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大同作為明代北方邊境線上的“九邊重鎮”之一，由于其特殊的自然地理位置，決定了其在以京師防御為中心的北邊防御中處于重要的地位。因此，明政府一直致力于構建和完善大同地區的防御系統，從而更好的防御來自蒙古勢力的南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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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朝北疆地區由于漠北蒙古的南下侵擾，安全受到嚴重威脅，明朝歷代皇帝都把北疆防衛作為極重要的國家大政來抓。面對經常南下擾掠的蒙古鐵騎，明朝沿北方邊境修筑了一道長城，當時叫邊墻，輔以沿線之軍堡、關隘、墩臺等，“蓋城堡以便保聚，墩臺以明烽火，邊垣以限華夷。三者皆勢所必為者也。究而言之，城堡為急，墩臺次之，邊垣又次之。”[1](卷321，P3423)構成了一道綿延萬里的工事防御體系。作為距離蒙古勢力最近的邊鎮，同時也位于入侵京師捷徑上的大同，更多地受到蒙古軍隊的進攻。因而明王朝也不斷加固其防御工事，增加軍需補給。大同地區的防御體系同樣由邊墻、軍堡、關隘、墩臺等構成，著眼于防守、偵察和戰斗的全面結合。同時，隨著防御任務的變化，該地區的衛所也不斷的進行著調整。下文將按時間先后順序對大同地區防御體系的建成和發展做一簡要論述。

　　一、 洪武年間的大同地區防御體系的建立和加強

　　1. 洪武初年大同地區防御體系的建立

　　明初，“天下既定，度要害之地，系一郡者設所，連郡者設衛。大率五千六百人為衛，一千二百人為千戶所”。“凡天下要沖及邊防去處，奉旨創立衛所，撥軍守御”。[2](卷90，P2193)洪武二年二月，明將汪興祖奉命“將宣武、鎮武、昆山三衛士卒守大同，”[3](卷39，P785)這是明軍在大同地區設防的最早記錄。在此后五年多的時間里，明王朝一方面撤銷和合并了元朝統治時期在大同地區設置的十多個重疊的或民稀事簡的州縣建置，最大限度地精簡了大同地區的行政機構。另一方面，則從洪武三年(1370)開始，先后設置了大同左衛、大同右衛(均為洪武三年置，治大同城)、蔚州衛(洪武三年置，治蔚州城)朔州衛(洪武三年置，治朔州城、東勝衛(洪武四年廢東勝州，改衛)以及大同前衛(洪武七年置，治白羊城)等六衛，作為該地區的基本防御力量。與此同時，為統一大同防御力量的指揮，明王朝還于洪武四年(1371)初下令設置大同衛都指揮使司(治白羊城)，亦稱大同都衛。在整修大同城的同時，對于大同地區的其他重點城池，如蔚州城和朔州城，亦進行了小規模的修葺。

　　洪武四年(1371)置大同都司，八年(1375)十月改名山西行都指揮使司。山西行都指揮使司領大同前、后、左、右、鎮朔等14個衛，7個所，擁有官兵十萬之眾。大多數衛所駐地原本就是重要的軍事防守要地或交通沿線聚落，有的是明代或明代以前的州縣治所。新設的衛城主要有：大同左衛城、云川衛、鎮朔衛、大同右衛、高山衛、平虜城、新廣武城等。

　　明朝初建時，很重視對長城的修繕和加固。這期間，主要是在北魏、北齊長城的基礎上，增建了一些煙墩、烽堠、屯堡、關城、濠塹等，從而使長城發展為一道更為完備的防御體系。其中大同鎮，管轄西起鴉角山(一名丫角山，在今山西偏關東北)，東至鎮口臺(今山西天鎮東北)，全長647里的城段。沿邊也分東、西、北、中四路。其中重要關隘有西路的平遠堡、威遠堡;中路的大同右衛、大石等處。而新修邊墻，則是在洪武六年，朱元璋命大將軍徐達等籌備山西、北平邊務，開始在山西境內大規模修筑邊墻。

