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公允價值觀念被逐步引入到會計中來，并于20世紀90年代開始在美、英等國財務會計準則和國際財務會計準則中得到廣泛運用。隨著中國財務會計準則與國際財務會計準則的趨同，中國在2006年新財務會計準則中有17個具體準則不同程度地運用了公允價值計量屬性。

　　【摘 要】 文章利用中國上市公司2007―2012年的數據，實證檢驗了公允價值計量對財務報告波動性的影響。研究結果表明，公允價值計量增大了公司財務報告的波動性，從而不利于財務報告使用者作出正確的決策，降低了財務報告質量。這一研究為會計準則制定者提供了有益的借鑒。

　　【關鍵詞】 財務管理類論文范文,公允價值,財務報告,波動性

　　然而，公允價值從其產生以來便在會計理論界和實務界備受爭議，特別是2008年波及全球的金融和經濟危機使得這一爭議達到頂點，有關公允價值優劣和存廢，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本文從財務報告波動性這一視角分析了公允價值計量對財務報告質量所帶來的影響。

　　一、文獻綜述

　　對于公允價值計量對財務報告質量所產生的影響，現有文獻主要是從價值相關性和可靠性兩個方面展開，涌現了一大批這方面的研究成果。 Landsman(1986)，Barth(1994，1996)，Ahmed和Takeda(1995)等早期的研究主要是比較了公允價值計量與歷史成本計量，研究發現，公允價值比歷史成本對股價具有增量的解釋力。Landsman(2007)在對早期有關公允價值價值相關性的文獻綜述基礎上，總結認為，公允價值的披露和確認確實具有信息含量，但是信息含量的水平受到計量誤差和估計來源(出自管理者還是外部評估師)的影響。Koonce等(2011)通過實驗的方法研究了在三種不同情況下投資者如何判斷公允價值的相關性，結果表明：相比于負債，投資者認為對于資產運用公允價值計量更具有價值相關性;相比于持有至到期的金融工具，投資者認為對于計劃短期內處置的金融工具運用公允價值計量更具有價值相關性。Liu等(2011)研究了中國在采用了與 IFRS實質趨同的準則后，上市公司的會計質量是否改善，研究發現，上市公司2007年以后盈余管理程度降低，會計信息的價值相關性提高，進而認為會計質量得到了改善。

　　國內有關公允價值會計的價值相關性研究中，早期由于受到數據的限制這方面的研究還比較少，僅有鄧傳洲(2005)研究了這一問題。2006年新會計準則發布以后，隨著公允價值計量在上市公司中得到普遍運用，這方面的實證研究也逐漸豐富起來。謝榮等(2008)，賈平和陳關亭(2010)，劉永澤等(2011)研究了新會計準則引入公允價值計量以后會計信息的價值相關性，研究結論均表明公允價值計量提高了會計信息與投資者決策的相關性。董南雁等(2012)研究發現，公允價值計量較歷史成本計量更具有價值相關性，并且這一點在利潤表項目上體現得更為明顯，同時董事會獨立性對公允價值計量的價值相關性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徐經長和曾雪云(2013)研究發現，可供出售金融資產的公允價值變動直接計入股東權益變動表時僅有較弱的價值相關性，而在利潤表的其他綜合收益項目呈報時存在增量的價值相關性。雖然上述研究結論支持了公允價值計量提高了公司會計信息的價值相關性這一結論，但是朱凱等(2009)和Campbell等(2012)卻得出了不一樣的結論。朱凱等(2009)研究發現，在短期內，以公允價值為基礎的會計準則并未有效地提高價值相關性，其原因在于，資產交易市場和資本市場缺乏足夠的有效性，以及準則變遷所帶來的投資者會計信息準確度預期和調整成本，公允價值會計的價值相關性會被削弱，甚至根本不存在。Campbell等(2012)研究發現，即使像分析師一樣老練的投資者依然無法正確理解和處理未實現現金流的套期保值損失或收益所提供的信息，間接表明了公允價值信息的價值相關性較低。

