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導讀：新進化論學派雖然克服了古典進化論單線進化的缺點，但是并沒能擺脫歐洲文化中心主義的影響，尤其是“文化優劣論”的影響。懷特的理論仍然隱含著文化決定論的傾向。在他看來，是文化決定人類的行為，而不是人類控制著文化。

　　關鍵詞：語言種類,語言發展

　　根據這種理論推論，生活在文明程度高社會中的人，自然就是文明人。文化相對論早期有美國的弗蘭?茲博厄斯（FranzBoas1858-1942），后期有露絲?本尼迪克特（RuthBenedict1887-1948）和梅爾維爾?瓊?赫斯科維茨（MelvilleJeanHerskovits1985-1963）。博厄斯平等地看待各民族的文化，認為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每種文化又是各個社會和民族獨特的產物，由此產生出了他的文化相對論。他反對種族主義，并從科學上論證了種族平等和民族平等的思想，曾為反對歐洲中心主義、希特勒主義和種族壓迫進行過斗爭。博氏拒絕承認傳統的權威，文化相對論正是他反對“歐洲中心主義”和“白人種族優越論”的核心觀點。本尼迪克特在1935年出版的《文化模式》（Patternsofculture）一書中提出要注意文化的多樣性，她否認文化評價的絕對標準。在所有文化中對殺人犯的處理并不一樣，例如有的習俗允許殺害自己的頭兩個孩子；有的習俗丈夫對妻子擁有生殺大權；有的習俗在父母終老之前有責任殺死他們。唯一有用的價值標準是在某一種文化內部形成的，價值判斷也是相對的，有條件的。美國西北大學教授赫斯科維茨也是一個重要的代表人物。他認為一個民族的文化，離開了自己的民族和時代，就失去了任何意義，任何具體文化的一切現象都是孤立自在的，不會重復，各具特點，因而不同民族的文化無法比較，各個文化之間沒有任何共同之處，更談不上有共同規律。一切民族文化的價值都是相對的。他的《人和人的勞動》（1948）以及后來據此改編的《文化人類學》（1955），被認為是文化相對論的主要代表作。文化相對論可追溯到古希臘的普洛高勒斯。隨著愛因斯坦的相對論的出現，法國的社會學家迪爾凱姆、毛斯，奧地利的哲學家兼語言學家維特根斯坦等都主張文化相對論。文化相對論大體上包括7方面的內容：（1）承認文化多樣性；（2)認為每一種文化都是具有獨立價值的自主實體；(3)應該盡量理解和欣賞人類的事業和行為；（4）對人類和社會應該采取平等注意態度；（5）否認不同文化存在著地位差別和種族的優劣差異；否認存在著絕對標準的價值判斷；公開接受外國文化。文化相對論包含兩個分支：倫理相對論和認識論相對論。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促使人們對文化相對論進行反思。面對大屠殺，人們懷疑文化的道德判斷。到上世紀70年代的后半期，人類學家和其他學科的學者對文化相對論發動猛烈攻擊。文化相對論的整個理論框架被看成有認識論上的缺陷和倫理上的偏見。這標志著反相對論的誕生。持有反文化相對論的社會生物學家和理性主義者批評了認識論的文化相對論，他們認為應該把問題放在人類的普遍特點上。社會生物學家康拉德?柴卡里阿斯.洛倫茲（KonradZachariasLorenz,1903-1989）把動物行為的研究運用到人類行為中去，這種做法影響了心理分析學、社會生態學、新馬克思主義和經濟發展理論等多種學科。理性主義者利用了社會學、心理學、語言學、符號學和結構主義等學科的成果，認為存在著普遍的人類心智，并斷定人類心理的某些理性趨勢必然會超越文化或地域的局限。倫理相對論則發展到極端歧視西方文化的地步，當對西方文化批評逐步升級時，倫理相對論被反相對論者稱為新種族主義的侍女。文化相對論在理論上比文化進化論進步，但容易產生文化上的民族主義，同樣也會給世界帶來文化沖突。反文化相對論重視文化的普遍性，但容易忽視不同民族、不同地區的文化的獨特性，也無法解決不同文化間的沖突。文化和諧論的提出是為了克服文化進化論、文化相對論和反文化相對論的缺陷。這一理論包括以下三方面的內容：（1）世界的文化是多樣性的，文化不應該只有一個中心，我們不贊成歐洲文化中心論，也不提倡東方文化中心論（區別于文化進化論）；（2）避免以我為中心，各種文化應該相互尊重，和諧相處（區別于文化相對論）；（3）文化既有普遍性也有獨特性，為了和諧相處，應該特別注意各種文化的獨特性（區別于反文化相對論）。文化和諧論的核心是在多元共存的前提下和諧發展，功能互補觀是和諧發展的重要思想基礎。