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導讀：盡管文學批評有其文學與批評作為人類靈魂精神表征的人文性特性，文學價值也是有別于物質價值的精神價值，故而文學評價對人文精神價值的評價更具人文性;但任何評價，也包括文學評價，都應具備評價本身所規定的公平公正、客觀準確、實事求是的基本原則和要求，也就說明批評應是人文性與科學性的統一，文學評價應確立人文精神與科學精神統一的批評原則。就此而論，文學評價的科學性應該是人文價值評價的科學性或人文科學性。因此，批評原則有其自身的原則性和靈活性。本文選自《中國文學研究》。湖南師范大學文學院《中國文學研究》創刊于1985年，距今已有二十多年歷史。它由湖南師范大學主辦，是全國中文核心期刊，2006年入選CSSCI來源期刊，具有一定的權威性，在國內外影響較大。本刊是研究中國文學方面的學術刊物，主要由學術爭鳴、文藝理論天地、古代文學研究、現當代文學研究、比較文學研究、研究生論壇、新書評介七大版塊的內容構成，適合專業研究人士和一般文學愛好者閱讀。

　　關鍵詞：價值取向,真善美標準,榮辱觀,中國文學研究

　　一、批評主體的榮辱觀及其“文德”價值取向

　　批評家的主體建設涉及內容很多，其中包括品質人格等重要內容。這一方面是因為批評家與社會中任何人一樣，都應該具備一定的道德觀，有一定的為人處事的道德準則和對自身的道德自律要求，因而其世界觀中包括道德觀;另一方面是批評作為一種職業或事業而言，從業者也必須具有這一職業和事業所要求的職業道德和職業操守，這是職業或事業對從業者的要求和規范。因而，人們常以“德藝雙馨”來要求文學藝術的從業者，古今中外也不乏對“文德”、“美德”、“藝德”的推崇和提倡。盡管“道德文章”的稱謂更多地賦予了文學道德化和文學說教的實用功利色彩，有其消極性和負面影響，使道德與文學關系始終是難以分割而又糾纏不清的問題;但對于主體而言，無論是文學創作主體，還是文學接受主體和批評主體，在其主體構成及其主體建設中又無不涉及其道德觀，道德價值取向又無不與文學創作、欣賞、評論取向有所關聯。中國古代早在先秦時期《左傳》中提出“文物昭德”(桓公二年)、“在德不在鼎”(宣公三年)、“九功之德皆可歌”(文公三年)、“季札觀樂”(襄公二十九年)等，旨在以觀樂而知禮、知德。先秦儒家更是主張“禮樂”制度，旨在協調禮與樂關系的同時，也強化了樂制中的“禮”的作用，其實質也是在強調“樂”中的禮義道德取向。《論語?述而》:“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以說明“藝”中也含有“道”、“德”、“仁”之要素;《論語?八佾》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說明儒家主張禮之樂、仁之樂，其“禮”和“仁”成為“樂”的核心;《論語?八佾》:“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以善為美的取向不言而喻;《論語?憲向》:“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故而“德言”比“有言”更為重要;《論語?雍也》:“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觀山水自然其實質是“知者”、“仁者”之“知”和“仁”對象化和自我確證的結果。這足以說明，儒家文藝思想的核心是“禮樂”、“文德”和“詩教”，對文學家思想建設和道德修養的要求可謂是社會榮辱觀體現的雛形，影響和支配中國古代文論批評主體建設的“文德”說。此后，漢代王充《論衡》提出“文德”說，“德彌盛者文彌縟，德彌彰者人彌明”①;梁朝劉勰《文心雕龍》專以《程器》討論“文德”，提出“瞻彼前修，有懿文德”②，形成“知人論世”、“文如其人”的批評傳統。這既是對文學主體及其作者與作品關系的強調，同時也是對作者人品、人格、道德品質的要求及其對“文德”的要求。狹義而言的“文德”是指符合儒家思想道德的要求;廣義而言的“文德”是指符合人類真、善、美的社會思想道德的要求。