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蔣介石在中國現代史上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深刻地影響了我國的歷史走向和抉擇。要想探明蔣介石的歷史地位與作用，可以通過國共合作的關系演變著手。本文正是通過分析蔣介石對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態度轉變，揭示出其階級屬性與政治政策方向，為探究其歷史作用奠定基礎。

　　[關鍵詞]教師論文投稿,第一次國共合作,態度轉變,歷史作用

　　蔣介石是中國現代史上舉足輕重的人物，深刻影響了近現代中國的歷史走向。曾經有人形象的指出：中國近代史主要表現為兩個強人之間的爭斗史、斗爭史，這兩個強人便是毛澤東和蔣介石，由此可見蔣介石在中國近現代史中的地位。

　　一、蔣介石對第一次國共合作態度轉變的過程研究

　　本人認為蔣介石對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態度轉變的轉折點在于1923年的訪蘇之行。訪蘇之前，蔣介石曾多次表示希冀出訪蘇俄，而在訪蘇之行結束后，蔣介石對蘇俄的印象就已經大打折扣，并逐漸把這種情緒轉移到了中國共產黨身，因此從蘇俄回國后，蔣介石就認為不能完全信任蘇俄以及其倡導的國共合作能真心實意的幫助國民黨完成其國民革命的任務。但是這種情緒并未在公開場合表露出來，僅在與孫中山、廖仲愷、戴季陶等國民黨內部人士之間的書信往來中有所顯示。但是隨著他在國民黨及軍隊中地位的上升，他的反蘇反共本質逐漸暴露。本文將以關鍵的歷史事件為點，以蔣介石地位的上升過程為線，通過梳理蔣介石的地位上升與其態度轉變的聯系闡述其態度轉變的過程，進而分析原因。

　　(一)1923年出訪蘇俄前的熱情到結束訪問回國后的失望

　　在正式出訪蘇俄之前，蔣介石就曾表露出對蘇俄的極大興趣。1921年1月12日在邵元沖致蔣介石的信函中就提到“兄之志在赴俄，即非預備在彼處作隱逸，則當然在彼處準備一部分力量，回國擔任改革社會也。”這里就間接表露出了蔣介石對于赴蘇俄考察并希冀效仿蘇俄的成功經驗、爭取蘇俄的幫助的愿望，因為他認為蘇俄依靠自己取得革命成功的經驗值得本國效仿。而后因其未被邀請參加孫中山召開有共產國際代表和中國共產黨人參加討論改組國民黨計劃的首次會議，“心緒不佳，亦無所事”，旋返奉化。以上言行均表明了蔣介石對于赴蘇的熱情還是很濃厚的。在1923年8月16日蔣介石奉孫中山之命率孫逸仙博士代表團由上海赴蘇聯，考察蘇俄政治、軍事及黨務。

　　從蘇俄回國后，蔣介石由于與蘇俄的一些看法存在分歧和矛盾，導致其對蘇俄共產黨的態度發生了變化。同年11月28日晚蔣介石與趙士賢述此次來俄經過情形，戒其毋為外人支配，其間就表示出了對俄的防范心理。次年3月2日蔣介石對總理上書中間就提到“今日先生所謂忠者、賢者及其可靠者，皆不過趨炎附勢、依阿諛奉承之徒耳。”暗指孫中山的聯俄聯共政策是不可靠的，還指出“無論將來新勢力擴張至如何地步，皆不能抹殺此舊日系統，何況新勢力尚未擴張，且其成敗猶在不可知之數，豈能置舊日系統之不顧”，意在勸阻孫中山不要過分相信與倚仗蘇俄與中國共產黨，而要相信黨內如自己一般忠心的同志。由此可知，蔣介石回國后就滋生了對蘇俄的不信任感，要求孫中山警惕，但是孫中山沒有采納他的建議。出于對孫中山的尊敬及追隨態度，他只能對其的“聯俄聯共”思想予以順從。

