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公平強調分配權利和機會的公平，注重體現公平最終意義的經濟利益和結果的公平享有，是實現社會公平正義的基石，以實現“所有社會價值――自由和機會、收入和財富，都要平等地分配”。

　　【摘 要】 我國居民收入水平近些年出現了顯著的差別分化，基尼系數一直處于高于正常標準的警戒水平，城鄉、地區和行業間的收入差異明顯。收入再分配的公平調節中，面臨著以間接稅為主體的稅制體系、碎片化的社會保障制度和城鄉二元的公共服務體系等困境。增強收入再分配的調節功能，需要突出再分配調節的公平價值目標，建立以直接稅為主體的稅收體系，推進社會保障制度的統一，促進城鄉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享有。

　　【關鍵詞】 財會期刊論文投稿,收入差距,再分配,公共服務

　　市場經濟條件下，初次分配往往以效率為基礎，按照市場要素報酬原則實現分配，由于在要素占有和個人稟賦方面存在一定差異，初次分配后社會群體間會存在較大的收入差距。而收入再分配調節屬于以政府為主導的第二次分配調節，二戰以后西方福利國家逐漸興起，政府發揮“看得見的手”的職能體現之一就是公平導向的收入再分配，以稅收、社會保障和轉移支付為主要手段，通過調節市場要素所有者的收入份額，平抑社會成員在初次分配后形成的收入差距，促進收入分配的公平與合理。

　　實現公平的收入分配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內生性屬性，也是建立和完善市場經濟體制的必然要求。黨的十八大報告明確指出，實現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顧效率和公平，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進一步提出，收入分配改革中要完善再分配調節機制，逐步形成橄欖型的分配格局。當前，由于受到我國經濟發展階段和制度環境的影響，收入分配差距已經成為了一個顯著的社會問題。

　　一、收入分配差距的總體表現

　　我國的改革開放打破了計劃經濟體制下單一的按勞分配模式，通過允許和鼓勵資本、技術、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獲得相應的市場報酬，社會群體收入從之前較為均等狀態出現了明顯的社會分化，呈現出逐漸擴大的趨勢。收入差距體現在勞動、資本、土地及技術等生產要素報酬差異上，并受到城鄉、地區和行業政策等影響。

　　(一)收入分配差距呈現分化趨勢

　　2013年我國人均GDP超過6 500美元，進入中等收入水平，但人均財富收入增長中，收入差距也呈現擴大趨勢，按照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據，基尼系數近些年都處于0.45以上的警戒水平，見圖1。

　　發達國家的基尼系數多穩定在0.35左右，收入差距相對較小。我國的收入差距總體處在較大差距狀態，不僅高于美日等發達國家，也高于金磚國家中的印度和俄羅斯，見圖2。

　　進一步從不同人口群體的收入占比來看，2009年我國收入最高的20%人口與收入最低的20%人口的收入占比差距接近10倍，大大高于日本、德國和印度的貧富兩極差距，和美國的人口收入結構比例較為接近。總體上，我國收入分配格局更多地呈現出倒金字塔結構，而非理想的橄欖型結構，見表1。差距過大的居民收入分配，反映了社會財富快速增長的同時，社會成員在享有發展成果上的差異懸殊。

　　(二)城鄉、地區和行業間的收入差距顯著

　　我國城鄉之間、地區之間和行業之間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較大。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隨著經濟的高速增長反而出現了逆向擴大的趨勢，城鄉居民家庭人均年收入之比從 1985年的2.1倍上升至2009年的3.3倍，近幾年也一直維持在3倍以上，城鄉二元化的收入分配差距格局依舊。地區間居民的收入差距體現在東部、中部、東北和西部地區的人均收入差異上。從城鎮居民收入來看，東部地區城鎮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年收入是中、西部和東北地區的約1.5倍;從農村居民來看，東部和東北地區農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年收入是中、西部地區的1.5到1.8倍。地區間的收入差異受到我國非均衡區域發展戰略的顯著影響。行業間的收入差距也呈現擴大趨勢。雖然不同的勞動生產率和產業競爭地位會帶來適度的行業工資水平差距，但1990―2008年間以基尼系數計算的我國行業收入差距由0.067 上升至0.181，年增6.5%，是同期全國居民收入基尼系數年均增幅的近五倍。2012年我國城鎮從業人員年工資中，行業工資差距最高在4倍左右，私營與非私營單位人員年工資差距達1.63倍。相比之下，美國、德國和英國最高行業與最低行業間平均工資之比在2―3倍之間，日本和意大利則在2倍以下。

