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介技術的發展，極大地解放了公民的信息生產能力，沖擊著專業新聞生產和新聞消費的各個環節。專業媒體面臨的挑戰除了“來自新媒體技術與媒介融合趨勢下的媒體轉型壓力”，就是“社會化媒體以及公民新聞對專業媒體的傳統地位與業務模式的沖擊”。

　　摘要：公民新聞時代的到來，沖擊著專業媒體的新聞生產。從對新聞記者是否屬于知識分子的思考出發，探討專業記者身份的再定位問題，認為將新聞記者定義在知識生產者的范疇，并進行一定的階層劃分，是更為合理穩妥的指稱。專業記者要在探求真相中發揮專業優勢、在社會協調中采取建設者立場、在公共領域具有建構對話的能力，從上述三個層面重塑知識生產者形象，以重建專業媒體的權威性。

　　關鍵詞：哪里可以核心期刊,知識生產者,知識分子,公民新聞,新聞生產,專業記者

　　“公民新聞與專業媒體平分秋色”是“社會化媒體影響下的新聞生產模式”，“專業媒體仍然需要堅持自己的‘專業優勢’”，在對公民新聞價值的尊重基礎上“對自己的專業角色與職責重新定義”。[2]近年來在“重新定義”專業媒體的探討中，關于新技術因素對傳媒業影響的討論頗受重視，而對新聞生產的主體——新聞記者的職業身份和角色認知缺乏新媒體背景下的再思考。“人人都有麥克風、人人都是評論員”，面對媒介場域內的眾聲喧嘩，專業記者如何發聲？其核心競爭力又如何體現？

　　另一個問題顯得有些尷尬：新聞記者是知識分子嗎？問題的回答首先取決于對知識分子概念的界定。從一般常識、職業或知識分工等角度對知識分子的理解，新聞記者自然可以歸為知識分子群體。但從學術界對知識分子的研究來看，新聞記者又很少明確被列入知識分子行列，或者語焉不詳、避而不談。同時，查閱相關資料可見，關于媒介知識分子、公共知識分子的討論相當熱鬧，而專業記者是否可能、何以可能成為知識分子的話題卻鮮有提及。新聞學教科書上對于新聞記者的表述無不立論于知識分子傳統，傳媒也是知識分子“立言”的重要空間，而實際公共領域內對新聞記者身份的討論卻總是有意無意回避，或許可以借用布爾迪厄所言，“知識分子是吊詭的存在者”[3]264，新聞記者是吊詭的知識分子。

　　將上述兩個問題聯結起來考慮，就是本文所要探討的問題：對新聞記者身份問題的討論意義何在？有無歷史淵源和現實實踐？本文試圖對新媒介環境中專業記者進行身份再定位的論證，以期喚起學界和業界對公民新聞時代專業記者主體能動性、可構建性的重視。

　　一、從知識分子的著名定義看新聞記者的身份界定

　　一般認為，知識分子是來自西方的概念，最早出現在19世紀的俄國，“不是一個職業性的階層，而是一個精神性的群體”，“一批與主流社會有著疏離感、具有強烈的批判精神、特別是道德批判意識的群體當時就被稱為知識分子”。[4]3知識分子概念的另一個源頭來自法國，與著名的德雷福斯事件有關，仍然是指具有正義感和社會良知的人，左拉與他的《我控訴》成為知識分子誕生的標志。

　　早期知識分子的概念與職業、專業聯系不大，以創立“知識社會學”聞名的德國社會學家卡爾·曼海姆認為，知識分子是不安定的“自由漂浮者”，在智力上是“自治”的，在結構上是開放的和民主的，是具有烏托邦思想的自由職業者。曼海姆論證的出發點是知識分子和意識形態的關系。

　　與之同時代的葛蘭西著眼于知識分子的社會職能，對知識分子進行了劃分：一種是傳統的知識分子，例如老師、教士、行政官吏這類代代從事相同工作的人，本質上屬于社會中游離于體制外的知識分子，代表著社會一般的普遍的真理、正義和理想；另一種是有機知識分子，指的“是‘哲學家’、藝術家和有品位的人，他們持有一種特殊的世界觀、一種有意識的道德行為，因為有助于支持和改造一種世界觀，即有助于新的思想方式的形成。”[5]257這種知識分子作為體制內的有機組成部分，為體制制造意識形態，作為階級或階層的代言人出現。

