶等參與技術創新具有一定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目前，多數學者是從產品創新中新產品開發的角度研究供應商和客戶參與，而對供應商、客戶參與工藝創新方面的研究較少，并且學者們對供應商、客戶、跨部門參與創新的研究多是分開進行的，未將三者納入一個統一的框架，這樣可能會忽略三者基于互補性產生的協同增效效應，從而得到不正確的結論[4]。對于供應鏈核心企業而言，供應商和客戶共同參與企業的技術創新活動，此過程中是否真的會由于互補性而形成較單種參與更有價值的協同合作能力?本文將對這一問題進行探究。不同節點的供應鏈成員參與創新形成的協同合作能力不同，并且不同的創新對能力的要求也不一樣。因此，供應鏈協同合作能力對不同創新的影響可能并不相同。資源基礎觀和權變理論的研究表明資源和能力是保證創新成功的重要條件，它們的應用環境對價值有深刻影響[5]。所以，在不同的動態環境下，供應鏈協同合作能力對創新的作用效果也可能是不同的。本文通過構建兩個結構模型，對比研究了供應商、客戶、跨部門參與對技術創新的直接作用，以及三者通過形成協作能力對技術創新的協同作用，著重闡述了協作能力對不同類型創新的影響及不同動態環境下該影響是否存在差異。

　　2 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2.1 協作能力

　　由于資源限制、風險增加，企業很少獨自進行創新，更趨向于同供應商、用戶、大學、科研機構等合作創新。企業進行合作的能力是創新成功的關鍵[6]。有大量的文獻對供應鏈上下游企業之間的協同創新進行了研究[7，8]�？傊�，供應商、客戶、跨部門等三個層面的參與可以從縮短開發周期、提高產品質量、降低成本、增強創新成功的可能性等方面提高企業的創新能力。

　　本文基于資源基礎和互補性理論構造概念框架。資源基礎觀認為某種對于企業是競爭優勢的資源是競爭對手所沒有、難以被模仿和復制的，且對企業績效有正向促進作用，整合企業內外部資源的能力是企業重要的競爭優勢[9]。許多研究表明了企業在創新過程中利用外部資源的重要性[2]。根據資源互補性理論，資源的有效組合可以產生協同增效價值。當一種資源由于另一種資源的存在而擁有比其單獨存在更高的價值時，這些資源之間就有互補性[10]。自20世紀90年代供應鏈協同被提出以來，供應商和客戶參與對企業創新管理的戰略性作用便得到學者們越來越多的關注，重要性得到了普遍認可。供應鏈協同創新涉及了供應商參與、客戶參與、跨部門參與，并且這三個層面不是孤立，而是相互依賴的。企業內部跨部門之間的合作整合可以從組織能力、信息共享、戰略合作等方面促進企業同外部供應商、客戶建立協同合作關系[11]，企業內部跨部門參與同供應商參與和客戶參與正相關，內部參與能力可以提高外部參與能力[8]。Mishra和Shah認為在新產品開發中同時包含供應商、客戶和內部跨部門參與會產生協同增效效應，比只涉及一種形式的參與更有價值[4]。因此，本文認為供應商參與、客戶參與、內部跨部門參與之間存在互補性，本文結合動態能力的觀點，用“協作能力”表示這種協同增效效應，提出如下假設： 　　H1：協作能力是由供應商參與、客戶參與、內部跨部門參與組成的二階、多維構念。

　　2.2 協作能力及各維度對不同創新的影響

　　關于供應鏈成員參與創新方面的研究多是基于新產品開發績效的角度，而對供應鏈參與和不同創新匹配方面的研究較少。盡管如此，也有學者意識到創新類型(創新強度不同的視角)在供應鏈參與中的重要作用[12]，并且實踐中很多企業都是基于創新類型來決定供應鏈參與的策略選擇。按照創新強度的不同，技術創新可以分為突破式和漸進式創新，也有學者稱突破式創新為激進性創新、顛覆性創新或非連續性創新，稱漸進式創新為漸進性創新、維持性創新或連續性創新。突破式創新是一種大幅度、激進、不連續的創新行為，目的是尋找新的可能性，如研發新產品、開辟新市場、發展新的分銷渠道、為新的消費者群體提供服務等。漸進式創新是小幅度、漸進、連續的創新行為，旨在通過對現狀的改進而獲得發展，如改進現有產品的設計，拓展現有的知識和技能，擴張、豐富現有的產品線，提高現有分銷渠道的效率，為現有顧客提供更優質的服務等。相比突破式創新，漸進式創新的風險較小。國際創新研究與實踐表明：企業同領先用戶合作可以促進突破式創新，同主流用戶密切聯系利于獲取漸進式創新。實證研究表明：顧客參與和新產品創新性之間存在著正向關聯關系[13]，供應商參與會促進新創企業的突破式產品創新[14];侯吉剛等研究了供應商參與時機對制造商產品創新模式的影響[15];李隨成等深入分析了供應商參與對企業突破式創新的影響[16];Love和Roper揭示了內部跨部門參與在促進創新方面的價值[17]。因此，無論漸進式創新還是突破式創新都要根據需求對資源進行調整，而協作能力的提高有利于企業完成對資源的調整，從而有利于創新的開展[18]。因此，通過供應鏈聯盟，供應商、客戶和核心企業共同參與創新形成較強的協作能力，可以促進突破式和漸進式創新的成功，故提出如下假設：