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異域文化與本土文化，雅文化與俗文化，主體文化與地域文化都存在著功能互補的關系（蘇金智2011）。具有不同功能的各種文化各就各位，不錯位、不越位是和諧發展的前提條件。文化功能的錯位與越位是文化沖突的根源，語言功能的錯位與越位是語言沖突的根源。中國語言文化的發展歷史說明，不同的語言文化是可以和諧相處的，文化和諧論可以促進中國語言文化乃至亞洲和世界語言文化的繁榮與發展。語言文化的沙文主義和自卑感都會給語言文化的繁榮發展帶來障礙甚至災難。國際社會不同政治制度正在走向和諧共處，不同的政治文化相互尊重。中國實行“一國兩制”的政治制度，內地與香港和澳門的不同政治制度文化可以和諧相處，大陸與臺灣的不同政治制度文化也正在逐漸走向和諧。不同的宗教也是可以和諧相處的。李甦平（署名李平，2003)認為，儒教、佛教和道教是東亞社會的三大基本宗教，三者既有沖突，又有融合，最終走向和合，和合構成了東亞三教的基本內容和發展主流。作者在這方面進行了系列研究，發表了多篇文章，通過研究，在理論上不僅明晰了儒釋道三教和合是中國、日本、韓國傳統文化的基本面貌之一，還探討了儒釋道合流思想在中國、日本、韓國所具備的不同的理論形態。此外，作者還說明了儒釋道三教和合對中、日、韓這三個國家現代化社會的發展起到了重要影響作用。從這一意義上說，研究中、日、韓三教合流思想，有利于深入發掘這三國的思想文化寶藏，弘揚東亞文化，為建構21世紀人類新文化作出貢獻。

　　國家語言發展戰略是文化發展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

　　語言文字事業的發展關系到文化發展戰略的成敗，成功的語言發展戰略將為文化發展戰略的成功提供有力的保證。這種認識已經提升為政府的行為。２００６年，新中國第一個專門部署文化建設的五年發展規劃———《國家“十一五”時期文化發展規劃綱要》（2006）公布。“綱要”明確提出設立國家級民族民間文化生態保護區。目前全國已經批準建設的保護區有11個，包括福建省的閩南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安徽省、江西省的徽州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青海省的熱貢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四川省、陜西省的羌族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廣東省客家文化（梅州）生態保護實驗區，湖南省武陵山區（湘西）土家族苗族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浙江省海洋漁文化（象山）生態保護實驗區，山西省晉中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山東省濰水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云南省迪慶民族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云南省大理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文化生態的保護包括作為文化載體的語言文字的保護。很明顯，國家已經把語言文字看成是文化生態的一部分。文化生態保護區是指在一個特定的區域中，通過采取有效的保護措施，建立一個非物質文化遺產和與之相關的物質文化遺產相互依存的良性機制，使人們的生活生產與自然環境、經濟環境、社會環境和諧相處。非物質文化遺產一般指：（1）口頭傳說和表述，包括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媒介的語言；（2）表演藝術；（3）社會風俗、禮儀、節慶；（4）有關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識和實踐；（5）傳統的手工藝技能等。物質文化遺產一般指：（1）不可移動文物和可移動文物；（2）歷史文化街區和村鎮等。劃定文化生態保護區，將民族民間文化遺產原狀地保存在其所屬的區域及環境中，使之成為“活文化”，是保護文化生態的一種有效方式。為此，“綱要”明確提出設立國家級民族民間文化生態保護區。