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將從兩組人物的對比中探究《李爾王》與《高老頭》兩部作品的同與不同，并從社會發展的角度來分析兩部作品人物所扮演的歷史角色以及這一角色的社會意義。
　　關鍵詞：金錢，利己主義，守望，叛逆
　　
　　朱光潛說：“悲劇向來被認為是最高的文學形式，取得杰出成就的悲劇家也是人間最偉大的天才。”［1］〕莎士比亞就是這樣的天才作家。其中之一便是在《李爾王》中揭示了新興的資產階級利己主義對家庭倫理關系和傳統道德的破壞。而巴爾扎克的《高老頭》則進一步的揭示出資本主義在通過幾百年的發展之后，這種“利己主義”“金錢至上”觀念日益深入人心的事實。這使我們更加深刻地領悟到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關于資產階級“使人和人除了赤裸裸的利害關系，除了冷酷無情的‘現金交易’，再也沒有任何別的聯系”［2］論述的社會內涵。
　　兩部作品都反映出了封建社會主義向資本主義過渡時期的社會風貌和人們的思想意識，從《李爾王》可以看出資本主義萌芽時期，初露端倪的利己主義思想對封建社會的破壞與顛覆。而《高老頭》則表現了資本主義的利己主義、金錢思想對普通人的勝利。
　　下面我將從以下兩組人物對比中歸納出兩部作品的異同：
　　一．李爾王與高老頭
　　作為父親，李爾與高老頭都愛自己的女兒，并以土地、金錢等物質形式表達這種愛；對于他們的女兒則利用了父愛，以滿足自己的物質欲望。當然與高老頭不同，李爾還有一個真誠的愛著他的女兒。兩部作品都采用了相同的社會關系橫截面來反映社會轉型時期人們觀念和精神境界中的沖突，以及社會內部權利和財產的再分配所引起的社會關系和道德關系方面尖銳矛盾和斗爭。處在這種矛盾焦點上的李爾王與高老頭成為作者筆下的悲劇人物，但二者的悲劇原因又有很大的不同。
　　兩位主角都因為錯誤的抉擇而遭受身體與精神的雙重重壓，并最終過早的走到生命的終點。追尋兩位主人公的悲劇原因，其中可以發現“性格悲劇”與“社會悲劇”兩大基本原因。李爾的悲劇則主要是“性格悲劇”，在《李爾王》中，每一個選擇都是李爾自己做出的，但剛愎自用的性格又使李爾每次做出錯誤的選擇。這一轉變反映出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過渡時期人文主義思想的萌芽和發展，由神性向人性的轉變過程。而到了十九世紀，資本主義基本上打敗了封建主義，資本主義一系列的思想體系逐步在社會中建立起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也更加金錢化，高老頭的悲劇則是當時“社會悲劇”的表現，他的悲劇來自于整個社會的金錢罪惡，金錢扼殺了親情，堵塞了同情，玷污了愛情”，社會就是一個大的吃人場。無怪乎就能在鮑賽昂夫人的嘴中聽到“您越沒有心肝，就越能步步高升。您心狠手辣，人家就怕你。”［3］這樣的話了。
　　由此可見，雖然悲劇模式相同，但由于作家所處的時代不同，所揭示的時代內容不同，人物的悲劇原因也有所不同。而且這種悲劇的原因也體現在兩位作家對“父愛”的描寫中，李爾的父愛是一種王者的施恩行為，過分強調自我尊嚴的父愛，表現的是他剛愎自用、惟我獨尊的性格。而在高老頭那里，他的愛女之情溢滿全篇，只要一看到女兒，聽女兒叫一聲“爸爸”，就可以付出一切，忍受一切痛苦。整篇小說沒有展現出他具有個性的一面，更感受不到他的脾氣、性格。面對高老頭的死亡，我們無力指責高老頭什么，為了女兒，他付出了一切。我們唯一可以指責的就是這個以金錢為一切的骯臟社會，這股潛藏在城市內部的黑金暗流，它吞噬著每個善良人的心靈，所以說高老頭的死亡不是他個人的悲劇而是社會的悲劇。
　　二．埃特蒙與伏脫冷
　　埃特蒙與伏脫冷這兩個人物形象實際上延續了兩部作品中父女沖突的悲劇，李爾王和高瑞納兩姐妹與高老頭和娜齊姐妹反映出了金錢在資本主義萌芽時期對農業文明時期人倫關系的巨大排斥性，即金錢意識對家庭倫理血緣關系的沖擊。那么埃特蒙與伏脫冷則體現出資本主義價值觀導致社會中的人際關系紐帶的轉變。我們知道在封建社會道德和榮譽是維系除血緣關系外社會中人與人關系的重要紐帶。當資本主義價值觀嶄露頭角之時，金錢就成為聯系人與人關系的一個重要紐帶。這里的金錢并不僅僅指貨幣，而泛指一切可獲得的個人利益。盡管二者都是個人極端主義的忠實信徒，為達到自己的目的什么天地良心都可以不顧，只有赤裸裸的占有欲望，但二者的形象又反映出時代的不同特色。
　　作為挑戰封建秩序和等級的第一人，埃特蒙不相信中世紀的基督教觀點，敢于破除封建貴族地主階級的舊道德。這與文藝復興的思想內質是一脈相承的，但這僅僅是他的行為在客觀上造成的影響，從主觀上看，他更多地體現出資本原始積累時期新興資產階級野心家、陰謀家、冒險家的貪婪、狡詐、人性喪失和極端利己主義。他冷酷無情，六親不認，為達到目的而不擇手段，赤裸裸地公開奉行弱肉強食、優勝劣汰的資產階級自由競爭法則，用血與火的文字書寫了新興資產階級的罪惡發家史。