　　部分國內外學者還研究了公允價值計量信息的可靠性，以及它是否會成為操縱公司業績的工具。Benston(2006)和Dechow(2010)研究發現，管理者會利用公允價值計量規則的靈活性來進行盈余管理，從而達到增加個人薪酬的目的，同時公司的監督機制也無法有效地阻止該行為。He等(2012)研究發現，相比于證券的公允價值上升的公司，證券的公允價值下降的公司更有動機出售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從而獲得投資收益，這一作用對于存在避免虧損動機的公司更加顯著，這表明公允價值已成為管理層進行盈余管理的工具。王玉濤等(2009)研究發現，在可供出售金融資產采用公允價值計量以后，上市公司可以通過選擇出售該金融資產的時間點來操縱當期的會計盈余。孫蔓莉等(2010)考察了管理者意圖是否是金融資產分類的真實且唯一標準，研究發現，在會計實務中是盈余管理動機而非管理者意圖決定了金融資產的分類，以及持有多少金融資產。徐經長和曾雪云(2013)研究發現，公允價值計量在一定程度上誘導了證券利得交易的發生，提供了新的管理工具，導致新準則下會計盈余對經濟實質的解釋力下降。

　　二、理論分析與假說發展

　　在公允價值計量模式下，企業的財務狀況和經營成果與市場狀況更為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如此一來，外部市場的變化通過公允價值計量而反映到企業財務報告中去。公允價值主要運用于虛擬經濟的領域，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具有根本性的差異，由于虛擬資產尤其是衍生金融工具不存在成本或者成本的“虛假性”，相比在實體經濟下的資產價格，虛擬資產的價格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市場參與者對未來現金流量的主觀預期，又由于人的非理性和心理的波動，導致虛擬資產的價格隨時會發生顛覆性的波動。在會計實務中，大部分情況下是使用資產的市場價格來估計其公允價值，從而把資產的市場價格波動引入了公司的財務報告，造成了財務報告的頻繁和巨大波動。Plantin等(2008)通過構建分析式模型發現，盯市會計為交易價格注入了過度的波動性，給市場帶來了人為的風險，降低了價格的信息價值，進而妨礙了價格的引導資源配置功能的發揮。Allen和 Carletti(2008)研究發現：一方面公允價值會計提供了相關的和真實的資產價值;另一方面公允價值會計導致了過度的和人為的波動，而這些波動并不能反映資產的潛在價值。朱海林(2004)同樣認為，公允價值計量增加了銀行財務報表項目的波動性，并且這種波動性會導致銀行經營方式的改變。以招商銀行為例，相比于未采用公允價值的2003―2006年，招商銀行2007―2010年的經營利潤和凈利潤出現了劇烈和頻繁的波動，公允價值采用之后的季度經營利潤(凈利潤)的波動標準差為采用之前的5.32(5.29)倍。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說：公允價值計量與財務報告波動性顯著正相關。 　　三、研究設計

　　(一)樣本選擇與數據來源

　　鑒于中國上市公司從2007年開始廣泛運用公允價值計量模式，因此，本文選取2007―2012年中國A股上市公司作為研究樣本。在剔除了金融類和相關數據缺失的公司后，共得到4 764個樣本。相關數據來源于CSMAR數據庫。同時，本文采用Winsor方法在1%和99%的水平上對異常值進行處理。

　　(二)研究模型

　　借鑒相關研究成果，本文采用如下模型來檢驗研究假說：

　　Vopi，t / Vpi，t=β0+β1FVi，t+■βnControli，t+εi，t

　　在統計學上一般使用變異系數來表示某一總體的波動程度，因此，本文使用經營利潤的變異系數(Vop)度量財務報告的波動性。Vop等于公司一年內四個季度經營利潤的標準差除以其均值的絕對值。為了進一步研究公允價值所導致的財務報告波動是否會傳導到資本市場中去，即引發公司股票價格的波動，本文同時使用股票價格的波動率(Vp)衡量財務報告波動性。Vp等于公司在一年中的月股票價格波動的標準差除以其均值的絕對值。本文以上市公司利潤表中“公允價值變動損益”項目的金額是否存在來衡量上市公司對公允價值計量方式的運用情況，如果上市公司利潤表中“公允價值變動損益”項目存在金額，則FV取值為1，否則為 0。依據已有文獻的研究結論，本文選擇以下控制變量(Control)以控制其他因素對財務報告波動性的影響：公司的規模(Size)，等于資產總額的自然對數;總資產收益率(Roa)，等于凈利潤與平均資產總額的比值;資產負債率(Lev)，等于期末總負債與資產總額的比值;終極控制人性質(State);獨立董事比例(Idd)，等于董事會中獨立董事人數與董事會人數之比;董事長和總經理是否合一(Dual)，如果董事長和總經理為一人，則取0，否則取1;市盈率(Pe)，等于公司股票價格與每股收益之比;會計師事務所是否為四大(Audit)。