語言是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組成部分，當然也在保護之列。其實，物質文化遺產也離不開一定的語言文字，有些文物和歷史文化名城如果脫離了語言文字，其特征也自然會喪失。由此我們可以看到，國家語言發展戰略是與文化發展戰略緊密聯系在一起的。《我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十二五規劃綱要》（2011）把語言文字工作放在第十篇《傳承創新推動文化大發展大繁榮》部分里進行敘述，具體是這樣表述的：加強文物、歷史文化名城名鎮名村、非物質文化遺產和自然遺產保護，拓展文化遺產傳承利用途徑。依法推進語言文字工作。建立國家文化藝術榮譽制度。（見第四十四章“繁榮發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第一節“大力發展文化事業”）。可見，《我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十二五規劃綱要》把“依法推進語言文字工作”放在文化生態系統中表述，表明國家在依法推進語言文字工作的同時注意到要與文化生態方面和諧發展，把語言文字發展戰略看成是文化發展戰略的一個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國家語言發展戰略需要文化和諧論

　　本世紀初，國家語委提出了“構建和諧語言生活”的新理念。這一理念已經作為語言文字工作的總體目標寫進了《國家中長期語言文字事業發展和改革規劃綱要（2010-2020年）》（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2011）。綱要征求意見稿提出，“把構建和諧語言生活作為語言文字事業改革和發展的總體目標。科學規劃各種語言文字的地位和功能，大力推廣和普及國家通用語言文字，妥善處理語言生活中的關系，推進語言文字事業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文化和諧論的核心是“功能互補，和諧共存，各就各位，不錯位越位”，這與構建和諧語言生活理念的思想基礎是一致的。我們認為，這一核心是處理好各種語言關系的重要思想基礎。離開了這一思想基礎，必然就會產生錯位越位，必然就會產生語言沖突。從歷史上看，殖民主義者強行推行語言殖民政策，強迫殖民地人民學習使用他們的語言文字，產生了語言功能錯位與越位現象，造成了文化沖突與語言沖突。例如，臺灣人民1895年至1945年期間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語言同化政策”，就是對日語越位的反抗。臺灣光復后國語地位有了提升，但是仍然存在著錯位的現象。黃宣范所分析的臺灣國語不同變體的情況顯示（黃宣范1995），臺灣標準國語功能低于洋化的國語。臺灣洋化國語地位高于標準國語，方言地位高于帶有方言口音的國語，這是一種錯位的現象。洋化的國語是一種偏離了標準的國語，地位不應該在標準國語之上，帶有方言口音的國語實質上還是國語，也不應該在方言之下。臺灣民進黨執政期間，2003年2月10日，臺灣“國語推行委員會”召開會議，通過“語言平等法”草案。草案把臺灣的方言、少數民族語言和國語都稱為“國家語言”，并把“國語”改稱“華語”。在島內社會各界的反對聲中，該法只好叫停。緊接著，2003年3月31日，“語言平等法”通過改頭換面，改為“國家語言發展法（草案）”，于2003年9月22日公布。“語言發展法”雖然有意避開一些爭論的細節，但基調并沒有改變，例如臺灣所有的語言仍然都稱為“國家語言”，“國語”改稱“華語”。在差不多同一時期，臺灣原“國語推行辦法”被廢止。現在“國語推行委員會”的英文名稱仍然是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承認少數民族語言和方言是國語。少數民族語言和方言作為國語，其使用功能越了位。香港大學生1969年至1970年期間發起的“爭取中文官方地位運動”，是對中文語言功能錯位的不滿。中文作為正式語言以后，其使用功能并沒有到位，英語仍然占據著最重要的地位，仍然處于越位的狀態。香港粵語口語的社會功能不僅比書面語重要，也遠比普通話重要，這應該也是功能錯位的例子。所謂港臺腔問題，也是個功能錯位的問題。人們在講漢語標準語時因各地方言的干擾在語音、詞匯和語法方面都會產生不同的語言變體。學術界一般把帶有地方口音或地方特點的語言變體叫做地方普通話。