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將四川省45個受災縣劃為實驗組，其他93個縣劃為控制組，采用倍差法(DID)對汶川震后重建政策的效果進行評價。研究發現抗震救災政策對災區的經濟增長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而其與政府的財政支出政策存在互補性，二者交互作用進一步促進了經濟增長。分析了抗震救災政策對人均GDP、政府財政收入、產業結構、農村居民純收入、城鎮居民平均工資和社會零售總額增長率的影響，結果表明抗震救災政策的實施全面促進了災區的生產恢復，達到了預期的效果。

　　關鍵詞：經濟學論文,汶川地震,災后重建政策,倍差法,經濟增長

　　The Empirical Study between Reconstruction Policy of

　　Wenchuan Earthquake and Economic Growth

　　ZHANG Wen-bin， LI Guo-ping， PENG Si-qi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710061)

　　Abstract：This paper designates the 45 affected County of Sichuan Province as the treatment group， and the other 93 county as control group， to evaluate the effect of the reconstruction policy of Wenchuan earthquake by using the Difference in Differences (DID).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reconstruction policy significantly promotes economic growth， and there is a complementary effect between the reconstruction policy and the government fiscal expenditure policy， the interaction of these two further promoting economic growth.Then， it analyzes the effect of the reconstruction policy to GDP per capita， fiscal revenue， industrial structure， the net income of rural residents， the average wage of urban residents and the social total retail sales growth rate，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implementation of reconstruction policies promotes the production recovery， to achieve the desired results.

　　Key words：Wenchuan earthquake;reconstruction policy;difference in differences;economic growth

　　我國是世界上自然災害最頻繁的國家之一，災害發生的頻率和強度都居世界前列，每年因自然災害及重大事故造成的經濟損失至少數以千億。災害已成為制約國民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其頻繁發生給災害管理以及恢復重建造成了越來越大的壓力和挑戰。為更好地推進災后恢復重建，國家和地區政府(主要是指中央政府)出臺一系列支持災后恢復重建政策，對“受災區域”進行有效的經濟干預，有目的地實行政策資金項目傾斜，解決群眾生活困難，恢復生產條件，增強經濟增長內生動力，促使區域經濟發展與區域格局協調并保持區域分配合理。

　　“5.12” 汶川特大地震后，國務院、國務院辦公廳、國家發改委、國家財政部、中國人民銀行、四川省人民政府等分別出臺包括《汶川地震災后恢復重建條例》等一系列災后恢復重建政策，以促進汶川地震災區的經濟社會發展。這些政策出臺的目的是尋求減少損失的經濟規律與方法，其立足點、著眼點是災害損失的最小化，提高經濟的質量和效益，更好地促進經濟社會發展。災后恢復重建的效果評估作為災害管理的重要組成部分，一直是學術界研究的重點，本文采用倍差法，將四川省45個受災縣設定為實驗組，將其余縣設定為控制組，時間段設定為2005～2010年進行分析，對地震前后三年的經濟狀況進行對比，期望找出抗震救災政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為后續災區重建工作提供指導。

