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投票,意指對學術事務進行投票決策的權力,屬于學術權力的范疇。大學中，我們接受到的不僅是系統的知識，還需要對所在領域進行深入的學習和研究，本文主要針對“場域―資本―慣習”理論視角下的學術投票行為進行了一些論述，文章是一篇基礎教育課程發表論文范文。

　　摘 要：大學區別于其他社會組織的特殊性，在于高度的學術性。大學學術事務管理應以學術標準為圭臬。因非學術性因素的涉入，學術事務的學術性和公正性遭到質疑。大學場域內處于各個位置的行動者為了獲取利益而相互競爭，彼此之間發生的關系影響著行動的策略選擇。各個行動者形成的慣習是行動時必須遵循自己所處層次的行動邏輯。處于有利位置的投票人如何抉擇，將面對合法性困境和價值性困境的雙重制約。構建科學合理的學術投票制度的前提是程序公正，從而實現實質公正。

　　關鍵詞：學術投票,場域,慣習,資本,投票制度

　　運用投票方式對學術事務進行決策是當下大學場域學術管理的常態。學術投票人在決策之前的溝通、投票過程中的意見表達與最終選擇等環節構成了學術投票的行為鏈條，每位投票人的行為選擇匯聚成集體行為的選擇，形成投票結果。在中國社會文化的背景之下，對學術投票行為產生影響的有學術性因素，還有非學術性因素。非學術性因素是導致學術投票權力越界、尋租等學術腐敗行為產生的主要原因。為破解非學術性因素對學術事務的侵擾，需要考察投票人個體在這一過程中的行為取向，查明隱藏的“行動的邏輯”和“運作的方式”。本文結合案例，借鑒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實踐理論，通過公式“(慣習)(資本)+(場域)=行為”解讀學術投票過程中的細節性行為，力圖揭示行為發生內在的邏輯和機理，提出科學合理的學術投票制度應做到程序公正與實質公正的統一。

　　一、案例呈現：煞費腦筋的課題排序

　　每兩年，某省教育廳都要開展省級教學研究課題的評審工作。教育廳高教處設定項目總數量，根據高校的級別下撥指標，各高校教務部門再制定分配和評審規則，要求各基層學院按照定額組織教師申報，通過學校層面的評審后排序上報教育廳。在A大學B學院的調研過程中，筆者發現一件與之相關的案例。

　　今年，A大學教務處撥給B學院四個申報指標，要求排序上報。B學院辦公室收到了九份申報材料。分管教學工作的張副院長審閱材料時，發現兩個項目的主持人是學院教學工作委員會成員，一個項目的主持人是學校某處副處長(在該學院擔任教學任務)。開學時，學院王院長曾要求張副院長制定《學院教學工作委員會工作辦法》(以下簡稱《工作辦法》)，用來指導學院教學工作，特別是審議教學研究課題、教學成果及優秀課程等事務。評審會上，張副院長提出幾點要求。第一，學院教學工作委員會共有九位委員，有兩名委員是申報者，遵循《工作辦法》，應回避;第二，要考慮三個專業的名額分配，最好是每個專業一個名額;第三，學校要求排序上報，提議投票分為幾輪，按票數依次遴選。與會委員同意張副院長的提議。

　　第一輪投票的結果，六比一，一個選題及論證比較好的項目勝出。第二輪投票，五比二，副處長負責的項目勝出。因為前兩個項目是同一個專業的，張副院長提議，以后的投票應該針對另兩個專業申報的材料進行選擇和排序。第三輪投票，兩名教學工作委員會成員申報的項目出現了三比三的等票情況。委員們提議，按照《工作辦法》規定，提交學院黨政聯席會議審議決定。經學院黨政聯席會議審議，最終排好了序。

　　事后，張副院長講到，民主投票看似簡單，背后運作卻很復雜。為了副處長負責的項目排在第二位，他是煞費心思，事先與其中三名委員分別打了招呼，并有意設計分輪次投票。

　　二、因素分析：多重權力博弈的學校場域與“在場者”的慣習

　　場域是實踐理論的基本分析單位，可以理解為具有相對獨立性的自身邏輯和法則的“社會小世界”。或言之，是在各種位置之間存在的客觀關系的一個網絡。[1]133場域是一個充滿力量博弈的社會空間，類似于一種“游戲空間”。場域內的行動主體之間根據各自位置的存在狀況及彼此擁有的權力和資本，形成特殊的客觀關系。大學作為社會系統的子場域，是具有相對自主性的小世界，有自身的生存、發展邏輯和規則。每個場域都有其權力行使的邊界和獨有的行動邏輯。