地方普通話是日常交際中人們經常碰到的事情。港臺腔實際上應該分解為兩個部分，就是臺灣腔和香港腔。臺灣腔就是臺灣普通話，香港腔就是香港普通話。臺灣腔主要是閩南話影響形成的，香港腔則主要是受粵語影響形成的。這兩種語言變體在臺灣和香港到處都可以找到。內地電視臺的一些主持人刻意模仿臺灣普通話和香港普通話，經常給人一種滑稽可笑的感覺，因為模仿和實際生活中使用的語言畢竟存在著一定的差別。香港普通話和臺灣普通話是當地人交際的重要工具，內地的一些電臺節目主持人想利用它們的新奇感從而達到吸引觀眾的功能明顯是一種錯位，是不值得提倡的。這樣既給人節目不倫不類的感覺，也給人不尊重講臺灣普通話和香港普通話人群的感覺。下面我們再來看看國家語言文字的和諧發展需要文化和諧論，先說說文化和諧論有助于漢語國際傳播。中國的崛起引起了世界的關注，也出現了某種程度的恐慌，“中國威脅論”和“文化滲透論”就是一種沒有根據，也是不必要的擔心。漢語的國際傳播，尤其是中國在國際社會建立了300多所孔子學院，也招來了西方某些媒體“文化滲透論”的聲音。如果我們明確表示，我們堅決反對以西方文化價值體系為中心，但也不會主張以東方文化價值體系為中心，而是希望通過漢語國際傳播，讓國際社會更多地了解中國文化，從而達到相互尊重、相互學習，交流順暢，共同促進世界文化大繁榮和大發展的目的。這樣做一定會減少一些誤解，有利于漢語國際傳播。以漢語為母語的人數在世界語言中是居首位的。漢語是聯合國的工作語言，就這個意義上說，漢語也是國際通用的語言，但從目前國際社會使用漢語的情況看，漢語作為國際通用語言的功能還遠遠沒有到位，更談不上威脅與滲透。中國文化與語言的繁榮與發展，有利于同世界人民的溝通，有利于同世界人民和諧共處。處理好各種語言關系需要文化和諧論。戴慶廈（2010）認為和諧的語言關系是國家安全的重要保障，我國各民族語言關系的主流雖然是和諧的，但是局部地區存在著一些語言不和諧現象。文化和諧論的功能互補觀可以處理好國家通用語言文字與少數民族語言文字，國家通用語言與漢語方言，繁體字與簡體字，母語與外語等各種語言文字間的關系。青海的有關雙語問題引起的街頭行動和廣州的撐粵語事件都是出于對普通話功能的誤解，因為普通話并沒有越位。少數民族語言文字與國家通用語言文字并不是在一個功能層次上，在這方面國家要宣傳，應該讓少數民族同胞有一個全面的了解。王均（1991）給我國語言進行的功能分類到目前仍是可行的，他一共分了５級：第一級：區域性方言，如粵語、廣州話。第二級：民族語，如蒙古語、維吾爾語。第三級：區域性族際共通語，如蒙古語、藏語。第四級：族際共通語，如普通話。第五級：國際通用語，如漢語、英語、法語、俄語、西班牙語、葡萄牙語等。王先生賦予了普通話兩個重要功能，一是國內不同民族之間的通用語，二是國際上的通用語。《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公布以后，普通話成為國家通用語言，其功能地位明顯地高于第一級至第三級的各種語言功能變體。從這種意義上說，我們國家的任何一種少數民族語言，都沒有具備國家通用語言的功能。在這種意義上說，漢語標準語不能簡單地理解為只是漢族的語言。我們國家歷來重視保護公民的語言權，當前最重要的工作是要充分保證公民具有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的學習權和使用權。許多部門在招聘人員時都考慮到普通話的使用能力，普通話講不好就有可能找不到自己想從事的工作。如果學校沒有提供合格的教育，政府和學校就有責任，也就是說，由于學校沒有提供合格的普通話教育，公民學好普通話的權利也就沒有得到充分的保證。語言權也是教育公平需要注意的一個重要方面。如果公民同樣接受義務教育，有的學校實施優質的語言教育（包括外語教育），有的學校應該實施的語言教育沒有實施或者實施的是不合格的語言教育，這樣就會造成公民在不同的學校接受到的語言教育有較大差別，造成語言教育的差別是教育不公平的表現，這樣有些學生接受語言教育的權利就沒有得到充分保證，學成后謀生的空間就會受到限制。西部地區和少數民族地區，如果只是把國家通用語言僅僅當成民漢雙語教育的一部分，很可能會給這些地區的公民接受良好的國家通用語言的教育帶來一定的局限，也很可能因此對這些地區的人才開發造成不必要的影響。普通話與方言的關系是共存互補的關系，并不是相互排斥的關系。在廣州這樣的大城市，普通話是應該有重要功能需要發揮的，普通話發揮應該發揮的功能并不會取代廣州話的功能。