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稅收法制化建設的進程不斷加快,初步形成了有法可依的局面。《稅收征管法》等稅收程序法的頒布實施,進一步規范和完善了稅務執法、法制監督和法律救濟的制度體系。以法律的手段推進分稅制的改革,構建了中央稅法體系和地方稅法體系的基本框架,對保持稅收高速增長發揮了重大作用。但隨著市場化進程的加快,新型的經濟及法律關系不斷涌現,稅收法制化暴露出一些問題。

　　《稅務縱橫》山東省稅務期刊，自1992年創刊以來，乘著鄧小平同志南巡講話的春風，伴著新稅制的實施，肩負著稅收宣傳的使命，與廣大納稅人同行，櫛風沐雨，跨入新世紀，邁向新征程，并肩走過了11個年頭。

 　　目前中小企業的境況比較困難,特別是東南沿海的民營企業。在加上外國的金融危機,從去年下半年開始的經濟形勢的確是進入了寒冬。在如此困難的一年里,政府應該出臺一些至少是暫時的減免稅等稅收優惠措施,幫助企業扛過這個寒冷的年份。畢竟大量中小企業的倒閉意味著大量的失業。截至去年6月,我國中小企業數達到4200多萬戶,占全國企業總數的99.8%,創造的產品和服務價值相當于國內生產總值的60%左右,上繳稅收約占稅收總額的53%,更重要的是,中小企業提供了75%以上的城鎮就業崗位。

　　一、引言

　　1994年分稅制改革之后符合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稅收體制就基本建立起來,伴隨而來的是稅收收入的高增長,面對不斷發展的經濟形勢,面對嚴重的經濟危機,稅收能否依然保持高增長呢?是否有減稅的必要呢?更長遠的說,能否乘此機會進一步改革財稅體制呢?本文就此展開詳細的論述。

　　二、稅收增長原因

　　從總量看,08年上半年全國稅收總收入完成31425.75億元,同比增長33.5%,增收7890.94億元。

　　從增收結構看,國內增值稅、消費稅、營業稅分別增長22.6%、18.4%和25.6%,流轉稅合計增收2781.35億元,占增收總額的35.25%;企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分別增長41.5%和27.2%,所得稅合計增收2776.60億元,占增收總額的35.19%;海關代征進口產品稅收、關稅分別增長34.7%和40.2%,進口稅收合計增收1288.76億元,占增收總額的16.33%.從上面的數據來看,我國的稅收在08年經濟形勢嚴峻的情況下依然保持著強勁的增長勢頭。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導致稅收增長過快的呢?我認為主要是累進稅制下的經濟增長和稅收監管水平的提高。前者解釋的是正常稅收增長部分。后者解釋的是超過正常部分的增長。

　　1.累進稅制下的經濟增長。由于稅收是按現價水平計算的,而GDP是按不變價格計算。中間的差值就比較明顯。因此實際上經濟增長可以更大程度解釋稅收增長的因素。同時,在我國累進稅制下,稅收增長必定要快過經濟增長。這些都可以解釋預料中的稅收增長部分。

　　2.不斷增強的稅收監管。只有人曾提出94年稅收的設計本來就是“廣種薄收”的類型。就是稅收框架的設計比較廣,實際是考慮到了稅收監管比較松散的問題,因此留給稅務機關自由發揮的余地比較大。現而今稅務機關充分挖掘潛力,努力增收,導致在稅收框架廣的情況下稅收監管又嚴格,納稅人就吃不消了。我認為這種說法也是有一定合理性的。政府部門在稅收設計時必定不會忽視我國稅收征管水平極其低下的現狀的。而在2000年以來,由于稅收技術的進步,在稅收激勵機制的鼓舞下,我國稅務機關人員從嚴征稅,當然能顯著增加稅收收入了。而且,這方面的潛力還沒有發揮到極致,我國的稅收征管水平依然比較低下。可以預見,這一因素對今后稅收增長還會做出很大貢獻。當然,隨著提升征管水平難度的加大和成本的降低(邊際效用遞減),這部分因素的作用將逐漸減少,使得稅收增長回歸到應有的水平上來。另外,外貿出口、GDP結構等都是一些學者認為稅收高強度增長的原因。

　　三、稅收負擔及減稅主張評析

　　稅收過快的增長必然帶來大家思考是稅收負擔是否過重的問題。企業或居民之所以咬定中國的稅負重,其論據無非是現行稅制的規定。比如,個人所得稅的最高邊際稅率45 %,企業所得稅的稅率33 %,增值稅的稅率17 %等等。以這些稅種的稅負水平同其他國家的相關稅制規定比起來,中國的稅負顯然不能說是輕的。政府部門之所以認定中國的稅負輕,其論據在于,實征稅收收入額占GDP 的多少。比如,在2005 年,將全國稅收收入加總求和并同當年的GDP 之比,只不過為16.19 %. 以這樣的宏觀稅負水平同其他國家的情形比起來,中國的稅負絕對不能說是重的。

　　而這些論據揭示的一個東西,就是名義稅負和實際稅負的問題。

　　總體上講,我認為中國納稅人就單從稅收負擔來說并不是很重,而福布斯把中國評為稅收痛苦指數第三的國家更是言過其實,它不知道我們稅收征收率有多低。但是,我們隱形的稅收負擔是比較重的。

　　第一,龐大的預算外收入和土地出讓金。這些收入的征收帶有隨意性。而事實上,他們的存在的確加重了納稅人的負擔。土地是全民所有的資產,結果被出賣了,這不是隱形的向全民要錢嗎?

　　第二,諸多的行政壟斷企業的高額收入也是變相的向納稅人要錢。高額手機通訊費是我們不得不承擔的,因為高額利潤中國石化企業連續被評為亞洲最賺錢的公司,還有國有銀行的呆賬壞賬。我們都為這些企業支付了高額的利潤,這也是變相的稅收負擔。

　　第三,在財政支出方面的不滿意也加重了納稅人對稅收負擔的不滿意度。在歐洲國家,納稅人承擔重稅負的同時也享受到了極其全面和高水平的公共服務。當今中國,教育、醫療、養老等方面已經讓納稅人承擔高額負擔,但還必須支付相當的稅負,這就造成了強烈的不滿。財政收入上的“大政府”、公共支出上的“小政府”,這就是民眾的印象。稅收不斷向高稅收國家看齊,承擔的社會公共責任卻尚未看齊。

　　考慮到是否減稅的主張,我認為還是應該暫時減的。這并不是跟我所闡述的稅收負擔不重的觀點矛盾。稅收負擔不重也可以能減稅。我主張減稅,可這樣減稅的動機不在于稅負過重了,而是在于當前經濟形勢的需要。在我們目前稅收大幅度增長的前提下,減稅政策不會對公共財政造成很大的沖擊,再者還會給嚴峻的經濟形勢注入一支強心劑。這才是稅收作為一項政策工具的需要。

　　四、結語

　　綜上所述,我認為稅收增長是經濟增長和稅收監管水平提高的綜合作用的結果,而并不是我們的稅收負擔過重。同時在嚴峻經濟背景下我主張出臺減稅措施,來幫助陷入困境的中小企業。從更深遠的方面來講,我們更需要的是一輪新的財稅體制的變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