　　美國社會學家席爾斯的定義是：“知識分子就是在社會中那些頻繁地運用一般抽象符號去表達他們對人生、社會、自然和宇宙理解的人。也就是說，知識分子無非是創造或傳播抽象的價值符號的一群人。根據這一定義，知識分子包括大學的教授、研究院的人文專家、傳媒的從業人員、出版社的編輯以及作家、自由撰稿人等等。”[4]8席爾斯的定義從一般社會學的角度出發，更為寬泛。

　　法國哲學家朱立安·班達對于知識分子的著名定義是：知識分子是一小群才智出眾、道德高超的哲學家——國王（philosopher-kings），他們構成人類的良心。[5]12班達倡導的是以蘇格拉底和耶穌為代表的知識分子形象，用抽象的公正、真理和理性來批判現實。他的代表作《知識分子的背叛》，批判了假借種族主義、民族主義和階級斗爭等背叛了價值理想的知識分子。在他看來，真正的知識分子，“他們的活動本質上不追求實踐的目的，只希望在藝術的、科學的或形而上學沉思的活動中獲得快樂，簡言之，他們旨在擁有非現世的善。他們總是說：‘我的王國不是這個世界。’”[6]

　　薩義德的知識分子論受班達的影響，但更為極端，“根據我的定義，知識分子既不是調解者，也不是建立共識者。”“我把知識分子刻畫成流亡者和邊緣人，業余者，對權勢說真話的人。”[5]6按照薩義德的標準，當代社會的知識分子越來越成為“稀有物種”了。

　　在著名法學家波斯納看來，“所謂知識分子，一般可以理解為認真嚴肅且有能力關注智識問題之人”，他的劃分更加細致，說明也更加充分，并且列舉出大量名單。他進一步指出：“知識分子把一般的思想運用于社會公眾關注的問題，其思維過程自上而下，對他所察覺的權力濫用、腐敗或者社會不公予以理論思考。他不僅僅是作為一名記者或一位技術人員。因此，有些報刊人士……屬于知識分子，而另外一些則不是。”[7]

　　在以上諸多關于知識分子的界定中，我們無奈地發現新聞記者在不同界定的圈子里跳進跳出，難有定論。問題糾結在到底對知識分子的界定是職業性、社會性的，還是精神性的？或者回到薩義德《知識分子論》最初提出的那個問題：“知識分子究竟為數眾多，或只是一群極少數的精英？”這個問題的討論在現代社會向后現代社會的轉化之中，進一步推進到知識分子是否還存在的追問。無論是雅各比“最后的知識分子”，還是利奧塔的“知識分子之死”，從概念的簡單界定解讀，如何理解他們所指稱的知識分子，背后隱含的也是上述的問題。在悲觀談及知識分子的終結問題時，多數理論家站的是精英主義立場，他們的言下之意是批判知識分子死了，傳統知識分子死了，死于知識專業化、體制化和有機化的過程中。由此看來，本文問題的源點就充滿不確定性。雖然恩格斯說過“在科學上，一切定義都只有微小的價值”，本文也無意于擬出新知識分子的定義，但是從對知識分子概念簡單的歷時性梳理中，我們可以為理解新聞記者的身份定位確立一定的話語背景，畢竟只有先解決好“WhoamI”的問題，才能使如何可能更為切實。

　　二、新聞記者的身份再定位

　　新聞記者是不是知識分子呢？吊詭之處在于“只有在對純文化和入世的經典對立進行質疑后，才可能給他一個準確的畫像。”[3]264有人借用朱光潛的話，說新聞記者要“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業”，在某種意義上就表達了新聞生產者身份及職責的糾結所在。

