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湖南部桑蠶絲織經濟歷史悠久，現已經發展成為當地的特色經濟之一，本文主要研究了桑蠶絲織經濟的發展歷程同時探討了桑蠶絲織經濟對當地的經濟格局的影響。

　　《發展》以傳播政策服務決策、促進發展為目標，具有政策性、指導性、權威性、實踐性特點，是交流工作經濟的重要平臺和探索發展思路的有效載體，是傳播黨的思想和政治主張為主要內容的刊物。

　　一

　　太湖南部蠶桑絲織經濟系統中行業區位的形成及其動態發展過程與這一地區蠶桑絲織經濟在空間的發展過程有著密切關系。宋至明清，蠶桑絲織業逐漸由西部的湖州向東部的嘉興與蘇州拓展，如嘉興的蠶桑重地在明前期還弱于湖州一帶①蘇州吳江的蠶桑業至清前期還只是在與湖州接壤的西南局部較為興盛。即便是湖州的蠶桑絲織業在府屬地域內也有一個逐步推進的過程，表1統計了宋至明前期湖州府屬六縣夏稅中絲織品的數額，一定程度反映了蠶桑絲織業在這一地區的發展脈絡。表中的數據表明，宋代湖州的蠶桑絲織業重心位于地處西北的長興縣，元代移至南部的德清縣，明代則移到了東南的歸安和烏程縣。明代以前蠶桑業在地域上的這一發展過程與歸安的菱湖和雙林最早成為這一地區的絲織中心完全吻合。

　　人明以后，湖州歸安和烏程的蠶桑絲織業也漸次興盛起來。歸安“諸鄉統力農，修蠶織，極東鄉業織，南鄉業桑，……菱湖業蠶，捻棉為紬尤工。”②菱湖鎮更是因此而興盛起來，遂為歸安雄鎮，“正嘉隆萬間，第宅連云，阛阓列螺，舟航集鱗，桑麻環野，西湖之上無隙地無剩水矣。”③并逐漸由植桑飼蠶發展成為蠶絲生產和銷售中心，萬歷間“絲有合羅絲、串五絲、經緯絲，屬縣俱有，惟出菱湖洛舍者第一。”④入清以后，菱湖依然相當程度地保持著這一優勢“國朝……，商賈繁湊，絲業尤甲一邑，設有主簿駐扎。”⑤

　　歸安雙林鎮，在明弘治時就已是“商賈聚集之處，”⑥成化時更是“四方之商賈咸集以

　　① [弘治]《嘉興府志》卷之2《土產》。

　　② 《歸安唐志》，[同治]《湖州府志》卷29。

　　③ 《新湖州府志》轉引[光緒]《菱湖鎮志》卷1《疆域》。

　　④ [萬歷]《湖州府志》卷3《物產》。

　　⑤ 《新湖州府志》轉引[光緒]《菱湖鎮志》卷1《疆域》。

　　⑥ [弘治]《湖州府志》卷之4《市鎮》。

　　貿易”于雙林。①雙林鎮向以生產綾絹與包頭紗著稱。元時已有絹莊10所，自明“隆、萬以來，機杼之家相沿比業，巧絀百出，有綾有羅，有花紗、縐紗、斗綢之緞。有花有素，有重至十五、六兩者，有輕至二、三兩，有連為數丈，有開為十方。”②人清以后，綾絹生產繼續保持不衰，鎮民仍“以織絹為上，習此者多而出息亦巨，機聲鴉軋，曉夜不休。”近鎮鄉民，“沿雙溪左右延袤數十里，俗皆織絹。”③但是更為重要的是，清代的雙林成為繼菱湖之后的又一個蠶絲生產和銷售中心，乾隆時“絲有頭蠶，有二蠶，有頭二蠶。粗者多肥絲;細者名扁折，有清水經緯，有漿綾花紗經緯;最粗者名邊絲，以其用為絀絹邊衛也。端午前后，閩廣客商聚貿于鎮。”④并且“兼并鄰近市鎮所出。”⑤蠶絲的生產已大大超過了本鎮蠶繭的供給量，“有往嘉興曹王(廟)附近買繭繅絲者，亦有載繭來鬻者。”也有到烏青鎮“另買經緯自織。”⑥周邊市鎮已成為其生產的原料地。終使清代出現了“吳絲衣天下，聚于雙林，吳越閩番至海島，皆來市焉。五月載銀而至，委積如瓦礫。吳南諸鄉歲有百十萬之益”⑦的壯觀景象。