盡管不同的歷史時期和時代要求真、善、美的內容和形式都會有所區別和變化，但真、善、美的精神則是一脈相承，代代相繼，成為文學主體構成及價值取向的重要內容。當代社會所確立的“八榮八恥”榮辱觀，也是從文化傳統積淀中發展而來，是傳統美德的概括總結的結果。在中國古代文學和批評中并不乏“八榮八恥”的榮辱觀取向，在作家、批評家主體構成和價值取向上也不乏“八榮八恥”的榮辱觀所體現出的道德精神。因此，傳統美德應該是必須繼承和弘揚的寶貴文化遺產，也應該是構建“八榮八恥”榮辱觀的基礎和條件。其實，無論古今中外的優秀文學，都應該是全人類寶貴的精神財富，都承載人類的文明進步和先進文化，都以真、善、美昭示人類社會發展趨向，其核心價值取向是殊途同歸、異流同源的。因此，當代文化建設和發展必須繼承弘揚古今中外優秀文化傳統，必須吸收和借鑒前人的寶貴經驗。從這個角度而言，“八榮八恥”的榮辱觀不僅具有傳統性，而且具有當代性;不僅具有中國特色和民族性，而且也具有世界性和人類性，具有普世價值和普遍性意義。當然，在當今社會時代特定的語境中，提出“八榮八恥”榮辱觀具有現實意義和指導意義。

　　首先，“八榮八恥”榮辱觀不僅具有傳統美德的意義，而且具有當代社會公德的意義，這不僅是對中國古代傳統美德的繼承弘揚，而且是對其發展和創新，賦予其時代特征和當代性;這不僅是對社會精英及先進者的更高要求，而且是對社會所有公民的基本要求;這也不僅是發自個人的“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要求，而且也成為全社會的自覺的共同要求，是現代公民社會、民主社會區別于古代社會的差異性所在。其次，“八榮八恥”的榮辱觀具有明確具體的價值取向，分別從八個方面確立大是大非的榮辱觀內容，將真、善、美內容具體化與現實化，使其具有明確的針對性、應用性和可操作性;同時，“八榮”與“八恥”對立并舉，是非、榮辱界線分明，旗幟鮮明地表達出立場、觀點和價值取向，有利于正面引導社會發展的正確方向和導向。再次，“八榮八恥”的榮辱觀也不僅是道德觀及道德價值取向，而且也是人生觀、價值觀、世界觀的具體表達形式，包括的內容不僅涉及個人的道德品質、人格、作風，而且也涉及國民的綜合素質和民族的整體素質，以及行業、職業道德規范，具有社會性與民族性的特征。最后，“八榮八恥”的榮辱觀是核心價值體系的組成部分，帶有當代社會屬性與時代特色，因而，樹立“八榮八恥”榮辱觀是當代社會發展現實及趨向的要求，也是對國民素質及民族素質整體提升的要求。中國是一個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國家，正處于社會主義發展的初級階段，還必須堅定不移地朝著社會主義的更高目標邁進，在制度、體制、機制以及意識形態保障下，在經濟發展上實現小康社會目標，在社會發展上實現和諧社會目標，在政治思想發展上實現社會主義目標，充分體現和發揮出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基于以上因素，“八榮八恥”榮辱觀是立足于社會發展需求和國民素質、民族素質提升需求而提出來的，旨在建立良好健康、積極向上的社會風氣和時代風尚，也旨在確立國民及民族主體的正面的、正確的價值觀及核心價值取向。對于文學批評而言，批評主體的建設也自然納入國民及民族素質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的大系統中。同時，批評也有責任有義務承擔全民族、全社會精神文化建設的重任，提高社會公民精神文明建設的自覺性。因此，批評主體建設應以“八榮八恥”的榮辱觀為核心和導向。其一，加強批評主體構成的思想建設和道德建設，提高批評的主體性、能動性和自覺性。清人葉燮在《原詩》中提出作者主體構成的“才、膽、識、力”四要素，在其構成關系中“識”的地位和作用尤為重要。“夫內得之于識而出之而為才，惟膽以張其才，惟力以克荷之，得全者其才見全，得半者其才見半。”“大約才膽識力，四者交相為濟，茍一有所歉，則不可登作者之壇。四者無緩急，而要在先之以識。使無識則三者俱無所論……惟有識則能知所以，知所奮，知所決，而后才與膽力，皆確然有以自信，舉世非之，舉世譽之，而不為其所搖。