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型（stereotype）是美國政治評論家兼專欄作家李普曼首先提出的概念，指人們對某個特定群體形成的一種標簽式的看法。這種看法往往與真實情況不相符或不完全相符，通常帶有對另一群體的價值評價和好惡感情。電影是制造和傳播定型的重要手段和途徑。

　　[摘要]電影是制造和傳播定型的重要手段和途徑，具有娛樂功能和意識形態功能。為實現娛樂功能，電影塑造人物形象時受到媒介市場邏輯的左右，為實現意識形態功能，又受到制度邏輯的制約。通過分析三部好萊塢影片中的華人形象，揭示好萊塢電影對華人形象的消極定型的持久性，從電影的娛樂功能和意識形態功能、媒介的市場邏輯和制度邏輯對媒介定型的影響和制約分析這些消極定型持久不變的原因，提出提升中國硬實力及文化軟實力，構建積極定型的必要性和措施。

　　[關鍵詞]藝術教育論文發表,消極定型,好萊塢影片,華人

　　定型一旦形成，往往經久難改。楊仲子1994年指出，在好萊塢長達一個世紀的電影里，很難看到華人創業成功的形象，看不到他們的聰明才智和優良傳統。[1]“好萊塢歪曲華人形象的電影有很大的誤導性，造成了極為不良的社會效果，在多元民族的美國社會，它容易導致種族偏見和種族歧視，也容易使華裔年青一代產生認同上的困擾，進而怨恨自己的族裔出生及文化背景。”[1]本文通過對《紐約姐妹雙行》（NewYorkMinute）、《當幸福來敲門》（ThePursuitofHappyness）和《宿醉》（TheHangover）這三部好萊塢影片中的幾個看似不起眼的華人形象的分析，揭示消極的華人定型在好萊塢電影中至今依然沒有得到根本改觀的事實，分析這種定型持久不變的原因，探討提升中國硬實力、文化軟實力，構建積極定型的必要性和措施。

　　一、三部影片及其中的華人形象簡析

　　（一）《紐約姐妹雙行》

　　該影片拍攝于2004年，講述一對性格追求相去甚遠的孿生姐妹簡·瑞恩（JaneRyan）和羅西克·瑞恩（RoxyRyan）為追求各自的理想共同體驗了一次歷險，重拾姐妹親情的故事。貫穿姐妹倆歷險的線索之一是華人音像盜版商的走私交易。簡勤奮好學，為了贏得Callahan獎學金以便到牛津大學深造，她要到紐約參加哥倫比亞大學舉辦的一個演講比賽。羅西克叛逆，時常逃學，酷愛前衛的音樂，她要到紐約曼哈頓區某處，把自己錄制的樣本唱片送到著名樂隊A&R手中以期得到賞識。姐妹倆在奔赴紐約的途中陰差陽錯地被音樂盜版商Banny纏上，Banny愚蠢、卑鄙齷齪，為了逃避警察抓捕，把存有走私盜版音樂的芯片偷偷放到簡的包里，繼而為拿回芯片，綁架姐妹倆。盜版商老板Mama是個華人老婦，她的華人身份通過她的一句夾雜英文單詞的臺詞揭示。Banny沒有及時搶回芯片，她惱羞成怒地說：“快點把那chip拿來給我！”她手段毒辣，為了拿到存儲了盜版音樂的芯片不惜手刃吃了芯片的小狗，她和干兒子Banny最終在簡演講的地方被逮捕歸案。

　　（二）《當幸福來敲門》

　　該影片拍攝于2006年。影片根據當今美國黑人投資專家克里斯·加德納（ChrisGardner）的真實故事改編，講述他在極度困頓中堅持不懈追求自己的夢想，最終成功的故事。作為他極度困頓的佐證之一，就是他無錢送5歲的兒子上好的幼兒園，只能將兒子送到一家華人開辦的私人幼兒園“朱太日托”。園主朱老太太拜金、冷漠、不守法規，她的教育方法就是每天讓孩子看電視，還美其名曰“讓孩子學習海軍歷史”。

　　（三）《宿醉》

　　該影片拍攝于2009年。影片講述一個即將走進婚姻殿堂的男子道格（Doug）跟三個好朋友到拉斯維加斯度過最后的單身日子，因誤服藥物且酩酊大醉而引發的荒唐經歷。他們的經歷由一系列“險情”組成。險情之一是被一個華人男子訛掉八萬美元，這個男子是拉斯維加斯賭徒，長相猥瑣，言語粗鄙，行動下流，其華人身份在道格的朋友拿八萬元贖人時，由他的自我介紹表明，他說他姓Chow（周），叫LesleyChow。在道格的朋友發現贖錯人要拿回贖金時，男子做出下流的動作，并說出一句含有Chinese這個詞的下流話，進一步表明自己的華人身份，然后拿著錢揚長而去。

