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調查發現中國人與來華非洲人交往不多，且交往還停留在表面層次。交往主要有禮節型交往、支持型交往、娛樂型交往和私密型交往四種類型，其中禮節型交往最常見，深層次的情感交流少。從影響因素來看，對非洲的了解程度、對非洲人的信任有利于促進中國人與來華非洲人的交往，而對非洲人的偏見則會阻礙中國人與來華非洲人的交往。為促進中國人與來華非洲人的社會交往，有以下建議：(一)政府需要加強涉外管理與服務跨文化交流的意識和能力;(二)社區要開展豐富多彩的活動，切實促進中非交流;(三)交往雙方要更好地掌握語言交流工具。

　　關鍵詞：中國人;來華非洲人;交往行為

　　一、研究背景與方法

　　在國家層面上，中國對非關系的重視已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我們提出了“中非命運共同體”的概念，提出了“一帶一路”的倡議，但在現實層面上，特別是民間的直接交往關系上，還需要廓清一些迷霧，我們需要仔細評估中國人如何與來華非洲人交往?又有什么因素影響著他們的交往關系?本次調查希望在獲得第一手經驗資料的基礎上，對這些問題開展深入分析，并在此基礎上提出相應對策建議，以期能更好地促進中國人與非洲人的友好交往，為夯實“中非命運共同體”的現實基礎做出貢獻。義烏作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來華的非洲人相對比較集中。根據義烏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統計數據顯示，2017—2019年間來義烏的非洲人分別有101986、106742、115429人次，呈逐年上升趨勢。因此，本次調查首先從義烏的7個街道中選取非洲人相對集中的2個街道，從每個街道隨機各抽取8個社區/村，每個社區/村中隨機選取45名中國人進行調查。調查采用自填或結構式訪問相結合方式，當場回收問卷。共計發放問卷720份，回收652份，有效回收率為91%。全部問卷資料經檢查核實后進行編碼，然后輸入計算機，運用SPSS20.0對數據進行統計分析。

　　二、統計結果與分析

　　(一)中國人與來華非洲人的交往不多，且處于表面層次

　　調查發現(見表1)，中國人與非洲人的交往呈現這樣兩個特點：其一，整體來看，日常交往不多。主要表現在我們設計的15個測量日常交往的項目中，沒有一個項目的均值達到3分。其二，日常交往仍處于表層。主要表現得分相對較高的三個項目是“見面時打個招呼”“相互問候工作(生意、學習等)”以及“節慶日互致問候”，而真正深層次的交往，如“為對方解決婚姻、戀愛問題牽線搭橋”“協助對方管教、照顧子女”“幫助對方協調家庭矛盾與糾紛”等都比較少見。

　　(二)中國人與來華非洲人的社會交往主要有四種類型

　　為了進一步分析中國人與非洲人社會交往的內在結構，我們采用主成分法對測量社會交往項目的15個指標進行因子分析，并采用方差極大化原則對因子負荷進行正交變換，以便對本次調查所設計的15個項目進行綜合，從中提取出概括多個具體項目的新因子。我們對這15個項目進行KMO檢驗，這15個項目的KMO值為0.922，巴特利特球狀檢驗的卡方值為5475.928，自由度為105，在0.000的水平上顯著，表明這15個項目適合進行因子分析。因子分析的結果見表2。表2的結果表明，15個項目被概括為4個公因子，根據每個因子所包含指標的內容，分別命名支持型交往因子、娛樂型交往因子、私密型交往因子和禮節型交往因子。每個因子的特征值都在2.0以上，累計方差貢獻率為74.882，說明因子分析效果較好。統計分析發現(見表3)，總體交往的得分均值為1.6283分，處于較低水平，界與“從不”與“很少”之間。從社會交往的各個維度來看，禮節型交往得分相對最高，其次是支持型交往，再次是娛樂型交往，而得分最低的是私密型交往。從標準差來看，社節型交往的標準差最大，說明在中國人內部，與非洲人禮節型交往的分化程度最高，其次是娛樂型交往，再次是支持型交往，而私密型交往標準差相對最小，說明在中國人內部，與非洲人私密型交往的分化程度相對最低，比較一致。

