稅收負擔，簡稱稅負，是指納稅人承受國家稅收的狀況或量度，反映一定時期內社會產品在國家與納稅人之間的稅收分配數量關系。宏觀稅負問題是稅收政策和制度的核心問題，它一方面影響著國家集中財力的多少和宏觀調控能力的強弱，另一方面影響著企業和居民的生活水平，從而制約著經濟的發展。具體到一個國家的不同區域，財政收入是否充足以及宏觀稅負的高低與經濟增長和經濟總量的大小有密切關系。

　　《稅收與社會》稅收雜志發表，是社會經濟稅收綜合性期刊。以稅的觀點,理性注目當代中國的改革。注重傳播稅的文化,提倡建立稅的環境。公布稅收政策發令,解答稅收疑難問題。用文化的目光關注經濟生活,精心描繪社會的背景下的百味人生。陜西省一級期刊。

　　引言

　　稅收負擔與經濟增長之間有著密切關系，經濟是稅收的源泉，但是稅收又有確定的負經濟效應，增稅對經濟具有緊縮作用。稅收收入既要滿足當前的財政支出的需要，又不能妨礙未來經濟的發展，從而使稅收政策運行有利于社會、政治、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社會制度及經濟發展水平不同的國家，宏觀稅負是不一樣的， 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宏觀稅負應穩中有升，一段時間以來，我國的宏觀稅負出現了持續下降的趨勢，引起了政府和理論界的高度重視，并成為當前稅收理論的研究焦點。

　　一、影響宏觀稅負的因素分析

　　稅收乘數是指收入變動與引起這種變動的稅收變動比率，稅收乘數有兩種：一種是稅率變動對總收入的影響，另一種是稅收絕對量變動對總收入的影響，即定量稅對總收入的影響。影響宏觀稅負的因素是多種多樣的：在宏觀層面上，有生產力發展水平、政府職能范圍、經濟運行體制等;在微觀層次上，有分配制度、稅制結構，以及稅率、稅基、稅收優惠等因素。

　　稅收彈性是指稅收收入的變化與經濟發展情況的比率。其宗旨，是對整個社會的宏觀稅收負擔程度進行比較和分析，了解掌握整體稅負的變化，以使從宏觀上對全社會經濟效益進行比較研究，并從動態上分析研究稅收相對經濟變化的量變及其運動規律。計算公式為：稅收收入彈性= 稅收增長率/經濟增長率。稅收彈性，表示出的稅收增長與GDP增長之間的對比關系有三種情況：(1)稅收彈性>1，表明稅收富有彈性，稅收增長速度快于GDP的增長速度，或者說高于經濟增長速度。(2)稅收彈性=1，表明稅收為單位彈性，稅收增長速度與GDP增長速度同步，或者說與經濟發展同步。(3)稅收彈性<1，表明稅收的增長速度慢于GDP的增長速度，或者說低于經濟增長速度。韓國去年由于經濟景氣欠佳和政府實行減稅政策，去年一年的稅收不足，稅收彈性由正轉負。以國家的立場來看，稅收的減少有可能影響國家財政的健全性。若稅收減少而仍能維持財政正常運轉，則是政府經營有方，運作有度，從而減輕了民眾的負擔。

　　按照凱恩斯理論，政府需要通過對經濟形勢的判斷，從需求管理出發，采取發經濟周期的相機抉擇政策來穩定經濟、緩解經濟波動。相機抉擇理論的稅收政策措施有：當經濟處于過度繁榮狀態，總需求大于充分就業產出水平時，為了減少總需求，應該增肌稅收，提高總體負稅水平;當經濟處于蕭條時期，總需求小于充分就業產出水平為了擴大總需求，應該減少稅收，降低總體負稅水平。

　　稅收制度或稅收政策的調整如某個稅種的開征、稅基的拓寬、稅率的提高或稅收的減免優惠的減少使稅收收入增加、宏觀稅負提高，而稅種的征停、稅基的變窄、稅率的降低或稅收減免優惠的增多使稅收收入減少、宏觀稅負下降。生產力發展水平是影響宏觀稅負的決定性因素，它決定了一國宏觀稅負的可能水平，因此發展經濟是根本，而其他因素作為制度性的因素，決定了一國宏觀稅負的現實水平，其中政府職能與政府收入制度是主要的，這些制度性因素又是人為可控的變量，因此政府可對這些制度性因素采取措施來降低宏觀稅負。由于GDP總量和人均GDP是動態發展的，同時通過經濟的發展和對制度性因素采取措施降低宏觀稅負是可行的，我們可以通過稅收彈性來調節宏觀稅負。

　　二、稅收彈性與宏觀稅負的關系

　　稅收彈性刻畫了稅收收入對GDP 的反映程度，從本質上來說，稅收彈性的大小是反映一國稅收體系或稅制保證國家集中新增國民收入比重的程度，也是對稅制科學合理性及對稅收征管嚴密性的一種客觀度量，當然這種度量還和一國的國情及經濟發展水平有關。

