乳腺癌屬于婦科臨床常見疾病，從相關研究來看，本病發病率呈現逐年上升趨勢[1]。乳腺癌患者采取手術治療屬于常見療法，其中術后化療容易誘發重度骨髓抑制，重度骨髓抑制屬于嚴重并發癥，會對患者身心健康產生嚴重影響[2]。

　　【摘要】 目的：探討乳腺癌患者術后化療誘發重度骨髓抑制的相關影響因素，以便為臨床治療提供依據。方法：選取筆者所在醫院2011年5月-2013年9月接診的乳腺癌術后化療患者50例作為研究對象，根據發生骨髓抑制與否及其程度分為重度組與非重度組(輕度骨髓抑制或無骨髓抑制)，其中重度組26例、非重度組24 例，回顧性分析兩組患者臨床資料，采用回歸分析兩組患者骨髓抑制相關影響因素。結果：重度組在KPS(生活質量評分)<60分者、年齡>60 歲者、行TAC方案者三個方面所占的比例明顯高于非重度組，兩組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隨著化療周期的增加，重度組患者發生骨髓抑制的概率明顯增加，其中發生率最高的時段為化療最初2個周期。采用Logistic回歸分析可知，高齡、低KPS評分與行TAC化療方案屬于重度骨髓抑制發生的高危因素。結論：乳腺癌患者術后化療屬于臨床常用方式，但是術后化療引發的重度骨髓抑制比較常見，相關影響因素主要包括高齡、低KPS評分、行 TAC化療等，故而針對乳腺癌患者采取術后化療時必須對這些因素進行重視。

　　【關鍵詞】 核心期刊投稿,乳腺癌,術后化療,重度骨髓抑制,影響因素

　　從相關研究報告可以看出，由于重度骨髓抑制而引發的死亡率高達12%左右 [3]。為了提高乳腺癌術后療效，降低骨髓抑制發生率，就要對相關影響因素進行研究，從而近幾年相關研究中可以看出主要與年齡、生活質量等有關，同時與化療的藥物也有一定聯系[4]。為了進一步分析乳腺癌患者術后化療誘發重度骨髓抑制的相關影響因素，筆者所在醫院展開了相關研究，現將結果作如下報告。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取筆者所在醫院2011年5月-2013年9月接診的乳腺癌術后化療患者50例作為研究對象，全部經常規、臨床病理等檢查確診，入選患者皆排除肝腎功能不全患者，同時排除腫瘤Ⅳ期患者與不愿意配合研究的患者。本次研究50例患者中，年齡33～70歲，平均(54.8±8.4)歲;腫瘤Ⅰ期15例、Ⅱ期 21例、Ⅲ期14例;合并癥23例，包括9例高血壓、冠心病，8例2型糖尿病，3例腦梗死后遺癥、3例其他合并癥;年齡>60歲13例，據WHO診斷標準定為老年;有14例患者體質指數(BMI)>24 kg/m2，據WHO定義為肥胖或超重;有8例患者生活質量評分(KPS)低于60分。重度組在KPS(生活質量評分)<60分者、年齡>60歲者兩個方面所占的比例明顯高于非重度組，組間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兩組患者在合并癥、體質指數、腫瘤分期等一般資料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詳見表1。

　　1.2 方法

　　化療之前應對患者的血紅蛋白、白細胞及血小板數值進行檢查，同時對超聲心動與心電圖機肝腎功能進行檢查，若無異常情況則可進行化療[5]。本次研究接診的患者采取的化療方案主要有兩種，其一為CAF方案：共12例，具體為600 mg/m2氟尿嘧啶+60 mg/m2表阿霉素+500 mg/m2環磷酰胺;另一種為TAC方案：共38例，具體為60 mg/m2表阿霉素+75 mg/m2多烯紫杉醇+500 mg/m2環磷酰胺。兩種化療方法皆按照美國國立癌癥綜合網乳腺癌治療指南標準執行，以連續治療3周為一個療程，總共化療6個療程。

　　1.3 觀察指標

　　觀察記錄兩組患者年齡、KPS評分、TAC方案比例、合并癥、體質指數、腫瘤分期等情況，并進行分析。

　　1.4 統計學處理

　　采用SPSS 17.0軟件對所得數據進行統計分析，計數資料用%表示，計數資料采用字2檢驗，計量資料用均數±標準差(x±s)表示，行秩和檢驗，影響因素之間分析采取Logistic回歸分析，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重度骨髓抑制發生情況

　　本次研究重度組有26例，發生率為52%，非重度組24例，百分比48%，其中重度組患者年齡(62.4±4.2)歲，而非重度組為(48.1±4.6)歲，兩組年齡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重度組在KPS(生活質量評分)<60分、年齡>60歲兩個方面所占的比例明顯高于非重度組，組間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此外，隨著化療周期增加，重度組患者發生骨髓抑制的概率明顯增加，其中發生率最高的時段為化療最初2個周期。

　　2.2 腫瘤分期及化療方案比較

　　兩組患者在腫瘤分期所占百分比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而重度組采取TAC方案的比例明顯高于非重度組，兩組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1)。詳見表2。

　　2.3 重度骨髓抑制相關影響因素

　　對本次研究中涉及的相關因素年齡、KPS評分、化療方案、合并癥、腫瘤分期及BMI等情況進行分析，采用Logistic回歸分析可知，高齡、低KPS評分與行TAC化療方案屬于重度骨髓抑制發生的高危因素，詳見表3。