　　首先，大眾傳媒是社會變遷的工具，是知識生產的重要場域。

　　芝加哥學派代表杜威把大眾傳媒看作社會變遷的工具。拉斯韋爾關于大眾傳播功能的經典論述指出，大眾傳播承擔著“社會遺產傳承”的重要功能。施拉姆認為：“采用機械的媒介，尤其是電子媒介所成就的一件事，就是在世界上參與建立了史無前例的宏大的知識產業。”[8]在現代人的社會化過程之中，大眾傳媒不再僅僅提供信息服務，而是逐漸成為知識產業的重要組成部分。

　　許紀霖在對現代中國知識分子與公共空間問題的探討之中，提出一個“知識人社會”的概念。“‘知識人社會’居于國家（上層的國家權力）與社會（下層的市民社會）之間，其中的角色不再是傳統士紳，而是現代知識分子，其職業和身份是多元的：教師、編輯、記者、出版人、自由撰稿人等等。他們不再像士紳階層那樣有統一的意識形態，也不再有國家科舉制度所認同的正式身份。但正是這些職業與身份多元的現代知識分子，共同形成了一個知識生產、流通的文化交往網絡。”“在整個知識的生產和流通過程之中，學校和傳媒是兩個最重要的核心環節。”傳媒作為“知識人社會”的最大的公共網絡，“不僅控制了知識的傳播與消費，而且生產與再生產現代社會的公共輿論，而后者正是公共權力的合法性來源”。[9]

　　其次，新聞記者既有知識生產的職業與道德規范，也具有知識精英的傳統與現實實踐。

　　不妨列舉一下“新聞的十大基本原則”：“1.新聞工作首先要對真實負責。2.新聞工作首先要忠于公民。3.新聞工作的實質是用核實進行約束。4.新聞工作者必須獨立于報道對象。5.新聞工作者必須成為獨立的權力監督者。6.新聞媒體必須成為公眾評論和妥協的論壇和廣場。7.新聞工作者必須讓重大事件變得有趣并且與受眾息息相關。8.新聞工作者應該使新聞全面均衡。9.新聞工作者有責任按良心行事。10.公民對新聞也享有權利和承擔義務。”[10]5這是西方新聞專業主義語境中的職業要求，是合格的新聞工作者所應該具備的最基本的個人品質。這些與一般知識生產領域的要求相比本質上并無二致，而且因為新聞生產與社會現實的緊密聯系，反而是要求更高、責任更大。媒體面對權力與商業的侵蝕、滲透越深，媒體從業者的處境越艱難，對職業規范的堅守越可貴。

　　中國新聞史和中國新聞實踐中也從來不缺乏新聞記者對知識精英立場的堅守，“傳統知識精英型”的記者代表有“黃遠生、王韜、邵飄萍、儲安平、李大同、王克勤以及《南方周末》和《南方都市報》的一批從業者，他們追求‘鐵肩擔道義，辣手著文章’，系中國傳媒業傳統士人的社會良知之所在”。[3]123姜紅等對中國新聞人進行了更為細致和鞭辟入里的分析，以王韜、黃遠生、邵飄萍、張季鸞為個案，一一分析了他們對新聞記者職業身份的認知和各自的實踐。“王韜盡管游學西方數十載并從事出版、印刷、翻譯、辦報等現代職業，但本質上還是個傳統知識分子。黃遠生從西方武庫中拿來‘個人主義’和‘神圣職業’的武器，試圖沖決傳統之羅網，付出的代價卻是‘無地自由’。邵飄萍自命終生記者，十載辛勤，在將新聞業推向‘職業’的軌道上功德無量，而他極端看重的記者‘品性’恰恰就是儒家傳統的‘君子之德’。張季鸞一再自稱‘職業報人’，但又有著比‘職業’更高的追求———‘文人論政’和‘訓政’。”[11]知識分子這個名詞出現的時間雖然不長，但在中西方的歷史中都可以找尋出文化傳統和精神譜系。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士”是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前身，如《論語·里仁》中孔子所言“士志于道”。姜紅等正是強調中國傳統文化基因在新聞記者職業認同中的重要作用，論述了中國新聞記者內化的自我認同和職業認同具有“中西合璧”的觀念背景。