　　2.洪武末期大同地區防御體系的加強

　　這一時期主要是從洪武二十五年(1392)開始，重點是對大同地區防御體系的充實和加強。首先，繼“藍玉黨案”后，削奪邊軍將領的兵權，又將大批皇子分封于北部邊防前哨。 洪武二十五年三月，朱元璋將其第十三子豫王朱桂改封為代王，同年八月就藩大同，并為其設置左、中、右三護衛。

　　其次，為彌補因調整行政機構和大量邊民內遷而造成的大同地區農田大量荒蕪和防御力量嚴重不足的狀況，朱元璋于洪武二十五年八月派出以馮勝、傅友德為首的大批將領，前往山西的晉中、晉南地區，“閱民戶四丁以上者籍其一(人)為軍，免其徭役，分隸各衛，赴大同等處開耕墾田”。[3](卷220，P3225)洪武二十六年(1393)二月，明政府正式下令在大同以東增設陽和天城等十衛，在大同以西地區增設云川、玉林等七衛，“皆筑城置兵屯守”。[3](卷225，P3295)

　　再次，隨著大批衛所的增設，一個大規模的筑城活動亦隨之展開。從洪武二十七年(1394)開始，明政府征調大批人力物力，先后在大同周圍地區修筑了天城、陽和、高山、鎮虜、云川、玉林、鎮朔、定邊、東勝等一批衛城。

　　二、永樂至成化年間大同地區防御體系的發展和調整

　　這一時期，主要是在調整都司衛所等邊防體制中的組織架構。同時，對于邊境防御設施的修繕和維護也沒有停止，大同鎮長城也在這一時期開始修建。

　　1.永樂年間大同鎮的設立

　　永樂時期，明成祖實施了一系列相關政策來重建防御體系，主要就是都城北遷，這樣使北平由原來的防御中心變為防御目的，大同成為京師右輔，戰略地位加重。永樂元年，(1403年)，明成祖建立鎮守制度，《明太宗實錄》中有記載“庚辰，命江陰侯吳高鎮守山西大同，防御胡寇，節制山西行都司諸衛。”[4](卷18，P319)第二年(1404年)，鎮守權力擴大，到永樂七年(1409年)，“大同鎮守總兵官一員，永樂七年置，佩征西將軍印，駐鎮城，專總兵事。”[5](第596冊，P481)后征西前將軍成為定制。而除了設置了鎮守總兵官作為最高長官，鎮以下還分為四道，管轄九路，堡是最低一級的防御單位，這樣各級軍事防御單位所駐的城池按級別就可以分為鎮一路一衛一所一堡，而不同級別的城池會有不同的規模以及防御工事的等級，這樣就形成了大同的立體防御體系。堡內駐扎軍隊守衛，在此守衛的軍士有修筑工事和營地、有警御敵及無警屯田、巡邏防備等功能。 　　2.洪熙，宣德年間大同地區三道防線的設立

　　到了洪熙、宣德時期，明朝致力于內治，對北方少數民族多采取安撫和防御政策，改變了永樂時期討伐蒙古，對外擴展的外向戰略，轉變為劃地為守的內向戰略，進一步對一些比較難守的地區予以舍棄。宣德五年(1430年)明宣宗以開平難守為理由，舍棄了大寧、東勝、興和，將開平內遷于獨石。“至是，本還上所議，請以兵護送開平衛所印信及軍士家屬，置于獨石等城堡，且屯且守，專以馬步精兵二千分為二班，令都督馮興總之。二，…其山海、懷來衛留守開平官軍，悉令還本衛。”[6](卷67，P1574)開平衛，東勝衛的內遷北邊防線大為南移，致使大同直接暴露在蒙古鐵騎的威脅之下，明初的長城北部東西防御體系逐漸演變成為九邊的分地御守。