　　(二)國民黨一大至主持黃埔軍校初期時對國共合作產生的積極作用

　　在國民黨一大召開前期，蔣介石通過支持馬林改組國民黨的工作體現出其在實際工作中是遵照孫中山的政策的。1924年1月24日孫中山派蔣中正為陸軍軍官學校籌備委員長，幾個月后，蔣介石開始了他在黃埔軍校的工作。張國燾在回憶中提到：“蔣氏主持黃埔軍校的初期，色彩是相當紅的。第一期學生四百六十余人中，中共黨員及共產主義青年團員占六十余人;蔣氏那時對他們一視同仁。蘇俄教官為蔣氏所倚重，在校內更具權威。”由此可以看出，蔣介石在那一時期對蘇俄和共產黨員還是比較寬容的，對于蘇俄倡導的國共合作的態度還是比較積極的。

　　(三)兩次東征中的對共產黨的暗中警惕

　　蔣介石的地位由于在東征期間發揮了重要作用而有所上升，張國燾回憶說：“那時，蔣介石以黃埔學生為基干所組織的黨軍，為數不過是兩個團，但在這次戰役中，初顯身手，就表現了卓越的戰斗力”。蔣介石通過兩次東征實現了廣東的統一，樹立了國民革命的聲威。

　　但是，在這一階段，雖說地位有所上升，但是蔣介石的實力還沒有大到可以在公開場合公然表現出自己不支持聯俄聯共政策的意向，還是得依靠蘇俄的幫助，來實現其東征的勝利，于是對外他將自己塑造成為國共合作的堅定維護者。蔣介石說自己“對于共產主義者之同志，吾自信為最誠實同志之一人”。隨后在總指揮部宴請中俄人員時提到：“中俄同志團結萬歲!”這里就可以看出蔣介石在此時在公開場合還是宣揚自己支持國共合作的。

　　但是在實際的行動中，他卻利用自己已有的權力，一步步試圖暗中限制和掌控共產黨員的行動，對中國共產黨人懷有警惕之心。同年4月7日蔣介石對黃埔第三期學生訓話，闡明自己對三民主義立場的堅定，“而與共產黨、共產主義立于反對地位，無異于對共產黨投一爆裂之巨蛋，因此共產黨銜之刺骨，而其害公之陰謀亦日急一日矣。”他認為在這次講話里自己對于三民主義立場的表明招致了共產黨對其的迫害知心，因此開始警惕共產黨。

　　(四)“三・二○”事件前后對國共合作的首次正面沖突與徘徊不定

　　在蔣介石年譜中，在1926年的開端蔣介石按語：“本年為誓師北伐之年，亦為中國國民黨與共產黨斗爭之年，中國存亡，革命成敗之機，皆在于此也。”這說明了蔣介石本人也認為1926年是國民黨與共產黨的正面斗爭的開始。

　　首先，蔣介石開始與蘇俄代表季山嘉產生矛盾，認為“季山嘉之專橫矛盾，不如免去，非惟為害黨國，且必牽動中俄邦交，然料其為個人行動，絕非蘇俄當局之意也。”從這里可以看出，蔣介石與蘇俄代表關系惡化，然而對蘇俄當局還是表示信任態度。

　　隨后，蔣介石又開始疑心中共黨人有異心，認為中國共產黨人加入到國民黨內不單純是為了國民革命的勝利而奮斗，而是別有所圖，“痛恨共產黨挑撥離間與其買空賣空之卑劣行動，其欲陷害本黨，篡奪革命之心，早已路人皆知。若不于此當機立斷，何以救黨，何以自救”，非常明顯的道出了他對共產黨的懷疑與痛恨。于是在3月20日蔣介石宣布省城戒嚴，逮捕李之龍及各軍黨代表多人，并圍繳罷工委員會械，派士兵監視蘇俄顧問住所，似有與共產黨翻臉的決心。 　　但在3月23日蔣介石又因“三・二○”事件向軍事委員會自請處分，隨后在訓話中又提到“至于二年以來，我對于共產學生親愛的精神，是不言而喻的”，似乎表明自己不愿意破壞國共合作統一戰線，表現出徘徊之意。維經斯基后來評價說，蔣介石在3月20日以后知道，打擊中國共產黨人，與蘇聯決裂，而同時又進行反帝運動是不可能的，這就是他在中山艦事件后舉棋不定和施展伎倆的原因。

