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和諧社會的經濟基礎――利益共同體》一文中，高健先生肯定了利益以及后文即將提到的利益共同體的重要性，同時也說明了利益以及利益的分配是如何影響社會運動變化的運行過程。

　　摘要：一切社會關系都是利益關系的體現。擁有共同利益的人，我們稱之為利益共同體。城市利益共同體具有其層次性和復雜性，在“隧道效應”和“海倫效應”的作用下，深刻地影響著城市社會的發展。

　　關鍵詞：企業管理類國家級刊物,利益共同體,海倫效應,隧道效應,城市社會問題

　　一、關于利益的認識

　　馬克思說過：“人們奮斗所爭取的一切，都同他們的利益相關。”[2]利益乃是個人乃至社會最基本的需求，也是個人及社會追求的最終目標和目的。古往今來，人類的一切行為活動都在追求利益和為利益所驅使的范疇之中。

　　二、利益共同體

　　雖然個人的利益并不完全一致，也不可能完全一致，然而，不同背景條件下的人們，也可能會有利益上的交集，而這種利益的交集就是他們的共同利益。擁有共同利益的人，我們稱之為利益共同體。利益共同體與利益群體是同一個概念，卻絕不完全等同于利益集團和利益共容體。利益共同體不必具有利益集團的組織性，在內涵上更加的寬泛，事實也確實可以證明，即使是不同地域不同組織的人們也可以是利益共同體。利益共容體亦是一種因利益關系而建立的組織，[3]和利益共同體同樣有明顯的區別。

　　三、城市利益共同體

　　城市利益共同體大致可分為兩類。一類是總體利益具有一定差異性但在某些方面又有利益的一致性的個體自發組成的利益共同體。一類是在政府或某些組織的引導和推動下，具有某種相同利益要求的個體組成的利益共同體。城市的利益共同體因為存在利益觀念及追求上的巨大差異，其種類和數量也是極為的復雜和龐大。

　　城市，作為它自身的利益共同體，在它的系統內部，必然又能分解出許多的較小的利益共同體;在這些較小的利益共同體內部還可以繼續分解出更多更小的利益共同體。城市利益共同體猶如一座金字塔，居于頂端的只有城市利益共同體，中間的是它的次一級利益共同體，數量開始增多，如此層層演化，而基于最底端的基礎利益共同體不僅級別低，且數量最多。

　　每一利益共同體都有它的自身服務屬性，同時，也兼具著它為上一級共同體所隸屬組織服務的屬性以及為整個社會服務的屬性。城市利益共同體之間或有明確的邊界，或有交叉的部分，邊界性是它們彼此區分的標志，交叉的部分是它們進行合作的基礎。城市利益共同體之間是相互對立統一的關系。

　　由于城市社會結構的復雜性，利益共同體的評價標準不一樣，必定會導致所劃分出來的利益共同體千差萬別。比如，根據居住條件，可以將某個社區的居民分為本地常住居民和外來務工人員;又可根據職位、階層，將其分為高級管理人員和普通居民。

　　四、城市利益共同體的應用

　　針對城市社會現象和社會問題，不同的學科會得出不同的解釋。如果要用利益共同體的角度來解釋，那么莫過于利益分配的不公，這里，為方便論證，先引入 “隧道效應”的理論。

　　美國經濟學家赫希曼和羅斯切爾把“隧道效應”用來解釋收入差距對人們幸福感的影響。即不公平的社會財富分配機制會加劇社會群體的躁動。[4]社會問題來自于社會矛盾，社會矛盾的突出表現是為城市的社會矛盾，而城市社會矛盾實質上就是城市生活中的人際關系矛盾，而人際關系就是利益關系，兩者的主體相同，因而，城市社會矛盾的根源就是城市的利益關系結構。城市社會問題來自于社會財富的分配，而社會財富的分配機制，就是城市社會利益共同體彼此角逐的階段性結果。對整個城市社會來說，利益共同體是社會結構的物質基礎。要想妥善地緩解城市社會問題，就要在此基礎之上將社會成員的共同利益最大化，在合理的利益分配制度和健全的競爭合作機制的前提下，不同的利益共同體之間展開各種合作以期達到互利互惠的效果。

　　我國政府在城市社會的方方面面，無論是經濟、政治還是文化生活，都扮演著守護者和引導者的重要作用。這就要求政府在城市社會的治理方面綜合運用各種經濟的和行政等手段，積極調節不同利益共同體之間的矛盾，盡量做到防患于未然。與此同時，政府還要根據社會實際，相應的調整社會財富的分配：既要體現社會財富分配的公平，又要實現財富分配機制對勞動的巨大刺激作用;既要使為社會做出較大貢獻的杰出人士獲得相應的回報，又要讓利于那些更具有迫切需要的利益群體。總而言之，利益的杠桿效應深深根植于社會的每一個層面，政府只有解決好城市中不同的利益共同體之間的利益關系，才能保證整個城市社會和諧、健康的發展。[5]

　　另一方面，它也提醒著我們特別是政府部門，在城市社會中，也存在著“海倫效應”或稱之為“蜂巢效應”。

　　古希臘神話中的希臘聯軍攻打特洛伊城的起因僅是特洛伊的克里斯王子拐走了斯巴達國王的妻子海倫。這件事情卻被希臘諸城邦認為是整個希臘的恥辱，要求共同討伐特洛伊。筆者將其稱之為“海倫效應”。這如同戳到蜜蜂的巢穴會引起蜜蜂群體攻擊一樣。

　　利益共同體中的人與人之間都有天生的同情和他我角色轉換心理。一種對于利益共同體中的某一個人的傷害可能會引起整個利益共同體的同情并假設那人即是我的類似于兔死狐悲的設想，導致他們群體性的反抗乃至攻擊。這便是我們城市社會中出現的“海倫效應”。

　　個人間的利益沖突不可怕，可怕的是群體間的利益沖突。這就警戒我們的政府工作者，制定政策或要付諸一項行動，不能只考慮某一個人，而是將他所屬于的整個利益共同體當作考慮的對象。否則，政府部門的一個小小的決定，可能引起的連鎖反應就會按照海倫效應的軌跡演化成整個城市社會的動蕩和混亂。

　　參考文獻

　　[1] 高健. 和諧社會的經濟基礎―利益共同體[J].生產力研究，2006(6).

　　[2] 馬克思、恩格斯北京：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3] 汪波.利益共容體、比較制度優勢與制度變遷[M].黑龍江：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