　　我們再來看嘉興府的情況。嘉興縣南部的王店鎮，又名梅里，明萬歷間就以織綢著稱，“所織綢最著名，”有褚綢、褚綾、薛綢等名產。⑧清乾隆時“吾鄉，……蠶絲之廣，不下吳興。”⑨城鄉都有繅絲，“屋角青桑不復遮，村村軋軋響繅車。”⑩。崇德縣的石門鎮，在明末也已盛產生絲，“五月新絲滿市廛，繅車鳴徹斗門邊，沿流直下羔羊堰，雙櫓迎來販

　　① [成化十一年]張廉：《重建成化橋碑帖》。

　　② [乾隆]《湖州府志》卷14。

　　③ [同治]《雙林鎮志》卷15《風俗》。

　　④ [乾隆]《東西林匯考》卷4《土產志》。

　　⑤ [民國]《雙林鎮志》卷17《商業》。

　　⑥ 《雙林鎮志》卷15《風俗》。

　　⑦ 唐甄《蠶教》，《皇朝經世文編》卷37。

　　⑧ [崇禎]《嘉興縣志》卷17。

　　⑨ [乾隆]《梅里志》卷7。

　　⑩ 鄭融《田家詞》。轉引陳學文《明清時期王店鎮的社會經濟結構》，《浙江學刊》1991年第3期。

　　客船。”桐鄉縣的濮院鎮是當時絲綢生產的銷售中心。早在元大德間濮鑒出萬金建四大牙行，收購絲綢，為永樂市，成為桐鄉一帶的綢市。明“弘正間，……機杼之利，日生萬金，四方巨商，貿資爭委。”①萬歷十九年(1591)，“邇來肆廛櫛比，華廈鱗次，機杼聲軋軋相聞，日出錦帛千計。遠方大賈攜橐群至，眾庶熙攘，于是集往，亦嘉禾一巨鎮。”②自明萬歷改土機為紗綢機后，織綢業蒸蒸日上，“濮綢之名，遂著遠近”③。人清以后，織綢持續發展，近鎮村落，“皆務于織。”④乾隆時“日出萬綢”，“終歲貿易不下數十萬”。

　　明代以來，湖州的長興、德清、歸安和烏程，以及嘉興的崇德、嘉興、桐鄉等地已普遍植桑飼蠶;一批市鎮已具有了一定規模的絲織業，其中以菱湖、雙林一線的蠶絲生產和銷售最為興盛。

　　我們先分析菱湖和雙林作為蠶絲生產中心的區位因素。首先應該對當時蠶絲的輸出線路有一個大致了解，雖然湖絲最終的消費地是全國各地乃至于海外，但是我們似乎更為關注它在本區域內的輸出口徑，因為這可能更接近區位分析中消費地的含義。明清時期，湖絲出境主要依靠頔塘(又名荻塘)、苕溪、爛溪和運河這幾條水道，以湖州府城、嘉興府城以及嘉

　　湖交界的烏鎮為出口，運往蘇杭等各地。根據區位因素理論，我們可以認為，蠶絲的原料產地分布在湖州的長興、德清、歸安和烏程，以及嘉興的崇德、嘉興和桐鄉等地，這是一種多處原料產地散布的情形;而頔塘、苕溪、爛溪和運河這幾條水道所經過的湖州城、嘉興城以及烏鎮段一帶則是蠶絲產品的消費地。根據原料產地和消費地的關系，我們可以在地圖上畫出三個區位圖(見圖1：區位圖A，是以長興、德清、石門、雙林、湖州為角的多邊形;區位圖B，是以長興、德清、石門、烏鎮、南潯為角的多邊形;區位圖C，是以長興、德清、石門、王店、嘉興、南潯為角的多邊形)。不難發現，無論從那個區位圖看，菱湖和雙林均位于其中。菱湖之所以先于雙林成為蠶絲生產和輸出中心，是因為湖州地區的桑蠶植養早于嘉興地區，區位圖A更接近這一時期原料產地與消費地的實際情況，而菱湖恰好更符合這一區圖中生產區位的要求。隨著嘉興地區桑蠶業的興起，區位圖B和C更接近于這一時期原料產地與消費地的實際情形，而此時雙林則更符合這兩個區位圖對于區位的要求了。菱湖正位于東苕溪之旁，而雙林也鄰近頔塘，可能與這一時期蠶絲出境以這兩條水道為主有關，這就造成了這一時期的區位圖向這兩條水道方向的變形。因此，從區位的角度觀察，明清時期這一地區蠶絲生產和銷售中心由菱湖向雙林的發展，與作為蠶絲生產的原料產業一一桑蠶業的發展方向完全吻合。