　　1 文獻綜述

　　自然災害發生的偶然性和結果的嚴重性特點，引起了學術界和決策者的重視，Hirshleifer分析了西歐1348～1350年經歷的黑死病大爆發對經濟的短期與長期的影響[1]，Romanoff等首先使用包括9個部門的投入產出模型分析災害對美國經濟的影響[2] ，這些研究成果激勵了更多的經濟學家開始深入探究這一領域。經過國內外眾多學者幾十年的研究和積累，關于自然災害對經濟的影響總體來說存在三種觀點：一是自然災害會對經濟增長有抑制作用，認為災害是破壞、不是生產，災害對于人類社會最直接、最明顯的影響就是對人類生命健康、社會物質財富的毀損，是一種負面經濟現象[3～5];二是自然災害對經濟增長產生了促進作用，盡管災害破壞了原有的建筑、生產設備、基礎設施等等，但是重新投入必要的生產性資本用于災后重建，補充了必要的生產生活資料，災后消費與投資的雙重需求將有力地刺激受災地區經濟復蘇與快速增長[6];三是自然災害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具有不確定性，需要依據具體的狀況進行具體分析 [7～8]。此外，James等還對災后恢復重建政策的實施框架及路線進行了研究 [9]。 　　我國學者對汶川地震災后重建政策的效果進行了廣泛的研究，從經濟增長效應來看，災后恢復重建政策最直接、最明顯的效果主要表現在資金、財稅上，既有直接的財政專款和救災物資，也有間接的社會捐助、銀行貸款和稅收減免。從產業發展效應來看，災后恢復重建政策的效果也比較明顯，但因為產業發展需要一定時間，作用效果需要相對較長的時間才能充分顯現。陳全潤等全面評價了汶川地震對四川和我國經濟增長的影響，認為盡管地震的發生給全國特別是四川省的經濟增長造成了一定的負效應，但抗震救災政策的實施能夠迅速恢復生產和生活，減少負效應[10]。張銜等對汶川地震后的抗震救災產業政策與可持續發展的相關問題進行了深入研究，探討了產業重建政策的作用[11]。劉鐵以《汶川地震災后恢復重建對口支援方案》為例，研究了對口支援與分稅制下財政均衡關系，建議我國將這種臨時性措施上升到法律層面，變成一種長效機制[12]。李國平等基于汶川地震受災群眾的視角，對抗震救災政策的效果進行了評價[13]。

　　國內有關救災政策對經濟增長影響的專門研究還較少;而關于汶川地震的研究大多為定性分析和政策建議，還沒有學者對汶川震后救災政策對經濟增長效果進行定量研究。因此，本文采用倍差法對汶川震后一系列政策的實施效果進行定量分析，為災區的后續政策實施提供理論支持。

　　2 模型與方法

　　2.1 回歸模型的設定

　　抗震救災政策的實施最主要的作用在于提高受災區的基礎設施水平，借此來促進經濟增長。本文對Mankiw等的經濟增長模型[14]進行擴展，在經濟增長收斂的框架下考察抗震救災政策實施對經濟增長的影響。

　　經濟增長方程采用C-D生產函數的形式，設定為：

　　Y=KαHβ(AL)1-α-βWη (1)

　　式中，Y為經濟產出;K為物質資本存量;H為人力資本存量;A為技術水平;L為勞動投入;W為基礎設施。

　　假設物質資本存量、人力資本存量和基礎設施的儲蓄率分別為sk、sh和sw;為簡化計算，進一步假設物質資本存量、人力資本存量和基礎設施的折舊率相等，均為δ。外生給定勞動投入和技術水平的增長率分別為n和λ。定義y=Y/AL，k=K/AL，h=H/AL，w=W/AL。在經典的Solow經濟增長模型下，k、h、w的運動方程分別為：

　　=skkαhβwη-(n+λ+δ)k

　　=shkαhβwη-(n+λ+δ)h

　　=swkαhβwη-(n+λ+δ)w

　　利用上述3個公式可以得到均衡時刻的K、H、W，將其帶入生產函數中，兩邊取對數并整理可得到人均經濟產出為：

　　ln=lnYL=lnA+gt+αφlnsk+βφlnsh+ηφlnsw-α+β+ηφln(n+λ+δ)(2)

　　其中，φ=1-α-β-η，g為人均產出增長率，在經濟增長穩態附近，人均產出收斂的速度為dln/dt=r(ln*-ln)，且r=φ(n+λ+δ)，因此可以得到：

　　ln(t)=(1-e-rt)ln*+e-rtln(0) (3)

　　通過式(2)求出ln*，代入式(3)可得：

　　ln(t)-ln(0)

　　=(1-e-rt)αφlnsk+(1-e-rt)βφlnsh+(1-e-rt)ηφlnsw

　　-(1-e-rt)lny(0)-(1-e-rt)α+β+ηφln(n+λ+δ)+(1-e-rt)(lnA(0)+gt)

　　根據上式可得到不變的經濟增長基本收斂回歸方程為：

　　g=ω0+ω1lny+ω2ln(n+λ+δ)+ω3lnsk+ω4lnsh+ω5lnsw(4)

