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全球人口數量激增和生活水平改善，人們對食品的需求在數量與品質都在不斷提升，尤其以肉類為代表的蛋白質食品的需求缺口最為嚴重。近年來，為了解決人類社會發展和環境資源的矛盾日益突出的問題，人造肉越來越多地進入人們的視野。通常所說的人造肉，可以分為植物蛋白肉和細胞培養肉。其中植物蛋白肉已經逐步開始商業化，細胞培養肉采用動物細胞進行培養，與真實肉制品更為接近[1-2]。2019 年 5 月美國人造肉創業公司 Beyond Meat 在納斯達克上市，人造肉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除了越來越多的企業和研究機構投入精力進行大量的研究，倫理學界也對人造肉，特別是對細胞培養肉的質疑也不脛而走。從克隆羊“多利”到合成生命“辛西婭” [3]，再到近日 Neuralink 公司發布的“腦后插管” 技術，以及現在還處于實驗室階段的細胞培養肉，無不因為直接觸及人類社會的核心發展和生命技術的大幅度革新，而受到諸多生物倫理學維度的審視，甚至于被部分學者認為這些劃時代的技術正在打開“潘多拉魔盒”。

　　知之非艱，行之惟艱。人類發展的歷史總是如此之相似，哥白尼“日心說”與長期以來居于統治地位的“地心說”近一個世紀的殘酷斗爭，才艱難實現天文學的根本變革。然而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人類社會的進步也往往不能用今日之科技視域去思考明日之事。馬克思曾說：“社會生活在本質上是實踐的。凡是把理論導致神秘主義方面去的神秘東西，都能在人的實踐中以及對這個實踐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決” [4]。因此，本文旨在從技術有利于人類社會發展的角度去思考探討 “細胞培養肉”對于滿足人類需要、保障國家食品安全戰略的積極意義。

　　1 細胞培養肉簡介

　　植物蛋白肉技術起步較早也相對成熟，又因為植物蛋白來源充分，發展運用已比較廣泛。目前已經進行商業化的人造肉產品均屬于植物蛋白肉范疇。本文主要探討的對象是細胞培養肉[1]。顧名思義，細胞培養肉是利用現代生物技術手段從動物體內分離得到的成肌細胞、干細胞等，實現動物肉組分 (蛋白質、脂肪、維生素等) 體外合成，從而實現對傳統養殖肉等食品的替代。目前細胞培養肉的生產流程主要包括畜禽成肌干細胞的獲取、動物干細胞的大規模低成本培養、動物肌肉和脂肪等細胞的組分化，以及經過加工形成與傳統肉質類似的營養成分、組織結構和風味等[2]。從生產過程來說，相比于植物蛋白肉而言，細胞培養肉在營養、風味和結構上近乎于真實的肉制品，可以理解為不依賴于養殖業而直接生長在工廠中的肉制品[5]。

　　2 細胞培養肉的積極價值

　　細胞培養肉的研發和生產具有必要性和可能性。發展契機的背后，反映出整個肉類生產行業、消費者觀念的變化以及對于整個人類社會發展藍圖的考量。對于肉食消費群體來說，絕大部分消費者往往是基于產品價格、口味及便捷度來選擇食物。近年來，隨著人們環保意識以及對于新潮事物接受和追求意愿的提升，可以預測細胞培養肉一旦進入市場，其對于傳統肉制品而言，競爭力量不容小覷。而對于肉類生產行業來說，細胞培養肉的積極價值有很多，諸如高效節能、無菌清潔、可控性強等。因此，細胞培養肉已經悄然成為未來食品創業、人類飲食的新浪潮，一場全球飲食革命蓄勢待發[7]。對于人類社會的未來發展來說，細胞培養肉也具有生命倫理學維度的諸多積極價值。

