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的高校助學貸款是由國家指定幾大國有大型商業銀行來實際運作的。當前，約占高校人數20%以上的貧困學子要依靠助學貸款才能支付學費、完成學業。而我國高校助學貸款存在資金來源單一、商業銀行放貸動力缺乏、籌措資金的觀念陳舊等問題。要尊重助學貸款“準公共產品”性質，以商業合同關系重塑多方關系，并通過證券市場吸納民間資本，凸顯高校助學貸款的商業化特征。

　　《中國高校科技與產業化》雜志創刊于1987年，國際標準刊號ISSN1671-8615, 國內標準刊號：CN11-4828/N，是教育部主管、教育部科技發展中心主辦的面向國內外公開發行的中央級綜合性科技月刊。該刊前身是《中國高校技術市場》，2002年經教育部和國家新聞出版署批準更名為《中國高校科技與產業化》，它是教育部唯一在科技與產業化方面與國際接軌的中央級刊物。

　　在實踐中，幾年來已逐漸形成一套初見成效的運行模式，解決了一大批貧困學子學費問題，幫助他們順利完成了學業。但是也存在商業銀行提供的貸款指標有限、資金來源上單純依靠商業銀行等問題，2003年甚至出現全國大面積停貸的現象。因此，有必要構建商業化的高校助學貸款新機制，使這一利國利民的制度發揮更大效益。

　　一、高校助學貸款面臨的困境

　　1.商業銀行承擔社會責任的意識不強

　　有一種近乎合理的觀點認為，作為市場經濟主體的商業銀行必須要自主經營、自負盈虧，需要追逐最大化的經濟利潤。若非國家政策指令性安排，恐怕商業銀行自身是無動力來推行助學貸款的。但實際情況是，我國的幾大商業銀行雖名為商業銀行，實則屬于超大型國有金融企業，正是在國家不遺余力的扶持下才得以在生存、發展、壯大。回顧中央政府多次為幾大國有商業銀行注銷巨額壞賬、呆賬，天量補注資金，剝離不良資產，推動其完成股份制改造，進而包裝上市，就可看出國家的扶持對于這幾大國有商業銀行的生存與發展發揮著關鍵作用。國家的投人來源于人民的稅收，超大型國有商業銀行必須回報人民、回報社會。這正是國家對其下達完成助學貸款任務的政策性指令的正當性與合法性之根源所在，也是幾大國有商業銀行應盡的社會責任。然而，在市場經濟高度發展的今天，由于過度強調經濟利益，導致各大銀行社會責任感不強，甚至把回報社會作為一個難纏的負擔與包袱，助學貸款手續愈益繁瑣，并且在或明或暗地減少助學貸款配額。

　　2.助學貸款還處于純政策層面運作的階段

　　目前的助學貸款機制是，國家給商業銀行下達指令性任務，商業銀行再與符合放款條件的學生簽訂貸款合同。銀行發放助學貸款獲取的利益較少，學生在就讀期間是免利息的，發放貸款和收回貸款成本都比較高。更重要的是這種貸款還款利率、還款期限、還款方式等方面的規定過死，政策色彩濃厚，商業特征明顯不足。從商業時代的特征來看，如果要使一項金融制度煥發出巨大的生命力，就要使這項制度具有商業化運作的機制，助學貸款的機構不應是被動地完成國家強制指令性安排，而應自愿甚至于靠競爭來獲取這類業務。

　　3.助學貸款資金來源單一

　　我國目前助學貸款單純依靠商業銀行，助學貸款機制仍處于較為初級與幼稚期，公益性有余而商業性不足，不能或不敢與市場經濟銜接與互動。實質上，從西方國家百余年經驗看，公益性與商業性契合得很好的經驗比比皆是。我們要著眼于為高校經濟困難學子緩解經濟壓力、力保其順利完成學業的終極目的，拋卻過時陳舊觀念，大膽借鑒西方先進教育辦學經驗，方能拓展資金來源，沖破對商業銀行資金的無奈依賴。

　　4.畢業生就業困難，還貸違約率上升

　　貸款者一般是因其家庭經濟實力較弱，難以承擔高額的高等教育費用和學生在城市中較高的生活成本，才需申請助學貸款。然而就業困難和就業質量不高，又成為貸款學生畢業后還貸的重大障礙。享有較高聲譽、生源質量好的高校，其學生就業質與量都不錯，他們能憑借自身的較高素質順利就業，還貸也不成問題。而那些辦學水平與質量平平的高校，如果恰好地處內陸，生源質量又不太好，專業又較冷，則就業的質與量都難有保障，其還貸就較為困難了，從而直接導致還貸違約率的增長。

　　二、國家助學貸款商業化運作的構想

　　國家助學貸款商業化運作，關鍵在于通過強調商業合同的核心地位來構建利益相關者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