　　而作為九邊之一的大同地處北邊防線，北據陰山，南控恒山，鎖扼內外長城，位于晉、冀、蒙的交通要道，多數北敵入侵都從大同突入，這也是明蒙之間的主要戰爭區域，戰略地位十分重要。所以大同的防務壓力增大，也就不可避免了。因此，通過明初的建設，整個大同地區形成了西北、北和東，南四個方向三道防線：

　　西北方向，主要由平虜衛、玉林衛、云川衛、宣德衛、井坪所為點，由雙溝墩、三山墩、迎恩堡、將軍會堡等堡寨墩臺聯系而成的第一道防線，主要防御對象為河套地區的蒙古勢力;

　　正北方向，這一地區群山密布，是蒙古部落通往大同的入口處，在大同鎮城兩翼分布的諸多衛所連構而成，主要有大同左、右、前、后四衛，以及天城衛跟陽和衛，以此作為防御蒙古的第二道防線;

　　東、南方向，向東，是通往京師的入口處，設置了蔚州衛，以屏蔽京師。向南，則是通往山西腹里地區的入口，設置了朔州衛。這是阻止蒙古勢力東侵京師，南掠內地的第三道防線。

　　3.永樂到成化年間邊境防御設施的繼續修整和新建

　　這一時期，在調整都司衛所等邊防體制中的組織架構的同時，對于邊境防御設施的修繕和維護也沒有停止，同時大同鎮長城也在這一時期開始修建。

　　首先，對舊有防御設施的修整。永樂年間對于內地一些重要的城堡也進行了修繕，加強防御能力，如：“永樂十六年二月初五日，修山西大同等衛緣邊城堡”。[7](P54)針對蒙古騎兵作戰特點還修筑了東西兩路煙墩近百座，每個煙墩高約五丈，外面開壕塹吊橋，周圍設有圍墻，設置守備軍士3人，這樣彌補了洪武時期邊防建設的不足，加大了邊防一線和縱深地區的聯系。到了洪熙、宣德、正統朝主要是修葺洪武和永樂時期舊有的城堡、墩臺和墻體，如：“洪熙元年八月初八日，鎮守大同總兵官武安侯鄭亨奏，修完山西應州、渾源州城垣。”[7](P67) “正統十年八月初一日，命瓷天城、陽和、大同左、右衛土城，以臨邊故也”，“正統十二年十二月十六日，大同左參將石亨奏請修理大同城……從之。”[7](P181)同時為了加強衛、鎮的防御能力，還在外圍修筑城堡，而在己有的城堡之間還設立聲勢相連的城堡用來協同作戰能力。

　　其次，大同鎮長城的新建。大同鎮長城的新建起始于永樂年間。明成祖下令新修長城，“自宣府逸西迄山西，緣邊皆峻垣深壕。一各處煙墩，務增筑高厚，上貯五月糧及柴薪藥弩，墩傍開井，井外圍墻與墩平，外望如一。”[2](卷91，P2236)景泰成化年間也都有修筑。《大同縣志》中記載，成化二十一年(公元1485)余子俊以戶部尚書兼左副部御史，總督大同、宣府軍務時，由“大同中路起，西至偏關接界去處止，東西地遠六百余里，地勢平坦無險可據，應調集中、西二路征操馬步官軍并屯種宦舍余人等做與墩樣，從中路起隨小邊故址，每二里立墩臺一座，每座四面根腳各闊三丈，高三丈，對角做懸樓二座，長闊各六尺。空內挑壕塹，闊一丈五尺，深一丈許”。[8](卷6，P125)《明史・余子俊列傳》也有記載，余子俊在向朝廷請修宣大邊墻時，說：“東起四海冶，西抵黃河，延裹千三百余里，舊有墩百七十，應增筑四百四十。”[2](卷178，P4738)