　　中國大學場域主要由教學場域、行政場域和服務場域所構成。按照權力關系，其結構可分為政治權力、行政權力和學術權力等三個場域。行政場域內負責行政工作的人員把持著一定的行政權力。教學場域內的普通教師所擁有的資本是其學術研究和教學能力方面的造詣，可以稱之為“學術權力”;具備行政和教學雙重身份即“雙肩挑”的人員擁有雙重權力。作為大學的基礎組織，B學院也存在這些權力場域。

　　案例體現了擁有各種權力、資本類型和總量的行動者，為達到各自目的，開展不同的行動策略。一般來說，作為地方院校，省級以上的教學立項數量較少，多是由兼具雙重權力的人擔任主持人。按照A大學的規定，評聘正高級職稱時，條件之一是必須有主持省級或是國家級立項的課題。因此，獲得立項成為各類行動者追逐的利益目標。除了評聘職稱之外，“即使人們可以對經濟回報、聲譽和地位等表示淡然，但是，在學術活動愈加制度化和組織化的今天，他至少還期求得到同行、所在機構甚至社會的認可。換言之，無論人們是在意于還是無心于外在的功利，對個人業績或實力的‘認可’可謂是所有學術評價活動的核心機制。”[2]理想狀態下的評審過程應“對事不對人”，遵循學術的評價標準決定立項是否通過，現實卻往往并非如此。布迪厄認為，行動者在場域中所占據的位置是由他們所擁有的資本的總量及類型而決定的。不同行動者資本的差別其實也是權力的關系，因為它決定了主導的及被支配的位置的分配，也影響著行動者進一步爭取利益的機會。[1]134可見，案例中的行動者想獲得立項通過，必須在場域中占據有利位置，而有利位置的占據必須依靠所擁有的資本總量及類型，即權力資本(學術權力與行政權力)以及人際關系資本(鑒于中國社會中長期存在且占據一定影響力的人際關系，在分析過程有必要加入這一元素)。循此案例，從場域中各個位置的占據者、行動者的慣習及場域內的秩序等三維度進行解讀。 　　(一)場域內各個位置的占據者

　　于勝剛：“場域-資本-慣習”理論視角下的學術投票行為

　　不同位置的占據者，為了控制場域中特有的正當形式的權威，相互競爭和較量，由此發生的關系制約著行動者的策略選擇。B學院與此案例相關人員有五類，“普通身份的教師”、“張副院長”、“副處長”、參與申報和沒參與申報的“學院教學工作委員會成員”。這些人分別占據著不同的位置，“張副院長”本身具有一定的學術權力以及職位賦予的行政權力，但其在投票過程中只有一票的決定權，如果不運用所具備的權力之影響力，將無法控制最后的投票結果。“副處長”雖不在該場域中出現，但其行政權力可以影響“張副院長”的決策。當然，“副處長”本身的學術權力也是不可忽視的因素之一。參與申報的“學院教學工作委員會成員”按照回避原則，雖然不參與投票，所具備的“委員身份”會影響以后的工作安排，這也是“張副院長”所要考慮的因素。其他“教學工作委員會成員”具有投票權力，是決定評審結果的關鍵力量。僅是“普通身份的教師”只有學術權力和關系資本。

　　(二)行動者的慣習

　　慣習是一種持久的傾向，具有創造、建構或再造性。布迪厄力圖通過慣習等概念的確立來消解“主觀主義”和“客觀主義”的對立關系。在他設定的框架內，慣習兼有主觀和客觀雙重屬性。慣習將主觀主義的計算性、效用性等經濟屬性與客觀主義的“虛無性”機械反應融合為一體。分析行動者行為的因素可以從行為主體有意識的理性與客觀規律的集合這兩個維度展開。慣習是“外在的內在化”與“內在的外在化”、“被動中的主動”與“主動中的被動”的有機統一。[3]按照布迪厄提供的理論分析，案例中的行動者個體所具有的慣習不同，思考與行動的視角注定也會不同。因無法走進行動者的內心世界，筆者也只能通過直接和間接獲得的一些話語和行為表現進行經驗推測。學校場域之內，各種權力的架構模式“類”科層制，具有科層制的表象和特征。行動者要想在這個場域內生存穩固或是相對好一些，必須牢記和遵循自己所處層次的行動邏輯。利益關系是決定教師權力位置和相互關系博弈的砝碼，學院內部是否穩定與學院的發展態勢直接決定著學院領導位置的牢固與升遷與否。