　　H2：協作能力正向促進企業的突破式創新。

　　H2a：供應商參與正向促進企業的突破式創新。

　　H2b：客戶參與正向促進企業的突破式創新。

　　H2c：跨部門參與正向促進企業的突破式創新。

　　H3：協作能力正向促進企業的漸進式創新。

　　H3a：供應商參與正向促進企業的漸進式創新。

　　H3b：客戶參與正向促進企業的漸進式創新。

　　H3c：跨部門參與正向促進企業的漸進式創新。

　　2.3 環境動態性對協作能力與創新關系的調節作用

　　環境是企業生存和發展的場所，作為重要的權變變量，在有關創新方面的研究中一直受到學者們的關注。環境不確定性涵蓋了動態性、敵對性、復雜性等方面，而動態性和敵對性是最基本的兩個特征。變化快、不穩定、不確定是目前我國企業經營環境的主要特征，所以，本文主要研究環境動態性對協作能力和創新關系的影響。環境動態性是指企業所處環境中環境要素變化的速率和不可預測性，主要表現為技術更新加快、產品生命周期縮短、顧客需求頻繁變化、材料供應不斷波動等。環境動態性增大了創新失敗的風險，降低了經營者對市場需求、資源供應和動態能力作用效果估計的準確性。在動態環境下，企業要保持競爭優勢就必須具備較強的調整能力和應變速度。因此，環境動態性越強，越需要構建協作能力，故提出假設：

　　H4：環境動態性和企業協作能力正相關。

　　目前，直接探討環境動態性對協作能力和不同創新關系調節作用的研究還較少。基于資源的觀點和權變理論的研究表明，資源、能力的作用效果受所處環境的影響[5]。Jansen等認為環境動態性對突破式創新的調節作用是正向的，對漸進式創新的調節作用是負向的[19];而李憶和司有和的研究發現環境動態性對兩種創新的調節作用并不明顯[20];漸進式創新與企業現有產品、工藝、技術的相關性強，創新幅度較小，對新資源和新能力的要求不高。當環境動態性較低時，企業很容易通過協作獲取所需的資源、能力;即使環境動態性較高時，企業仍然可以通過小幅度的調整來滿足需要。因此，動態性較強的環境與較弱的環境相比，協作能力對漸進式創新的作用效果差異不大。而突破式創新通常是在新技術領域或新的市場環境下探索新工藝、開發新技術、開拓新市場，創新幅度較大，需要獲取較多新資源、構建較強新能力，或者對已有資源進行較大幅度的調整。當環境動態性低時，外部環境變化緩慢，企業對于獲取新資源、構建新能力的速度要求不高。當環境動態性高時，企業為適應快速變化的市場需求、技術更新，必須快速獲取新資源，構建新能力來實現突破式創新[18]。因此，環境動態性增強時，協作能力的作用效果會更加凸顯。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H5：環境動態性正向調節協作能力與突破式創新的關系。

　　H6：環境動態性對協作能力與漸進式創新關系的影響不顯著。

　　綜合上述理論分析和假設，構建本文的研究框架如圖1所示：

　　圖1 研究框架

　　3 研究設計

　　3.1 樣本與數據收集

　　本文的樣本來自2012年7～9月對重慶、深圳中小企業參與供應鏈協同創新情況的考察和調研。選擇該地區調研是因為重慶和深圳是我國中小企業較為集中，且發展較好的地區。本次調查共發放問卷500份，回收254份，剔除數據缺失、填寫前后矛盾等無效問卷36份，最終獲得有效問卷218份，有效回收率為35.8%。