　　① 濮侶莊：《濮川志略》卷1。轉引陳學文：《明清時期太湖流域的商品經濟與市場網絡》，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15頁。

　　② 李培：《翔云觀碑記》。轉引陳學文：《明清時期太湖流域的商品經濟與市場網絡》，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16頁。

　　③ [嘉慶]《濮院所聞記》。

　　④ 沈廷瑞《東畬雜記》。

　　原料加工成產品的性質對于區位的影響又是怎樣的呢?繅絲主要原料是蠶繭，“通常1斤鮮繭繅絲2.13兩，最高為2.47兩，最低為1.75兩。”①在前面的分析中，我們把蠶繭作為繅絲的唯一原料，實際上繅絲的過程還需要其它輔助性原料，水和柴薪是不可缺少的。柴薪的問題將在后面一部分談到，先來看水。不同的水可繅出不同性能的絲，“山水性硬，其成絲也剛健;河水性軟，其成絲也柔順;流水性動，其成絲也光潔而鮮;止水性靜，其成絲也肥澤而綠;山水不如河水，止水不如流水。”②因此色澤優良的絲還須以好水為原料。好水并不是處處都有，也存在著一個原料產地的問題，而水在繅絲的過程中基本上屬于極端的“失重原料”。根據區位理論，我們知道失重原料傾向于將生產地引向原料產地，也就是說，繅絲地應該位于有優質水的地方。事實上，太湖南部但凡產絲地區都具有優質水源。例如雙林附近水質優良，利于繅絲的洗滌，鳳凰泉在鎮西五里，“水深而冽，鄉人取以繅絲，潔潤異常。”因此“汲得鳳凰泉畔水，一堆白雪晃新絲。”③東林以“龍山涇之水瀹之，其水清，絲綿特肥白。”④

　　濮院鎮作為早期這一地區絲綢的生產重地，其中的人為因素較重，不僅其起始原因具有十分明顯的人為因素，而且其衰敗的原因也有十分濃厚的人為色彩，因此，單純用區位理論去分析似乎不太適合，暫且將它作為一個例外擱置不論。

　　二

　　入清以后，隨著桑蠶業繼續向蘇州府吳江地區的發展，以及由于政府政策的調整所導致的湖絲銷路的變化，這一地區生絲和絲綢的生產格局也隨之發生了變化。

　　桑蠶業向該地區的東北部推進。地處蘇湖交界的南潯，清代已是遍地植桑，“鄉間隙地無不栽桑，”⑤“蠶事吾湖獨盛，一郡之中，尤以南潯為甲。”⑥蠶事之盛已大大超出了本地桑葉之供給，因此常常向鄰近地區購買桑葉以補不足，稱為“做葉”、“頓葉”。“吾鄉(南潯)則栽桑地狹，所產僅足飼小蠶，曰小葉，葉莫多于石門、桐鄉，其牙儈則集于烏鎮，三眠后買葉者以舟往，謂之開葉船，買賣皆曰稍，吾鎮之饒裕者亦稍以射利，謂之作葉，又曰頓葉。”⑦蘇州南部的震澤縣，在清乾隆時已是“邑多栽桑以畜蠶，故西南境之農家頗善治桑。”⑧桑蠶業在這一時期得到了迅速的發展，“近代絲綿日貴，消費品蠶利厚，植桑者益多，鄉村間始無曠土。春夏之交，綠陰彌望，通計一邑，無慮數萬株云。”⑨吳江的黃溪一

