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李覯作為北宋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學家，在許多方面都很有建樹，尤其是他的經濟管理思想，內容之豐富，論點之超前，堪稱經濟管理思想史上一顆明珠。李覯根據《周禮》的經濟制度思想，結合北宋中期經濟發展現狀，在農業、財政、商業等方面分別提出平土均田、去冗抑末、理財富國、節用重農等經濟思想主張。他的經濟思想具有深刻的蘊義與進步作用，在今天看來，仍不失其借鑒意義。
　　[關鍵詞]李覯；經濟管理思想；特征；現代啟示
　　
　　在古代中國，管理文化的一個重要特點，便是政治家們所倡導的經濟管理思想。如先秦的《禹貢》、司馬遷的《史記•貨殖列傳》等，此后歷朝歷代皆有佳作。宋代《李覯集》便其中代表作之一，所收錄的《富國策》、《平土書》、《周禮致太平論》、《潛書》等都集中討論了宋朝的經濟管理問題。歷史是現實的一面鏡子，分析《李覯集》所論述的經濟管理思想，從中可汲取政治智慧和歷史經驗，達到資政育人、古為今用的目的。
　　一、李覯經濟管理思想的主要特征
　　《李覯集》從平土均田、去冗抑末重農、理財富國、開源節流等四方面入手，有選擇、有重點地分析了李覯的經濟管理思想，展現了其經濟管理思想的獨到之處。
　　1．土地是財富之母，提倡加強土地管理，將“平土均田”列為土地管理思想的核心。在封建社會、發展生產主要是發展農業生產。宋初因“不立田制”、“不抑兼并”政策的推行，在土地占有關系上形成了“貧民無立錐之地，而富者田連阡陌”的巨大貧富懸殊。這不僅帶來社會動蕩的嚴重隱患，而且造成自耕民流失、國家租稅減少的不良局面。《平土書》反映了李覯加強土地管理的理想。他認為僅僅知道糧食的重要性是不夠的，土地才是基本問題。他說，“法制不立，土田不均，富者日長，貧者日削，雖有來耗，谷不可得而食也”，只有這樣才能增加生產，創造財富，從而做到“人無遺力，地無遺利”，“谷出多而民用富”。這種重視土地管理的觀點，即使在今天仍然閃爍著科學的經濟管理思維的火花。
　　2．主張“王法必本于農”，建議管理者去冗抑末重農。李覯認為，實現富國強兵，治國安民大業的關鍵就在于抑末重農。“生民之道食為大，有國者未始不聞此論也。顧罕知其本焉。不知其本而求其末，雖盡智力弗可為已。是故，土地，本也；耕獲，末也。無地而責之耕，猶徒手而使戰也。法制不立，土田不均，富者日長，貧者日削，雖有耒耜，谷不可得而食也。食不足，心不常，雖有禮義，民不可得而教也。堯舜復起，末如之何矣!故平土之法，圣人先之。”(《李覯集•平土書》)吃飯問題是百姓生活中最大的問題，但耕種和收獲只是細枝末節，只有土地才是社會最根本的問題。百姓沒有土地而要求他們去耕種，就如同命令赤手空拳的士兵去打仗一樣，是不可能成功的。不知根本，舍本逐末，只能是勞而無功。與重農主張緊密聯系的是堅持國家加強對商賈的控制。因為在農業生產中必須保證一定的勞動量、才能使生產正常進行。為此，李覯主張應驅冗者歸農和驅逐末者歸農，“先行抑末之術以驅游民”（《李覯集•富國策第二》），使脫離農業的人回到農業生產中來，以做到“耕者眾”。這里所指的游民一是緇黃，指和尚、士道，二是官府之奸，指各級官府機構中多余的吏役和投機鉆營的人，三是方術之濫，指巫醫卜相等各種迷信職業者，四是聲伎之賤，指以歌舞、戲曲、雜技、下棋及養玩鳥獸等為業的人，李覯把工商業者歸為了游民，他要求把其中從事奢侈品生產和流通的人驅之歸農，他還指出，在社會上工商業者的總量應該限制“有數”、如果工商業者“日多”、過多的工商業者就會成為游民。李覯認為，要富國就要使一切有勞動能力的人都從事勞動，“能其事而后可以食”，也就是說、勞動才能有飯吃、不勞動者不得食，他把“無事而食”者稱為“眾之殃、政之害”、認為“無事而食”的游民大量存在、是造成“民饑財匱”的重要原因，李覯把驅游民歸農看作是“富民之大本、為國之上務”（《李覯集•國用策第三》）。
　　3．堅持開源節流財政原則，提醒統治者要廣開財路。開源節流財政原則，對財物的收支時常加以調節，就可以使財物源源不斷地得到增加，老百姓才會生活富裕，國家才會安定和諧。何謂“節其流”？簡單地說，是指節制開銷，反對浪費。如何才能達到這一目標呢？李覯才果敢地提出了一系列新穎的財富分配思想。他認為要解決貧富消費懸殊的問題，最好的辦法是要求“上下有等，奢侈有制，在勢則尊，無列則賤”。即官僚要按照等級而有一定的享受，民眾則應一律平等享受，不能特殊。這種沒有政治地位的絕對平均主義消費觀雖然具有空想成份，但他堅決反對打擊富人，特別是將那些通過商品生產和流通而發財致富的人列為打擊對象是最不合理的。關鍵是統治者要出臺切實可行的財富調控政策。李靚把社會上從事工商業經營的人分為三類:一是豪強集團，他們“力過吏執，以利相傾”，他極不滿這批人。二是富而不“強”的中等工商業富人，他贊成這類人。三是小手工藝者及小商販，他認為應當限制他們，因為這類人多了，農業勞動力必然不足，影響生產。他特別反感冗食者，這些人包括釋老、冗吏、巫醫卜相、帽優角撅等，這類人只增加消費，有害于農業生產。他主張用經濟手段而非政治手段控制，減少除冗吏之外的冗食者。他還充分認識到官商經營鹽茶的危害，因此反對當時的鹽茶專賣政策，堅持由私商經營。過去人們反對專賣政策的理由都是以“王者不與民爭利”，他是第一個從貿易經濟角度反對專賣政策的。他已經認識到自由市場競爭的好處。