　　(三)中國人對非洲人的認知是影響其交往的重要因素

　　為了考察中國人對非洲人認知與交往之間的關系，我們以中國人的性別、年齡、學歷、英語水平、有無宗教信仰等個體特征作為控制變量，以對非洲了解程度、認知渠道、刻板印象、認知歧視、認知偏見、信任等認知類變量作為自變量，以中國與非洲人社區型交往、娛樂型交往、支持交往、私密型交往、總體交往得分作為因變量，進行多元線性回歸分析，得到表4的結果。從表4的結果可以看到：就本次調查涉及的影響因素作為自變量，來預測中國人與非洲人的禮節型交往，可削減16.2%的誤差;預測中國人與非洲人的娛樂型交往，可削減12.1%的誤差;預測中國人與非洲人的支持型交往，可削減16.5%的誤差;預測中國人與非洲人的私密型交往，可削減7.3%的誤差;預測中國人與非洲人的總體性交往，可削減21.1%的誤差。各個回歸模型都通過了顯著性檢驗，說明各回歸模型有意義。(1)就個體特征而言，性別、年齡、學歷等因素對中國人與非洲人的交往無顯著性影響。英語水平對中國人與非洲人交往有非常大的促進作用，表現在英語水平越高，與非洲人的禮節型交往、娛樂交往、支持型交往、私密型交往以及整體交往就越多。有無宗教信仰對中國人與非洲人的交往有一定的影響，表現在有宗教信仰的人，與非洲人的支持型交往和整體性交往越多。(2)就認知因素而言，認知渠道、刻板印象、認知歧視等因素對中國人與非洲人交往無顯著性影響。了解非洲的程度對中國人與非洲人的交往有促進作用，表現在對非洲了解越多，與非洲人的禮節型交往、娛樂型交往、支持型交往以及整體交往就越多。認知偏見對中國人與非洲人的交往有阻礙作用，表現在認知偏見越高，與非洲人的禮節型交往、娛樂型交往、支持型交往、私密型交往以及整體性交往就越少。信任有利于促進中國人與非洲人的交往，表現在對非洲人的信任程度越高，與非洲人的禮節型交往、娛樂型交往和整體性交往就越多。

　　三、研究結論與思考

　　通過本次調查研究，我們發現中國人與來華非洲人交往不多，且交往還停留在表面層次。交往主要類型是禮節型交往、支持型交往、娛樂型交往和私密型交往，其禮節型交往最常見，深層次的情感交流少。從影響因素來看，對非洲人的認知是影響中國人與來華非洲人交往的重要因素，表現在對非洲的了解程度、對非洲人的信任有利于促進中國人與非洲人的交往，而對非洲人的偏見則會阻礙中國人與非洲人的交往。在“一帶一路”倡議之下，為了推動“中非命運共同體”真正落地，在民間層面促進中國人與來華非洲人的交往交流交融，基于上述調查結果，筆者嘗試提出如下建議：一是政府需要加強涉外管理與服務跨文化交流的意識和能力。如果養成形象傳播和跨文化交流的意識，不斷增強跨文化交流的能力，在經濟領域之外重視多方面多層次的溝通和對話，定能在涉外管理與服務中減少文化不溝通造成的隔閡，消除文化不認同引起的誤解。面對國別眾多、信仰各異、成員復雜的非洲商人群體，若忽視甚至無視跨文化交流的常識，定會使管理效果打折，使服務形象減分，給管理工作增加不必要的麻煩，甚至埋下隱患。政府要從管理與服務的人性化出發，學會聽懂他們的訴求，關心他們的困惑，讓傳統的管理方式向適應多元文化的管理方式轉變。二是社區要開展豐富多彩的活動，切實促進中非交流。基于商貿基礎上的民間交往，需往縱深發展，涉及日常生活、科教文化等方方面面。而這需要基層社區的積極倡導和作為，惟其如此，交流雙方才能在更廣泛的領域產生文化認同感，從而實現良性互動，促進經濟社會協調發展。調查數據顯示，社區舉辦的中外交流活動很少，而居民對此都有很大的需求。問及希望舉辦些什么活動時，商貿交流活動為主，兼具多樣性，從文藝活動、體育活動、英語角到隨便談談心、做做游戲，應有盡有。這表明，居民對活動的需求是很大的，政府應在創新活動形式、宣傳方式方面多方面多多探索和嘗試，從而切實促進中非之間的交流。三是交往雙方要更好地掌握語言交流工具。這需要加強英語、漢語教育與培訓，使中非雙方都更好地掌握溝通交往工具。一方面要加強對中國人的英語教育與培訓。英語水平對中國人與非洲人交往有非常大的促進作用，表現在英語水平越高，與非洲人的禮節型交往、娛樂交往、支持型交往、私密型交往以及整體交往就越多。隨著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全球化、國際化程度越來越高，來華的非洲人越來越多，因其漢語水平有限，而英語水平相對較高。因此，為了促進中國人與非洲人的交往，我們應加強對中國人的英語教育與培訓。尤其是義烏作為全國最大的小商品市場城市，再加上“一帶一路”倡議、義新歐班列的開通，等等，使得義烏的國際化、全球化程度更是走在全國前列。因此，我們要特別注意加強義烏市民英語水平的教育和培訓。另一方面要加強對來華非洲人的漢語教育與培訓。隨著來華非洲人規模越來越大，來華時間越來越長，來華創業、商貿、學習給他們帶來更多實惠等，使得他們學習漢語的熱情會越來越高。因此，我們要加強對來華非洲人的漢語教育與培訓。不僅僅相關大專院校通過招收留學生、短期培訓等方式加強對來華非洲人的漢語教育與培訓。政府也可以通過購買服務的形式，委托社會工作機構、相關社會組織對來華非洲人進行一些簡單、日常交流方面的漢語知識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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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人與來華非洲人的交往行為及其影響因素分析》來源：《西部學刊》，作者：項麗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