　　2.1 保障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人類社會發展需要基本的物質資料。預計到 2050 年，地球人口即將突破 100 億，人類的食物，特別是蛋白質的供應將面臨更嚴峻的挑戰。在 21 世紀的今天，饑餓和物質匱乏依舊充斥著不少地區，遑論未來肉類的生產及供給。細胞培養肉技術的發展或將成為這些地區的人們獲取優質蛋白質的重要途徑，更是對未來人類飲食資源的未雨綢繆。當下，人類在獲得傳統肉制品過程中往往承受著巨大風險，“瘋牛病” “非洲豬瘟”等都在不經意間侵害著人類社會的發展[8]。另外 2003 年暴發的“非典肺炎”、2020 年暴發的“新冠肺炎”與野生動物肉制品獲取之間的關系至今尚未得到明確解釋。細胞培養肉技術在當今生態負荷過大、人口數量不斷攀升的環境之下，勢將成為未來人類肉食來源渠道之一。

　　2.2 實現人類對動物福利的關懷傳統肉制品的獲得需終結動物體的生命，即宰殺動物。宰殺動物正是“動物福利”關注的癥結所在，動物被宰殺的痛苦與生物倫理中人類的同情惻隱相違背，進而使得人類在獲取肉制品過程中飽含道德層面的譴責，這也是多數素食主義者的根源——不愿“殺生”。然而通過工業化大規模制備的細胞培養肉雖然有生物學上的生命特征但并不是一個完整的動物生命體，即部分對于雞蛋和牛奶等動物制品的認知類似，和人類傳統認知的“殺生”行為有本質區別。細胞培養肉的規模化生產將從生物倫理學維度減輕人類認知上的“殺生”行為，也將成為優化動物福利的有效路徑。

　　2.3 減少人類對自然環境的危害生物倫理學一度認為人類活動損害自然環境，然而人類必須通過大規模的種植業為畜牧業提供原料，進而獲得充足的蛋白質供給。畜牧業的發展需要大量的土地、作物以及水資源。人類活動釋放的甲烷占地球總釋放量的 60%，其中 37%來自畜牧業。此外，全球 9%的二氧化碳、65% 的一氧化二氮都是由畜牧業造成的[9]。大規模、集約式的畜牧業養殖模式帶來嚴重的環境問題，越來越成為世界公民關注的焦點。而跳過動物養殖生產肉類，通過從動物身上提取干細胞，通過工廠化的集約式生產方式，大規模、低成本獲取動物蛋白，有助于節約很多土地及凈水資源，實現農牧產業伴隨的環境污染的自身治理。

　　3 細胞培養肉倫理風險的思考

　　細胞培養肉除了仍需在技術層面有所突破外，的確存在著一定的倫理風險，諸如食品安全、技術濫用、技術監管等一系列的倫理風險，甚至于因為涉及傳統人類社會的發展和生命技術的大幅革新，而受到諸多生物倫理學維度的質疑，下面就不回避細胞培養肉倫理風險的前提下，對風險在有利于人類社會發展的角度作正向思考。

　　3.1 食品安全的倫理風險食品安全問題是倫理風險首要的問題，也是全人類最關心的問題，比如脫離了生命有機體生產的細胞培養肉是否會對人體健康造成影響?就目前的科學技術而言，與常規肉相比，人造肉對健康的負面影響要小些，甚至這種風險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被控制[12]。且隨著人造肉步入反復實驗的階段，我們發現培養過程是可以得到有效控制的。在合理的防控之下，克服過程中的其余雜菌污染，細胞培養肉便是符合國際安全標準、可供人類食用的。最終成型的細胞培養肉與天然肉一樣，都是肌細胞和干細胞，甚至可以通過調節加入脂肪細胞的數量[13]，調控細胞培養肉中脂肪和其他必需營養物質的含量，開發出更加適宜人體健康、滿足各類人群需求的肉類產品，減少傳統肉類負面作用對攝入者的傷害，改善人群亞健康情況。