　　1.提高財政補貼力度

　　在宏觀層面上，國家應提高財政補貼力度，將助學貸款業務打包競拍，突出國家與銀行間的商業合同關系，而非行政隸屬關系。提高助學貸款的財政補貼力度并將助學貸款業務打包競拍的意義在于減少政策性強制安排的色彩，使其逐步強化商業性特征。當前應當弄清的問題是：助學貸款究竟在多大比例上是存在一定利潤的?有多大比例是無法收回的?在發放審核、監督運行、收回貸款等一系列環節中，各大銀行現行機制是否尚有壓縮成本、提高效率、減低風險、提高收益的空間與余地?唯此，國家就可以給此業務預留一定的利潤幅度與區間，并照顧到全國各省市的區域經濟發展差異，適當考慮各級各類高校的具體情況，使各大銀行能夠從自身的優勢與特長出發挖掘潛力，從中摸索出降低還貸違約風險、增加放貸利潤的各種具體辦法，從而形成主動承攬這項業務的良性運行環境。關于這一點，2004年6月頒布的《關于進一步完善國家助學貸款工作的若干意見》規定：實行由政府按隸屬關系委托全國和各省級國家助學貸款管理中心通過招投標方式確定國家助學貸款經辦銀行，由國家助學貸款管理中心與銀行簽訂具有法律效力的貸款合作協議。這從制度設計上邁出了重大而寶貴的一步，但在實際操作中仍缺乏商業化運作的力量。在國家與各大商業銀行的招投標關系及最后的“貸款合作協議”的性質來看，應當突出法律意義上的商業合同性質，淡化行政指令關系，切實遵循締約自由的原則，即締約者有選擇簽約主體的自由，有是否簽約的自由，有對合同內容進行討價還價的協商自由。通過構建平等權利義務關系，明確雙方權、責、利。#p#分頁標題#e#

　　2.突出助學貸款中商業合同的地位

　　在實際操作中，助學貸款合同的簽訂雖然是由承辦的商業銀行與貸款學生本人簽訂的，但是政策性運行的色彩較濃厚，一般是由各高校的學生處資助科、各年級輔導員來做報名組織、資格初審、名額分配、政策講解等基礎工作，在助學貸款的格式合同中更有不少內容是關于學校及輔導員責任的。這使得學生缺乏商業合同主體意識，盡管該規定也明確借款學生直接向銀行還款，承擔償還貸款的全部責任，但學生本人如約履行合同的責任感卻不高，甚至把助學貸款合同比作助學金等無償獲得的資助，還貸意識薄弱。這就要求我們強化助學貸款的商業合同特征，增強學生合同主體責任感，減少還貸違約率。唯此，要盡可能安排參貸學生與商業銀行經辦人直接面對面完成從咨詢、報名、填表、審核、修改到最后簽約的一系列程序，使學生改變對學校組織的深度心理依賴，塑造內心中的民事主體意識，感受市場經濟的運轉軌跡，學會獨立自主地規劃安排自己的經濟生活，為今后成為一個“經濟人”奠定基礎。高校可以為作為簽約雙方主體的學生與商業銀行提供一些輔助性的幫助，比如證實學生的在校學生身份、證明學生在校生活的困難與否等。高校要逐步減少非教學與學術領域的涉入，將作為成年人的大學生個人的事務交給他們自己去完成。

　　3.拓寬助學貸款商業化的渠道與途徑

　　如果可以使助學貸款證券化，能夠進入資本市場進行流動，使其像股票等要素一樣在廣闊的市場中流通起來，而不是積壓在銀行里因為低息及收回難而奄奄一息，則國家籌措助學貸款資金的來源就可發生質的飛躍。當前國家經濟運行中存在的問題是現金流動過多過大，大量資金缺乏安全可靠的投資渠道，只得拼命擁入樓市或黃金市場，從而推動房地產市場和黃金市場不斷出現價格暴漲，甚或出現炒大蒜、炒綠豆等荒唐局面，直接影響了民生和經濟安全。如果國家沖破觀念束縛，允許并指導金融機構設計出各種安全可靠、利潤合理、自由流通的助學貸款證券，吸引民眾出資購買，那么何愁助學貸款資金來源單一之苦無法解決呢?更深一步思考，我們可以依據資金來源不同，設計差別化的助學貸款類型。如果說由于我國國情，助學貸款應由銀行出資，那么對于通過證券化等方式從民間吸納的資金可以采取比銀行出資更為靈活的方式用于助學貸款。國家可以允許民間資本出資的助學貸款利率水平、還款期限、還款方式等更有個性化，滿足不同類型學生的需求，作為銀行出資的助學貸款的補充形式。

