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作為新興市場投資代表的金磚國家之間的貿易發展十分迅速，特別是中國已經成為其他金磚國家的主要貿易伙伴，根據貿易數據統計，中國已經成為巴西、俄羅斯、南非最大的貿易伙伴，是印度的第二大貿易伙伴，中國實質上已經成為金磚國家貿易合作的主導者。

　　《國際貿易譯叢》系國際經濟貿易類期刊，重點刊登國外報刊中有關世界經濟、國際貿易、國際投資、國際金融、國際商法、國際經濟技術合作等方面的理論與實務文章的中譯文，旨在為對外經貿工作者、科研人員及大專院校師生了解當代世界經濟新形勢、新理論、新熱點、新做法提供借鑒和參考，促進對外經貿的研究工作、開拓國際市場，擴大對外交流，為“入世”后的經貿發展服務。

　　在金融危機和歐債危機的背景下，面對TPP和TTIP的潛在影響，中國有必要積極應對。文章分析了中國與其他金磚國家貿易合作面臨的問題與機遇，并運用改進的引力模型測算了1995年-2014年中國與金磚國家的貿易成本，充分說明二十年來中國與金磚國家之間貿易合作的加深。

　　一、引言

　　高盛證券首席經濟學家吉姆.奧尼爾(2001)首次提出“金磚四國”概念，分別取巴西(B)，俄羅斯(R)，印度(I)，中國(C)，組合成單詞(BRICs)。2006年9月，“金磚四國”外長首次在聯合國大會上以正式會議方式舉行了會晤，被外界認為是“金磚四國首腦峰會的雛形”，2009年6月，金磚四國首腦在俄羅斯舉行正式會晤，發表了《金磚四國領導人俄羅斯葉卡捷琳會晤聯合聲明》，此后，每年一度的金磚國家領導人峰會開始舉行。2010年4月，在中國海南舉行的第三次峰會上決定吸納南非(S)為“金磚”成員國，并聯合發表《三亞宣言》，正式發展為金磚國家(BRICS)。2007年美國爆發了次貸危機，由此引發了席卷美國、歐盟、日本等世界主要金融市場的國際金融危機，緊接著2009年歐洲出現了歐債危機，但在這樣的背景下，以金磚國家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卻保持著持續高速的經濟與貿易增長。金磚國家占世界人口的43%，占世界經濟總量的18%，擁有世界外匯儲備的40%，毫無疑問金磚國家對后危機時代世界經濟格局和國際分工將會產生巨大影響，因此，研究中國與其他金磚國家之間的貿易合作關系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二、 中國與其他金磚國家的貿易發展及合作

　　1. 中國與其他金磚國家雙邊貿易存在的問題。中國與金磚國家間雙邊貿易迅速發展的同時，也仍然存在諸多問題和障礙：首先，進出口商品結構比較單一，中國與金磚國家之間的貿易屬于比較典型的傳統貿易，這種貿易主要由一般貿易構成，以南非為例，礦產資源在南非對中國出口中所占比重高達90%左右，而中國對南非出口的商品主要包括機電產品、紡織及一些低附加值工業制成品，這些產品占據中國對南非出口總額的80%左右。其次，雙方貿易存在較為嚴重的貿易摩擦。眾所周知，中國已經成為“世界工廠”，相比較其他金磚國家而言，中國的工業制成品具有比較強大的競爭優勢，在與其他金磚國家的貿易中不可避免會引發貿易摩擦，如俄羅斯抱怨對中國出口機電產品甚少，印度抱怨中國不向其進口汽車產品，這種情況導致其他金磚國家與中國進行貿易合作面臨本國“優勢產業”被排擠掉的風險，從而陷入“逆工業化”的過程之中(宋泓，2012)。由于上述原因，金磚國家與中國的貿易摩擦不斷升級，以巴西為例，2012年巴西發起13起針對中國的反傾銷調查，占當年巴西發起反傾銷調查總量的81.2%。最后，中國與其他金磚國家之間存在政治和歷史問題。從地理位置上講，俄羅斯和印度是中國的鄰國，但中俄和中印的雙邊貿易額以及貿易方式，與其世界大國的地位不相匹配。其原因在于，近現代史上中國與俄羅斯領土爭端不斷，俄羅斯擔心經濟強大后的中國會對奪回之前被俄羅斯搶占的領土，同樣，近年來中印不斷爆發邊境爭端，故在不斷加強與中國的貿易合作的同時，“中國威脅論”始終存在，此外，由于地理距離較遠，中國對南非市場熟悉程度較低，導致雙邊貿易困難重重。