　　(三)收入差距在代際間出現轉移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設中，我國居民和家庭的收入來源實現了從單一化向多元化轉換，財產性收入增速較快，社會財富分配經歷了一個快速積累和分化的過程。市場經濟條件下，即使存在機會公平，如果擁有財產的起點迥異，財產性收入的分配結果也會大相徑庭，薩繆爾森曾說過，“收入的差別最主要是由擁有財富的多寡造成的。和財產差別相比，工資和個人能力的差別是微不足道的”。初次分配后的要素收入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會實現資本化，并產生要素收入資產的自我增值，流量財產性收入和存量財產相互轉化疊加，導致收入差距在代際間轉移，如我國社會生活中倍受關注的“富二代”等高收入群體現象。經濟的高速發展推動著我國家庭和個人財富的快速積累，隨著時間的推移，遺產繼承和贈與將越來越成為影響財富分配不公平的重要根源，并形成收入分配差距在代際間的轉移和固化。

　　二、收入再分配調節的困境

　　隨著我國經濟和社會改革與發展的深入，收入分配政策從20世紀80年代的“效率優先、兼顧公平”調整到了21世紀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環節都要兼顧好效率和公平”。在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收入再分配調節不僅以增進收入分配結果的公平性為目標，還兼顧有促進經濟增長的政策目的，政策調節面臨以下困境：

　　(一)收入再分配的調節功能較弱 　　相對于初次分配的市場主導，收入再分配過程中政府往往發揮著主導功能。通過公共財政活動和社會保障制度的建設，從結果上調節高收入群體，補貼低收入群體，調整和平抑初次分配后社會群體間的收入差距，增進收入分配的公平。發達國家初次分配后的基尼系數往往也較高，但隨著這些國家再分配政策的完善，經過政府主導的財政收支活動和社會保障等二次分配調節后，收入分配差距顯著縮小，基尼系數下降到0.4以下，見表2。

　　相對而言，在我國，再分配政策對初次分配結果的再調節作用較弱，二次分配后的基尼系數依然位于0.45之上的警戒水平，公共財政的收支活動和社會保障制度對于收入再分配的調節功能亟需加強。

　　(二)稅制體系不利于收入再分配的公平調節

　　發達國家收入再分配調節的有力工具是稅收體系的設計和安排。所得稅和財產稅等不易轉嫁的直接稅在其稅收體系中占有較大份額，如在美國聯邦中央政府的稅收預算中，所得稅比重高達50%以上，加上社會保障稅，比重高達90%。而日本的國稅和地方稅收入構成中，所得稅也占到50%以上，算上財產稅，占到稅收收入的近70%。個人所得稅由于具有累進性質，在發達國家，是對高收入群體收入進行再調節的有力工具，也是主體稅種。

　　當前我國的稅制體系以流轉稅和所得稅為主。2012年流轉稅的稅收收入占到稅收總額的50%以上，所得稅份額不到三分之一，其中個人所得稅約占稅收總收入的約6%，財產稅比重極小，見表3。

　　有研究表明，以流轉稅等間接稅為主體的稅制安排可以減少對資本和勞動的直接征稅，有利于促進經濟增長，但事物具有兩面性，間接稅制不利于發揮稅收對居民收入的收入調節功能。在我國，全面的居民收入和財產信息系統還沒有建立，造成個人所得稅占比較小，財產稅稅種不健全，在對個人和家庭的流量收入和存量收入調節方面，稅收政策的功能和作用存在很大的發揮空間。

