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人口老齡化已經是世界人口發展趨勢，老年貧困成為世界性問題。隨著人口老齡化程度持續加深，我國老年貧困問題逐漸凸顯，而農村的“未富先老”問題更嚴重。農村因年老失去勞動力而陷入貧困的家庭更是不在少數，同時，傳統家庭養老功能減弱、社會養老保障體系不健全，使得農村地區老年貧困的發生率高、老年貧困程度和頑固性均較高，老年貧困問題有惡化趨勢[1] 。需要引起關注的是，我國西部農村社會發展水平更低、老年人的養老風險更大，使得老年貧困發生率更高、貧困程度和頑固性更高[2] ，而且西部農村是我國少數民族聚居地區，受氣候環境和飲食習慣等因素影響，少數民族老年人的健康狀況較差[3] ，心理健康狀況也不容樂觀，致貧因素復雜，脫貧工作難度大。

　　我國農村開展精準扶貧工作中，一直重視社會養老保障在解決老年貧困問題中的重要地位，而且政府也在增強農村養老保障力度，以期減少老年貧困問題。目前的研究主要以經濟收入為貧困的衡量標準對社會養老保障與老年貧困的關系展開了討論，并得出了不同的研究結果[4—10] 。然而，Alkire和Foster(2007)[11] 指出貧困問題僅從經濟收入方面衡量是不全面的，還應該從健康狀況、心理狀況等多個維度進行衡量。相關研究指出，社會養老保障能夠減少農村老年人的勞動供給時間，降低老年人對“老無所養”的擔憂，緩解老年人緊張、焦慮的情緒[12] ，提高老年人生活滿意度[13] ，改善老年人的身體和心理健康[14] 。對老年經濟貧困、健康貧困以及心理健康有顯著影響[15,16] 。

　　1 研究設計

　　1.1 樣本選擇與數據來源新疆有33個貧困縣，其中26個是連片特困縣，在我國 14 個連片貧困地區中，新疆農村的連片貧困地區面積最大、貧困程度最深、致貧因素最復雜，是最典型的“少、邊、窮”地區。由于自然環境惡劣、多民族文化社情復雜、各民族的飲食文化特點以及社會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等原因，新疆農村老年人在養老生活中更容易面臨經濟、健康和心理等方面的問題。

　　本文使用的數據來自武漢大學社會保障研究中心于 2016年7月至2017年11月在新疆農村調查收集的問卷調查數據。樣本區域具體為：東疆地區選取哈密的2個鄉8 個村;北疆選取昌吉回族自治州的2個鄉6個村、伊犁州直的2個鄉5個村、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的1個鄉2個村;南疆選取了喀什的3個鄉9個村，和田的2個鄉8個村，阿克蘇地區的 2 個鄉 5 個村。此次調查數據包含來自新疆 14 個鄉(鎮)、43個村居民的人口特征、家庭特征、社會經濟狀況、城鄉居民參保情況等。通過比較年齡分布、經濟收入分布的調查結果與官方統計數據的結果發現，二者基本吻合。本文研究的是老年貧困問題，因此以年齡60歲及以上為標準對樣本數據進行篩選，獲得有效樣本2034份。

　　1.2 變量選取本文分別從經濟貧困、健康貧困和心理健康水平三個維度衡量了老年貧困。首先以往年的國家貧困線為參考，以人均3747元/年為標準對樣本數據中個體的經濟收入進行賦值，高于此標準認為不是貧困，賦值為0;低于此標準認為是貧困，賦值為1。其次，根據工具性日常生活能力(ADL)量表中得分情況來衡量健康貧困。問卷中ADL量表涉及“能否打電話、能否自己洗澡”等問題共13項，通過 ADL評分標準合計總得分，得分高于60分表明不是健康貧困，賦值為0;得分低于60分則表明是健康貧困，賦值為 1。最后是心理健康水平的測定。根據數據中“日常生活中是否經常感到焦慮”問題的回答情況來判定心理健康水平，包括“從來沒有”“經常感到焦慮”等五個選項，其中選擇“經常感到焦慮”和“較多時候感到焦慮”選項的判斷為心理健康水平低，并賦值為1，其他賦值為0。