　　① 《吳江縣震澤、嚴墓蠶桑調查》，華東軍政委員會土地改革委員會編：《江蘇省農村調查》，1952年。

　　② 高銓：《吳興蠶書》。

　　③ [民國]《雙林鎮志》卷2《水道》。

　　④ 吳玉樹：《東林山志》卷21。轉引陳學文：《明清時期雙林鎮的社會經濟結構探索》，《浙江學刊》1986年第5期。

　　⑤ [同治]《湖州府志》卷24《物產》。

　　⑥ [同治]《南潯鎮志》卷21《農桑》。

　　⑦ 董蠡舟：《稍葉》，[光緒]《烏程縣志》卷28。

　　⑧ [乾隆]《震澤縣志》卷25《生業》。

　　⑨ [乾隆]《吳江縣志》卷5《物產》。

　　帶，“溪民在明時多不習蠶桑，國朝乾隆初，凋字圩、梧字圩一帶頗有養蠶者。”①桑蠶業的發展帶動了這一地區絲織業興起。

　　我們先來看看生絲生產和銷售的情形。南潯人善于繅絲，故有“繅絲莫清于南潯人”②之說。手工繅絲的技術很有講究，它的好壞直接影響到絲質和出絲率，“絲之高下出于人手之優劣，同此繭，同此斤兩，一人良工之手，增多絲至數兩而勻稱光潔，價高售速，故不可不慎擇其人也。”③成絲品種不一“絲，頭蠶為上，柘蠶次之。極細而白者謂之合羅，稍粗者謂之串五，又粗者謂之肥光。”④震澤縣“絲，邑中盛有，西南境所繅絲光白而細，可為紗緞。經俗名經絲，其東境所繅絲稍粗，多以織綾細，俗稱細絲。”⑤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明代后期，這一地區的“輯里絲”嶄露頭角，“湖地宜蠶，新絲妙天下，又湖絲唯七里尤佳。”⑥輯里絲，又名七里絲，以產地得名。⑦人清以后，輯里絲在這一地區得到了異乎尋常的發展，在湖絲中一枝獨秀。汪日楨說：“舊以七里絲為最佳，今則處處皆佳，而以北鄉為上。”⑧蠶絲從“菱湖洛舍第一，到“唯七里尤佳”，再到“以北鄉為上”，可以清晰地看出蠶絲產地在這一地區的發展脈絡。

　　絲市的繁榮也突出地說明該地作為生絲生產的中心地位。清初，震澤“食貨交易……貿絲糶粟為多。”⑨乾隆時震澤絲市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棟宇鱗次，百貨俱集。以貿易為事者，往來無虛日。”⑩至民國年間，吳江“全縣絲行，集中于震澤，在民國元年至二十年繁盛時代，絲行達四五十家。”⑾清代南潯鎮的絲市更是盛況空前，“每當新絲告成，商賈輻輳，而蘇杭兩織造皆至此收焉。……列肆喧闐，衢路擁塞。”⑿絲市主要集中在南市河東岸，“鎮南柵有地名絲行埭，列肆購絲，謂之絲行。商賈駢毗，貿絲者群趨焉，謂之新絲市。行有京莊、廣莊、經莊、劃莊、鄉莊之分。”⒀通津橋旁停有很多待販的鄉間絲船，“紅蠶上簇四眠過，金繭成來欲化蛾，聽道今年絲價好，通津橋口販船多。”⒁絲市興盛以后，“向之頓葉者至此則轉而頓絲焉。”⒂南潯鎮的湖絲交易量十分大，“一日貿易數萬金，番舶來銀百萬計，”⒃根據樊樹志先生的估計，乾隆年間，整個旺季的交易額約為白銀500萬兩。19世紀后半葉是南潯、震澤一帶湖絲出口貿易的全盛時期，最高年輸出量達10萬擔左右。⒄當時“兩鎮都有繁華的街道，特別是江蘇的震澤鎮，有著很多富豪居家，輯里絲發莊的房屋。”⒅