　　回到公民新聞時代新聞記者的身份再定位問題，如果避免建立在是或不是的二元論理解與回答之上，本文認為將新聞記者定義在知識生產者的范疇，是更為合理穩妥的指稱。

　　無論是基于西方新聞專業主義的從業原則和職業規范，還是中國“士志于道”的文化傳統，抑或傳統文化底色與西方職業理念的融合；無論是黃遠生的《懺悔錄》、張季鸞的“四不”主張，還是李大同的文人傲骨、胡舒立的“獨立獨家獨到”、柴靜的勤于業務總結等等，可以看出在復雜的新聞場域，新聞記者有知識生產者的專業認可標準，也有堅守知識精英立場的歷史與實踐例證。新聞記者作為大眾傳媒的生產主體，在這樣的知識生產場域，如果不定位于知識生產者，那該是多么巨大而可怕的悖論。商業化、娛樂化等帶來的問題，與新聞職業標準之間的沖突，造成了對新聞工作者的信任危機加劇，但不能因為這些而否認這一職業本來的社會屬性。

　　一個社會職業群體內部會自然形成一定的階層劃分，新聞記者也不例外，大體可以描述為金字塔式的結構。塔尖是階層精英，是知識分子記者，是少數人，但卻可以照亮新聞界，恰如普利策所言“船橋上的瞭望者”。塔底是一般的從業者，從事新聞工作更多是“為稻粱謀”，也許曾經有過職業理想，但在混日子、討生活的現實中日漸放低了追尋的姿態。塔尖與塔底之間應該還有一個廣闊的中間地帶，這里相對混雜。吳飛把新聞從業者分為四類，即傳統知識精英型、士商結合型、政治宣傳家型和專業主義型。[3]123“傳統知識精英型”和專業主義型屬于塔尖，而其他兩類可劃歸中間地帶，他們均屬于在知識體制化中或妥協，或突圍，尋找安身立命的空間，以積極實現自我的職業追求。公民新聞時代新聞記者身份再定位的意義，首先在于正視專業記者的主體能動性，不要被新技術、大數據、移動互聯網等媒介環境因素迷幻了雙眼，忽視了新聞生產中“人”的作用。其次，重視記者作為知識生產者的優勢所在，挖掘其身份地位的不可替代性，揚長避短應對新環境新變化。

　　三、重建專業媒體的權威性

　　公民新聞的興起，傳播技術的突飛猛進，新媒體尤其是社交化媒體的蓬勃發展，對傳統媒體的震蕩式沖擊日益加深。專業化媒體危機四伏，各種“消亡”論不絕于耳，“全媒體戰略”成了救命稻草，關于技術、渠道、終端的討論熱鬧非凡。“‘全媒體戰略’的精髓并不在于媒體發布渠道和采用終端的多樣化，雖然渠道和終端是這場變革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媒體集團如何借助這些渠道和終端，使原有的資源優勢能夠更好地轉化為競爭優勢，為自己的用戶提供他們最需要的內容產品。”[12]專業媒體應對危機的核心任務仍然是內容建設，內容建設的著力點是提高內容生產的專業化水平。“在新媒體環境下，記者編輯的主要職能已經不只是采集新聞，還要對浩如煙海的新聞和信息進行篩選和重新組合，使這些雜亂的信息呈現出相互關系和深刻意義，并使其轉化為知識。新聞從業者的工作也因此在某種意義上成為知識生產與管理的工作。”[13]內容建設的主體——專業記者，需要重塑知識生產者形象以重建專業媒體的權威。

　　借用英國學者齊格蒙·鮑曼的表述，專業記者作為知識生產者，應該實現從“立法者”到“闡釋者”的轉變。齊格蒙·鮑曼的這兩個隱喻，分別是對典型的現代型知識分子和典型的后現代型知識分子職能的描述。這里借用為對專業記者作為知識生產者角色定位的描述，可以對應的是傳統媒介環境到新媒介環境下的改變。“立法者角色由對權威性話語的建構活動構成，這種權威性話語對爭執不下的意見糾紛作出仲裁與抉擇，并最終決定哪些意見是正確的和應該被遵守的。”“闡釋者角色由形成解釋性話語的活動構成，這些解釋性話語以某種共同體傳統為基礎，它的目的就是讓形成于此一共同體傳統中的話語，能夠被形成于彼一共同體傳統之中的知識系統所理解。”[3]259