安有隨人之是非以為是非者哉?”①作者之“識”既是思想認識之識，又是胸襟、抱負、境界之識，更是道德是非曲直之識，是知其所以然的動因機制，因而與作者的思想、道德、人品、學識等因素密切相關。其二，加強批評主體的思想修養和道德修養，提升批評的境界和精神。批評如同文學一樣，有詩品、詞品就有文品、評品，也講品級、質量，也有差異和特點，因而批評必須不斷提高品質境界，批評家也就必須不斷修養和錘煉。劉勰在《文心雕龍?體性》中論及作者主體構成的“才、氣、學、習”四要素中“學”和“習”就與平時的學習和積累相關，更與思想道德的修養和錘煉相關。“然才有庸俊，氣有剛柔，學有深淺，習有雅鄭……故辭理庸俊，莫能翻其才;風趣剛柔，寧或改其氣;事義淺深，未聞乖其學;體式雅鄭，鮮有反其習。”作者主體構成“才”、“氣”為先天的內因根據，“學”、“習”為后天的外因條件。但“學”、“習”直接影響作品的“淺深”、“雅鄭”，后天的外因條件就十分重要了。它一方面能作用于內因，另一方面也能轉化為內因，內化為主體的根據和條件。中國古代批評十分注重修身、養氣、靜心、蓄性，莊子有“虛靜”、“心齋”說，孟子有“養氣”說，劉勰有《養氣》篇等。歷代批評家也都強調“襟抱”、“胸次”、“胸襟”、“涵養”、“境界”、“陶冶”、“教化”的作用，其目的都是強調作者思想道德修養，以提升文學及批評境界和品位。因此，當代批評主體建設更需要加強精神文明建設和思想道德修養，成為“德藝雙馨”的批評家。其三，批評主體的價值觀及價值取向構建。批評主體建設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構建自覺的批評觀和正確的價值取向。這需要有明辨是非善惡的能力和選擇判斷的基本立場和取向，更需要有揚善懲惡、以正壓邪的膽識和勇氣。春秋戰國時期禮崩樂壞，諸侯混亂，孔子力圖撥亂反正，提出“正名”以別正邪、雅鄭。《論語?為政》:“《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文心雕龍?正緯》也以“正緯”以明辨“經”“緯”的正偽，表達“按經驗緯”的正確價值取向。歷代批評家也無不以正邪、善惡、美丑、真偽、雅鄭對舉明確表達正確的選擇取向，肯定正面的積極價值和否定反面的消極價值，旗幟鮮明地表達觀點和立場，這對于確立正確的評價取向和弘揚健康積極的社會正氣起了積極作用。當代批評更應該有明辨是非、分清正邪的自覺性，對批評存在的弊端和不足進行深刻反思和反省，對社會中存在的不良風氣和錯誤傾向勇于批判和抵制。新時期文學批評在撥亂反正的思潮中就曾率先突破文藝“禁區”和束縛，成為時代潮流的先鋒和尖兵。這種新時期批評的經驗、傳統和精神應值得發揚光大，使批評精神不僅表現為社會批判精神，而且也表現為反省反思的批判精神。

　　二、批評的榮辱觀的評價取向構建及真、善、美標準的確立

　　批評對文學評價取向的確立，既關涉到評價標準的認定，也關涉到評價角度、方法和原則，更關涉到文學評價機制推動和促進文學發展方向等重大問題。因而無論是在真、善、美標準中，還是在思想內容與藝術形式統一的整體評價方式中，抑或“美學的觀點與歷史的觀點”①統一的評價思路中，都包含有思想道德評價取向及其人文精神價值維度。因此，如何在思想道德和人文精神價值評價中確立正確的、主導的、核心的評價取向是十分重要的問題;同時，如何認定這種思想道德和人文精神價值的表現特點和藝術表達程度更是文學評價取向正確運用的關鍵問題。其一，文學評價應是對文學思想性與藝術性的整體評價。批評確立“八榮八恥”的榮辱觀評價取向從廣義而論是指思想評價取向，主要從文學的思想內容角度對其思想性進行評價。這與文學抒情言志的情感表現特征緊密相關，以情感為載體和平臺所表達的豐富社會內容和深刻的人性內涵，無疑承載著和涵蓋了社會與民族的精神內容，包括思想、政治、倫理、道德、文化、宗教以及性格個性與情感心理結構，從而展開文學的思想內容及其思想價值取向。但從另一個角度而論，文學的思想性在人類的人文精神和社會文明建設中的重要地位和巨大精神作用又在一定程度上體現出文學整體性，而并不僅僅在于指稱文學的某一角度或某一內容要素。也就是說，文學的思想性也會影響文學的藝術性，很難想象缺乏文學思想性的作品會具備真正完美的藝術性。