　　伏脫冷較之埃特蒙資產階級冒險家的身份有著很大的區別，他是以資本主義社會罪惡的制造者，資本主義社會的揭發者的角色出現的。這一現象乍看十分古怪，但若仔細分析他個人行動的思想基礎，又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首先，伏脫冷給人的第一感受就是以自我為中心的極端利己主義。雖然它不是資產階級，但他貪婪程度和搶奪的勁頭不亞于資產階級。其次，是很強烈的甚至是病態的個人復仇情緒。伏脫冷的人生歷程是崎嶇坎坷的。困窘卑賤的社會地位和資本主義社會人相侵吞的社會現實，把他自發的抗爭精神扭曲成歇斯底里式的個人報復。難怪伏脫冷說自己是“在戰場上為了不被人殺而不得不殺人，為了不受人騙而不得不騙人”。［4］再次，是對資產階級啟蒙主義的幻滅。伏脫冷公開宣稱：“我是盧梭的門徒，我反抗社會契約那樣的大騙局。”
　　在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轉變的過程中社會動蕩引發了作者的思索。舊的秩序與等級遭到了新興資產階級野心家的無情顛覆，個別野心家的不折擇手段，極端的利己主義行徑都使16世紀伊麗莎白時代“快樂英國”的國泰民安景象蕩然無存。“圈地運動”使國內到處都是流浪的乞丐，瘟疫、疾病給人民的生活帶來了無窮的苦難，在邪惡勢力的現實面前，人文主義者的政治理想破滅了，而《李爾王》就是一部人文主義的悲劇，是一次莎士比亞內心人文主義情懷的心靈解讀。
　　莎士比亞人文主義理想的失落首先反映在道德關系綱常倫紀的顛覆。支撐一個和諧安定社會——“親子之愛”轟然倒塌，被一種赤裸裸的冷酷無情的利害關系所取代。高瑞納和里根、埃特蒙完全背棄了傳統的道德觀念和價值觀念以及善惡標準，而這群“新人”所帶來的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時期的道德觀念，莎士比亞是側目而視的，因為這與他以“仁愛”為中心的人文主義理想是互相抵牾的。可是，世風日下，人心不古，整個社會禮崩樂壞，日益變得不可收拾。莎士比亞對此痛心疾首，可無奈沒有回天之力。其次，莎士比亞通過李爾之口，呼吁統治者以仁慈來對民眾。“安享榮華富貴的人們啊，睜開你們的眼睛來，到外面來體味一下窮人所忍受的苦，分一些你們享用不了的福澤給他們，讓上天知道你們不是全無心肝的人吧”。［6］這種統治者能夠體察民意的美好理想以及人與人之間按照“仁愛”的準則和睦相處的人文主義理想，無論是劇中的李爾還是現實中的莎士比亞都沒有實現這一理想的物質力量。所以，理想必然碰壁。而對于莎士比亞而言，人文主義理想的種種最終都歸于湮滅，自己的抱負得不到實現，失望就是肯定的。守望也許就成了這個現實世界的唯一選擇。
　　當封建主義退出了歷史舞臺，社會意識被完全的資本主義化時，資本主義社會對異己分子提供了了兩種選擇：一種是死亡，被社會“新陳代謝”掉；另一種是被“洗腦”完全按資本主義的思想意識行事。高老頭這個固守封建宗法觀念的資本投機者，雖然他在工作上能夠按照資本主義的要求行事，但在處理人倫關系時“過多”地保留了宗法觀念的老一套，最終不免被資本主義社會所吞噬。他不愿“洗腦”就只能面對死亡。不愿面對死亡，一心想要往上爬的拉斯蒂涅則展現出一個人如何被“洗腦”，如何接受了極端的個人主義行為準則的心路歷程。拉斯蒂涅被“洗腦”叛逆自我的最終結局由外部因素和內部因素兩方面的影響。內部因素則是出人頭地的強烈個人愿望，外部因素則是社會的誘惑和冷酷，以及伏脫冷鮑賽昂夫人的“指點”，高老頭的“現身說法”。這些使拉斯蒂涅從靈魂里感到善良的軟弱，當他在高老頭的墓前落下最后一滴“善良”的淚珠時，他已經被打上了“個人主義”的標記了。可是在這樣一個弱肉強食的“動物王國”了，誰有能活著而不被同化呢？當人類就要遠離道德美善之行，走入利己主義的邪惡陰影之中時，“叛逆”也許就是此時人類的心靈寫照。
　　參考資料：
　　［1］朱光潛著《悲劇心理學》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3頁
　　［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文學出版社第四卷第572頁
　　［3］巴爾扎克著張冠堯譯《高老頭》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70頁
　　［4］巴爾扎克著張冠堯譯《高老頭》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99頁
　　［5］巴爾扎克著張冠堯譯《高老頭》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176頁
　　［6］莎士比亞著朱生豪譯《莎士比亞悲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第33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