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如今，很多高職院校都開展了校企合作的辦學模式，校企合作對校方，企業，學生都是有好處的。在一定程度上為企業招募人才提供了便利，也為學生的就業提供了一個方向，同時學校的就業率也得以提高了。本文就針對校企合作長效機制影響因素實證研究進行了一些分析，文章是一篇科教導刊雜志社征稿的論文范文。

　　摘要：通過對35位職業教育專家、職校教師和企業人士的深度訪談，編制問卷并對20位高職教師進行預測之后，對193名被試進行正式施測。探索性因素分析發現，職業教育校企合作長效機制影響因素包括5個因子。驗證性因素分析發現各項指數擬合良好，一階模型較好于二階模型。量表的信度較高，Cronbach’s α系數為0.978，分半系數為0.910。5因子之間呈現顯著相關。回歸分析結果顯示5因子按照政策法律法規、職業院校、企業因素、社會因素、政府作用的順序依次進入回歸方程。

　　關鍵詞：校企合作,長效機制,因素分析,結構維度,回歸方程

　　一、引言

　　(一)問題的提出

　　隨著我國教育體制改革的不斷推進，加快發展現代職業教育是黨中央、國務院作出的重大戰略決策。產學融合、校企合作、工學結合已經成為建立現代教育體系和職業教育發展的熱點和重點問題。2014年6月22日國務院印發《關于加快發展現代職業教育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全面部署加快發展現代職業教育，《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建設規劃(2014-2020年)》也隨之出臺。回顧我國職業教育的發展，校企合作人才培養模式曾經歷過“行業辦學校”、“企業辦技校”的培養制度，但是在20世紀90年代以后，這樣的培養制度逐漸改變，形成職業院校和企業、行業成為“兩張皮”的狀態。校企合作始終存在職業院校熱情主動而企業卻稍顯冷淡與消極的情況，企業作為校企合作的重要參與者，沒有發揮應有的主體作用。國家和地方政府也相繼出臺了相關的政策和法規，但是在職業教育法律法規建設方面比較滯后，自1996年出臺《職業教育法》8年以來，還沒有正式對該法進行修訂。在當前經濟發展的“新常態”背景下，職業教育的產學融合、校企合作如何能夠形成長效機制，是當前職業教育必須要面對的重要問題。要促進職業教育校企合作長效機制的建立，應當厘清相關的影響因素，在當前社會經濟發展的背景下，針對影響因素的輕重緩急，制定相應有效的解決對策，才能有助于建立科學的長效機制，促進職業教育的發展。本研究在利益相關者理論的基礎上，用實證的方法來進行職業教育校企合作的影響因素的研究，以期推動該問題的研究進展。

　　(二)利益相關者理論

　　1965年，美國學者安索夫(Ansoff)最早將利益相關者理論(stakeholder theory)引入管理學界和經濟學界[1]，以弗里曼(Freeman)、多納德遜(Donaldson)、克拉克森(Clarkson)、瓊斯(Jones)、科林斯(Collins)、卡羅爾(Carroll)、布萊爾(Blair)、米切爾(Mitchell)為代表的一批管理學家和經濟學家發展并逐漸完善了利益相關者理論[2]。賈生華、陳宏輝認為“利益相關者是指那些在企業中進行了一定的專用性投資，并承擔了一定風險的個體和群體，其活動能夠影響該企業目標的實現，或者受到該企業實現其目標過程的影響”[3]。李福華認為，大學是一種典型的利益相關者組織，大學的利益相關者可以分為核心利益相關者、重要利益相關者、間接利益相關者和邊緣利益相關者四個層次。[4]根據Mitchel對利益相關者屬性的合法性、權力性、緊迫性之定義，本研究認為，職業教育校企合作利益相關者是指那些在校企合作中具備相應合法性，直接或間接進行了專用性投資(包括人力、實物、資金或其他有價值的東西)，對校企合作目標的實現施加影響，同時其活動受到校企合作過程的影響，并承擔了一定風險的個體和群體(組織)，包括職業院校、企業、政府、學生、中介組織(如行業組織)等。為了探索職業教育校企合作長效機制的影響因素，本研究編制了調查問卷，對影響長效機制的影響因素進行了探索研究。

