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從西方公共行政學誕生出發，以效率與公平為價值導向，縱觀西方行政發展史，分析了西方行政發展的各個階段，發現西方行政思想史其實就是一部效率與公平博弈的歷史，是一部效率與公平跌宕起伏的歷史，通過分析西方行政思想史，力求尋找效率與公平主導下西方行政學發展的內在規律。

　　關鍵詞：特殊教育論文投稿,公共行政學,效率,公平

　　一、 效率與公平的一般理解

　　在談效率與公平的關系問題時，正確地規定和理解概念的涵義是非常重要和關鍵的，這有益于避免因概念不清而造成的不必要的爭論。在這里筆者試著從行政學角度考察效率與公平這一概念。

　　從行政學的角度看，對效率與公平的表述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新公共行政學派。“效率”是一個既十分重要又頗具歧義的概念。新公共行政學派拋棄了傳統公共行政理論的效率觀，認為效率必須與公共利益、個人價值、平等自由等價值目標結合起來才有意義。何為公共行政的“社會公平”呢?該學派引用了同時期著名政治哲學家、倫理學家羅爾斯《正義論》中的“作為公平的正義”觀點及其思想體系。受到羅爾斯的啟發，弗雷德里克森關注“服務增進了社會公平了嗎?”，[1]認為公共行政主要追求是公民社會所擁有的、以社會公平為核心內容的基本價值，還高度概括了“社會公平”作為核心價值的意義，主張公共行政的社會公平就是要給那些在政治和經濟上處于劣勢的人以更多關注。

　　二、 公共行政學的發展史

　　關于公共行政學發展史階段劃分，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大部分都是按時間劃分成不同的階段，本文采用采用丁煌“四個時期”的劃分方式，分別論述其各自的價值追求。

　　1. 初創時期的西方行政學理論

　　(19世紀末—20世紀30年代)：效率至上

　　行政管理學界公認1887年美國學者伍德羅·威爾遜在行政學季刊上發表《行政學研究》一文標志著公共行政學成為一門獨立學科。此后，盧瑟·古利克也認為效率是行政管理的價值尺度中的頭等公理，效率也是行政科學的大廈得以建立起來的價值基石。馬克思·韋伯將官僚制看做是一種建立在權威和理性基礎上的最有效率的組織形式，其不僅滿足了傳統公共行政追求效率的需要，也使得效率成為傳統公共行政的主導價值。[2]威爾遜創立了行政學;“科學管理之父”泰羅力求科學方法提高企業的效率，與此同時也給政府帶來了變化;法約爾創立了管理的十四條原則;韋伯創立的官僚制理論給了組織最初的模樣;懷特的《行政學導論》讓行政學成為一門獨立學科。[3]

　　2. 演進時期西方行政學理論

　　(20世紀40年代—20世紀60年代)：追求效率

　　與初創時期西方行政理論著重于對組織形式的靜態研究，這一時期西方行政學理論更加注重對人的研究。這一時期也出現了許多有影響的理論和學說。福萊特的動態管理理論以及群體過程思想啟發了不少后來后來的研究者;由梅奧主持的著名的霍桑試驗開創了人際關系的研究，從而將管理的研究推向一個新的階段;巴納德的社會組織系統理論以及他的均衡理論更是將組織的研究推向一個嶄新的高度;西蒙首開對行政決策的研究，擴寬了行政學的研究領域;這一時期，還有很多行政學家提出了不同的理論，例如麥格雷戈的X、Y理論，林德布洛姆的漸進決策理論，威爾達夫斯基的行政預算理論，里格斯的行政生態理論等等等等。

　　3. 深化時期的西方行政學理論

　　(20世紀60年代至70年代末80年代初)：效率共識的瓦解

　　20世紀60年代，以弗雷德里克森為代表的“新公共行政學”理論高舉“社會公平”的旗幟，倡導關注意義和價值，以期促使未來的人類社會綻放出一線曙光。對傳統公共行政的理論基礎進行了批判，并主張諸如社會公平等其他價值觀，超越了實證主義的研究模式，著眼于對價值異常關注的規范研究，促使了公共行政學由“工具理性”向“價值理性”的飛躍。[4]

