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產與人格的關系，是厘清其他一些重要問題的基礎與前提，例如法律的相關編排體系的財產形式的確立基礎等等。對于財產與人格關系的爭辯，主要分為兩種觀點：法國民法中無財產即無人格的同一論和德國民法中財產與人格分屬不同領域的分割論。這兩種觀點是以不同的財產與人格的理論體系之區分為基礎的。

　　摘 要：法國民法認為財產與人格具有同一性，德國民法則認為財產與人格是分割的，這兩種理論都存在不能自圓其說之處。意大利民法中的財產概念指向于利益性，以絕對性、交易性作為財產權利的基本特性;同時，以棄權義務、人的法律價值來界定人格，人格具有自主、理性的內涵，而權利能力只是人格在法律層面上的描述。意大利民法中財產與人格的關系，對中國有以下的借鑒意義：兩者并非同一位階的概念，財產是人格內涵的外在表現形式之一;通過對整體財產的擬人格化，可以使其具有法律人格。

　　關鍵詞：核心期刊,財產,人格,權利能力,財產的擬人格化

　　一、關于財產與人格關系的爭辯

　　(一)法國民法的同一論與德國民法的分割論

　　同一論主要是基于法國民法的廣義財產理論。法國民法中的廣義財產，萌芽于羅馬法上人格與財產的對應性;之后又經過了中世紀人文思想和習慣法的滋養發展。在《法國民法典》的制訂過程當中，立法者將自然法的思想直接視為法典的效力淵源[1]111，這主要表現在民法典的以下幾個內容中：所有法國人都享有民事權利、遺產的概括繼承、債務清償的一般擔保，等等。有學者認為法國民法的廣義財產理論包含了四條基本原則：唯有民事主體可以擁有廣義財產;一切民事主體均有其廣義財產;任何人均只有一項廣義財產;廣義財產與主體的人格同生共滅[2]。另外，法國民法中的財產概念，既包括積極財產，也包括消極財產、即債務。于是，在極富浪漫主義情懷與人文關懷的法國民法發展史中，就孕育出了以自然法思想為主導的財產與人格的同一理論。

　　德國的民事實證法中不存在關于財產概念的一般性和原則性規定，財產的字眼僅見于一些具體法律條文中。對于一向喜歡和善于抽象思維的德國法學家來說，卻沒有對這么重要的財產概念進行概括性規定，不免有些奇怪。梅迪庫斯的解釋是：“就具體問題而言，調整不同財產的法律規范均具有差異，因此對財產無法作出某種概括性的定義”[3]。另外，德國民法學理論上的財產概念也不同于法國民法的廣義財產，其只包括積極財產，即財產性權利，而不包括債務。這從拉倫茨的論述中可看出：“一個人的財產是由這個人所有的具有金錢價值的各種權利的總體構成的。”[4]不過，還有德國學者對財產作出了范圍更窄的理解，薩維尼就認為，“財產權只存在兩種客體：物與行為”[5]，這也就是說財產權僅包括物權和債權。德國民法通說認為不存在一個人的整體性財產概念及對其的保護，也就切斷了財產與人格的必然聯系。德國民法繼而再借助權利能力概念，空殼化人格的理性內涵，將權利能力視為人格在法律上的代名詞，使自然人和法人都可具有權利能力，從而為其法人制度掃清了相關理論障礙。由此形成了德國民法中的財產與人格分割理論。

　　(二)對同一論與分割論的評價

　　法國民法的財產與人格同一論，在其羅馬法的萌芽上既有例外。在羅馬法上，只有具有完全人格的家父才能擁有財產。這種財產和人格的高度對應，被視為法國民法上財產與人格同一論的起源。但其實在羅馬法上，就出現過財產對于人格的突破，這集中體現在特有產制度中，對此將在下文中予以闡述。另外，法國的同一論，在解釋基金會等法律主體地位方面，存在一些困境。根據法國廣義財產與人格的理論，對于抽象的總體財產的享有，需以人格之存在為前提，這就阻礙了那些隨著社會發展而不斷涌現的組織體，如基金會、慈善、文化和科學機構等對某些財產的使用[1]116。因此，雖然法國民法的財產與人格同一論，極大地體現了對于每一個自然人的尊重與關懷，但其合理性及適當性，卻難以完全服眾。

　　德國民法的財產與人格分割論，是為了配合德國民法的人格、權利能力以及法人等理論而進行的技術設計的產物。康德認為，沒有理性的東西只具有一種相對的價值，只能作為手段，因此叫做物;而有理性的生靈叫做“人”，因為人依其本質即為目的本身，而不能僅僅作為手段來使用 [6]。理性是人格的核心內涵，也是倫理學意義上的人的核心內涵。德國民法上的人的概念，是對倫理學上的人在私法領域進行的重新構造。但是在《德國民法典》中，人不再以人格的實質內涵――理性來進行判斷，而通過另一概念――權利能力來判定，并且權利能力不具有必然的理性要素，這就等于空殼化了人格的內涵。由此，私法上的人除了倫理學意義上的自然人，還包括被法律賦予了權利能力的法人。至此，原本人為主體、人所當然具有的整體財產為客體的結構就出現了混亂，因為法律也賦予基金會等財產可以為法律上之“人”的地位。為了對這種混亂繞道而行，德國民法就沒有在實證法上提出整體財產的概念、沒有對財產進行概括的、原則性的規定。德國民法這種對財產與人格關系的完全割裂化處理，其合理性及適當性是受到質疑的。例如，弗里茨・里特納就認為，使用一個簡化成這樣的、純粹法律技術上的人的概念是解決不了什么問題的[7]。