　　二、對象與方法

　　(一)對象

　　本研究的被試來自政府、職業院校、企業、行業協會、教育研究機構的相關人士。共發放問卷260份，回收問卷205份，有效問卷193份。有效樣本中的政府部門被試是來自中山市的工作人員，共計30個樣本(15.54%);企業樣本來自于與中山職業技術學院開展校企合作的企業人士，以及前來該校進行人才招聘的企業人士，共計51個樣本(26.42%);職業院校的被試包括廣東(7所)、湖南(3所)、遼寧(2所)，天津、安徽、福建、江西、陜西、四川、河北、湖北、山東、云南、浙江等(各1所)共計14個省份23所學校的82個樣本(42.49%);教育研究機構8個樣本(4.15%);行業協會共計8個樣本(4.15%);其他性質的機構樣本14個(7.25%)。各樣本分布以及對校企合作的關注時間如表1所示。

　　(二)研究步驟

　　1.深度訪談。深度訪談職業教育專家、職業院校專任教師、專業主任、校企合作企業代表、政府部門工作人員等35名，以了解影響職業院校校企合作長效機制建立的相關因素。訪談的主要問題包括“您認為校企合作機制建立的影響因素有哪些?”“您認為影響職業院校校企合作長效機制的因素有哪些?”“您認為影響職業院校校企合作長效機制的最主要原因有哪些?”“請您對這些影響因素進行重要性排序”等。

　　2.編制初始問卷。整理深度訪談結果，將職業院校校企合作長效機制影響因素進行歸類整理和匯總，并對項目頻次和重要性排序，按照利益相關者理論進行分類，發現這些項目分布在政府政策、法律法規、政府推動力、學校教學質量、學生職業素質、企業文化、企業合作態度、企業合作的收益、校企合作制度、社會文化等方面。在此基礎上，編制50條項目的職業院校校企合作長效機制影響因素調查初始問卷，采用五點計分法，5=“非常重要”，4=“比較重要”，3=“一般”，2=“不太重要”，1=“非常不重要”。

　　3.預測與正式施測。通過對6位職業教育專家進行初始問卷的項目內容評估，將8個在“命中目標程度”和“表述合適程度”的均分<3.5分的項目予以刪除，形成了包含42個項目的預測問卷。選取20位職業院校教師進行問卷預測，計算問卷各項目與總分的相關，均呈現顯著相關。這樣，最終形成了包括42個項目的“職業院校校企合作長效機制影響因素調查量表”。量表形成后，對14個省份的23所職業院校教師、中山市教育局、67個企業、3個行業協會以及15個其他機構進行正式施測。所有數據使用SPSS 13.0、Lisrel 8.80進行分析處理，主要的分析方法包括探索性因素分析、驗證性因素分析、相關分析、回歸分析。 　　三、校企合作長效機制影響因素的分析

　　(一)自編問卷的結構維度分析

　　使用因素分析法進行自編問卷“職業教育校企合作長效機制影響因素調查量表”的結構維度研究，使用了探索性因素分析和驗證性因素分析。

　　1.探索性因素分析

　　對正式施測所收集到的有效數據進行KMO值和Bartlett球形檢驗。KMO值為0.962，Bartlett球形檢驗P值為0，因此拒絕球形假設，說明變量的相關系數矩陣不是單位陣，各變量不是相互獨立的，適合于做因素分析。

　　采用主成分分析法，以最大方差法進行正交旋轉，對實測的42個項目進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在沒有設定因素個數的情況下，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有5個，累積解釋方差率為73.809%。根據各因子中題項的負荷量大小，剔除掉負荷量<0.4的2個項目[5]，對剩余40個項目進行第二次探索性因素分析，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有5個，累積解釋方差率為74.114%。對5個因子所包含題項的內容進行分析，發現雖然40個項目的負荷量符合要求，但是在因素1中有2個項目內容與原先編制的量表維度項目歸屬差異較大，遂予以刪除，剩余38個項目。第三次進行探索性因素分析，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仍然有5個，累積解釋方差率為74.412%，但是在因素3中有1個項目的內容與原先編制的量表維度及題項歸屬差異較大，所以決定剔除掉這1個項目[6]，剩余37個項目。對這37個項目進行第四次探索性因素分析，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有5個，累積解釋方差率為74.864%。將所屬因子項目按題號排列，并參考項目的內容對這5個因子命名為：因子1――政策法律法規;因子2――職業院校;因子3――社會環境;因子4――企業因素;因子5――政府作用。37個項目在5個因子中的分布及負荷量見表2。