　　2.2 估計方法的選取

　　比較一項政策對經濟增長影響的兩種最常見方法是橫向比較和縱向比較，橫向比較是指比較政策實施前后同一地區的經濟增長差異，這種方法沒有考慮其他地區前后的經濟增長差異;而縱向比較是指比較政策實施地區和其他地區的經濟增長差異，這種方法沒有考慮政策實施和未實施樣本在實施前的經濟增長差異。倍差法(Difference in Differences，DID)綜合考慮了這兩種差異，通常被用來評估某項政策或者事件對事實對象的影響，其廣泛應用于經濟學領域。簡單來說，就是將某一項政策或者事件看作一個自然實驗，在樣本中引入一些未受該政策或者事件影響的參照物，考察該政策或者事件對某些結果的凈影響。

　　本文將受到抗震救災政策影響的地區稱為實驗組(treatment group)，將其余地區視為控制組(control group)，構造一個二元虛擬變量di，令di=1表示該地區i為實驗組，抗震救災政策會對該地區的經濟發展產生重要影響;di=0則表示地區i位于控制組，抗震救災政策不會對該城市的經濟增長產生影響或者影響較小。同時再構造另外一個二元時間虛擬變量kt，令kt=0表示抗震救災政策實施之前的時期;kt=1表示抗震救災政策實施之后的時期。令git表示地區i在時期t的人均產出增長率，Δgit表示地區i在kt=0和kt=1兩個時期人均產出增長率的變化;借鑒Roy和Rubin的思路[15，16]，假設Δg1it表示抗震救災政策實施時，地區i在兩個時期的人均產出增長率變化，Δg1it為可觀測值;Δg0it表示若不發生地震災害即不存在抗震救災政策時，地區i在兩個時期的人均產出增長率變化，Δg0it是一種反事實結果，為不可觀測值。這樣，災后恢復重建政策對災區人均產出增長率的平均影響為：

　　θ=

　　E(θidi=1)

　　=E(Δg1itdi=1)-E(Δg0itdi=1)

　　式中，變量E(Δg0itdi=1)是一項不可觀測的反事實均值(Counterfactual Mean)，必須找到一個合適的變量來代替它。倍差法就是基于這樣一種思想：在所有樣本地區中，存在一部分地區沒有受到抗震救災政策的影響，從而用這部分地區的Δg0it來度量受到抗震救災政策影響地區的Δg0it，即可以令E(Δg0itdi=1)=E(Δg0itdi=0)，因此上式可以轉換為：　　θ=E(θidi=1)

　　=E(Δg1itdi=1)-E(Δg0itdi=0) (5)

　　采用倍差法對θ進行估計倍差法對參數的估計存在著一個假定前提，即如果不發生地震災害，也不存在抗震救災政策的影響，則處理組城市與對照組城市經濟增長的平均變化是相同的。這就意味著處理組城市與對照組城市經濟增長的時間變化路徑是平行的。這是一個強假設，當這個假定不成立時，倍差法的估計系數可能會有偏。因此本文選用的所有城市都位于四川省，基本上能夠滿足該假設。 。具體計量估計方程為：

　　git=α0+α1×di+α2×kt+θ×di×kt+εit

　　式中，di和kt的設置方法及其含義與前文相同;i和t分別表示地區和時間;g和ε分別表示地區的人均產出增長率和擾動項，且E(εit)=0。交互項di×kt的估計系數θ，即衡量了在地震災害發生后抗震救災政策對經濟增長的平均影響。

　　為了保證具有穩健的理論基礎，本文將經濟增長收斂模型(4)和倍差法模型(5)相結合，作為總的回歸方程，并在此基礎上加入政府支出作為控制變量。因此本文最終的回歸估計方程為：

　　git=α0+α1×t+θ×di×kt +κ×di×kt×lngov+φ×lngov+ω1(n+λ+δ)+ω2saveit+εit(6)

