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從“三農”問題產生的背景、研究意義、問題的具體表現和形成原因等幾個方面闡述了“三農”的現狀。針對財政支農在新時期面臨的新形勢，提出了關于如何更好地解決“三農”問題的幾點建議。

　　關鍵詞：財政論文,三農,三農問題,財政支農

　　一、“三農問題”產生的背景及研究意義

　　“三農”作為概念由經濟學家溫鐵軍博士于1996年正式提出。2000年3月，時任湖北監利縣棋盤鄉黨委書記的李昌平在上總理書中列舉了農村中觸目驚心的危機：盲流如“洪水”、負擔如“泰山”、債臺如“珠峰”、干部如“蝗蟲”、責任制如“枷鎖”、政策如“謊言”、假話如“真理”。提出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及出版《我向總理說實話》，在社會上引起了廣泛反響，將“三農問題”的危機暴露在公眾面前。2001年，“三農問題”這一提法被寫入文件，正式成為大陸理論界和官方決策層引用術語;中共中央于2003年正式將“三農問題”寫入工作報告。

　　中國農民是黨在群眾中的依靠力量，是國家政權最廣泛最深厚的群眾基礎，并且中國是一個絕大多數人口在農村的農業大國，這一最重要的國情決定了“三農問題”不僅是中國現代化的基本問題，還關系到中國的工業化、城市化、共同富裕、可持續發展以及以人為本等一系列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重大問題。

　　二、“三農問題”的表現和成因

　　“三農問題”是農村問題(城鄉差距)、農業問題(農業現代化)、農民問題(減負增收)的總稱。具體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農村經濟十分蕭條，農民增收困難，導致城鄉居民收入差距越來越大;農村市場發育嚴重滯后，農產品商品率極其低下，產供銷體系沒有建立，資源配置無法優化;農村人口眾多，勞動力嚴重過剩，造成勞動力轉移;城鄉居民在經濟、政治、社會、文化上兩極分化嚴重，形成城鄉二元社會經濟結構，造成城鄉居民在基本權利和根本利益上的巨大差別;農村教育水平十分低下，留守兒童問題嚴重，社會保障制度沒有完善，影響農村社會穩定等。造成這些問題的原因也是多樣化的。首先，農村、農業、農民問題的弱質性和城鄉分割的二元體質(具體體現在農村人均財產性、轉移性收入無論在絕對量的增加上，還是在速度的增長上都遠遠落后于城鎮)，是形成“三農問題”的主要原因。其次，中國加入WTO以后，盡管對“三農”問題的解決帶來了機遇，但是由于我們無法充分利用“黃箱政策”，補貼保護農民和農業，使得中國農業實際上處于負保護狀態，這些也對“三農”問題的解決帶來了挑戰。

　　三、財政對解決“三農”問題的重大作用

　　農業是一個特殊的部門，農產品的生產和供應極易受地理環境和天氣情況的影響，這是不規則波動的。但是，對于農產品的需求又相對穩定，不規則的波動供給和相對穩定的需求這種供求關系，使農業部門的生產條件經常處于不穩定狀態。而財政政策作為國家宏觀調控經濟的最主要手段，擔負著優化資源配置、公平收入分配、穩定經濟發展的職能，財政政策運用的好壞直接影響著整個國民經濟發展的態勢。筆者認為充分發揮財政政策的積極作用，是解決“三農”問題的有效途徑。

　　財政對三農的支出是一個綜合性項目，在市場失靈的情況下，財政這只看得見的手就會提供那些市場不能滿足的具有“外部效應”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務，對“三農”的支出也是如此。為了解決 “三農”問題，中國已經采取了取消農業稅制，統一城鄉稅負，建立城鄉統一的公共財政制度等一系列措施。如從2004年起全國取消農業特產稅，從2006年起在全國農村徹底取消農業稅、取消屠宰稅等傳統農業稅收，將其分別并入相應的增值稅、個人所得稅中。當前，中國正處于工業化階段，是二元轉型的關鍵時期，建立有競爭力的現代農業是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節點。只有實現了這個階段的飛躍，才能讓整個國民經濟保持一個高速增長的良好勢頭。進入新時期，雖然中國“三農”發展穩步進入上升通道，但是依然存在諸多深層次的矛盾，財政支農也面臨著新的形勢。為了進一步解決“三農問題”，在此提出如下四條建議。