　　2.驗證性因素分析

　　本研究對一階5因子進行KMO值和Bartlett球形檢驗。KMO值為0.846，Bartlett球形檢驗P=0，說明數據適合于做因素分析。未經最大方差旋轉，只能提取一個因子，特征根為3.848，方差的總變異量解釋率為76.961%。使用Lisrel 8.80進行數據擬合，得到假設模型擬合指數如下(見表3數據所示)，說明模型擬合程度良好，一階模型較好于二階模型。檢驗后的一階模型和二階模型的結構圖分別如圖1和圖2所示。

　　(二)影響因素的描述性統計檢驗

　　1.校企合作長效機制影響因素各因子均分

　　根據以上探索性因素分析可見，職業院校校企合作長效機制影響因素問卷的5個因子分別是：政策法律法規、職業院校、社會環境、企業因素、政府作用。使用描述性統計分析這5個因子的均分，結果表明：政策法律法規因子的得分最高，其次是職業院校、政府作用，社會環境、企業因素均分較低。

　　2.問卷得分最高的10個項目

　　對所有項目進行均值統計，按照分值大小進行排序，得分最高的前10個項目按照均分值高低排序如表4所示。其中S1、S36、S8、S9、S4這5個項目分布在政策法律法規因子;S27、S26這2個項目分布在職業院校因子;S12、S3這2個項目分布在政府作用因子;S20這個項目分布在企業因素因子上。

　　(三)相關分析

　　對5個因子進行Pearson相關性檢驗，結果顯示五個因子之間均呈現顯著相關，相關系數在0.630～0.842之間。其中政策法律法規和政府作用之間的相關系數為0.842，企業和政府作用之間的相關系數為0.630，職業院校與企業之間的相關系數為0.719。如表5所示。

　　(四)回歸分析

　　為了進一步研究職業教育校企合作長效機制影響因素之間的關系，采用逐步回歸的方法，將職業教育校企合作長效機制的五個因子得分作為自變量，長效機制總分作為因變量，預測長效機制的回歸方程。回歸分析結果如表6所示。從表6可知，回歸方程經檢驗有效(p<0.001)。在進行逐步回歸分析時，第1次進入方程的自變量為政策法律法規，第2次進入的自變量是職業院校，第3次進入的自變量是企業因素，第4次進入的是社會環境，第5次進入的是政府作用。各回歸系數的t值和相伴概率符合要求，表明長效機制與5個自變量之間的線性相關關系顯著。回歸模型中的常數項β為0.878，其t值為1.598。

　　四、信效度檢驗

　　(一)量表的信度較高

　　對37個項目的“職業教育校企合作長效機制的影響因素調查”總量表以及各因子形成的分量表進行Cronbach’s α信度和分半信度檢驗，總量表Cronbach’s α信度為0.978，分半信度為0.910。各分量表的信度分布在0.736～0.970之間(如表7所示)，表明該量表的信度較高，內部一致性較高，性能穩定。

　　(二)結構效度符合理論構想

　　本研究從利益相關者理論出發，根據利益相關者的合法性、權力性、緊迫性等三個屬性，對職業院校影響因素進行理論假設分類，認為職業院校、企業、政府、社會都是與職業教育的發展密切相關的利益共同體，職業院校和企業是校企合作直接參與者，政府和社會是校企合作的受益者和影響者，政策、法律法規是校企合作的有效保障。根據該理論進行職業教育校企合作影響因素的調查問卷設計，對問卷的探索性因素分析結果所提取的5個因子的累積方差解釋率為74.864%，這表明該量表有較好的結構效度。項目分布在政策法律法規、職業院校、社會因素、企業因素、政府作用等五個維度，與理論構想一致，研究的結論符合利益相關者理論在職業院校校企合作長效機制影響因素的理論假設。本研究用Lisrel 8.80軟件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構方程檢驗的結果顯示一階模型匹配系數良好，原因在于一階5因子雖然相關，但是如果將他們合成為一個維度來建立二階模型，其擬合程度要比一階模型差，因為5個因子有些項目的內容相差較遠，將這些內容相差較遠的因子合成為一個大因子，效果要弱一些。 　　五、結果與討論