　　3.2 技術濫用的倫理風險技術的濫用風險包括是否有可能通過細胞培養肉技術制造各種各樣的肉 (包含瀕危動物甚至于人肉等)。首先，不能否認技術的可能性和存在一定的倫理風險，但畢竟如今該技術還掌握在規模較大的企業和實驗室，尚不存在技術泛濫的風險;再者，細胞培養肉最大的倫理風險在于將人物化，作為科學技術應用的直接對象，將人的組成部分 (細胞、肉身等) 當作科學生產的原材料，而不把它們還原為人的有機組成部分。人的存在，一方面具有生物學上的意義，另一方面，其更具有主體性和社會性，具有著社會學上的意義。事實上，當今世界社會科學與生物技術聯系日益緊密，兩類科學已然結盟并不斷變革著人類的元認知。應當明確的是，人的本質屬性是人的社會性。細胞培養肉技術的應用不能脫離人本主義和對于倫理的尊重。總的來說，當今世界的科技倫理問題，不在于對技術的使用，而在于對科技的認知理念上的偏差。細胞培養肉技術濫用的倫理風險不在于其技術本身，而在于人的認知、思考和對待。

　　3.3 技術監管的倫理風險由于人造肉技術剛剛興起，市場發展方興未艾，針對這種新型肉類產品，有關監管部門對于其屬性的劃分尚不明確，現有的監管法規范圍也難以對人造肉產業和產品進行覆蓋和嵌套。在細胞培養肉研究過程中，除了要進一步強化細胞干性維持、大規模低成本培養的顛覆性創新外，還應該更加注重對于細胞培養肉安全和倫理的系統研究和全面評估。相信隨著人造肉產品的市場準入規則和監管規則的建立，人造肉將逐漸步入立法階段，在很大程度上促進細胞培養肉的健康發展。2018 年 11 月 16 日，美國農業部和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 (FDA) 首次出臺了實驗室制造的肉制品商業化監管框架，標志著相關法規正式建立，人造肉產品的安全生產和上市將得到有效監管。

　　4 結論

　　“這是一個智慧的年代，這是一個愚蠢的年代;這是一個信仰的時期，這是一個懷疑的時期” [14]。對于飛速發展的科技特別是涉及人類自身的生命科學的發展，的確需要心生敬畏，堅守底線，但也不必談虎色變。對于細胞培養肉技術的發展，筆者認為是利大于弊的。細胞培養肉的制造，在促進人類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同時，也會對傳統動物養殖業帶來巨大沖擊。隨著合成生物學的發展，越來越多的動物制品可以利用其他方法進行合成與替代，如化工法生產的高分子材料可以代替動物皮革、發酵法生產的藥物蛋白和甾體等可以代替傳統依賴于動物的提取，從而帶動新的技術產業的迅速發展，極大地減少由于傳統動物養殖和動物制品的被替代帶來的就業問題。面對日新月異的技術創新，人們難免會眼花繚亂、不知所措，但是人類大不必對于科技的任何一點進展都過分敏感。面對世界人口基數的不斷增長和深度的環境污染，在生命倫理學的多維度分析框架下，細胞培養肉反映出人類對于人工環境之下，如何同自然環境兩相適應、渾然一體的積極探索及勇敢嘗試，其運用的得當必將為整個人類社會的進步發展添上重要的一筆，對于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生存與發展極具利好作用。

　　REFERENCES

　　[1] Sha L, Xiong YL. Plant protein-based alternatives of reconstructed meat: science, technology, and challenges. Trends Food Sci Tech, 2020, 102: 51-61.

　　[2] Zhang GQ, Zhao XR, Li XL, et al. Challenges and possibilities for bio-manufacturing cultured meat. Trends Food Sci Tech, 2020, 97: 443-450.

　　[3] 袁玉國, 丁國梁, 安禮友, 等. 以經過轉染的乳腺上皮細胞生產克隆羊. 生物工程學報, 2009, 25(8): 1138-1143. Yuan YG, Ding GL, An LY, et al. Production of cloned goats by transfer of nuclei from transfected caprine mammary gland epithelial cells. Chin J Biotech, 2009, 25(8): 1138-1143 (in Chinese).

　　[4] 馬克思, 恩格斯.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 譯.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60. Karl HM, Friedrich VE. Marx Engels Selected Works-Volume 1. Translated by the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Bureau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s Marxism Friedrich Engels Vladimir Lenin Stalin’s works,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95: 60 (in Chinese).

　　《細胞培養肉的生物倫理學思考》來源：《生物工程學報》，作者：汪超 1 ，劉元法 2 ，周景文 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