　　① [道光]《黃溪志》《生產》。

　　② 陶朱公：《致富奇書》，[民國十一年]《南潯志》卷32《物產》。

　　③ 高銓：《吳興蠶書》，汪日楨：《湖蠶述》。

　　④ [光緒]《烏程縣志》卷29《物產》。

　　⑤ [乾隆]《震澤縣志》卷4《物產》。

　　⑥ 朱國楨：《涌幢小品》。

　　⑦ 趙鼎元：《輯里湖絲調查記》，轉引周德華主編：《吳江絲綢志》，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36頁。

　　⑧ 汪日楨：《湖蠶述》。

　　⑨ [康熙]《吳江縣志續編》卷1《市鎮》。

　　⑩ [乾隆]《震澤縣志》卷1《疆土》。

　　⑾ 《吳江縣蠶桑改良區二十三年工作總報告》，《江蘇建設月刊》第2卷第3期，江蘇省建設廳印行，1935年版。

　　⑿ [民國十一年]《南潯志》卷32《物產》。

　　⒀ [咸豐]《南潯鎮志》卷24《物產》。

　　⒁ 曹仁虎：《潯溪竹枝詞》。陳學文《明清時期南潯鎮的社會經濟結構》，《浙江學刊》1988年第1期。

　　⒂ 董恂：《賣絲》，[民國十一年]《南潯志》卷31《農桑》。

　　⒃ 溫豐：《南潯絲市行》，[民國]《南潯志》卷31《農桑》。

　　⒄ 參閱樊樹志：《南潯鎮與湖絲貿易》，《學術月刊》1988年第6期。

　　⒅ 《支那蠶業大觀》，東京風田日榮堂昭和4年版。轉引周德華主編：《吳江絲綢志》第十章，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南潯和震澤的蠶絲業對于周邊地區的輻射作用，也充分反映了其作為區域性蠶絲生產和銷售中心的地位。它們不僅是四鄉產品的集中輸出地，更是整個區域的產銷中心。據雙林鎮老絲商潘尹回憶，光緒十一年，南潯、震澤輯里大經盛行后，本鎮“向之代洋莊收絲之客行，亦紛紛改為鄉絲行，收買白絲，售與潯、震之經絲行，搖為輯里大經。”①表明了區域性的蠶絲產銷中心由菱湖、雙林進一步北移至南潯、震澤。西至長興縣，“長邑向多絲行，城市鄉鎮不下數百家，近日行家甚少，通邑不過十余家，鄉人售絲往往至南潯等處，售于本鄉者不過十之二三。”②南自烏青鎮，“吾鎮向無經行，各鄉所產細絲均由震澤經行向本鎮絲行抄取，發車戶成經轉售上海洋莊為出口貨，名輯里經。”③東南自王店鎮，崇禎時鎮人王潛，就已“時常之震澤，有客貿絲。”④

　　現在我們來分析南潯、震澤的區位因素。從清康熙中葉以后，蠶絲在對外貿易中逐漸成為重要的出口商品;五口通商以后，19世紀下半葉太湖南部的湖絲已由內銷為主轉外銷為主，并主要由上海轉口輸出，因此區位含義的消費地向東延伸到了上海。由于原料產地的北擴和消費地的東移，使得生產區位圖發生了變化。從新的區位圖(見圖2)中我們可清晰地看出，與原先的菱湖一一雙林相比較，南潯一一震澤成了更加理想的生產區位。由于傳統區位的影響，新的生產區位慣性地沿著菱湖、雙林一線向東北方向作了幅度不大地移動，因此具有偏向原生產區位方向地變形。下面具體來分析一下它的區位條件。

　　首先是運輸的交通條件，“南潯……皆陸由荻塘，水由運河，若捷出太湖走吳江蘇州較近，至于順風揚帆比運河更駛”，交通十分便利。且兩地均處兩省交界，與太湖毗連，交通地位十分重要。南潯“為(湖)州境東出之門戶。”⑤震澤則為其東走上海或北走蘇州必經之