　　二、三部影片中的華人定型揭示的問題

　　有研究者指出，“華人在好萊塢電影中多為惡棍和罪犯，而且多以配角的身份出現”。[2]在上述三部影片中，華人出鏡率不高，但都印證了這句話。三部影片中的華人女性惡毒、冷漠、違規違法，華人男性猥瑣、沒有正當職業、犯罪，總之不分男女都脫不了卑賤齷齪、奸險、毒辣的特點。三部影片拍攝于21世紀前十年，但其中的華人形象與莊心在七八十年前的描述一致。事實上，據1989年美國統計數據顯示，美國華人中從事教育、科研、工程、醫學和會計等的專業人員約占美國華人總數的20%。在全美約12萬的一流科學家和技術專家中，華人占3萬余人。[3]由此可見，20世紀下半葉，外籍華人或僑民，尤其是定居美國等發達國家者，從事正當、高尚職業的精英分子已為數眾多，好萊塢影片中卻鮮有反映這些正面華人形象的。相反，正如上述三部拍攝于21世紀前十年的影片反映的一樣，好萊塢著力刻畫的仍然是七八十年前西方文藝作品中刻畫的華人形象。這一事實說明，要改善包括好萊塢電影在內的西方文藝作品中的華人定型，有必要認識這種消極定型持久不變的成因，探討必要的措施。

　　三、好萊塢消極華人定型持久不變的原因

　　電影是大眾文化的內容。大眾文化具有兩種功能：娛樂功能和意識形態功能。好萊塢電影自誕生之日起就以娛樂性為根本追求，并明顯灌注著意識形態的內涵。[4]作為一種媒介，電影制造定型的動因跟所有媒介一樣，受市場邏輯和制度邏輯左右。娛樂功能的發揮受到市場邏輯的牽制，意識形態功能即為制度服務。因此，下面就從這兩個方面探討好萊塢電影中消極華人定型持久不變的原因。（一）娛樂功能與市場邏輯的原因

　　麥克唐納曾非常通俗地指出大眾文化實現娛樂功能的花招就是盡一切辦法讓大伙高興。市場邏輯的內容之一是受眾的消費興趣決定了媒介的產品應該是富有爭議性的內容，主要包括性、暴力、戰爭、毒品、災難等。[5]好萊塢為了讓觀眾高興，在編撰故事時總會加進上述富于爭議性的元素。美國作為一個白人至上的種族主義意識極濃的國家，對其他人種始終有一種歧視。因此在選取反面角色時則往往選擇早已成為定型的非白種人，華人只是其中之一。

　　好萊塢電影中塑造的消極華人定型能持續得到西方觀眾的認可，與中國電影業為娛樂功能及受市場邏輯左右而塑造的一些國人形象也有一定負責。中國的影視文藝水平落后于國際水平頗多，加上歷史的原因，中國相當長的時期都閉關鎖國，與外部世界聯系太少，外宣工作存在較大的缺陷。改革開放前，中國幾乎沒有什么電影為外國人所知。改革開放后，打入國際市場的中國電影所反映的又往往是遠離了當今時代背景的中國問題。到目前為止，在國外獲獎的中國電影反映的或是舊社會或是已經成為歷史的某個特殊時期的問題。如《大紅燈籠高高掛》，反映的是男人可以妻妾成群的封建中國社會，這些電影能得到西方觀眾的好評，原因之一不能不說跟其反映的國人愚昧落后的特點有極大關系。由于西方世界對中國缺乏了解，這些電影所反映的時代特征被西方受眾當成今日中國的典型特征，它們所刻畫和塑造的中國人形象也被當做今日中國人的典型形象。這就為好萊塢繼續塑造消極的華人定型提供了依據。

　　（二）意識形態功能與制度邏輯的原因

　　作為制度化的傳播媒介，外部制度特別是國家和政府的政治控制以及制度性因素對其傳播活動直接或間接地起著制約和控制的作用。這種制約和控制促使媒介活動為國家制度、意識形態以及各種目標的實現服務。

