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就現代大學理念與中文系的教育取向做了簡單的介紹。

　　關鍵詞：現代大學理念,教育取向

　　大學理念

　　從晚清的學堂到民國初現代大學形態的確立，是在受過西學教育的留學生手中完成的。而現代大學又成為現代知識分子活動的公共空間，成了他們思想的發散場地。現代大學與現代知識分子的互動和互為依賴關系，是在新文化運動中得到最初也是最為高峰的展示。當留學歸來的胡適借助北京大學登高而招，順風而呼，取得文化-文學革命的巨大成功后，他的命運就與北京大學緊緊地連在一起。以1921年僅有的兩所國立大學為例：北京大學的4位校長依次為嚴復、胡仁源、蔡元培、蔣夢麟。東南大學的校長是郭秉文，校辦副主任(相當于副校長)劉伯明。隨后新起的國立大學如清華大學(校長羅家倫、梅貽琦)、武漢大學(校長王世杰、王星拱、周鯁生)、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中山大學(校長許崇清)，無一不是在留學生手中創制而興。可以說，現代大學的體制是西式的，置身于大學的著名學者大多也是受過西學教育的。

　　從大學校長(如蔡元培、竺可楨)到執教的教授(如陳寅恪)，已基本形成了一種共識的大學理念：獨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求是的態度。而這三者也都是有相對的存在指向的。前者是相對于大學存在的政治體制，后者是科學研究的基本出發點也是結果。而思想的自由則是相對于主流意識形態。獨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這二者在西方現代大學是一種自在的東西，不言自明。曾任斯坦福大學校長的唐納德·肯尼迪就明確指出，“社會慷慨地賦予大學以學術自由”。而“學術自由是指教授和他們的機構團體獨立于政治干涉”，“即異端思想和非常規的行為應該受到特別的保護”(唐納德·肯尼迪：《學術自由》，閻風橋等譯，新華出版社，2002)。乃至于在大學的教授群體中，出現了許多非積極地社會政治介入的、自我內守的主張“消極自由”的學者。

　　在這種理念的指引下，梅貽琦心目中的大學之大是“大師”之大。竺可楨心目中的大學之大是求是的“研究”之為大。所謂大學的育人(傳道、授業、解惑)、創造、學術的功能都是建立在這一有“大師”和有“研究”之上的。

　　大學教育的兩種理想

　　在歐洲近代大學興起以后，大學教育一直存在著兩種理想。留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先后執教于東南大學、浙江大學的鄭曉滄在《大學教育的兩種理想》一文中概括近代歐洲大學的兩種教育理想模式：英國大學的教育目的是在養成“Gentlemen”(紳士)，而德國大學的教育目的是要培養“Scholar”(學者)。前者以牛津大學為代表，后者以柏林大學為代表。而美國則兼容了英、德二者的大學理想。當年洪堡創辦柏林大學時，是依據兩項新人文主義的原則：學術與教學自由，教學與學術研究相統一(轉引自韓水法：《誰想要世界一流大學?》，《讀書》2002年第3期)。當然，這只是一種相對的看法，因為在德國以洪堡等為代表的新人文主義學者同時對研究型的學者(作為科學的研究者)和他們的工作也有自己的看法。他們強調真正受過教育的人應不斷在廣泛的人文和學問基礎上，開拓更寬的領域，尋求新的知識，而不應在某種學科中發展狹隘的專門知識。麥克萊蘭在《德國的國家、社會和大學，1700-1914年》一書中指出：“科學及其進一步發現是學者的手段，而非目標。全面提高個人素質和培養一種全面、敏捷、清晰和富有獨創性的思維習慣才是目標所在。”(轉引自魏定熙：《北京大學與中國政治文化》，金安平、張毅譯，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由于歸國留學生執掌大學教育和在文化界的實際影響，在現代中國的大學教育和文化界因此也就有了“通才與專家”、“紳士與學者”、“人文主義與科學主義”、“人文主義與實驗主義”的論爭。1922-1923年間，在東南大學曾就辦學的目的和理想展開過討論，并形成通才教育與專家教育的尖銳對立。“科學與玄學”的論戰若僅以教育的眼光看也可以視為這一范疇。“學衡派”與胡適“新青年派”在文學革命及新文化運動上的態度、立場的不同，實際上是“人文主義與實驗主義”之爭。