　　3 討論

　　乳腺癌是婦科常見疾病，本病在近幾年呈現逐年上升趨勢，從其臨床研究來看，基本上以手術治療為主，而術后化療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手術療效[6]。但是，乳腺癌患者術后化療在很大程度上會引發重度骨髓抑制，而該病癥屬于乳腺癌術后化療最為嚴重的一種并發癥，會對患者的化療產生嚴重干擾，同時提高患者的真菌、細菌及病毒感染率，可達到90%左右[7-8]。

　　本次研究針對接診的50例乳腺癌術后化療患者進行研究，回顧性分析她們的臨床資料，總結分析發生重度骨髓抑制情況，及其與非重度(無或者輕度)骨髓抑制患者相關情況之間的差異。結果顯示重度組患者在KPS<60分、年齡>60歲、行TAC方案三個方面所占的比例明顯高于非重度組，兩組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兩組患者在合并癥、體質指數、腫瘤分期等一般資料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此外，隨著化療周期增加，重度組患者發生骨髓抑制的概率明顯增加，其中發生率最高的時段為化療最初2個周期。此外，筆者針對這些因素采取Logistic回歸分析可知，高齡、低KPS評分與行TAC化療方案者屬于重度骨髓抑制發生的高危因素。本次研究與同類研究所得結果相似，皆表明高齡、生活質量差及行TAC化療方案的患者術后化療誘發骨髓抑制的幾率要明顯更高。 　　本次研究發現重度骨髓抑制發生基本上在化療初始階段，同類研究結果也得到這樣的結果，在第1～2周期時發生率可達到60%左右[9]。分析原因可能在于化療藥物的毒性與接觸性毒性累加作用所致[10]。通常而言，機體產生的白細胞需儲存于骨髓血竇中3～5 d，之后才能釋放入血，但是化療藥物往往對機體骨髓有抑制作用，主要表現為促進骨髓纖維化、抑制相關功能，以及阻止骨髓內成熟血細胞釋放等，而化療初期則主要產生功能抑制與組織白細胞釋放入血等[11]。由此可見，化療初期應預防性采取粒細胞刺激因子處理，避免骨髓功能被抑制，從而促使骨髓功能盡快恢復。

　　本次研究中發現高齡與生活質量差屬于重度骨髓抑制發生的主要因素，分析原因可能在于老年人群的行為狀態極度下降，同時可能合并其他慢性心腦血管疾病。年齡的增加，行為能力與生活能力不斷下降，使得骨髓功能明顯受到影響，使得骨髓承受化療的能力降低，同時骨髓再生修復能力也逐漸下降，從而使得重度骨髓抑制發生率大大提高[12-13]。此外，本次研究中還發現化療方案也會對重度骨髓抑制的發生率產生影響。其中應用TAC化療方案者發生重度骨髓抑制的概率要明顯高于CAF化療者，研究認為前者發生率可能是后者的25倍左右[14]。這兩種化療方案的不同之處在于高毒性藥物多烯紫杉醇的應用，可見這類藥物有著很高的骨髓毒性，臨床應用應加強高度重視。這種研究結果與同類研究所得相似，認為高劑量、高毒性化療藥物極易引發患者骨髓抑制。但是，隨著多烯紫杉醇的應用越來越廣泛，其臨床療效及預后效果得到肯定，十分明顯。基于此，臨床應用多烯紫杉醇時應慎重，必須考慮患者的耐受程度，同時積極采取措施降低其副作用，尤其要對患者的白細胞數目變化進行觀察與分析，可適當采取介入措施處理。此外，針對老齡、體弱及一般情況不佳的患者，則應盡量避免采取TAC 化療方案處理。

　　綜上所述，乳腺癌患者術后化療屬于臨床常用方式，但是術后化療引發的重度骨髓抑制比較常見，相關影響因素主要包括高齡、低KPS評分、行TAC化療等，故而針對乳腺癌患者采取術后化療時必須對這些因素進行重視。

　　參考文獻

　　[1]柏淑霞，戰麗麗，隋春波，等.乳腺癌化療致重度骨髓抑制的護理干預[J].中國醫藥指南，2012，10(23)：319-320.

　　[2]尚立華.乳腺癌化療致重度骨髓抑制的護理干預[J].中國當代醫藥，2012，19(25)：145-147.

　　[3]陳畫虹，楊接輝，劉勁峰，等.乳腺癌術后首次化療致重度骨髓抑制2例[J].中國藥業，2010，19(6)：31.

　　[4]馬雪霞.乳腺癌化療致重度骨髓抑制的護理干預[J].嶺南急診醫學，2010，15(5)：36.

　　[5]王林，解海，張振東，等.乳腺癌術后化療誘發重度骨髓抑制的影響因素分析[J].天津醫藥，2013，11(7)：707-709.

　　[6]黃紅梅，陳顯春.乳腺癌術后化療致重度骨髓抑制的護理[J].中華乳腺病雜志(電子版)，2008，2(1)：112-114.

　　[7]張昊，高黎黎，李澤信，等.化療對乳腺癌患者骨髓抑制的臨床分析[J].中國現代普通外科進展，2010，13(8)：630-6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