　　1.3 模型設定本文的被解釋變量老年經濟貧困、老年健康貧困、老年人心理健康水平均是二分類變量，關鍵解釋變量社會養老保障也是二分類變量，故采用 Probit 回歸模型進行估計。Probit回歸模型的基本形式是： pr(Yi = 1) = φ(βi S + αi Xi + ε) (1)式(1)中，Yi 表示老年貧困，i(i = 1��2��3) 分別表示經濟貧困、健康貧困和心理健康水平;S 表示關鍵解釋變量社會養老保障;βi 是社會養老保障的回歸系數，表示社會養老保障對老年貧困影響的程度和方向，βi 為負數時表示社會養老保障能夠緩解老年貧困;Xi 表示其他控制變量，αi 是對應變量的回歸系數;ε 為誤差項，是可能對回歸結果產生影響的其他因素。

　　2 結果分析

　　2.1 基準回歸結果分析表 2給出了社會養老保障與老年貧困的Probit基準估計結果。其中，模型a、模型b、模型c表示在不控制其他變量的條件下進行回歸。三個模型中社會養老保障回歸系數的估計結果均在5%及以上的水平顯著為負，而在模型 a1、模型 b1 和模型 c1 中控制了其他變量后，回歸結果仍然顯著為負，說明社會養老保障對老年經濟貧困、健康貧困和心理健康水平均有顯著的負向作用，其中對心理健康水平的影響程度最大，對經濟貧困的影響程度最小。社會養老金作為穩定、可靠的經濟收入來源，減少了農村老年人的養老生活壓力，有助于改善他們的身體和心理健康狀況，但其受制于保障水平而無法更好地提高經濟收入水平。

　　2.2 內生性問題處理由前文的分析可知，被解釋變量與解釋變量之間存在顯著相關性。由于被解釋變量與解釋變量之間可能存在反向因果關系，也可能是模型中遺漏了變量，導致模型存在內生性問題，使得估計結果存在偏差。局部工具變量法通常是解決內生性問題較好的方法。使用局部工具變量的方法是，首先通過Probit模型來估計老年人參與社會養老保障概率傾向得分，然后將該傾向得分作為社會養老保障的局部工具變量進行回歸。

　　2.3 影響機制分析為了進一步探究農村社會養老保障對老年健康貧困和心理健康水平的作用機制，接下來從醫療服務使用、勞動供給、養老生活擔憂等幾個方面來分析社會養老保障對農村老年健康貧困和老年人心理健康水平的影響。

　　3 結束語

　　本文運用 Probit 回歸模型研究了社會養老保障對農村老年貧困的影響，并進一步分析了內生性問題和作用機制。研究發現，社會養老保障對老年經濟貧困、健康貧困有顯著緩解作用，也顯著抑制了老年人心理健康水平的降低，其中社會養老保障對心理健康水平的影響程度最大，對老年經濟貧困的緩解程度最小，通過處理內生性問題后研究結果仍然是穩健的。最后，影響機制分析結果表明，社會養老保障對老年健康貧困的影響機制是通過影響老年人的勞動供給時間來實現的，對心理健康水平的影響是通過減少老年人對養老生活的擔憂來實現的。

　　參考文獻：

　　[1]陳靜,江海霞.“互助”與“自助”:老年社會工作視角下“互助養老” 模式探析[J].北京青年政治學院學報,2013,22(4).

　　[2]丁賽,佐藤宏,別雍·古斯塔夫森. 西部民族地區漢族與少數民族城鄉貧困的比較[J].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6，37 (11).

　　[3]姚虹. 武陵民族地區農村女性老年人的生活狀況以及對養老服務的需求研究——以恩施市為例[J].云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37(4).

　　[4]Franco D, Marino M R, Tommasino P. Pension Policy and Poverty in Italy:Recent Developments and New Priorities [J].Giornale Degli Economisti E Annali Di Economia,2008,67(2).

　　[5]Subbarao K. Poverty Among the Elderly in Sub-saharan Africa and the Role of Social Pensions [J].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2007, 43(6).

　　《社會養老保障對農村老年多維貧困的影響》來源：《統計與決策》，作者：亞森江·阿布都古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