　　總的來說，不管是法國民法、還是德國民法，在財產與人格關系的理論上，都在一些無法自圓其說之處。本文試圖換取另一考察對象――意大利民法，從而對財產與人格的關系作出一種新的理解。《意大利民法典》試圖融合(其結果也就是超越)歐洲主要的兩種民法典的模式――法國民法典和德國民法典[8]。《意大利民法典》基本承繼羅馬法、法國民法體例，同時又吸收了德國民法的精華之處，這點在財產法上體現得尤為突出。概括來說，在意大利民法中，既保存了人格的理性內涵、沒有使其空殼化，又解決了相關實體的法律主體地位問題。

　　二、意大利民法中財產的內涵和人格的本質

　　(一)財產概念的核心指向和包容性 　　羅馬法中家庭的地位異常重要，家庭承擔著組織羅馬社會成員的任務，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更承擔著穩固國家統治的任務。古代羅馬所稱的“家”，是指在家長管轄下的一切人和物的總和[15]。在羅馬法中享有人格的主體，有作為自權人的家長和作為他權人的家子，奴隸是不享有人格的。而擁有完整人格的，只有自權人，也就是羅馬家庭里的家父。只有家父才具有財產權利，享有、管理和支配所有家庭財產。由此可以說，在羅馬社會嚴密的家庭結構中，財產確實是和人格相關聯與對應的。不過，這種財產與人格的一體化模式，隨著經濟貿易的發展以及羅馬家庭嚴密結構的軟化，在羅馬法上逐漸被突破了。如上文簡述的，這集中體現在特有產制度上。特有產是指，特有產主人允許奴隸或者家父允許家子保留的小筆財產，該財產的所有權在名義上歸主人或者家父所有，但奴隸或者家子對其享有處分權和經管權，他們可以使用特有產獨立地對外進行交易，而主人或家父只在此特有產的范圍內為有關交易承擔民事責任[16]。特有產制度孕育了新的建基于個人能力與財產基礎上的人格，是現代法之人格、權利能力、主體制度的起源[17]。特有產制度不僅是對純粹人格理論的突破，也是對羅馬法中財產與人格之嚴格對應性的突破。由此開啟了羅馬法傳統中這樣的理論，即人格不再是財產的必要條件，財產存在的基礎也并非人格，而是經濟需求的利益導向。羅馬法中這一財產與人格相剝離的萌芽，也是現代意大利民法中財產與人格關系的雛形。

　　(二)財產是人格內涵的表現形式之一

　　財產與人格在意大利民法中，既不是對方的當然之意，但又存在著必然的聯系。也就是說，意大利民法中財產與人格的關系，既不是法國的同一模式、也非德國的割裂模式。

　　同基本的法律觀點一致，意大利民法也認為人格并非由法律賦予，而是每一個自然人自出生起即已有之、是“人之所以為人”的當然之意。法律僅僅是在描述、并且保護人格，而絕非創設人格。人格權被作為一種“天賦權利”(自然權利)而非一種法定權利，更非一種法定私權(民事權利)而存在，這也是《法國民法典》不曾出現“人格”以及“人格權”用語的根本原因[18]。《意大利民法典》在這點上與法國民法相似，法典中沒有出現過人格(personalità)這一字眼。因此，在意大利民法和法國民法中，人格的哲學含義位于其法學含義之上。只不過法國民法中人格的內涵，更多的停留在了人文主義范疇、更富浪漫的人文主義關懷，從而使得人格與廣義財產相互對應、共生共滅。而在意大利民法中，對于人格內涵的理解則更為理性。如上文所述，意大利民法中人格的本質內涵在于人的法律價值，更進一步對于人的法律價值的界定，是通過第三人的棄權義務實現的。對應著個人自由的法律價值，其適用的情況是敏感而多變的;這一法律價值被認為涉及著人的生命在物質形式中的所有可能性[19]。人格內在的動態性，是通過人的法律價值來實現的。而人格和人的法律價值具有多方面的表現形式，財產便是其中之一。財產是人的法律價值在利益層面的表現，人的法律價值也存在其他層面的表現，例如在婚姻家庭關系中。作為人格表現形式之一的財產，其財產權利實現的理論基礎，則在于人的法律價值的界定標準――棄權義務。財產權利作為絕對權，第三人對其負有放棄侵害行為的義務。這是財產與人格之間的聯系所在。然而，意大利財產判斷標準的利益導向性，又使得財產概念沒有表現出直接的人格因素。具體來說，意大利財產概念的核心在于利益標準，將交易性、非直接支配性作為財產的根本特性，這正是非物質財產的理論基礎。另外，意大利民法中的財產不只存在于自然意義上或者說本體邏輯上，也完全接受純粹邏輯推理的結果，這就是上述財產集合體的理論基礎。簡而言之，人格是核心本質，財產是人格、人的法律價值在利益層面的表現，兩者并非同一位階的概念。不過，財產權利的實現則是通過人格在法律上的界定標準――棄權義務來實現的，這也是兩者之間不可否認的聯系。