　　3.2 變量測度

　　協作能力的衡量是通過對供應商、客戶和跨部門參與等指標的測度完成的，主要從參與時機和程度兩方面對三種參與進行度量[21]。創新類型的測量主要借鑒Jansen[19]的研究，并結合本文的研究目的和我國企業實踐的特點進行了預試和修正，主要從產品、服務、技術和管理等方面進行度量。環境動態性的測量采用李大元和項保華的成熟量表[22]。 　　企業規模是影響企業行為和決策的重要變量，可以影響創新方式，企業規模越大，就越有較多資源可以投入到創新中[23]。企業發展階段對創新方式的選擇也有明顯的影響[24]。據此，本文把企業規模、發展階段作為控制變量在回歸分析中加以考慮。其中，企業發展階段分為成長期、初創期，構造0和1兩變量測度。

　　3.3 樣本的信度與效度

　　在信度方面，本文用Cronbachs α系數、修正項目總相關CITC和因素累計解釋量進行評價(見表1)。各變量的α值均大于0.8，說明各因子具有良好的內部一致性，各變量的CITC值均大于0.5，因素累計解釋量均大于60%，表明本量表信度較好，能夠進行進一步的分析。在效度檢驗方面，由于本文所依賴的量表主要借鑒過去學者相關的研究問卷，根據試測的結果進行了部分修改，并經由相關學者專家認定，所以本問卷具有一定的內容效度。但考慮跨文化等因素的影響以及本文研究的適用性，仍以驗證性因素分析來檢驗量表的建構效度，擬合指標為：χ2/df=1.155，RMSEA=0.027，CFI=0.986，NFI=0.907，GFI=0.896，IFI=0.986，TLI=0.985。其中GFI的值略低于0.9的標準，其他指標均達到可接受范圍。整體而言，模型擬合結果良好。各變量的因子載荷系數顯著，表明各因子變量具有良好的建構效度。

　　4 實證分析

　　本文利用結構方程模型檢驗假設H1、H2、H2a、H2b、H2c、H3、H3a、H3b、H3c，利用多元回歸分析檢驗假設H4、H5、H6。原因是：結構方程模型具有可以同時處理多個因變量、容許自變量和因變量含測量誤差、容許更大彈性的測量模型等優點。此外，本文要對環境動態性的調節作用進行分析。雖然也可通過分組線性結構方程模型、加入乘積項的結構方程模型等對調節效應進行處理，但這些處理方式還存在爭議，如：需較強的假設、缺乏穩健性、需引入大量的約束條件而可操作性差、需極大的樣本量等[25]。本文的有效樣本僅218個，不滿足結構方程多群組分析的樣本要求。

　　4.1 描述性統計分析

　　對研究假設進行檢驗之前首先對各變量進行了簡單的描述性統計。由表2可知研究變量之間的相關性比較顯著。

　　4.2 供應鏈參與維度結構的競爭模型分析

　　由表3可知：一階因素和二階因素模型的卡方值及各

　　項擬合指標均相同，且達到較好的接受水平。當兩個嵌套模型的卡方值和擬合指數相同時，可以通過檢驗測量模型中一階與二階因素之間的載荷系數是否顯著，以及一階和二階因素模型的路徑系數的顯著性來選擇較優的

　　模型[4，26]。

　　由圖3知，模型中二階因素同三種參與之間的因子載荷均非常顯著，且包含二階因素的互補效應模型的路徑系數顯著并優于直接效應模型(由4.3部分知)。這說明三個層面的供應鏈參與之間確實存在互補性，所以用二階構念“協作能力”表示供應鏈協同合作能力是較好的處理方式，故假設H1得證。因此，本文用包含二階因素的互補效應模型檢驗所提出的假設H2和H3。

　　4.3 結構模型分析

　　互補效應模型把協作能力構建于一階因素協方差的模式上，以較少的參數更簡約地解釋了協方差。

　　由圖4知，供應商參與顯著地正向促進企業的突破式創新，但對漸進式創新的影響不顯著，故假設H2a得證，H3a未得證;客戶參與顯著地正向促進企業的突破式

　　創新，而同漸進式創新的關系并不顯著，故假設H2b得證，H3b未得證;跨部門參與對突破式創新的影響不顯著，對漸進式創新的影響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是顯著的，故假設H2c未得證，假設H3c得證。