　　四、實證結果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

　　表1列示了本文各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樣本公司經營利潤波動的變異系數均值為3.70，中值為0.73，而樣本公司股票價格變異系數的均值為 0.23，中值為0.19。在4 764家上市公司中，利潤表中“公允價值變動損益”項目存在金額的公司有1 429家，比例達到30%，這說明雖然當前我國上市公司采用公允價值計量方式并不十分普遍，但使用范圍已經比較廣泛。按照公司利潤表中“公允價值變動損益”項目金額是否存在，本文把樣本公司分為兩組，表2列示了兩組樣本公司的凈運營利潤波動(Vop)和股票價格波動(Vp)的均值(中值)差異的單變量分析結果。結果表明，雖然兩組樣本的經營利潤波動性的均值和中值的差并不顯著異于0，但是股票價格波動性的均值和中值的差卻顯著異于0，這表明兩組之間的股票價格波動性顯著不同，這一結果初步支持了本文的研究假說。

　　(二)回歸結果分析

　　公允價值計量不僅把市場價格的波動引入到財務報告中來，而且把人的心理因素也帶入到了財務報告中，因此，市場價格的頻繁波動和人的心理的易變性都極易導致財務報告的較大波動。本文首先以經營利潤變異系數來衡量財務報告的波動性，并研究了公允價值計量對其的影響，回歸結果如表3第2行所示。回歸結果表明，FV的系數顯著為正，即FV與Vop顯著正相關，這表明公允價值計量顯著地增加了財務報告的波動性。為了進一步研究公允價值計量引發的財務報告波動對公司股票價格的影響，本文以股票價格變異系數來衡量股票價格波動，并分析了公允價值計量與其的關系，回歸結果如表3第3行所示。回歸結果表明，FV的系數顯著為正，即FV與Vp顯著正相關，這表明公允價值計量也會導致公司股票價格產生更大的波動。

　　(三)穩健性檢驗

　　對于上述檢驗結果，本文進行了如下穩健性檢驗：首先，本文給每一個“公允價值變動損益”項目存在金額的公司按照年度、行業、規模和凈利潤相近的原則尋找一個配對公司，對配對后的樣本重復上述實證分析過程。其次，這里采用上市公司利潤總額波動程度和凈利潤波動程度來表示財務報告波動性，重復上述實證分析過程。上述穩健性檢驗結果與前文基本一致，這說明本文的結論在一定程度上是比較可靠的。

　　五、結論

　　本文以2007―2012年的中國A股上市公司作為研究樣本，研究了公允價值計量與財務報告波動性之間的關系，從而檢驗了公允價值計量所帶來的經濟后果。研究結論表明，相比于沒有采用公允價值計量模式的公司，采用了公允價值計量模式的公司不僅財務報告均有更大的波動性，而且股票價格也具有更大的波動性。這表明，公允價值計量造成了一定的不良經濟后果，增大了財務報告和股票價格的波動性。公允價值計量所引發的財務報告波動并不能如實地反映報告主體所承擔的經營風險。如果公司愿意并且能夠持有資產或負債至到期，這些波動并不一定與最終實現的現金流相一致，那么，由于信用風險溢價和無風險利率的變化所導致的未實現的收益和損失會變得毫無意義，因為企業最終收到或者支付的現金流是已經約定了的。特別是由于市場參與者的非理性所引起的波動，這種波動往往是暫時的，當市場恢復正常后，先前的價格上漲或下跌將會逆轉，因此依據這些波動中的市場價格來估計公允價值，并在財務報告中加以確認，這反而會導致財務報告信息誤導使用者的決策。正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所說的：“從現金流的前景來看，這沒有任何意義，假設基礎估值的改變不一定是報告機構的未來結果，因為這些收益和損失尚未實現并可能永遠無法實現。”本文的研究有助于當前會計學術界和實務界對公允價值會計爭議的解決，為會計準則制定機構提供了有益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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