　　(三)財產的擬人格化

　　如本文第一部分所述，法國民法的財產與人格理論，對于解決基金會等機構的法律主體地位存在一定困難;德國民法通過剝離人格之理性內涵、設立權利能力概念，使得法人與自然人具有同樣的法律人格，而這種空殼化人格的處理方式，是質到質疑的。不過，由此可以看到對于公司、基金會等法人的法律主體地位的處理，以及法人、權利能力、人格這幾個概念之間的關系，是財產與人格關系的一個重要方面。

　　在中國的日常生活中，經常用到企業一詞，但企業并非中國實證法上的嚴格概念。而在意大利民商法中，公司、合伙被統稱為企業(azienda)，規定在民法典第五編中，分別對不同種類的公司和合伙進行了詳細規定。《意大利民法典》第2555條規定，企業是企業主為企業的經營而組織的全部財產。由企業概念的核心詞“全部財產”可以看出，意大利民商法中之所以將公司、合伙等置于統一的“企業”概念之下，是從它們共同的性質――整體財產的層面出發。在意大利現代民法上，最主流的觀點是將企業理解為抽象的物[20]。正如上文所述，企業是財產集合體的一個重要類型。企業的法律地位，具有雙重性質：一方面，企業作為權利客體，是為全體投資者所有的集合財產;另一方面，企業作為權利主體，對自己名下的財產享有獨立的支配權[21]。中國和德國等國家，是從主體地位出發對企業進行定義。例如，德國民法理論認為，法人是被法律承認具有權利能力，能夠成為權利的所有者和義務的承擔者[11]178。意大利民法對于企業所做的定義正好相反，是從客體地位出發，通過對企業這一整體財產的擬制人格化處理、通過對其附加權利能力，來確定企業的法律主體地位。

　　與中國相同，意大利民商法中也將具有法律主體地位的企業稱為法人。德國法學家諾爾德・海塞的相關理論，對意大利現代法上的法人理論產生了較大影響。按照海塞的理論，法人是依據國家意志或法律規定而成為權利主體的。這實際上就是意大利民法中法人擬制說的理論基礎。在古典羅馬法中，集合體(universitas)一詞就具有兩層含義：權利主體層面的人的集體與權利客體層面的物的集體。及至尤士丁尼時期，就用人的集體來指代權利的唯一主體[22]。這一人的集體，也是之后法人、社團等概念的原型[23]。在意大利民法中，法人所獲得的權利主體地位，是在純粹的法律模型之下、通過法人實體與確定的法律制度相連結而產生的。賦予法人法律主體地位的同時，也就賦予了其權利能力。在法人與自然人同為法律上之主體的時候，就出現了對于人格內涵的界定問題。顯而易見，不能賦予法人等同于自然人的人格，這會使人格失去其本身的自主、理性內涵。因此，在意大利民法中，雖然同樣處于權利主體地位，但法人是一個既接近又對立于自然人的概念[19]。兩者的相似之處在于，法律也賦予了法人權利能力和擬制人格，以使其可以成為權利的享有者和義務的承擔著。兩者的差別則在于，法人的擬制人格和權利能力，要小于自然人的人格和權利能力，因為存在一些法人所不具備的專屬于自然人的性質，家庭關系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四、結語

　　中國民法繼受德國民法傳統，對大陸法系其他國家民法的研究，也多以法國為主。其實，大陸法系國家之間的私法已越來越呈現出借鑒融合之勢，對于制定歐洲統一民法典的呼吁以及實踐便是一個例子。因此，在當代比較法的研究上，放寬視野、兼收并蓄才是較為合理的做法。

　　意大利民法中，基于財產概念的利益指向性、財產權利的絕對性標準，以及人格內涵的自主性、理性及其在法律主體制度層面的描述――權利能力，從而得出了以下意大利民法上財產與人格的關系：兩者并非同生共滅，但又存在著必然的聯系。具體來說，財產與人格并非同一位階的概念，財產是人格內涵的外在表現形式之一，并且通過對于整體財產的擬人格化，可以使其具有法律主體地位。意大利民法中財產與人格各自的內涵及關系，為中國當下相關法律的理論研究和實踐應用，以及在可預見的不遠的未來民法典的制定，都提供了一種有益的、可資借鑒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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