　　(一)進一步加強公共財政支農力度，提高財政支農資金管理效率

　　長時期連續的高增長使得農業生產面臨的資源環境約束(如耕地和水資源緊缺、農業生產成本上漲、生態退化等)越來越突出，農業穩定發展的難度越來越大。農業基礎設施的改善、農業科技水平的提升都有賴于公共財政加大投入。建議從土地出讓凈收益、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收入、年度預算超收部分三個方面籌措增量資金，提升財政對“三農”的投入力度。

　　地方政府在深入研究中央政策的基礎上，要提高工作效率(如加快對農業開發項目的申報過程)，搞好對口銜接，為當地農民爭取更多的政策和資金支持;加大各種支農、涉農資金的整合力度，提高其使用效益;加強財政支農資金在事前、事中、事后三方面的項目管理;首先，要對需要使用的資金進行嚴格的事前論證。其次，建立一套完整的事中監督制度，缺乏有效的監督管理機制難以保證項目順利實施。最后，要有規范化、科學化、公開化事后績效考評，確保考評的效果。

　　(二)將中央惠農支農政策切實落到實處，完善農業支持補貼制度

　　將中央已經提出的“四項補貼”、“三個繼續高于”、“兩免一補”和糧食最低收購價等政策落實到位。此外，根據農業經濟發展的實際，通過加大各種農業補貼力度、擴大補貼范圍和品種、區別對待不同產業等方法，逐步形成目標清晰、受益直接全面、類型多樣、操作簡便的農業補貼制度。例如，隨著城鄉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在“十一五”時期生豬、蔬菜等產品價格大幅波動，這說明了和需求相對穩定的糧食作物相比，需求增長較快的是蔬菜、畜產品和水產品。因此，“十二五” 時期，財政支農政策應該對這類潛在的深層次矛盾有所預見，在加大對糧食生產扶持力度的同時兼顧需求結構變化，增強支農政策的前瞻性，形成政策儲備和調控預案。

　　(三)加快構建農村金融體系，大力鼓勵農民投資現代農業

　　農民貸款難是長期存在的一個普遍問題。應不斷完善農村信用社貸款政策，制定各種優惠政策，探索建立多種形式的農業擔保機制，通過政策引導大型金融機構增加對三農的信貸投放。眾所周知，農民是現代農業建設中的主力軍，在新農村建設和發展現代農業的過程中起著重要作用。盡管近年來財政支農資金逐年增加，但是由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財權事權不對稱、農民缺乏有效的需求表達機制等因素，其支農效果并非十分理想。這就要求政府要綜合運用稅收、補助、參股、貼息、擔保和獎勵等手段，引導農民增加生產投入和智力投入，大力推進農業經濟的科技創新，提高科學種田和集中經營農業的水平。

　　(四)建立規范的公共產品供給機制，完善政府間的事權與財權制度

　　為了改變長期形成的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實現城鄉在政策上的平等、產業發展上的互補、國民待遇上的一致，讓農民享受到與城鎮居民同樣的文明和實惠，在指導方針上，要轉變城鄉發展中長期存在的“重城市輕農村、重工業輕農業、重市民輕農民”的傳統觀念，建立規范的公共產品供給機制，統籌城鄉公共產品供給，保證農村的公共產品供給總量和質量能夠滿足農民的需求。為了實現逐步縮小城鄉差距，建設農村和諧，使整個城鄉經濟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目標，需要確立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相互促進、協調發展的全局意識，做到城鄉發展一盤棋，城鄉一體化。在分稅制安排下，要合理劃分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完善地方稅體系，更加清晰地界定中央和地方間的事權和支出責任，切實發揮好財政優化資源配置的職能。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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