　　4.加大對學生的誠信教育、完善個人征信記錄

　　我國教育理念主要是“傳授知識”與“教會技能”，而疏于對學生的法治教育與商業誠信教育。這就要求高校打破專業限制，增加法律課程，特別是加開與市場經濟市民社會生活緊密相關的民商法律課程，如《民法》、《合同法》等，使學生具備在市民社會法治社會生活的基本法律常識，從而為對其進行商業誠信教育奠定基礎。只有完善個人征信記錄，加強法制層面的商業誠信教育，貸款者才會明白制度的威力而減少違約現象。

　　三、助學貸款商業化運作的政策預設、理論支撐與性質分析

　　1.現有立法及政策對商業化運作的預設

　　1993年《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中提出，教育投資體制包括“財、稅、費、產、社、基”等多種渠道。其中第48條規定，要“運用金融、信貸手段，融通教育資金，支持校辦產業、高新科技企業以及勤工儉學的發展，開辦教育儲蓄和貸學金等業務”。1995年《教育法》第62條規定：“國家鼓勵運用金融、信貸手段，支持教育事業的發展。”1999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進素質教育的決定》第24條指出：“積極運用財政、金融和稅收政策，繼續鼓勵社會、個人和企業投資辦學和捐(集)資助學，不斷完善多渠道籌措教育經費的體制。”1999年《關于國家助學貸款的管理規定》規定，“國有商業銀行具體負責貸款的審批、發放和回收”，“經辦銀行發放的國家助學貸款屬于商業性貸款，納入正常的貸款管理”。教育部、財政部、人民銀行、銀監會于2004年6月8日聯合發布的《關于進一步完善國家助學貸款工作的若干意見》指出，國家助學貸款是黨中央、國務院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利用金融手段完善我國普通高校學生資助政策體系，加大對普通高校經濟困難學生資助力度所采取的一項重大措施。2010年《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第18章“保障經費投入”部分明確指出：社會投入是教育投入的重要組成部分。要充分調動全社會辦教育積極性，擴大社會資源進人教育途徑，多渠道增加教育投入。完善財政、稅收、金融和土地等優惠政策，鼓勵和引導社會力量捐資、出資辦學。從以上政策方針、法律規定都可以看出，國家允許、鼓勵、支持高等教育拓展投入渠道、擴大資金來源、吸納民間資金的長期戰略方針。在宏觀的制度層面為我們探索助學貸款商業化運行之路提供了保障。

　　2.學界的研究對助學貸款商業化運作的理論支持

　　早在上世紀90年代，學界就針對多渠道擴大教育資金來源進行了大量理論研究。比如1995年廣東教育儲蓄研究課題組就完成了《運用金融手段振興教育事業的重大舉措——關于教育儲蓄的研究及建議》的研究報告，為教育儲蓄制度的實際運行打下了堅實的基礎。研究指出：教育儲蓄在實踐中顯示出了強大的生命力，特別在改革金融體制，籌措教育資金，增加教育投入，改善辦學條件等方面具有獨特的模式優勢。由于教育儲蓄與助學貸款商業化同屬于教育金融的范疇，前者在二十多年來實踐中的成功完全可以成為后者商業化的有力借鑒。而2004年喬春華發表的《教育金融芻議》一文則較為全面地構想了教育金融體系，指出教育金融可以包括建立教育銀行，發行教育證券，開展教育儲蓄、教育保險、教育信托，發放教育貸款等。

　　3.突出助學貸款“準公共產品”的性質

　　高等教育由于受國家經濟發展和公共投入規模的限制，無法被納入義務教育的范圍，在消費上具有非絕對的排他性和競爭性，因此按照公共產品理論，高等教育被納入準公共產品范疇。高等教育作為一種具有準公共產品性質的教育服務，兼具“公共產品”和“私人產品”的雙重性質。如果助學貸款是純粹的“公共產品”，那就應該是國家直接全額出資解決;如果助學貸款是半公共產品，那么學生本人就要承擔還貸的義務。也正因為如此，助學貸款才可能被商業化運作，出資者才不必是國家，而可以是商業銀行;而國家則應給予商業銀行更高的補貼或優惠政策，以促使商業銀行有動力來競爭該類業務。在國家、銀行、學生、社會四方關系中，國家也要成為出資方，只不過是間接地通過補貼等優惠政策完成;銀行由于特有國情而享受巨大政策性利好，因此必須為國分憂，應當作為直接的出資方，但這種出資方的商業地位必須得到肯定;學生作為借貸者，其還貸的義務毋庸置疑，但其享受利息及還貸期限等一定優惠的權利的正當性及合理性也毋庸置疑;社會通過證券化等形式加入，發展個性化助學貸款，有效補充資金來源，兼顧公益與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