　　2. 中國與其他金磚國家貿易合作的必要性分析。首先，中國與其他金磚國家之間的貿易存在互補性，以中巴雙邊貿易為例，2013年巴西出口到中國的自然資源和初級產品占據巴西對中國出口總額的95.6%，而中國出口巴西的商品以工業制成品為主，同樣的情況也存在于中國與俄羅斯、印度、南非的雙邊貿易中。中國經濟在高速發展的同時，對能源以及原材料等自然資源的需求必然會越來越大，即中國對其他金磚國家自然資源的進口額和依存度會逐步加大。其次，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后，世界經濟復蘇緩慢，而世貿組織多哈回合談判歷經七年仍然未果，面對這樣的形勢，發達經濟體頻頻采取行動促進雙邊貿易合作，如美國通過其主導的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以及美國和歐盟共建的《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協定(TTIP)》，進行了新的區域貿易協定布局，兩者累計的經濟與貿易額超過世界經濟與貿易總量的60%。2015年10月5日，美國、日本、澳大利亞等12個國家聯合宣布TPP談判結束，各方已經達成基本協議，涉及關稅、勞工保護、環境保護、電子商務、農業、金融服務、投資爭端解決、國有企業競爭等多方面內容，其深度和廣度超過了以往的FTA協議。更重要的是，TPP構建了新的貿易投資規則的框架，其全面市場準入標準和原產地規則等貿易條件，將使得TPP成為“對內高度貿易自由化，對外封閉”的經貿區，TPP貿易協定達成后會必將對非成員國產生一定的貿易投資轉移效應。

　　由美國主導的TPP和TTIP，意在制衡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削弱新興經濟體的話語權。因此，在TPP和TTIP的壓力下，中國應積極探索金磚國家建立FTA的可能性，加強與其他金磚國家的經貿合作。

　　三、 中國與其他金磚國家多邊貿易成本測算

　　貿易成本是指獲得該商品必須支付的所有成本，除了生產該商品必須支付的邊際成本以及當地銷售成本外，還包括政策實施帶來的貿易成本(如關稅及非關稅壁壘、法律和規制成本、匯率成本等)以及由于自然因素所帶來的貿易成本(主要指運輸成本)。

　　按照測算貿易成本方法的不同，可分為直接測算和間接測算。Messerlin(2001)使用直接測算法，將非關稅壁壘轉化為關稅當量，用以研究了1999年歐盟的政策壁壘。更為常用的度量非關稅壁壘的直接測算法是以存量指標為基礎的方法(劉紅梅，2009)，但由于數據難以獲取，該方法一般只用來測度非關稅壁壘在某一部門針對某一國家發生的頻率，而不能衡量整體的非關稅壁壘。直接測算法的局限性還表現在它忽略了進口國國內市場對已到岸進口商品的貿易阻礙因素，尤其對尚未建立真正市場經濟的發展中國家而言，這種因素尤為重要(李坤望等，2006)。

　　1. 模型說明。貿易成本間接測算法一般采用傳統的引力模型，基本形式如下：

　　其中，Xij代表i國向j國的出口，Yi和Yj分別代表出口國i和進口國j的國內生產總值(GDP);Zij表示與貿易相關的各個代理變量，ξij是擾動項。如McCallum(1995)、Helliweii(1999)、Earolyn(2003)等采用這種方法測度貿易成本，證實了邊境效應①的存在。但是，Novy(2006)認為這種方法可能因遺漏某些重要變量導致結果出現較大偏差，如Limao VenableS(2001)發現空間距離只能解釋貿易成本10%的變化，加入基礎設施等其他相關變量后，貿易成本低了近50%，同樣，Kuwamori(2006)發現僅僅用距離代替貿易成本會低估貿易成本對國際貿易的影響，此外，傳統引力模型法測度貿易成本既無法進行比較靜態分析，也沒有考慮多邊阻力②的影響。于是，一些經濟學家開始嘗試通過一般均衡模型推導出具備微觀理論基礎的引力模型，如Anderson和van Wincoop(2003)建立了多國一般均衡的貿易模型，基本形式如下：

　　其中，Xij代表i國向j國的出口，Yw代表世界總產出，Yi和Yj分別代表出口國i和進口國j的國內生產總值(GDP)， Pi、Pj分別代表i國和j國的價格指數，Cij代表貿易成本。Pi、Pj實際是代表了多變阻力變量，給定i國和j國的雙邊貿易成本，若j國降低了與i國之外的其他貿易伙伴的雙邊貿易成本，則必然提高來自i國的商品的相對價格，從而導致j國減少從i國的進口，但是用價格指數代替多變阻力無法直接觀測到，且貿易成本存在較為普遍的不對稱③。Novy(2008)在此模型的基礎上，提供了多邊阻力測量的方法，解決了貿易成本對稱性問題，構建了具有微觀基礎的貿易成本估計模型，模型如下：

　　其中，Cij和Cji代表i國和j國的貿易成本，Yi和Yj分別代表i國和j國的國內生產總值(GDP)，Xi和Xj分別代表i國和j國的實際總出口額④，s代表可貿易品份額，e代表貿易彈性。由公式可見，保持其他條件不變的前提下，若i國和j國的雙邊貿易增加，則貿易成本下降，反之，若i國和j國的雙邊貿易減少，則貿易成本上升。模型(3)改善了模型(1)和模型(2)的缺陷，且模型中涉及的各項數據均較為容易獲得，本文將運用該模型測算中國與其他金磚國家的貿易成本。