　　(一)職業教育校企合作長效機制影響因素分布

　　有學者從校企合作的系統出發，認為影響校企合作的因素分為外部因素和內部因素，外部因素包括社會文化環境、科技環境、經濟環境、法律環境;內部因素包括校企合作內部驅動機制和溝通機制、分配機制等。[7]也有學者從企業的角度進行校企合作影響因素的研究，認為企業規模、所有權結構、企業文化、企業內部培訓替代四個變量對企業參與校企合作的影響顯著。[8]根據本研究的調查和結果分析，職業教育校企合作長效機制的影響因素主要分布在政策法律法規、職業院校、企業因素、社會因素、政府作用這5個方面。得分排在前10位的項目有5個分布在F1政策法律法規因子上，有2個分布在F2職業院校因子，有2個分布在F5政府作用因子上，有1個分布在F4企業因素因子上。本研究回歸方程顯示，對職業院校校企合作長效機制影響作用排在前三位的變量依次是政策法律法規、職業院校、企業因素，其后是社會因素和政府作用。

　　(二)政府要“有效介入”校企合作長效機制建設

　　霍麗娟等人認為，影響企業參與職業教育積極性的因素依次是企業的利益得不到實現、缺乏合作機制、政府缺少相關政策引導以及缺乏系統的保障機制[9];現有規定對企業的利益驅動不夠，對其否定性的法律后果規定不明[10]。首先，在本研究的回歸方程中，“政策法律法規”是第一個進入本研究的回歸方程的自變量。從政府有效介入的視角出發，法律法規的建立和政策的制定都與政府推動作用、人大立法等作用密切相關。目前，國家也正在進行《職業教育法》的修訂工作，因此，本研究的結果也從側面論證了政府應“有效介入”即推動校企合作法律體系建設的重要作用。其次，政府有效介入的形式也非常值得研究。本研究認為，政府要主動介入校企合作法律法規建設、管理體制建設、校企合作督查和評價機制建設[11]，政府要發揮協調、管理、監督、評價的作用，促進校企合作長效機制建立和校企合作良性發展。

　　(三)企業的主體作用要被重視和激發

　　從本研究的回歸方程結果發現，“企業因素”是在“政策法律法規”、“職業院校”之后第三個進入回歸方程的自變量。作為職業教育校企合作的主體之一，企業是校企合作中除職業院校之外不可忽視的另一個主體。很多學者的研究都指出，校企合作無法給企業帶來凈收益，所以企業不愿參與校企合作[12]，但也有學者的研究認為，企業很愿意發揮自身優勢，將人才的培養標準和要求融入到人才培養方案中，企業也追求校企合作的最高境界，即文化融合[13]。本研究結果也證實了在校企合作長效機制建設過程中，必須要重視和激發企業的主體作用，要激發企業參與其中的主動性、積極性。要健全企業參與制度，深化產教融合，鼓勵行業和企業舉辦或參與舉辦職業教育。

　　(四)職業院校要提高人才培養質量和社會服務能力

　　職業院校在校企合作中發揮著重要的參與、推動作用，但是職業院校在自身的人才培養和社會服務能力方面，具有一定的缺陷和不足之處。比如人才培養質量與企業的人才需求有一定的差距，教學標準和職業標準存在銜接問題，“雙師型”教師的缺乏，技術服務能力和社會服務能力不能滿足企業需求等。因此，職業院校自身的人才培養質量問題和技術服務水平、社會服務能力問題亟待提高。高職院校要積極探索適合于本地區經濟發展、本校特點的校企合作長效機制，如把企業引進校園，建立“校中廠、廠中校”的校企合作模式[14]，或者在專業鎮的產業園區建立產業學院的模式[15]，都是提高人才培養質量和社會服務能力的有效探索，對建立職業教育校企合作長效機制具有重要的借鑒作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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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張利庠，楊希.企業參與校企合作職業教育影響因素的實證研究[J].中國職業技術教育，2008(33)：5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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