　　供給學派認為，較高的邊際稅率，會妨礙經濟活動的水平和增長率，因而主張大力削減邊際稅率。著名的拉弗曲線表明：稅率與稅收收入之間在拉弗所謂"禁區"內存在一種負相關的關系，如果稅率過高，降低稅率可能會增加產出和稅收收入。內生增長理論認為，永久提高稅率會永久降低經濟穩態增長率。雷諾茨利用分類和對比方法，揭示出邊際稅率與經濟增長負相關。加里森和李利用63個國2006-2010年的數據，發現平均稅率和邊際稅率都不影響經濟增長。因為一旦考慮到人均GDP水平，稅率與經濟增長的負相關就不再顯著。凱斯特與科門迪以63個國家2006-2010年的數據，檢驗了平均稅率和邊際稅率對經濟活動水平和增長率的影響，發現在考慮到人均收入與經濟增長的相關性后，稅率對經濟增長的顯著負效應就消失了，但在考慮平均稅率時，提高邊際稅率對經濟活動水平具有負影響。

　　邊際稅收水平能夠反映中國不同稅種法定稅率的變動和稅收制度的變遷過程，也間接昭示著不同產業、不同行業、不同規模、不同時段由于法定稅率的不同變化引起的差異性。因為產業、行業隨著時間的推移，將由于法定稅率或稅制的改變，引發資源的重新配置或組合，進而改變GDP的增量，從而對邊際稅收水平形成約束。邊際稅收水平的變化與中國稅收制度的改革也密切相關，如"兩步利改稅"后的我國邊際稅收水平直接上躍到32.82%，形成階段性高點，說明稅制改革后對經濟產生明顯的抑制作用，當年的GDP增長率僅為8.8%，遠低于上年的13.5%。這一狀況持續了近5年左右，即從2006年邊際稅收水平方始回歸正常的區間為16.99%。雖然納稅人負擔減輕，但這一時期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卻處于低位，從而有了提高"兩個比重"的呼聲和稅制改革。

　　從稅收經濟學原理可知，過高的邊際稅收水平既會對投資、消費和進出口等產生不利的影響，又將直接降低納稅人的可支配收入，并可能產生稅收的替代效應：或使企業改變融資決策、或以即期消費代替遠期消費、或誘使納稅人以稅收籌劃及逃稅取代正常繳稅等。從2006年開始，邊際稅收水平總體上處于上升時期，有5年超過20%，意味著GDP增量中有20%及以上成為政府的顯性稅收。邊際稅收水平過高，一方面說明稅收制度過于復雜，另一方面也揭示出稅種的邊際稅率畸高。這樣一來，社會上又出現了減稅的呼聲。因此，保持16%左右的邊際稅收水平是合適的，一是不會超出納稅人的納稅能力，二是可以滿足政府支出的需要。

　　稅收彈性是稅收收入增長率與GDP增長率之比，同時可以轉化為邊際稅收水平和宏觀稅負的比率，因此，邊際稅收水平和宏觀稅負的變化可以從稅收彈性的變化上體現出來。但由于三個概念都牽涉到GDP，故并不是簡單的數學上的正比反比關系。中國自2006-2010年的5年間，稅收增長率平均為14.8%，GDP增長率平均為9.9%，平均稅收彈性為1.5.即GDP每增長1%，稅收增長1.5%，稅收增長快于經濟增長。根據企劃財政部提出的稅收彈性實績資料，2010年稅收增加率為-1.7%，而經濟增長率為3.6%，因此稅收彈性出現了-0.47。也就是國民收入比前一年增加，而政府的稅收卻有所減少，稅收減少，主要是由于政府實行了所得稅和法人稅等的減稅政策。

　　宏觀稅負的高低實際上反映了全社會的資源或財富在政府部門和非政府部門之間的分割比例。宏觀稅負高，說明市場在資源配置方面的功能相對弱些，政府在資源配置方面的功能相對強些，反之則反。要保證我國宏觀稅負隨著經濟的增長而增長，稅收彈性應保持在較低水平，要達到這一目的，既要從稅制本身著手，調整稅制和稅率結構，挖掘稅源，擴大稅基，加強征管，又要從整個國民經濟入手，調整經濟結構、產業結構及產品結構，提高經濟效率和效益，只有雙向努力，才能增加稅收彈性，保證宏觀稅負穩定增長，從而保證政府對經濟的調控能力，近而促進國民經濟持續、穩定、健康地發展。

　　結論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舉的發展速度舉世矚目，但目前仍然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為全面達到小康水平，進入高收入國家行業，在較長一段時間內謀求經濟增長，無疑是國家經濟政策的首要目標。合理的宏觀負稅是政府取得財政收入，滿足政府運轉的保障，同時由于稅收對整個社會的消費、儲蓄、投資、勞動供給等經濟行為都有著重要影響，對一國的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有著重要的激勵和抑制作用，合理的宏觀負稅也是國家實施財稅的有效工具。

　　參考文獻：

　　【1】許善達，中國稅收負擔研究，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8.

　　【2】王佐云，稅收學，立信會計出版社，2009.

　　【3】李 麗，宏觀稅收的數量分析模型，中國稅務出版，2010.

　　【4】張 偉， 中國稅收與GDP分配，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