　　在當下中國復雜的輿論場中，專業記者可以也必須扮演好“闡釋者”角色，這是其身份再定位的真正意義之所在。具體而言，可以在以下三個層面中體現：

　　第一，在探求真相中發揮專業優勢。公民新聞時代，專業記者受到的沖擊最明顯的莫過于：新聞報道時效性上的優勢不再明顯，尤其是一些突發性事件、災難事件等，“第一時間”、“第一現場”、“隨手拍”的公民記者很容易搶得首發權。當在報道“what”時沒有優勢，專業記者可以在挖掘“why”方面凸顯專業性。專業記者必須重視從報道事實到核實信息、探求真相的轉變。所以，作為知識生產者的重要品性之一——強烈的質疑精神，就是核實信息、推動探求真相的原動力。

　　“新型的新聞工作者不再決定公眾需要知道什么——這是古典的把關人的角色。他或她應該幫助受眾從信息中理出頭緒。這并不意味著只是簡單地在新聞報道中加入解釋或分析。相反，這種新型新聞工作者（或者是意義賦予者）必須核實信息的可靠性，然后加以整理，使它能被人們迅速有效地理解。”[10]16社交化媒體的碎片化傳播，碎片式的證據與推論，不利于新聞的完整呈現。“網絡新聞看重的是速度和煽情，而非對事實和準確的追求。”[14]專業運作是必須的，一要靠專業媒介組織及其信息渠道實現，二要專業記者運用更專業的知識、通過更專業的手段，以更內行的視角處理社會化媒體自發性的海量內容提供。優質的新聞才會最終占有市場，專業記者要在碎片化的信息之后勾連出邏輯線索，在紛繁的表象之下深入調查真相，以專業的信息生產能力打造優質新聞，從而創造出內容優勢。這一點也許并不新鮮，但在實踐中恰恰非常欠缺。在真假難辨的信息環境中，做負責任的新聞生產者，以準確、可靠、深入等新聞業的核心價值觀立足，是專業記者作為“闡釋者”基礎層面的工作。

　　第二，在社會協調中采取建設者的立場。社會轉型期利益訴求多樣、矛盾容易激化，互聯網上充斥的觀點大于事實，信息真假難辨、情緒裹挾其中，極端化的表達泛濫，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更需要專業記者采取建設者的立場，才能擔負起施拉姆所說大眾傳媒的“社會雷達”功能，真正成為“守望者”、“瞭望哨”，促進社會健康發展。

　　鳳凰衛視總裁劉長樂在為鳳凰衛視十五周年出版新書撰寫的序言中說：“記者不能兜里老是揣著一把小刀，瞅著個空子就扎別人一下。還是要善意。我們有時候會有批判性報道，比如說批評一些腐敗現象，但我們的立場是好的，善意的，是代表華人向世界發聲，而不是作為旁觀者或者敵對者去嘲諷和辱罵。那樣的結果往往適得其反。”有人說“激進的總是比務實的在話語上更具有道德優勢”，對照當下中國互聯網上的幾種主流思潮：民粹主義、民族主義、新“左派”、新自由主義等，不難發現專業媒體爭奪傳播主導權是新傳播革命的主要命題。作為知識生產者，專業記者需要在重塑信任、重建價值認同權威的社會協調工作中發揮重要作用。首先，把批判意識建立在積極、善意的態度基礎之上；其次需要消除偏見、擯棄刻板成見，在充分理解的基礎之上，推動社會實現“此一共同體傳統中的話語，能夠被形成于彼一共同體傳統之中的知識系統所理解”。