　　(三)社會保障體系具有逆向的再分配調節作用

　　社會保障體系作為對收入具有重要調節作用的制度安排，實現資金的普遍籌集與特定支出，分散個體風險，發揮著促進社會公平的再分配和保障功能。社會保險體系構成了社會保障制度的核心，在我國卻是具有“補丁”式發展的制度特征，建立之初便帶有“碎片化”的制度特征。在養老保險方面，現存有相互獨立的機關和事業單位人員退休金制度、城鎮職工養老保險制度、城鎮居民養老保險制度和新型農村養老保險制度，社會保險體系不統一、不銜接。

　　社會保障資金的使用同樣存在著地區分割和統籌層次過低問題，區域之間無法橫向調劑社保資金，強化了制度的碎片化效應，在社保體系內城鄉分割，私人部門與公共部門分立，社會群體被劃分為不同的社保體系，在繳費、補貼以及享有保障待遇標準等方面存在著非常大的差異，產生了收入再分配的“逆向調節”作用。越是生活狀態不穩定、收入水平低的群體從社會保險體系中獲得的收益越低，而工作和收入穩定的群體則享有較高程度的社會保障，在城鄉之間、不同群體之間和行業之間存在著收入再分配的逆向轉移趨勢。城鄉居民家庭收入中，包含社保資金在內的轉移性收入占比差異較大，2011年城鎮家庭是農村家庭的三倍多。即使在城鎮內部，農民工的社會保險參保率也普遍不高，與國企員工相比，無論是社會保險還是企業年金收益，都存在很大差距。

　　(四)公共服務政策弱化了再分配調節

　　公共服務均等化是實現社會公平目標的重要政策，也是收入再分配的重要組成部分，區域基本公共服務水平越高，所具有的轉移收入、調節收入分配的能力就越強。為收入較低群體和城鄉困難群體提供均等的教育、醫療和就業等公共服務，有利于減少私人支出，縮小收入差距，通過提高其自身素質和內生的人力資本積累水平，增強其長期獲取收入的能力。在我國的城鄉二元化管理制度下，城市優先獲得了教育、醫療和就業等公共服務資源，并以戶籍門檻限制了農村人口和城鎮非戶籍人口對公共服務的平等享有。在城鎮化加速發展的背景下，不僅存在公共服務享有的城鄉二元化，在城鎮內部，戶籍人口與外來人口的二元化公共服務待遇也成為顯著的社會問題。處于收入弱勢的外來人口群體為獲得同等的公共服務待遇，則要支付更大的經濟和社會成本，相應減少了其可支配收入，拉大了城鄉群體和城市內部群體的收入差距。

　　三、強化收入再分配公平調節的路徑選擇

　　收入分配是社會群體經濟利益分配的最終體現，也是政府的一項重要經濟職能。“在現代，再分配可能是大多數政府最重要的一項職能了。當然它也是政府的傳統職能之一。所有有記載的政府都或多或少擔負著收入再分配的功能。”增強收入再分配的政策功能，就要加強政府的再分配功能和作用，突出公平的價值導向，發揮稅收、社會保障和轉移支付等政策措施功效，增強收入分配調節政策的系統性、針對性和協同性，逐步縮小收入分配差距，提升社會和諧。

　　第一，突出收入再分配調節的公平價值目標。公平公正地分配社會價值，關系到社會秩序的穩定和諧與人們的福祉，是社會主義的理想信念和價值目標。政府是收入再分配政策的制定和執行主體，在初次分配的市場效率基礎上，對市場性收入分配的再調整應該更加突出和明確公平的社會價值導向。發達國家收入再分配調節的政策實踐告訴我們，政府在以財政收支為核心的社會財富再分配和以社會保障為基礎的公共服務提供等方面具有更大的政策調節空間。公平正義的社會主義價值目標要更好地體現在收入再分配調節政策的統籌設計和安排上，要增強財稅政策、社會保障政策和轉移支付等政策調節的連貫性、銜接性和協同性，加強制度的頂層設計，充分發揮再分配調節政策的組合功能。