　　第三，是對大同周邊山口關隘的修建，大同本身屬于盆地地形，地勢險要，周邊有崇山峻嶺圍繞，修建軍事設施有十分的必要，洪武六年“詔山西都司于雁門關、太和嶺并武、朔等州縣山谷沖要之處，凡七十有三，俱設戍兵以防胡寇”。[7](P9)永樂時期在洪武朝基礎上繼續修繕，將能夠通行人馬的山口堵塞，筑城并派駐軍扼守，提出“凡關外險要之地，皆崇石垣，深壕塹，以防虜寇”。[4](卷131，P1616)洪熙、宣德、正統時期的北部邊界位置基本沒有太大變化，所以這一時期修筑的山口、關隘主要還是對前期設施進行鞏固和維修。

　　三、嘉靖年間大同地區防御體系的繼續發展和最終形成

　　進入嘉靖年間之后，雖然以河套為基地的韃靼各部的逐漸衰落，大同地區邊防體系在中西部的壓力相對減輕，但是伴隨著大青山以南地區俺答汗的強盛，明王朝在大同地區的防御重點也由大同以西地區轉移到了大同以東和以北地區。這一時期大同地區防御體系中的的組織架構也就是衛所體制并未發生太大變化，統治者致力于不斷的修筑各種防御措施來抵擋已經成為大患的土默特部。

　　嘉靖十七年“十月十五日，大同修筑聚落、高山二堡成”，[7](P784)標志著大同邊防修建回歸正軌。

　　嘉靖十八年(1539年)，宣大總督毛伯溫和大同巡撫史道力排眾議，首先完成了因發生兵變而中斷修筑的鎮邊、鎮川、弘賜、鎮虜、鎮河等五堡的修筑(即內五堡)，并增設大同北路分守參將一員，募兵三千人作為該地區的基本守備力量。

　　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翟鵬任宣大總督，主要開始修筑城。二十三年，“總督宣大尚書翟鵬上大同增筑墩堡、修浚墻壕功，并請于破虜、滅虜、威虜、寧虜、殺胡、拒胡、威胡、迎恩八大堡各設守備官一人，靖虜、破胡、殘胡、敗胡、阻胡、滅胡六小堡各設操守一人，各隸屬本路參將”。[7](P824)

　　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巡撫詹榮以大同無險，乃筑東路邊墻百三十八里，堡七，墩臺百五十四。”[8](卷6，P121)

　　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總督翁萬達及都御史詹榮、總兵周文議曰：‘塹可填渡，且不利拒守，故必成長城。長城必有臺，利于旁擊;臺必置屋，以處戍卒;近城必筑堡，以休伏兵;城下留數暗門，以便出哨。’又曰：‘自陽和宣府李信屯舊無城，自丫角山至陽和舊有塹或城而不固，三月令通筑長城，補故并刃新，凡三百余里。敵臺暗門稱是增筑保安堡，設兵戍守，又多筑土堡于內，以屯伏兵。”[8](卷6，P126)這樣，經過毛伯溫、翟鵬、翁萬達等歷任宣大總督以及大批文臣武將的共同努力，又先后在大同以北地區增筑拒墻等五堡(即外五堡)和大同以東陽和、天城等處直至宣府以西地區的邊墻近200華里以及一批屯堡。

　　到嘉靖末年，整個大同地區邊防體系己經形成了一個以鎮城為核心，以周圍各州縣及衛所城池為羽翼，擁有上千座屯堡和一千多華里的邊墻以及數千座墩臺的完整的北部邊防重鎮。整個大同地區的防御體系也得以基本確立。

　　在“隆慶合議”之后，明蒙關系逐漸緩和，明政府的主要威脅也由北方的蒙古部族轉向崛起于東北部的女真。大同地區的防御重要性也隨之降低，而本來就財政緊張的明朝中央政府自然也沒有再花費大氣力來重整該地區的防御體系。整個明朝后期，也沒有再對大同地區的軍事防御進行過大規模的重新部署或者調整，基本上延續了這一防御格局，直到明朝滅亡。

　　參考文獻：

　　[1](明)陳子龍輯.明經世文編[M].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

　　[2](清)張廷玉.明史[M]. 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

　　[3]明太祖實錄[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4]明太宗實錄[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