　　“張副院長”表示，希望每次投票最好不受非學術性因素的影響，做到公平公正。但經過一年多的工作經歷，他建構的傾向是“最好誰也別得罪”，其遵循的實踐邏輯為通過權力的運作和影響，盡可能達成各利益主體在心理層面的認同和接受，實現自我利益的保護。“張副院長”自我保護的取向雖無可厚非，但以公共利益來看，卻忽視了“真正的團結是以群體內部的理性共識為基礎的，不同價值觀的相安無事并不意味著團結。”[4]細致分析，在其內心深處，存有一種“恐懼感”，如同《皇帝的新裝》中那些不敢說出真相的人，可能是為了保護個體利益而放棄原則的堅守。

　　普通教師包括“教學工作委員會成員”都希望自己的項目能夠在學院的排序中獲得好名次，進入學校的二次評審，這是正常的期望。但在內心深處，他們也會對個體的利益得失進行計算，他們所擔心的是不公平的結果，即“不如自己的反而通過了”或是“實力都差不多時自己沒有通過”，由此而產生一種“相對剝奪感”。這種群體行為對個體會產生心理壓力并為個體的未來行動提供了一種有效的行為參照，個體只有通過與群體行為保持一致才能消除心理壓力。“如果其他個體通過這種方式并且成功謀取到利益，那么個體則更趨向于采取同樣的行為方式以謀取自身利益。”[5]如果此類現象總是重復出現，教師的內心將產生對相關評審人的“不信任”，造成不利于學院良性發展的結果。有研究認為，“民眾對利益的感受呈現為反向的邊際效用，即民眾對利益邊際遞增感受不明顯，但對利益邊際遞減則十分敏感，甚至可以因為微小的利益遞減而誘發自我的激烈行動。”[6]如果“比自己強”的老師“上去了”，相對來說，只是“發發牢騷怪自己的水平不夠”而已。由此可以得出，普通教師的慣習雖然是期望實現利益，但還是尊重學術權力為先，不希望非學術性因素涉入評審。但也會有被評審人為獲取利益，采取事先“打招呼”的辦法，爭取評審人的投票支持。因為票的數量是公開的，小范圍的投票是可以計算的。如果個別“教學工作委員會成員”或是普通教師根據人際關系計算“誰投了(沒有投)自己的票”，利用自己的場域位置在其他事務過程中實施“報復”，這同樣會不利于學院工作的正常開展，另外，“張副院長”希望即使“自己沒有提前打招呼”，“副處長”的項目能夠正常通過委員會的評審;但他不能保證這一點，因其只有一票的權力。布魯貝克(John SBrubacher)認為在學者團體的相互關系中，所有成員的地位都是平等的。“在這一群平等的人中，無論在學院還是在系里，原則都是‘一人一票’，沒有任何例外，即使是院長或主席。在任何情況下，更可取的辦法是通過說服做出決定，而不是靠權力或地位。”[7]

　　如果“副處長”在評審中排名落后，這既會造成自己的被動，也不利于學院在職能部門主導的資源配置與機會賦予中處于不利的地位。這些都是“張副院長”所不愿意看到的情況。在幾經考量之后，他不得不做出“打招呼”的行動。