從全國語言文字使用情況調查的數據來看（中國語言文字使用情況調查辦公室，2006），廣東能用普通話與人交談的城鎮人數比例為75.83％，鄉村比例為54.80％；能用漢語方言與人交談的城鎮的人數比例為97.7％，鄉村的人數比例為99.62％。城鎮的普通話比例高于鄉村21.03％，但城鎮的方言比例與鄉村比僅少1.92％。這說明廣東的普通話推廣工作并沒有影響到方言的使用，尤其是城市方言的使用。廣州市是個經濟發達，人口流動大的城市，普通話對各地人們的語言溝通起到了廣州話沒法取代的重要作用。普通話的使用，也不會影響廣州話在日常生活中發揮的應有功能。文化和諧論還可以處理好外語與母語之間的關系。“英語入侵論”把母語教育中存在的問題歸因于外語學習根據是不足的。從中國語言文字使用情況調查的數據看，全國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群學過外語的比例是67.44％，在學過外語的人群中，93.80％的人學過英語，7.07％的人學過俄語，2054％的人學過日語，0.29％的人學過法語，0.13％的人學過阿拉伯語和德語，0.05％的人學過西班牙語，0.16％的人學過其他外語。從英語的程度看來，大多數人水平不高。我們設定了會話能力和閱讀能力兩部分，程度由高到低五個程度，會話程度低端的兩個程度占79.08％，高端的兩個程度只有5.33％，閱讀程度低端的兩個程度占71.27％，高端的兩個程度只有15.93％。從使用頻度上看，基本不用的占69.40％，有時用的占23.3％，經常用的只有7.30％。調查數據說明了三個問題：一是我們國家過于偏重英語教育，語種不平衡；二是英語教育的效果不是很理想的；三是那么多人學習英語但大多數人卻沒有派上用場。大多數人學了英語基本不用，又說造成母語水平下降的原因是英語入侵，這在事理上是說不過去的。母語水平下降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不能把責任只推到學習英語上。英語使用和母語使用不存在必然的此消彼長關系，對母語生存的擔心更沒有必要。我們所面臨的形勢是：在加強母語教育的同時還應該大力加強外語教育，學好母語的同時應該學好外語。全國語言文字使用情況調查的數據顯示，中學的教學語言除普通話占絕對優勢外，希望外語作為教學語言的比例幾乎與方言持平，有17個省市（區）選擇外語的比例超過漢語方言和少數民族語言。不同文化在功能上是互補的，不是互相排斥的。不僅不同民族的文化之間可以和諧相處，同一民族之間的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主體文化與地方文化也都可以和諧相處。文化和諧論不僅可以處理好不同語言或不同方言之間的關系，也可以處理好當前兩岸四地語言文字差異出現的一些問題，尤其是繁簡字之間的關系。繁簡字都是中華民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那種認為簡化字割斷了與傳統文化的聯系的觀點是不符合實際的。從某種角度說，簡化字是現代文化的產物，繁體字是傳統文化的產物，兩者的關系是互補的，不是對立的，簡化字與繁體字是可以和諧相處的。大陸的簡化字主要用于普及義務教育和日常交際，但并不排斥用于古代文化的學習與研究，因此談不上傳統文化的丟失或隔斷。繁體字只不過是在漢字文化長期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重要部分，它不能代表漢字文化的全部（蘇金智2011）。任何文化都是在不斷發展的，如果新文化要做出巨大的犧牲來遷就舊文化，那是沒有必要的。新文化往往是在舊文化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對舊文化尊重并給予一定的空間也是應該的。盡管兩岸四地在歷史發展過程中語言使用方面出現一些差異，但同大于異。臺港澳人士對簡化字使用的興趣在不斷增加，漢語拼音也正在被接受和使用，詞匯差異出現融合的趨勢，不少臺港澳特點的社區詞語正在不斷被大陸民眾吸收和使用，有的已經收到《現代漢語》詞典里去。

　　結語

　　文化和諧論強調和諧，但并不回避沖突和斗爭。和諧并不意味著妥協和退讓。中國語言文化不應該有吃掉國際上其他語言文化的奢望，但也決不允許其他任何一種語言文化吞噬我們的語言文化。我們的目標是在全球多語多文化的背景下與世界人民一起共同建設世界民族多樣文化的共同家園，與此同時，在我國豐富的文化語言基礎上，在兩岸四地建設中華民族精神的共同家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