　　第二，完善稅收體系的收入調節功能，構建有助于擴大中等收入階層的稅收調節機制。在收入差距逐漸擴大的時代背景下，完善兼顧公平與效率的稅制體系，加大稅收政策在家庭和個體流量和存量收入方面的有效調節，合理調節高收入群體收入。適時、適當調整稅制結構，實現主體稅基的轉換，構建以直接稅為主體的稅制體系，強化和完善稅收體系的收入再分配調節功能。完善個人所得稅制度，推進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模式。適應居民收入呈現出多元化、多層次的特點，逐步擴大征稅范圍，健全個人所得稅信息登記，完善對經常性收入的綜合課征和對連續性不強收入項目的分類課征，逐步實現以家庭為個稅計稅單位，實現和貫徹橫向和縱向公平的納稅原則，提升個人所得稅在稅收結構中的比重。健全財產稅征收制度，發揮稅收調節的協同效用。適應居民收入形式的新變化，全面開征房產稅，調節要素收入資本化帶來的存量收入差距，調節居民因房產等資產帶來的收入差距。房產稅應涵蓋全部房產，不僅是增量房產征稅，也應包括超出一定面積的存量房產，而累進型的房產稅則有助于更好地體現房產稅的公平分配調節功能。適應居民財富擁有形式的新變化，也應及時開征遺產稅和贈與稅，按照財產規模大小，采用超額累進稅率征收，調節收入差距的代際轉移和固化，推動和實現社會發展的機會公平。 　　第三，健全公平統一、覆蓋城鄉、囊括所有制和不同單位類型的社會保障體系，樹立社會保障制度的公平價值取向和協調可持續的發展理念。從制度的頂層設計入手，增強社會保障制度的普惠性和公平性，穩定中低收入群體的收入預期，減少社會貧困人口，發揮社會保障制度作為再分配手段調節收入分配的作用。強化社會保障制度的銜接整合，破除制度設計的“碎片化”效應，消除行政事業單位和企業單位、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城市居民和農村居民之間的社會保障制度壁壘，構建統一公平的社會保障制度基礎。應積極落實中共中央關于深化改革的決定，加快實現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的全國統籌，以在全國范圍內實現制度公平，促進勞動力資源的合理流動與配置。加強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制度整合，推進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的省級統籌和其他社會保險制度的統籌層次。通過社會保障的費改稅，構建社會保障資金的財政投入長效機制，穩定擴大社會保障資金來源。

　　第四，推進城鄉之間以及城市內部的公共服務均等享有，增強對落后地方和貧困群體的財政轉移支付力度。收入再分配調節不僅需要注重縮小收入差距，更要注重建立統一完善的社會政策體系和公共服務均等化體系，通過體制機制改革和創新，實現經濟機會公平和社會公正。進一步促進城鄉和區域的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實現基本公共服務的人人可及，通過教育、醫療和就業等公共服務的均等化享有，提升城鄉群體的人力資本積累水平和未來收入能力。加大中央和省級財政的轉移支付力度和規模，縮小因自然條件形成的地區和群體收入差異，優化財政轉移支付體制和機制，重點維護落后地區和社會弱勢階層的利益，財政轉移資金要向農村、基層和欠發展地區傾斜，支持社會弱勢群體和低收入群體改善收入，實現合理和公平的收入再分配調節導向。基于更為自由的人口流動和遷移，財政轉移支付要考慮空間布局的合理性，避免財政轉移支付資金和農業轉移人口的空間與時間分割，優化公共資源的合理與公平分配。●

　　【參考文獻】

　　[1] 約翰・羅爾斯.正義論[M]. 何懷宏，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

　　[2] 世界銀行數據[EB/OL].http：//wdi.worldbank.org/table/2.9，2013-07-30.

　　[3] 武鵬. 行業壟斷對中國行業收入差距的影響[J].中國工業經濟，2011(10)：76-86.

　　[4] 余芳東.世界主要國家居民收入分配狀況[J].中國統計，2012(10)：61-63.

　　[5] 保羅・薩繆爾森.經濟學(第12版) [M]. 高鴻業，譯.北京：中國發展出版社，1993：1252.

　　[6] 張車偉，程杰. 收入分配問題與要素資本化[J].經濟學動態，2013(4)：16.

　　[7] 美國聯邦政府網站.2014財年預算匯總表第189頁[EB/OL].http：//www.whitehouse.gov/sites/defau-

　　lt/files/omb/budget/fy2014/assets/tables.pdf，2013-

　　07-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