　　4. 拓展時期的西方行政學理論

　　(20世紀80年代至今的一個時期)：效率回歸與重現公平

　　新公共管理(20世紀80—90年代)：回歸效率

　　20世紀80年代，西方公共行政不得不面對新的問題，經濟發展滯緩，政府信任度迅速下降以及管理效率低下。為此，英美等西方國家掀起了一場曠日持久的新公共管理運動。代表人物是美國學者戴維·奧斯本和特德·蓋布勒主張的新公共管理、政府再造和績、效管理等概念已經成為公共管理理論的主要范疇。澳洲學者歐文·E·休斯指出，經濟就是以盡可能低的投入提供與維持既定數量的公共產品或服務;效率就是公共部門投入與產出的比例關系;效能就是公共產品或服務符合政策目標的程度。新公共管理運動并不像以往一樣，單純追求效率這一價值目標，其通過引入經濟，效率，效能等，擴寬了效率的內容。

　　新公共服務(20世紀90年代至今)：重現公平

　　20世紀90年代后期，美國學者羅伯特·登哈特提出了新公共服務理論，該理論認為，把公民當成“顧客”的觀念存在著某種局限性，應把傳統的對效率和業績的關注轉移到對社會回應性的關注上來。沿承了新公共行政的價值追求，努力塑造公共性政府，重現公平，將其置于效率之上，選擇了社會效率與正義的統一，公平與效率的相輔相成。新公共服務更加重視的不是政府的掌舵而是政府的服務，將重現社會公平作為自己的價值追求，在追求社會公平的過程中促進社會的發展，實現公共部門與公民的協商民主，促成多元化的國家治理。

　　三、未來發展趨勢

　　縱觀西方行政思想發展的百年歷史，我們不難發現西方行政思想史其實就是一部效率與公平博弈的歷史，是一部效率與公平跌宕起伏的歷史，如同鐘擺一樣，在不同的時期傾向于某一價值，隨著時代的發展，又因暴露出太多問題，而得到詰難，進而偏向新的價值導向，就這樣，西方行政學在兩種價值導向的博弈中不斷前進，針對西方行政發展的未來發展趨勢，我比較贊同毛壽龍在《治道變革: 90 年代西方政府發展的新趨向》中對未來行政發展趨勢的論述，西方行政學界關于政治與行政之間的關系有著各種各樣的理論，這些理論各有其道理，不管是政治與行政不可分的理論，還是政治與行政可以分開、政治與行政之間需要有一個“ 治道領域”的理論，都從不同角度揭示了政治與行政關系的真諦。理論中需要付諸實踐，然而理論的產生都有其獨特的背景和現實條件，我們如果想把理論更好的付諸實踐，就需要我們了解我們所面臨的實際情況，結合自身國情，放在中國話語語境中，選擇符合中國特色的理論模式，從而提高我國的行政效率，實現善治。西方國家政策執行自主化的經驗告訴我們，在行政事務日益復雜的今天，政策執行單位需要相當的自主權。但這并不意味著所有的執行單位均需要同樣的自主權。行政事務是復雜的，但復雜程度各異，公共行政體制并不一定要在完全的一體化或者徹底的分權化之間進行選擇。其完全可以在國家治理體系中進行，通過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實現多元化治理。公共事務是復雜的，作為解決公共事務的工具，政府機構的框架也應該是復雜的。只有這樣，才能更好地解決復雜的公共事務，實現公共利益。[5]

　　參考文獻

　　[1][美] H•喬治•弗雷德里克森著，丁煌、方興譯.《新公共行政學》[M]，北京:中國人民出版社.2011：4..

　　[2]楊明臣：《公共行政學價值追求的百年演變—效率與公平的單擺模型》[J].《電子世界》，2003.

　　[3]竺乾威:《公共行政理論》[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

　　[4]楊冬艷：《西方公共行政及其正義價值》[J].《倫理學研究》，2007(2)：102-106

　　[5]毛壽龍: 《治道變革: 90 年代西方政府發展的新趨向》[J].《北京行政學院學報》,19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