　　這里引出兩個問題，為什么“張副院長”只是向三位委員“打了招呼”?為什么行動起到了效果?他曾言及這三位委員值得信任，與自己有一定的私人交往，能夠理解自己的行為。對于行為個體來說，慣習是過去歷史的整合，源于家庭、團隊和階層。“相似階層的人，通過相似的物質環境，能獲得相近的經驗，會促進某些行為規范的約束。”[8]鑒于本文研究的案例，很難對每位當事人進行歷史性的調研。作為大學場域中人，所處階層、物質環境相似，經歷的事務和獲取的經驗基本相近，自然會遵循共同認可的行為規范，慣習也會產生共通之處。“打招呼”的現實根據，具有內在的復雜性。“理由并非僅僅以單一的形態呈現，而是展開為一個結構，其中既包括事實以及對事實的認知，也涵攝人的意向、目的……僅僅某種事實，并不構成行動的理由;單純的認識或意向，也難以成為實施某種行動的理由。”[9]之所以“打招呼”，一方面基于雙方多次交往過程中形成的信任假設，一方面又出于“不打招呼”就可能達不到預設目的的認識。事實、認識、意向和目的等多重因素相互交織，呈現為統一的結構。 　　慣習不僅僅是個體的特質，更是一種規范群體的互動機制。無論是個體還是群體，慣習的形成與場域里的社會位置息息相關，是對客觀位置的主觀調適。“每位社會成員是帶有各自想法、情感、利益的社會人構成，他們必然要把自己的認知、思想、利益帶入執行過程。”[10]“打招呼”目的很明確，“教學工作委員會成員”能夠實現“副處長”的項目排在第二位。可以推論到，“委員們”之所以接受“副院長”的請求，是為了學院利益;也可能“副處長”的學術水平也不錯，排第二名無可厚非。另外，“副院長”的“打招呼”行為是一對一私下溝通的，自己已經答應，不能出爾反爾，如果不投票支持，對自己以后也不好，等等。由此可見，“主觀的判斷必須經過外在的形式才能轉化為一種經驗事實。”[11]慣習作為一種結構化的機制，是實踐的產生者，為實踐的生成提供原則。在同一場域中占據相同位置的個體因受到相同制約因素的支配，形成相似的慣習。另外，“委員”們的慣習也可從個體利益和部門的公共利益兩方面分析，或是個體利益為上，或是公共利益為上，或是兼融兩方面，“策略總是傾向于再生產的那些生產策略的客觀結構，決定策略的是策略生成原則的以往生產條件。”[12]利己始終是行動者行動的最初邏輯選擇，不管場域中的人采取何種行動方式，可以說都是場域生存的需要。

　　訪談中，“張副院長”講到，“學院內部評審的結果雖然不是最終結果，但到學校層面，是會參考學院的排序。多數情況下，學校是依據學院的排序確定結果的。這一點雖然加大了學院的權力，但也給我們增加了工作的壓力。”學院成員相互熟悉，彼此之間的聯系度相對緊密，如果有“非學術性因素”特別是人情關系的涉入，一定程度上會撕裂學院成員之間的人際關系，也會對學院的管理造成很大的難度，加劇各種權力關系的對抗程度。這也是為什么“要考慮三個專業的名額分配，最好是每個專業一個名額”的主要原因。如果僅以學術的標準來評判，也許會出現個別專業教師失去競爭的機會，況且學校下撥名額也是參照基層學院的專業數量而確定的。

　　(三)場域內的秩序

　　場域內的秩序如同“游戲規則”，一方面指顯性的投票規則;一方面是隱性的“黑箱操作”規則。無論是投票人還是被投票人，作為“游戲者”，都要在遵循顯性的投票規則的基礎上“參加游戲”。但是，能夠形成中國語境下的相互“勾結關系”必定是“很難公之于眾”。在操作過程，占據有利位置的游戲者可以依據自身的資本，部分或徹底地改變游戲的固有規則，以獲取自己需要的資源。“這種資本賦予了某種支配場域的權力，賦予了某種支配那些確定場域日常運作的常規和規則、以及從中產生的利潤的權力。”[1]139對投票人而言，資本或是自身所擁有的投票權力，或是能夠決定場域內投票結果的影響力;對被投票人而言，資本或是自身的學術權力，或是接通投票人的關系網絡。“資本總是在既定的具體場域中靈驗有效，既是斗爭的武器，又是爭奪的關鍵，使它的所有者能夠在所考察的場域中對他人施加權力，運用影響，從而被視為實實在在的力量，而不是無關輕重的東西。”[1]135僅擁有資本是不夠的，決定某個場域結構是游戲者之間的力量關系，每個游戲者的力量大小，取決于其擁有的資本的數量和結構。最后的結果還要由各方資本的數量及質量的多少高低來決定。