反之，缺乏文學藝術性的作品也很難說明會具備真正完善的文學思想性。在文學的思想性與藝術性的完美統一中，兩者才會有存在價值和意義。因此，“八榮八恥”榮辱觀不僅是對文學的思想內容的要求，而且也是對文學的整體要求和基本要求。從這層意義而言，它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文學是否為文學、文學是否有價值和意義、文學能否成為先進文化的構成、成為人類靈魂的閃光和人類詩意棲居的精神家園的核心要素。由此可見，批評對文學的評價應是思想性與藝術性統一的整體評價，“八榮八恥”榮辱觀評價取向在對文學作品的整體把握中通過對其基本價值的判斷以引導和指導文學發展的正確方向。其二，文學批評應確立文學思想性表達的藝術性評價取向。文學思想性與文學藝術性統一的整體觀也說明文學思想性表達的特征和獨特的表達方式。首先，文學思想性是文學的思想性，并非僅僅是一般意義上的思想性，而是文學形象、故事、人物、結構、語言所蘊含的思想性，也是文學內容與形式統一中所體現出的文學思想內涵和思想深度。這誠如文學作為審美意識形態的特征和獨特表達方式一樣，文學的意識形態特殊性在于既是文學所內含與表達的獨特的意識形態性，又是意識形態以文學形式所表達的獨特性。因此，批評并非要求文學意識形態化及其政治化、道德化、教化，并非使文學成為思想標簽、政治標語、道德口號;也不能要求文學成為“時代精神的單純傳聲筒”，或“在文學藝術作品中寫哲學講義”，更不是讓文學成為政治服務的工具、道德的奴仆、教化的手段。文學并非政治宣傳、哲學講義和道德說教，文學與政治、哲學、道德等意識形態的關系并非簡單地相加，或武斷地在文學中塞進某種思想內容，或使其成為機械化的工具。其次，文學思想性也有其自身的內容與形式的統一關系。健康正確的思想內容如果沒有完美的藝術形式表達出來，又如何能稱得上具有文學思想性呢?因此，文學思想性體現在兩個層面:一層是文學思想性內容的深刻性;一層是文學思想性表現形式的完美性。文學批評在文學思想性評價取向上就不能僅僅考量文學思想性內容是否健康、深刻，而且要考慮文學思想性的表達形式是否審美化、藝術化、形象化，是否文學思想性內容與藝術形式完美統一。也就是說，文學評價的“八榮八恥”的榮辱觀價值取向，并非僅僅用以衡量文學作品思想內容是否符合“八榮八恥”標準，文學作品是否表現了“八榮八恥”的內容，而且更重要的在于文學是如何表現這些思想內容的，這些思想內容有著如何藝術化的表現形式，其內容與形式又是如何完美結合的。再次，文學的思想性程度具有一定內涵和深度。

　　文學評價如何發掘其思想內涵和思想深度，除對其進行更為深入地思想分析之外，也還須對其進行深入地藝術分析，也就是說不僅僅是依靠邏輯推理、抽象思辨、歸納演繹就能深入到思想內涵及深度中的，而且應該通過對作品構成的藝術要素及其關系的深入分析，發掘其藝術內涵和藝術深度后才能進而深入發掘思想內涵與思想深度，因為文學思想性是寓含于藝術性之中的，撇開藝術性而孤立地分析思想性也就難以發掘出文學的思想內涵和深度。這說明，文學批評的“八榮八恥”榮辱觀價值取向，是與核心價值體系吻合的，它應成為文學批評的指導思想，并將其內化和轉化為文學評價取向，使之與文學評價的特征和文學規律的特點吻合，從而發揮出文學評價的價值取向引導作用。其三，文學批評對文學傾向性的評價取向。文學傾向性是由文學價值取向性決定的，一方面來自作者的價值觀及價值取向性，從而在作品中表達和流露出作者的思想情感取向性，由此決定作者傾向性;另一方面來自藝術形象所表現的價值取向性，通過性格塑造、人物命運、情節發展趨向、故事結構等藝術要素及關系表現價值傾向性。因此，文學傾向性所表達的是作者、作品、人物的基本立場、觀點和價值取向，傾向于贊成什么、反對什么、愛什么、恨什么的思想情感選擇取向。在文學評價中對文學傾向性的分析評價，以及對與其相關的文學主題、中心思想和立意動機的分析評價，其目的主要在于肯定正確健康的傾向性，反對錯誤、不良的傾向性，以確立文學發展的方向和導向。因而，“八榮八恥”榮辱觀價值取向應該成為文學傾向性的評價取向。首先，文學批評應該有其評價的傾向性，這既是由批評主體價值取向決定的評價傾向性，又是由批評價值取向決定的評價傾向性，從而形成批評傾向性。