　　2.3 數據描述和實驗組、控制組的選取

　　2.3.1 數據描述

　　回歸方程(6)中各變量數據均來自2004～2011年的《中國區域統計年鑒》，其具體含義如下。

　　g表示人均產出增長率，本文選用人均GDP增長率表示，人均GDP較GDP總額更能反映經濟增長狀況。d、k的定義如前文，這里不再贅述。t表示時間趨勢，lngov表示縣級政府財政支出占全縣GDP比重的對數，用于控制

　　政府對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也可以認為是用來控制政府

　　對經濟增長的干預;di×kt×lngov用以控制受災區政府支

　　持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n+λ+δ)表示修正人口增

　　長率，式中λ和δ表示資本折舊率和技術進步率，借鑒徐現祥等的做法[17]，假定λ+δ=0.1。save表示儲蓄率，借鑒陸銘的做法[18]，用當年固定資產投資額占GDP的比重代表儲蓄率。

　　2.3.2 實驗組、控制組的選取

　　選用四川省138個縣級行政單位2005～2010年的相關數據為研究樣本，分析抗震救災政策的效果2011年的數據與之前的數據統計口徑不一致，為保持數據的一致性，本文只將樣本區間選為2005～2010年。 。使用倍差法的一個關鍵問題是如何確定控制組，保證控制組和實驗組之間的差異(人均GDP增長率)是由實驗變量(抗震救災政策)引起的。因此應選擇地震發生前與實驗組相似的地區作為控制組。

　　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縣發生里氏8.0級特大地震。據統計，“5.12” 汶川地震波及四川、甘肅、陜西、重慶、云南等10省(區)，總面積約50萬平方千米，極重災區和重災區為51個縣(區)。其中：四川省39個縣(區)、甘肅省8個縣(區)、陜西省3個縣(區)處于極重災區和重災區，受災面積超過10萬平方千米，遇難人數超過8萬。四川省受災范圍涉及除攀枝花以外的20個市(州)，其中成都、德陽、綿陽、廣元、阿壩、雅安等6市(州)受災最重，如圖1所示。

　　圖1 汶川8.0級地震災區分布示意圖

　　本文選用四川省138個縣(縣級市)四川省共有181個縣級行政單位(縣、自治縣、縣級市、區)，但除2011年中國區域經濟統計年鑒對43個區進行統計外，其他年份的中國區域經濟統計年鑒并沒有對43個區進行統計，因此本文選擇四川省138個縣級行政單位(縣、自治縣、縣級市)作為研究樣本。 進行倍差法實驗，將45個受災縣設定為實驗組關于四川省縣級受災區的認定中，共包含39個國家確定的重災縣、10個省確定的重災縣和3個攀―會重災縣。這52個重災縣包含7個區，但在中國區域經濟統計年鑒中，各個區統計大多數年份數據缺失，因此本文選定剩余的45個重災縣(縣級市)作為研究樣本，包括：都江堰市、彭州市、什邡市、綿竹市、安縣、北川縣、平武縣、青川縣、汶川縣、茂縣、大邑縣、崇州市、中江縣、羅江縣、廣漢市、三臺縣、閬中市、鹽亭縣、梓潼縣、江油縣、旺蒼縣、劍閣縣、蒼溪縣、漢源縣、石棉縣、蘆山縣、寶興縣、南江縣、理縣、松潘縣、九寨溝縣、小金縣、黑水縣、射洪縣、夾江縣、南部縣、儀隴縣、仁壽縣、名山縣、天全縣、簡陽市、金川縣、康定縣、鹽邊縣、會理縣。 ，將其余縣設定為控制組，期望找出抗震救災政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為后續災區重建工作提供指導。數據的統計性描述如表1所示。

　　3 實證分析

　　3.1 數據的平穩性檢驗

　　在對面板數據進行回歸分析之前，首先要進行參數平穩性檢驗，以避免偽回歸，與時間序列單位根檢驗相比，面板數據的單位根檢驗更能說明問題，因為它綜合了時間序列數據和截面數據的綜合信息。本文運用多種面板單位根檢驗方法對參數進行平穩性檢驗，結果如表2所示。