　　2. 數據來源和參數選取。為測算中國與其他金磚國家的貿易成本，按照模型(3)的設定，我們需要獲得的數據包括中國與其他金磚國家有關年份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各國實際總出口額及各國相互實際出口額。本文選取的樣本時間跨度為1995年～2014年。BvD全球宏觀數據庫可直接獲得中國與其他金磚國家以2005年美元價格計算的實際GDP數據，IMF的DOT數據庫可獲得中國與其他金磚國家的各自實際出口額以及相互出口額。關于參數s和替代彈性e，均很難被直接估計，Evenett和Keller(2002)認為可進行貿易的產出大約在0.3～0.8之間，而Novy(2006)將參數s定為0.8，錢學鋒(2008)、許德友(2010)在測算中國與有關國家雙邊貿易成本時也將參數s設定為0.8，故本文在測算時仍然延續前人的設定(s=0.8)，以便保持測算結果的一致性和可比較性。關于替代彈性e，，Aderson和van Wincoop(2004)認為替代彈性介于5～10之間，Novy(2006)通過測算發現替代彈性的變化不會改變貿易成本的變化趨勢，即e的取值對于測算貿易成本的結果影響不大，同樣，錢學鋒(2008)也證實了這一結論，因此，本文關于貿易成本的測算中取e的中間值，即設定e=8。

　　3. 測算結果。本文按照Novy(2006)提出的研究方法，利用雙邊貿易數據測算了1995年～2014年間中國與其他金磚國家雙邊貿易成本的變化趨勢。

　　從表1中可以看出，中國與其他金磚國家的雙邊貿易成本在這過去的20年中均有較大幅度的下降，其中，中國與巴西的雙邊貿易成本從1995年的59.45%下降到2014年的46.81%，印度從60.93%下降到48.78%，俄羅斯從50.96%下降到43.91%，南非從56.59%下降到44.42%，即至2014年，中國與金磚國家的貿易成本均下降至50%以下。從表1中還可以看到，2000年以前，中國與其他金磚國家的貿易成本下降幅度很有限，但自2001年中國加入WTO以后，中國與其他金磚國家的雙邊貿易成本開始呈現加速下降的態勢，尤其是2003年后，中國貿易大規模擴張，新興國家市場對中國敞開了大門，中國與各金磚國家之間的關稅壁壘和非關稅壁壘均有大幅下降，導致雙邊貿易額不斷攀升，從而使得雙邊貿易成本下降。此外，比較表一中的數據，可見中國與印度的貿易成本目前在金磚國家中相比較而言是最高的，事實上中印在地理區位上是鄰國，雙邊貿易中的距離成本應該較低，中印貿易成本較高的原因主要是由于雙邊貿易的開放度不夠高，尤其是非關稅貿易壁壘較高。隨著中國“一帶一路”戰略的推進，中國與金磚國家的貿易合作會進一步加強，尤其是中印、中俄雙邊貿易規模將會迅速增長，貿易成本仍將會明顯下降。

　　四、 結論及進一步研究方向

　　由于金融危機以及歐債危機的影響，世界經濟發展近年來十分緩慢，但以金磚國家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依然保持較快的經濟增長。在美國主導的TPP和TTIP壓力下，作為金磚國家的領導者，中國應積極尋找與其他金磚國家建立FTA的路徑。

　　本文采用Novy(2006)提出的模型和方法，利用1995年～2014年的相關數據測算了中國與其他金磚國家的貿易成本，測算結果表明中國與這些國家的雙邊貿易成本都已經低于50%，說明中國與金磚國家的貿易額在不斷增加，而貿易成本在不斷下降。在將來的研究中，將結合中國“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對沿線國家的貿易成本進行測算及進一步的分解，從而能夠提供有效的政策建議和福利效應分析。 　　注釋：

　�、費cCallum(1995)用傳統的引力模型回歸了加拿大各省之間以及加拿大一省與美國一州的貿易量，發現在控制經濟規模和距離的情況下，加拿大各省之間的貿易量是加拿大某一省與美國某一州之間貿易量的22倍，這就是所謂 邊境效應。

　　②兩個區域之間的貿易成本不僅取決于它們之間的雙邊貿易成本，而且取決于它們和所有貿易伙伴之間的平均貿易成本(多邊貿易成本)。

　　③Berstrand(2007)利用GTAP的2001年67個國家的雙邊關稅數據，發現僅有42%的雙邊關稅是對稱的。

　　④Xi，Xj，Xij，Xji在此公式中實際上是代表了多邊阻力項，因為假定其他條件不變，若i國與其他國家的貿易成本下降，則其出口總額Xi會提高，而由于i國與j國的相對貿易成本上升，則i國與j國的雙邊貿易會下降，即Xij，Xji會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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