批評傾向性既表現出批評主體的能動性和創造性，也表現出批評的評價取向和價值取向性，影響批評立場、原則、方法、標準。有效發揮主體能動性和消除主觀偏向性，才能在價值關系中建立起主體與客體、批評傾向性與文學傾向性統一的共同價值取向，保證評價的準確性、公正性、合理性。其次，文學傾向性具有復雜而多樣的表現形式，直接或間接、“有我之境”或“無我之境”、“零度寫作”或“投入式寫作”，等等，但無論以什么形式表現，都說明文學具有或隱或顯的傾向性。試圖否認文學傾向性無疑也就否認了文學價值取向，從而也就否認了文學價值和意義。因而，所謂“價值中立”、“價值虛無主義”、“價值相對主義”的局限性是顯而易見的。更為重要的是，通過或顯或隱的文學傾向性表現出來的正確或錯誤的思想傾向是需要厘清的，在多元化的價值取向及思想傾向性中確立核心主導的價值取向也是需要明辨的。這正是批評的職責所在，也正是批評以評價取向正確引導文學發展的作用所在。再次，文學傾向性評價應確立藝術性價值取向維度，尤其是針對文學傾向性的表現方式而言，應該從文學形象性中流露出來。馬克思在批評斐?拉薩爾時指出:“你的最大缺點就是席勒式地把個人變成時代精神的單純的傳聲筒。”①恩格斯在對敏?考茨基的評論中指出:“我決不反對傾向詩本身……現代那些寫出優秀小說的俄國和挪威人全是有傾向的作家。可是我認為傾向應當從場面和情節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來，而不應當特別把它指點出來;同時我認為作家不必要把他所描寫的社會沖突的歷史的未來解決辦法硬塞給讀者。”②恩格斯還在對斐?拉薩爾的批評中強調:“我們不應該為了觀念的東西而忘掉現實主義的東西，為了席勒而忘掉莎士比亞。”這說明馬克思主義在強調文學傾向性的同時，更強調傾向性應該從場面和情節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來。也就是說，應該在形象性、藝術性中表現傾向性，因而“作者的見解愈隱蔽，對藝術作品來說就愈好”，也就是說應在傾向性中增強藝術性與形象性。

　　三、社會榮辱觀對批評原則建設的指導意義

　　批評原則是批評活動的規則及行為準則，是批評家應遵循和堅持的基本信念和自我約束的規范，也是依據批評需要和批評規律建立的學術共同體的活動機制和行為規制。批評原則是批評自覺性的標志，也是批評獨立運行及其趨向成熟的表征，更是批評的準確性、公正性、科學性品質的保障。批評原則具體表現在批評家的批評行為活動中，表現出批評家的立場、觀點、方法及價值取向，從而體現出批評態度、批評精神和批評主體性。批評原則的確立和制定:一是來自批評接受者對批評的要求和期望;二是來自文學及其作家藝術家對批評的要求和期望;三是來自批評家對自身的行為要求和行為結果的愿望;四是來自批評的本質規定性要求及批評規律的要求;五是來自社會及其人類共同價值取向和核心價值體系的要求。雖然我們可以從古今中外的批評實踐經驗和批評成果中歸納概括出批評原則，也可從批評理論體系構成和批評學知識結構與知識譜系的理論探索升華中總結出批評原則，但更為重要的是批評原則是體現在批評家的行為活動中，體現于批評過程與效果中。這說明批評原則既需要有理論支撐和學理依據，也需要有行為踐行和實踐驗證，它是理論與實踐結合的產物。因此，批評原則既有科學性，又有人文性;既有客觀性，又有主體性及主觀能動性;既有約定俗成的原則性，又有實際運用的靈活性。從這個意義上而論，批評原則是保障、規范、維護批評健康良好發展的運行機制與活動機制，也是保障批評核心價值體系構建及批評取向目標實現的重要因素。同時，批評原則也是根據批評立場、觀點、方法及價值取向要求確立的基本原則，因而批評原則也會具有鮮明的價值取向性，從而也決定于社會核心價值體系的指導和引領作用。榮辱觀也就成為批評原則的一個重要價值取向，對批評原則的確定和建設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其一，堅持文學批評人文性的批評原則。