　　李覯的經濟管理思想在很多方面都具有突破時代特征的理論、這當中有正確的觀點、也有錯誤的觀點，但總體上講、其管理思想的正確性是主導、相對于他所處的時代、很多思想無疑是超前的，值得后人學習、借鑒，具有很強的現實指導意義。
　　二、經濟管理思想的現代意義
　　1．通過教育調動積極性的激勵思想。儒家主張通過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相應措施來調動人的積極性。李覯認為，為政首先就是在于安民，民貧則怨，民富則安，統治者只有廣泛施恩惠于人民，使人民過著安逸的富裕生活，才能實現治理國家的目標，因此，李覯提出要愛民、要富民、要教民。愛民，就是要“與民同樂”，“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要教民，就是指“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李覯所闡述的以人為本的仁學思想，應用于現代企業管理中，就是要求企業管理人員要有一顆真誠的愛心，不斷進行“感情投資”，要辦好企業，就必須“得民心”，而要得民心，就必須“以仁心買人心”。企業經營者要以愛心對待員工，它對于企業內部化解矛盾，增進企業凝聚力，激發員工的積極性，提高企業經濟效益，都起著顯著的作用。
　　2．“以義取利”，十分重視“利”在管理過程中的地位，可以說“利”的激勵和施行是管理的百姓的核心。李覯在管理上偏重于禮和義，認為這是達到管理目的的重要手段。“義”是儒家重要的道德規范之一。“義”的基本內涵是“善或美”。“義”的對立面就是“利”。儒家并不反對“利”，認為合于“義”的“利”就是“善”，只是在“義”與“利”發生矛盾的時候，要著重考慮“義”，不要“見利忘利”，要以“義”為重，反對在獲得物質利益時所采取的不道德的手段。李覯也不反對“利”，他所反對的只是統治階級的橫征暴斂，魚肉人民以求其富的私利，反對不合于“仁義之道”的“利”。不僅如此，李覯還主張要實行“仁政”，提倡“制民之產”，“取于民有制”，減輕人民的負擔，合理地使用民力，使百姓不饑不寒，衣食飽暖。“仁政”和富民政策是李覯經濟管理學說的核心。因此，如何調節“義利”關系始終是社會的一個重大問題，也可以說是企業管理中處理人際關系的核心問題。儒家的義利觀為處理這樣的問題提供了一些有價值的原則。把這些原則運用到企業管理或社會的一般管理中，都是可以產生直接重大效益的。在企業管理中，“義”應該是管理者遵循的一條道德規范，是對職工進行職業道德教育的一項內容，也是提高職工素質的重要條件。“義”也是建設優秀企業文化不可缺少的道德指導原則。一個企業，如果真正樹立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社會大眾服務的思想，并且真誠地付諸實踐，就算是合于“義”的了。一個企業的理念、經營宗旨必須以“義”為根本的指導原則。有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企業理念，有對社會高度責任感的道德自律來指導自己的企業，企業就一定能興旺發達。一個企業的企業形象深入了人心，贏得了消費者的充分信賴，說明這個企業對社會的貢獻就越大。任何一個企業，只要深明竭誠為社會和消費者服務這個“義”，要做到“以義取利”，就能獲得長足的發展。
　　3．從商品質量優劣、銷售數量多寡、商業競爭等方面來論證禁榷改革創新思想和重農理性的回歸。北宋時商品經濟有了較大的發展，但是李覯仍然堅持傳統的重農抑商主張。他說：“夫農人，國之本也。三十力耕，隙而講武，以之足食，以之足兵。……若夫工商之類，棄本逐末，但以世資其用，不可無之，安足于比農人哉？”（《李覯集•平土書》）可見，李覯贊成農本思想，反對工商過多，因為工商多則與農爭力、爭物。對此，他提出不同于前代限制或抑制工商人數的直接辦法，主張用經濟方式間接地加以限制或抑制。李覯說：“欲驅工商，則莫若復樸素而禁巧偽，樸素復，則物少價，巧偽去，則用有數。利薄而不售則或罷歸矣，如此則工商可驅也”（《李靚集•富國策第四》）。即通過抑制消費而造成物價下跌，物價下跌就會使商品滯銷而虧本，工商業者就不得不棄商為農。這也是李覯既堅持傳統的抑商論，又主張一切通商的原因所在，并“鹽”、“茶”為例，主張通過私商自由競爭，既方便消費者日常生活，又增加政府鹽茶的稅收入。他的這一觀點是建立在對商品流通的意義和作用有充分認識的基礎之上的，不僅符合經濟發展規律的，同時也體現了李覯從實際出發的富國利民思想。
　　總之，李覯的平土均田、節用愛民的經濟管理思想和主張是李覯關注生民利益、注重生民實際利益的經濟倫理思想的具體體現，是有關經濟管理的思想的具體運用，無論從學術價值的角度,還是現實意義上都是值得重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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