　　鄭曉滄認為“Gentlemen”(紳士)相當于中國的“君子”，“Scholar”(學者)相對于中國的“士”。而張其昀在《白璧德——當代一人師》中，說“人文主義之理想為君子之風”，“人文主義為君子精神之表現”。

　　人文主義實際上是一種道德理想主義，更是一種文化精英主義。在白璧德的視野里，人文主義者指的是少數的社會優秀分子。人文主義的人類之愛是同情與選擇，是理智戰勝感情的中庸與合度，是在規訓與紀律的持平中，尋求與道德、傳統和人事的和諧。它是基于君子的良心和自律，取決于人基本的善的德行。就像基督徒依賴信念，依賴一種內在的皈依狀態。“道德的艱辛成為道德的標志;一種行為過程如果不是深刻的道德斗爭的結果便不是好的過程”(埃里·凱杜里：《民族主義》，張明明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自律的結果是自己的靈魂永遠處在磨難之中。而“學者”、“專家”乃至大到“科學主義”以及“實驗主義”的基本出發點和內在精神是一種行為主義的路徑。即要看實踐的檢驗和實際的效果，要求有一定的規范和程序，并且是合乎數理邏輯的。

　　“通才”、“紳士”、“人文主義”的教育理想，被“學衡派”中人帶到了東南大學、清華大學和浙江大學。我們可以視此為人文主義的教育。但事實上在中國大學教育有一個誰也無法忽視的現象和實際的勢力，即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師范學院及杜威實驗主義對中國高等教育的影響。北京大學的兩任校長蔣夢麟、胡適(又曾任中國公學校長)，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東南大學校長郭秉文，四川大學校長任鴻雋，山東大學校長楊振聲，齊魯大學校長朱經農，河南大學校長查良釗、凌冰、鄧翠英(鄧還出任過廈門大學校長)，金陵大學校長陳裕光，北京女子師范大學校長楊蔭榆，北平師范大學校長李蒸，嶺南大學校長鐘榮光，滬江大學校長劉湛恩等(詳細統計見謝長法：《借鑒與融合——留美學生抗戰前教育活動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創建東南大學教育系和曉莊師范的陶行知，參與創建東南大學教育系，后出任南京師范學院院長的陳鶴琴，參與創建東南大學教育系和浙江大學教育系的鄭曉滄，都出身于哥大研究院，或為哥大師范學院學生，或是杜威實驗主義的門徒。五四運動前后，作為實驗主義哲學家、“新教育運動”領袖杜威來華講學所受到的歡迎程度和實際影響，遠比主張人文主義(保守的“東方主義”)的泰戈爾影響大。當然，我們不能不看到上述杜威的中國學生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因此我們可以說，在中國的大學教育中出現人文主義與實驗主義之爭是必然的，也是正常的。僅當時的東南大學就存在著白璧德門徒(新人文主義)與杜威門徒(實驗主義)之爭。

　　科學的精神和求是的態度是“專家”、“學者”的立身之本。而這一點在德國的大學教育中則被神圣化。1794年費希特在《論學者的使命》一書中寫到：“學者階層的真正使命：高度注視人類一般的實際發展進程，并經常促進這種進程。”他“不僅看到眼前，同時也看到將來;他不僅看到當前的立腳點，也看到人類現在就應當向哪里前進——在這個意義上說，學者就是人類的教養員”。1919年，馬克斯·韋伯在德國的慕尼黑大學為青年學生們作了《以學術為業》和《以政治為業》的著名講演，影響了一代人。馬克斯·韋伯強化并發展了費希特關于“學者的使命”的觀點。區分作為“學者”和“政治家”的自身投入和價值取向。特別強調學者是為學術而學術，追求價值無涉。因為學術研究是一項純粹的、獨立的和理性的活動，是孤獨狀態下，痛苦和歡娛并存的心智活動。是沉思的生命同行動的生命的理性交接。唐納德·肯尼迪說在美國，近年來，“研究幾乎已經變成了學術責任的核心”。

　　轉貼于 中國論文下載中心 http

　　中文系培養什么人?