批評作為對文學進行評價的活動，事實上與人類社會的任何評價活動一樣，一方面都應該具有客觀、公正與實事求是的評價性質與特征，因而具有客觀性與科學性;另一方面，評價作為人類主體行為方式必然也會帶有一定的主體性與主觀能動性，與主體立場、觀點、方法及價值取向相關，同時因評價對象是在主客價值關系中生成的價值體的緣故，價值對象應是主體合目的性的需要與客體的能滿足這種需要的合規律性的價值性的統一體，因而帶有科學性與人文性結合的價值屬性，從而使評價也就帶有科學性與人文性統一的性質和特征。文學評價的對象為文學價值，更是具有人類精神文化價值屬性的特征，本質上是一種人文精神價值，因而文學評價的人文性及其人文價值取向不言而喻。文學批評以人文精神的核心價值體系為基礎，體現出鮮明的人文核心價值取向，集中表現為批評立場、觀點、方法及原則。批評既作為人類靈魂精神和先進文化的承載者和探索者，應該具備批評應有的品質、品格、品位，成為照亮人類社會發展前途理想的光明使者;又作為文學評價的主體，肩負文學天秤或衡器的推動文學發展的機制作用，應該堅持批評科學、公正、公平的原則，成為文學評價及社會評價的公器，使之確立《文心雕龍?原道》中“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設教”的人文價值取向，把握“觀天文以極變，察人文以成化”的方式，達到“寫天地之輝光，曉生民之耳目”的目的。因此，“八榮八恥”榮辱觀不僅是中華民族人文精神積淀的傳統美德，而且也是當代中國社會時代所需要的現代人文精神和社會公德。批評確立“八榮八恥”榮辱觀價值取向，是對中華民族人文精神傳承和發揚的結果，也是對人類共同的人類精神價值取向貢獻的結果。“八榮八恥”榮辱觀作為批評原則建立的基礎和條件，無疑強化了批評的人文精神。其二，堅持批評的科學性的評價原則。批評作為一種評價行為活動應該遵循文學規律和批評規律，應該堅持文學評價的公平公正、客觀準確、實事求是的批評原則，使之具有科學精神。

　　劉勰在《文心雕龍?序志》中闡明其創作初衷和動機之一就是針對當時文學和批評中存在的問題和弊端有感而發，其中不乏對缺失文學原則和批評原則的不良傾向的嚴厲批評:“而去圣久遠，文體解散;辭人愛奇，言貴浮詭;飾羽尚畫，文繡鞶帨;離本彌甚，將遂訛濫。”《文心雕龍?知音》指出:“知音其難哉!音實難知，知實難逢，逢其知音，千載一乎!”為何“知音”難哉，劉勰分析主要問題在于:一是“多賤同而思古”，以厚古薄今之見而崇拜古人，養成輕視今人以及同時代人的偏見;二是“文人相輕”，文人之短見形成同行之間互相輕視的陋習;三是“崇己抑人”，形成以己之長攻擊他人之短的惡習;四是“信偽迷真”，不辨真偽，不分是非，甚至黑白顛倒，造成價值取向混亂的失誤;五是“各執一隅之解”，而形成“東向而望，不見西墻”的片面性、偏狹性弊端。導致這些問題和弊端的主要原因就是缺失批評原則。故而劉勰提出解決的辦法就是堅持客觀公正的批評原則，要求批評首先“無私于輕重，不偏于憎愛”，這可謂是對批評家應不存私心雜念、不帶個人好惡情感、出以公心、依憑良知的原則要求;其次，“平理若衡，照辭如鏡”，這可謂是對批評評價行為準確客觀、公平公正的原則要求;再次，“將閱文情，先標六觀”，這可謂是對作品整體把握和全面分析的原則要求，其目的是為了更好鑒別優劣，“斯術既形，則優劣見矣”;再次，“觀文者披文以入情”，只有“沿波討源，雖幽必顯”，這可謂是對批評分析路徑和方法的原則性要求，其目的是為了由淺入深、由表入里、逐層深入地揭示文學內涵和內蘊;再次，“圓照之象，務先博觀”，要求“操千曲而后曉聲，觀千劍而后識器”，這可謂是批評經驗積累以提高評價質量的原則要求;最后，“見異，唯知音耳”，這既含有對批評通過選擇發現而具有獨創性的原則要求，也含有對批評善于提出不同意見和勇于批評的批判性原則要求。誠如別林斯基認為批評是文學的“諍友”一樣，應該是敢于提出不同意見和對缺點提出批評的好朋友。因此，批評原則應該具備客觀公正、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和科學態度，這與“八榮八恥”榮辱觀所體現出的人文精神是相吻合的，這種科學精神和科學態度其實質也是人文精神的體現，同時也是人文精神目標實現的保障基礎和實現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