　　(五)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至北伐時期的矛盾表面化

　　通過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蔣介石的權力達到了巔峰，成為名副其實的最高首腦。1927年7月1日蔣介石下達北伐動員指令。在準備北伐的過程中，蔣介石開始與共產主義者發生了矛盾。出于對北伐的不同見解，共方譏笑初出茅廬的蔣氏所做的一切是粗枝大葉的“急就章”;而在蔣介石的眼中，共方的議論，只是不切實際的高調，甚至有共方“別具心腸”的疑慮。在這一階段，蔣介石對于中國共產黨越來越防范，甚至在公開場合也不隱藏自己對于中國共產黨的戒心，二者的矛盾似乎已經發展到了不可調和的地步。

　　(六)遷都之爭前后與國民黨左派及共產黨的直接對峙

　　對于都城的問題，蔣介石堅持要以南昌為首都，而國民政府則命令以武漢為首都，就此展開了遷都之爭。1927年1月16日蔣介石到總政治部發表講話，稱“我知道總政治部有很多共產黨員，要嚴防越軌行動”。2月20日后，蔣介石在南昌總司令部第十四次紀念周會上發表演說，稱共產黨員對國民黨員“施加一種壓迫”和有“排擠”的趨向，表明“要對共產黨員的活動進行制裁”等等。3月29日蔣介石指使流氓土匪襲擊了杭州總工會，屠殺工人領袖和革命工人。隨后，蔣介石開始部署他的“清共”計劃，終于在4月12日發動了反革命政變。

　　二、對蔣介石在第一次國共合作中態度演變的原因分析

　　蔣介石對于國共合作的態度，不是一成不變的，雖然從蘇俄回國后就認為不能完全依靠“不可信”的俄人，但是出于對孫中山的尊重以及確實需要蘇俄的幫助來完成國民黨的反帝反軍閥的目標，因而在國共合作前期是比較積極和善意的，但是隨著東征和北伐的勝利進行，蔣介石懷疑蘇俄和共產黨有與國民黨爭奪革命領導權的意圖，于是漸漸地由對共產黨的暗中警惕、試探性的攻擊發展到公然反叛國共合作統一戰線，這其中有很多因素的影響。

　　首先，有其自身性格的原因。蔣百里曾評價蔣介石是“有決心的軍人……在他行動的時機尚未成熟以前，他多少還能忍耐”。無論在起初他是如何的不贊成聯俄聯共政策，但是在自己的權力還未達到可以影響這種局面時，蔣介石也能順應局勢，助力國共合作，公開宣稱自己是孫中山政策的堅定維護者。但是在國民黨三中全會舉行時，蔣介石就開始他的行動了，再也不顯示他的反共決心了。

　　其次，爭奪中國革命領導權的威脅。隨著合作的深入，蔣介石越來越懷疑中共的發展和活動會威脅到國民黨的國民革命領導權的地位，因而一步步地開始限制、防范共產黨，進而發展到最后的反革命政變。

　　再次，與蘇俄代表關系的惡化也是助成蔣介石加快反共的原因之一。由于意見不同，蔣介石先后與蘇俄代表季山嘉、鮑羅廷漸生嫌隙，認為蘇俄代表沒有真誠待他，繼而對蘇俄以及共產黨日生懷疑。

　　此外，國民黨反對國共合作一派人的慫恿與支持也是一個重要原因。國民黨內一直不乏有人在蔣介石耳旁吹風，煽動其走到反共的一面。1925年12月3日第一師政治部主任報告：“共產勢張，四圍都非同志”，意在慫恿蔣介石予以監視。對此，蔣介石認為“近日共產與非共產之訌，愈演愈烈，此足以使本校本軍內部分裂，黨禍急矣。”

　　三、結論

　　蔣介石在“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中對待共產黨的殘忍并不是一開始就形成的，盡管最初蔣介石就不贊成孫中山的“聯俄聯共”政策，但是也不至于仇恨中國共產黨到那樣的地步。然而，事情發展到后來，由于國內外以及黨內外多重因素的影響，蔣介石對于共產黨的戒心和疑心逐漸增加，最后到了矛盾無法調和的地步，進而背叛了國共合作統一戰線，這與其自身的階級屬性有關聯，但終歸來講，這種態度的轉變也離不開當時的歷史大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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