　　在現代大學教育中，朱光潛主張大學中文系或國文系的學生要文史哲兼修，中外語言文學互通(朱光潛《文學院》，見楊東平編：《大學精神》)。胡適在20世紀30年代初為推薦沈從文到武漢大學文學院任教，在給文學院院長陳源(西瀅)的信中，談到了他的關于大學中文系培養學生的目標：教師、作家、學者。隨后他在日記中寫道，大學國文系應“兼顧到三方面：歷史的;欣賞與批評的;創作的。”(《胡適的日記》(手稿本)第11冊，臺北遠流出版公司，1990)走向教育界的中文教師，用來傳授中文知識。作家重在文學的創造。學者重在學術研究。胡適特別強調中文系的教學中不可忽視大學生中的喜歡文學創作的一批年輕作者。在此之前，胡適作為中國公學的校長，他大膽地聘請了只有小學文化程度但已寫過大量小說的青年作家沈從文到中國公學任講師，主講文學創作。沈從文認為這是胡適的“第二次嘗試”(第一次是他的白話新詩《嘗試集》)。胡適和沈從文此舉都成功了。從此沈從文從武漢大學、青島大學的講壇，一直站穩到西南聯合大學的講壇，在西南聯大，他還培養了小說家汪曾祺。

　　從1917年胡適進北京大學(當然，他的身份不是作家，但他很快成了著名的詩人)，到現代作家約半數以上在各類大學中文系、外文系統執教�，F代大學中文系的師資結構發生了變化，那么，其辦學的功能也就相應地有了培養作家的可能。

　　作為作家的胡適、周作人、徐志摩、聞一多、梁實秋、沈從文、俞平伯、朱自清、楊振聲、馮至、馮沅君、凌叔華、許地山、老舍、林語堂、錢鐘書等在大學任教。而他們之中，自然不少人是北京大學(如俞平伯、朱自清、楊振聲是“新潮社”的成員，胡適、周作人是他們的指導老師)、清華學校-清華大學(如聞一多、梁實秋、朱湘、孫大雨是“清華文學社”的成員，錢鐘書也出身清華，但是西洋文學系的學生)、北京女子師范大學(馮沅君、凌叔華出身該校)培養出來的。他們再在大學培養新的作家。如廢名(周作人的學生)、“漢園三兄弟”何其芳、李廣田、卞之琳(出身北京大學)、臧克家(聞一多在青島大學任教時的學生)、汪曾祺以及“西南聯大詩人群”。20世紀八九十年代青年作家輩出，相當多的人是出身大學中文系。

　　中文系的學術路徑是什么?

　　在大學，老師向學生傳授知識(包括教學生如何去獲得知識)，學生學習知識，這已是不容置疑的事實。人的目的是自由，自由就是自我實現。而自由的實現是要依靠相應的文化過程。因此，費希特說：“國家是一個藝術機構，其目的是文化。文化是一種過程，憑借這一過程，人可以真正成為人，最充分地實現他自己，并且，正是這種實現才是完美的自由。”郭斌任浙江大學中文系主任時，在中文系課程草案中將清人姚姬傳關于學問之途：義理、辭章、考據引入他自己的辦學理念中。實際上，義理、辭章、考據的分野對應的是哲、文、史的格局。朱光潛主張大學中文系或國文系的學生要文史哲兼修，不必分得過細。郭斌認為義理、辭章、考據的并重，是思想性、藝術性、科學性的統一，是見識、才情與學問的交融。他要求中文系的學生在做學問時一定要充分把握這三者的內在理路。

　　如果僅從中文系的實際情況看，或者說在狹義的文學領域里，文學批評(評論)乃義理之學，要的是學理和見識。創作是辭章之學，靠的是才情。專門的文學史研究是考據之學，依靠的是知識的積累，即相應的扎實的學問基礎。在中文系，這三者互重，無所謂誰長誰短。當然，若三者兼而有之，那自然是件好事，是大家、大師的風范。

　　本文選自《中國高教研究》。  《中國高教研究》雜志是國家教育部主管、中國高等教育學會主辦的學術理論性會刊，是全國唯一的國家一級高等教育學術理論刊物，是全國中文核心期刊，并于2001年12月經新聞出版署批準，入選中國期刊方陣，是國家教育部宣傳貫徹黨和國家的教育方針，總結我國辦社會主義高等教育的經驗，交流高等教育學術研究成果的主要陣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