　　好萊塢電影從19世紀開始塑造華人定型，始終受到美國制度、意識形態等因素的制約和控制。其最早刻畫的華人定型來源之一是對早期移民美國的華人的認識。19世紀中晚期，美國西部大開發引發了華人移民美國的第一次高潮。由于當時的絕大部分移民是自耕農，受教育程度低，當西部的金礦采盡，鐵路修好，為了生存，這些華人移民只能以極低的工資去做白人不愿意做的臟活累活，卻因此引發了白人的不滿，最終導致美國政府1882年的《排華法案》。好萊塢和其他大眾文化一樣，配合官方的旨意，發揮其意識形態功能，拍攝了許多丑化華人形象的影片。早的如1894年的默片《華人洗衣鋪》（ChineseLaundryScene）。最典型的影片是根據20世紀初英國人羅姆創作的系列小說《險惡的傅滿洲》（TheInsidiousDoctorFu-Manchu）改編的同名電影。傅滿洲是個精明險惡的華人頭目，領著一幫“惡棍”，妄想征服西方世界，他有著“整個東方民族的一切殘暴狡猾”，是個“很可怕的人”，是“黃禍的化身”。中美意識形態的沖突始終存在，只是不同時期程度不同而已。這點從美國媒體和政要對中國的妖魔化就可以得到證明。如1876年，美國國會在調查中國移民的報告中稱中國人“比上帝所創造的任何種族都要低劣”。20世紀初，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給中國人貼上“不道德的，墮落的、不可取的種族”的標簽。[6]近年包括美國媒體在內的西方主流媒體則不時拋出所謂“中國威脅論”，以加深西方對華人的敵視和戒備。這種種妖魔化的結果反映在好萊塢電影華人形象的塑造上，就是繼續刻畫邪惡、狡猾、可怕的華人。因此，好萊塢對華人的消極定型跟中美意識形態和制度差異的客觀存在一樣，是一貫的、持續的。最好的例子就是，傅滿洲這個消極華人形象被好萊塢反復利用、修改、加工，直到今天，任何力圖妖魔化中國的好萊塢電影，都不斷地回到傅滿洲這個原型人物上面，鮮有偏離和創造。[7]

　　四、反思

　　在某種程度上，好萊塢是美國公眾了解世界、看待世界的窗口，好萊塢塑造的華人形象就是美國公眾普遍接受的形象。我們在欣賞好萊塢影片的時候，既要冷靜看待華人消極定型，也不能無動于衷。指望好萊塢主動改變立場，完全改變對華人形象的定型是不現實的，要讓外界更客觀地看待華人形象，破除好萊塢塑造的消極華人定型，只能從自身的努力找出路和突破口。

　　首先，國家應加強硬實力建設，爭取話語權。正如福柯的權利、知識理論所說，在政治經濟上有主導霸權的國家，也主宰著知識的話語權。

　　其次，在加強硬實力建設的同時，要加強文化、制度、傳媒等軟實力的建設。要改善外宣工作的方法和重點，加大開放，讓外國人更全面地了解中國的真實面貌，了解當今的中國人。要注重利用信息時代的各種高效的宣傳方式和手段，通過全方位的媒體渠道，將中國繼承和創新后的傳統文化、精英文化，和當代的流行文化、草根文化一同介紹到國外去。[8]

　　第三，家庭和個人特別是到海外游歷或生活的華人，要加強自身的綜合素養。正如楊仲子說的，“要破除好萊塢所塑造的負面亞裔形象，必須先從自身做起，加強對自我、對子女、對社區的教育，在現實中樹立正面形象”。近年隨著國人出國學習、旅游、公干、移民等人數的急劇增加，這一點顯得更加重要。

　　[參考文獻]

　　[1]楊仲子.美國華裔影視工作者反對好萊塢歪曲華人形象[J].當代電視，1994（3）：25-26.

　　[2]雷茜.好萊塢電影中的中國形象和華人形象的嬗變[J].電影文學，2010（10）：41-42.

　　[3]李其榮.新華僑華人的職業結構及其影響因素[J].東南亞研究，2008（2）：72-79.

　　[4]姜智芹.傅滿洲與陳查理：美國大眾文化中的中國形象[M].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7.

　　[5]金冠軍，馮光華.解析大眾媒介的他者定型——兼論傳播中的“妖魔化”現象[J].現代傳播，2004（6）：4-6.

　　[6]劉潤為.21世紀中國的文化使命[J].文藝理論與批評，2011（6）：4-11.

　　[7]余宏.從種族歧視到文化政治——好萊塢電影中“黃禍”形象的轉變[J].求是學刊，2011（2）：110-112.

　　[8]鄭天亮.華人形象塑造與中國文化軟實力建設[J].新聞戰線，2012（10）：91-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