　　圖5 互補效應模型及路徑系數

　　由圖5可知：各指標對一階因子、一階因子對二階因子均具有較強的解釋性。模型中，供應鏈上下游成員共同參與形成的協作能力與突破式創新之間的路徑系數為正且顯著(0.763***)，說明協作能力正向促進企業的突破式

　　創新，即協作能力越高，企業進行突破式創新越容易。因此，假設H2得證。同理，協作能力和漸進式創新之間的路徑系數為正且顯著(0.244**)，說明協作能力正向影響企業的漸進式創新，所以，假設H3得證。此外，協作能力

　　與突破式創新之間的路徑系數值大于與漸進式創新之間的路徑系數，說明協作能力對突破式創新的促進作用大于漸進式創新，間接表明進行突破式創新更需要協作能力的支持。

　　表3是兩個模型的整體擬合結果。比較可知：互補效

　　應模型確實優于直接效應模型。首先，直接效應模型的部分擬合指標未達到可接受范圍，如NFI、GFI小于0.9的可接受水平，而互補效應模型的各項擬合指標均優于直接效應模型，且達到較高的可接受水平;其次，直接效應模型的6個路徑系數中只有3個是顯著的，這與已有文獻的研究結果不一致，從而間接表明互補效應模型更優。

　　4.4 環境動態性同協作能力的關系及調節作用

　　假設H4認為環境動態性越強，越需要協作能力支持。由表4可知，環境動態性和協作能力之間的β值為0.352，該系數為正且顯著，說明環境動態性和協作能力正相關。因此，假設H4得證。

　　模型M1是控制變量的回歸模型。企業發展階段的系數為正且顯著，說明初創階段與突破式創新正相關。由模型M4知，協作能力和環境動態性交互項的回歸系數為正且顯著，R2的改變量為0.032，說明環境動態性對協作能力和突破式創新的關系有顯著的正向調節作用，假設H5得證。

　　從模型M5可以看出：企業發展階段的系數為負且顯著，說明初創階段同漸進式創新負相關，故發展期的企業更傾向于進行漸進式創新。模型M8中，協作能力和環境動態性的交互項系數為負但不顯著，R2的改變量為0.005，說明環境動態性對協作能力和漸進式創新關系的調節作用不顯著，假設H6得證。 　　5 結論、啟示及展望

　　本文基于資源基礎理論、互補性理論和創新理論研究了供應鏈成員共同參與形成的協作能力對創新的影響，分析了環境動態性對這種影響效果的調節作用。結果表明：①供應鏈成員參與之間由于相互依賴性而存在協同增效效應，利用二階結構―協作能力對供應鏈參與進行研究得到的結果更全面和真實;②協作能力正向促進企業的突破式創新和漸進式創新，并且對突破式創新的促進作用大于漸進式創新，這一發現驗證了一些學者的觀點，即進行高水平創新(如R&D)的企業更傾向于同外部伙伴合作，為創新而合作的程度取決于企業的類型及創新的水平[27]，所以相比漸進式創新，突破式創新更需要較強的協作能力;③環境動態性越強，越需要協作能力的支持，此時，協作能力對突破式創新的促進作用越明顯，而對漸進式創新促進作用的變化不大;④企業發展的生命周期對創新方式的選擇有顯著影響，初創期的企業傾向于采用突破式創新，發展期的企業趨向于實施漸進式創新。

　　本文部分研究假設未得到支持，原因是：分開研究不同節點的供應鏈參與對創新的影響，得到的結果可能不穩定和不全面，將納入統一的理論框架進行研究更準確;本文的樣本主要來自重慶和深圳地區的中小企業，中小企業的特點使得他們更傾向于同外部的供應鏈成員合作增強競爭力，故表現出較強的協同效應，不適宜分開研究供應鏈成員參與對創新的影響;漸進式創新的創新程度低，對外部資源的需求少，所以使得供應商、客戶參與對漸進式創新的促進作用不顯著。

　　本文的創新之處在于：將供應商、客戶和跨部門參與納入同一理論框架，構建了由供應鏈成員參與形成的高階、多維構念“協作能力”，實證檢驗了作用效果不僅包含了三種參與各自產生的增效效應，還包含了他們基于互補性形成的協同增效效應，克服了分別研究會忽略此協同增效效應的缺點。本文對企業管理者有效引入供應鏈成員參與創新有一定的啟示：企業應當根據自身所處的生命階段、所處環境的動態性等特點確定與發展相適應的創新方式;針對企業確定的創新目標，選擇不同節點的供應鏈成員參與合作，如企業在進行突破式創新時就要更多地考慮同供應鏈伙伴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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