　　通過表2可以看出，在相應的顯著性水平下，所有參數均至少通過一種單位根檢驗，拒絕存在單位根的原假設，因此本文認為采用的數據是平穩的，可以直接進行面板回歸分析。

　　3.2 回歸結果分析

　　使用面板數據分析的優點是可以控制變量不可觀測的效應，同時擴大了樣本容量，增加了自由度，有助于緩解自變量之間的多重共線性，使回歸的結果更準確。回歸之前，要確定回歸模型的形式，根據研究目的，本文選用固定效應模型本文采用固定效應模型主要基于以下考慮：隨機效應假定個體效應與隨機誤差項不相關，而固定效應則無需這一假設，對本文的研究而言，后者顯然更為合適，同時根據Hausman檢驗的結果也表明應選用固定效應模型。，采用面板EGLS估計方法，結果如表3所示。 　　4個方程的估計結果表明，Hausman檢驗都在1%的水平上顯著，說明本文選用固定效應模型是合適的，同時F統計量也較為顯著，方程整體回歸效果較好。

　　抗震救災政策對經濟增長產生了顯著的促進作用，其影響系數大約在0.126～0.158之間，國家在汶川地震之后的一系列政策顯著促進了四川省受災縣的經濟增長，取得了預期的效果。政府財政支出對經濟增長同樣產生顯著的促進作用，其影響系數為0.045。抗震救災政策和財政支出存在互補性，二者的交互項同樣促進經濟增長，交互項的影響系數為0.023左右。

　　此外，修正的人口增長率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系數為負，儲蓄率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系數顯著為正，這與經濟增長收斂回歸標準結果相符;而時間趨勢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也顯著為正。

　　3.3 進一步分析

　　使用倍差法對控制組和實驗組的經濟增長(人均GDP增長率)、政府收入增長率、產業結構(第二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居民收入(農村居民純收入和城鎮居民平均工資)和社會零售額增長率變化進行計算，結果如表4所示。

　　在2005～2007年和2008～2010年兩個階段中，控制組和實驗組除人均GDP之外，其他變量均有一定的增長，而且實驗組的增長比率明顯大于控制組變量。通過雙重差分可以知道，實驗組的變量相對控制組來說均有一定的增長。因此，五年來在黨中央、國務院的堅強領導和全國黨政軍民大力支持下，抗震救災政策發揮了積極的效應，對受災縣的各個方面均有一定促進作用。

　　4 結論

　　2008年5.12汶川8.0級特大地震給災區人民生命財產造成了巨大損失，給災區及四川經濟發展帶來了重大影響。本文采用倍差法對抗震救災政策的實施效果進行了檢驗。結果表明，五年來，在中央政府和四川省政府的努力及其他省份的援助下，經災區政府和人民的共同努力，認真落實《汶川地震災區發展振興規劃》的各項要求，堅持民生優先、科學重建的原則，加快產業發展，努力改善民生，著力鞏固和發展災后恢復重建成果，災區經濟發展振興成效顯著。在經濟增長速度、產業結構、居民收入和消費總量方面均有顯著的提高。

　　通過實證可知，抗震救災政策對經濟增長的單獨拉動系數為0.158;而其與政府的財政支出還存在互補性，二者的交互作用能夠共同促進經濟增長，其影響系數為0.023。同時，抗震救災政策對產業結構調整，即第二產業的發展和社會消費水平產生的促進作用較為明顯，這也是抗震救災政策關注的重點;對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的收入產生了促進作用，但城鎮居民的收入增速要遠遠大于農村居民收入的增速，因此后續的抗震救災政策在鞏固前期成果的同時，也應著重解決發現的問題，特別是城鄉收入二元結構的問題，加大對農村基礎設施的投入，帶動災區農民增收。

　　總之，自然災害給災區人民生產、生活的方方面面帶來了非常大的沖擊，造成了非常嚴重的損失，但這種負面影響是短期的，在社會各界的共同援助下，只要中央政府和災區政府部門積極采取有效的救災政策，災區就能夠在極短的時間內恢復生產和生活活動。汶川地震的抗震救災政策效果明顯，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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