　　三、投票人的雙重困境

　　隨著各種制度和規范的建立和完善，學術投票人的投票行為將受到各種制約和束縛;在其內心世界，道德感同樣也在拷問投票人的良知。稍有不慎，投票人就將自處于普遍主義原則與特殊主義原則的矛盾之中，遭遇到合法性困境和同質性的價值困境。

　　(一)基于關系的合法性困境

　　投票場域內的每位游戲者都有其關心的目標，有著各自的糾結。被投票人期待自己的利益能夠在集體決策的過程中得以實現，不希望實力弱于自己的他人獲勝。投票人希望自己的投票能夠影響結果，不希望衍生出不利于自己利益的問題。投票人雖在場域內占據有利位置，但需要面對合法性困境――如何在學術資本與社會資本之間做到兼得與相容。

　　投票人的權力源于自身的學術資本與社會資本。前者是所擁有的學術力量;后者是所處社會網絡的位置。這兩種資本是投票人能否擁有投票權力的前提性基礎。對于學術資本，投票人通過自身的學術修煉可以積累并升華;對于社會資本，這需要投票人不斷的經營和鞏固。有學者指出，中國人的社會網絡大體有三種：情義相融的親友網;以信用和互惠為核心含義的實用關系網;以“非對稱性交換”為特色的人情交換網。[13]一般來說，基層學術決策組織具有“熟人社會”的特征，人與人之間彼此熟悉，因各種事務而建立起“私人關系”，通過這種關系聯系起來，構成一張張實用關系網和人情交換網。社會網絡中的個體對事物的理解和處理方式“凸現了彼此之間的相通、相容乃至相互轉化之可能，從而形成了一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社會認知與行為方式。”[14]投票人想要站在純粹學術的角度上進行投票決策，這是很難做到的。完全以學術業績為取向的評價多發生在彼此不熟悉且沒有任何利益關系的“陌生人社會”。

　　身兼行政職位的投票人擁有的投票權力只是其中一種權力，實施投票時所面對的合法化困境在于“獲取對他人的權力，不僅要求提供使他們依賴的服務，而且要保持獨立于他們可能作為回報來提供的服務”[15]。換言之，此類投票人既要滿足他人的愿望，又要盡可能地保持距離感。在行使權力的過程中，維護群體中一部分人的利益所得，就有可能得罪另一部分人。出現這種情況的結果必然要影響到投票人社會資本的有效性和穩定性，同樣影響到投票人學術權力和行政權力的合法性問題。“網絡關系的強弱、重復性會影響人不同的行為，網絡的位置、結構的不同會導致不同的內化過程，從而使人們在不同的情境下產生不同的行為。”[16]投票人如何把握其中的“度”，取得被投票人的理解且實現學術的公正性，并能夠維護自己的社會資本，這是最難以破解的問題。

　　(二)同質性的價值困境

　　任何一位在學校場域內生存多年的學術投票人，即使不得不屈從于場域的“游戲規則”以及人性深處隱蔽的“向己性”和“自利性”的約制，“在投票過程中通過互相投贊成票等投票交易方式影響學術組織決策的方向、過程和結果”[17]，但也不能排除對善良世界和美好世界的向往，或多或少都有著理想主義的色彩。這種對自我角色、學術精神等層面的憂慮，是源于良知的情感，是價值困境生成的隱憂。“面對復雜多變的社會形勢，知識人如何處理與權力的關系成為檢驗自身良知與智慧的試金石，也是懸在自己與時代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18]“當然，在學術人中也不乏一些人作為利益相關者而自甘墮落，僭越了其作為學術人的底線，而成為自我利益的辯護者。”[19]當投票人以學術角度體味投票結果之事實，相信內心世界是有其價值評價的標準，這也是個體價值理性即學術良知的內在道德力量的彰顯。理想狀態下學者的“真正能把自己選擇的事情看作是‘我’的生命，無論什么‘利好’，終不肯犧牲‘我’之生命與之交換。”[20]當學術事務不是以真實的學術評價為依據，被非學術性因素所“綁架”，成為利益博弈和制度霸權的犧牲品，學術良知淪喪和被拋棄注定會成為現實，這是誰都不愿意見到的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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