　　第三，在公共領域具有建構對話的能力。學界普遍認為《紐約時報》是傳統報業新媒體轉型的成功案例之一，其角色定位從早期的“刊登一切適合刊登的新聞”（AlltheNewsthat’sfittoprint.），變為“所有的一切都是關于對話”（It’sallabouttheconversation.）。《紐約時報》口號的變化其實表明記者專業路徑的另一種變遷，即在公共領域建構對話，或者說以知識生產者的介入意識，實現話語和行動的公共性。

　　“西奧多·懷特對那些在1960年追蹤總統競選的新聞界團體寫道：記者和其他人的對話不只是閑言碎語，它是達成共識的一個重要過程。這個群體成為一個‘同業會’（brotherhood），其‘影響和立場，超越了所有對于偏見的抵抗或者個人對于事實——他們所寫的一切——的熱愛。’”[15]64專業記者的“闡釋者”角色意義要在不同“共同體”之間實現對話的過程中得以充分實現。斯坦福大學新聞傳播系格拉瑟教授這樣總結“公共新聞”的行動和目標：“公共新聞是一種每天都在運行的新聞傳播活動，它號召記者（1）將受眾作為公民，作為公共事件的潛在的參與者，而不僅僅是（公共事件的）犧牲者或旁觀者；（2）幫助解決社會問題；（3）改善公眾討論的輿論環境，而不是冷眼旁觀這種環境越變越壞；以及（4）幫助公共生活走向更加和諧美好。”[3]98普通的公民記者可以方便快捷地傳播所見所聞，但在上述的行動和目標中所能發揮的能力有限，專業記者則可以大有作為。在新媒體環境下，專業記者要秉持開放的心態，開發各種關系，達成有效合作，形成合理的溝通渠道，建構理性對話。新聞天然具有公共性的特征，公共領域本質上又是一個對話性的概念，社交化媒體中的意見發表與討論、質疑與解釋、贊成與反對，更加自由也更加混亂，專業記者應致力于發揮媒體的“議程設置”功能，支持有意義的公眾討論，關注對話的質量，通過開放的平臺，增強信息的透明度，加強與受眾的互動與反饋，在數字環境中重新尋找建立媒介公信力的來源。[16]

　　四、結語

　　歸根結底，針對新媒體和公民新聞對專業媒體的沖擊，首先是如何看的問題，其次是怎么做的問題。國內有學者基于新聞專業主義對“自媒體力量”質疑，認為存在對自媒體“力量的想象”，并從理論層面上對相關命題進行證偽，提出：“新舊媒體競合關系之辯，不是個技術問題，也不是一個專業意識形態問題，而是一個社會問題。而解決這一問題的唯一辦法，仍然是結構調整和制度改革，是新聞業社會角色的重新調整，我們需要被新制度重塑的行動者。”[17]這其實亦在強調新聞專業生產的不可替代性，以及指出專業媒體未來發展的可能性路徑。

　　舒德森說：“雖然我們擁有能讓每個人都成為平等的信息發送者與接受者的技術，但是如果沒有專業化的新聞機構，現代世界仍是難以描述的。”“新聞是文化的一種形式，我在此稱之為‘公共知識’。”[15]2-3塔奇曼說：“新聞講的是社會生活的故事，所以它是一種社會資源。新聞既是一種知識資源，又是一種權力資源，所以說，新聞是觀察世界的一個窗口。”[18]本文將專業記者定位于相對寬泛的知識生產者范疇，因為立于這個“觀察世界窗口”之后的“瞭望者”群體過于復雜，“金字塔式”的階層分化描述展示了群體內部不同價值取向造成的若干可能。重塑知識生產者形象是整體要求，塔尖知識精英型的記者群體是行業的引領者，真正發揚知識分子品格的做法會發揮示范效應、起到凈化作用，而塔底普通的職業者恪守基本原則就能避免“下沉的聲望”。無論新聞是“知識資源”還是“權力資源”，公民新聞時代的專業記者將在更復雜的“規訓與抵抗”中重塑知識生產者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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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來自蔡雯2013年5月2日在安徽師范大學所做的講座，題為《融合·策劃·創新——新媒體時代的新聞內容生產》.

　　[14]李艷紅.重塑專業還是遠離專業？——從倫理和評價維度解析網絡新聞業的職業模式[J].新聞記者，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