　　① 劉大鈞：《吳興農村經濟》第一章，中國經濟統計研究所1939年版。

　　② [同治]《長興縣志》卷8。

　　③ [民國]《烏青鎮志》卷21《工商》。

　　④ [乾隆]《梅里志》卷9《孝義》。

　　⑤ 范來庚：《南潯鎮志》：[民國十一年]《南潯志》卷1《疆域》。

　　道。“南潯，東沿運河至曹村(震澤縣地)三里，自曹村由半路亭至震澤鎮九里，自震澤鎮由雙楊、花光亭、梅堰至平望鎮四十一里，凡五十三里;……東北由平望、盛墩、八斥、白龍橋至吳江、震澤二縣城一百里，自吳江由夾浦橋、尹山橋至蘇州府城四十五里，凡一百四十五里。”①清末，上海招商內河輪船公司將駛往蘇、杭的航線伸至南潯、湖州等地，②從此申湖航道異常繁忙，“江浙出口土貨絲為大宗，綢縐次之，蘇之盛澤、震澤，浙之湖州、南潯、菱湖、雙林等處皆系著名產地，凡貨物之輸銷于外與銀洋之輸運于內，悉以上海為總機關，是以申湖航船最稱要沖。”所運貨物價值之高，尤其是絲，以至于“自(宣統)三年迄今，申湖商輪先后遇盜四次，總計絲商損失不下七八萬元，此外綢商及其他各商之損失尚不在內。”③此航道之價值由此可見一斑。為此，民國初年，土絲及絲經一度改由蘇州輸出，“運河沿岸地區，自本港埠(蘇州)至浙江北部的產絲區不太平，載絲船只從湖州、菱湖、南潯和震澤在今年大部分時間內直接開航上海不安全……結果，商人們將絲以汽輪運至本港而不直接運送到上海。”④直至民國十七年，才又“直接運往上海，而不由蘇州轉運。”⑤因此南潯、震澤一線具有十分便利的貨物運輸條件。

　　其次是原料的性質，即原料加工成產品的性質。燃料屬于完全的失重原料，在繅絲過程中不可缺少。煮繭抽絲謂之繅，煮繭時需要柴薪，“釜中貯水八九分滿，灶內架粗塊干柴燒之，候水大熱，然后下繭。”⑥抽絲時亦需要柴薪，“絲從水出，必用火炙，軸上約做絲兩許，即以砂盆熱炭焙之，謂之煽車火，亦曰車頭火。”⑦繅絲不僅對燃料的需求量相當大，而且對于柴薪的質量也有一定的要求，煮繭柴薪“亦須揀擇，最好是栗柴，桑柴次之，雜柴又次之，切不可燒香樟，其氣能使絲紅色。”⑧抽絲時“絲之顏光，全在此火，火旺則絲鮮明。火微則殭邊而色滯。所用之炭，須無煙且不爆者，煙則熏壞絲色，爆則燒斷絲條。”⑨南潯西北為湖州府山區地帶，有竹木之饒，可為繅絲提供充足的炭火竹木，“去南潯之東百里而遙，地沿海田之高仰者宜木棉，其鄉大半植此，夏種秋收采積既多，即梱載而易錢于西賈;潯之西百里而近地多岡阜，為茶栗竹木山場，俗少女工時因其地之所出，亦梱載而易布于東賈，潯市居其中……。”⑩這段材料雖然說的是棉布與山貨的交易，但從中可以反映出兩點，一是南潯以西地饒木材，其中就有最利煮繭的栗柴;二是西邊的木材都集中到了南潯。因此，南潯“有栗柴、松柴、雜柴，又有茅柴，松茅柴，皆來自西鄉山中，惟桑梗柴為本地所出。”還有“炭墼，俗稱炭基炭，亦出西鄉山中，此以炭屑為之。”⑾也就是說，南潯一帶富有繅絲所需的柴薪，而需要燃料作為輔助性原料的生產傾向于將生產定位于富于燃料的地方。

　　① [民國十一年]《南潯志》卷1《疆域》。

　　② 戴鞍鋼：《港口·城市·腹地一一上海與長江流域經濟關系的歷史考察(1843—1913)》，復旦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37頁。

　　③ 蘇州關文(民國三年四月)，轉引周德華主編：《吳江絲綢志》第十章，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④ 蘇州海關1912年度報告，轉引周德華主編：《吳江絲綢志》第十章，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⑤ 《中國貿易回顧》(CHINA TRADE RETURNS 1928)，轉引周德華主編：《吳江絲綢志》第十章，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⑥ 《吳興蠶書》，汪日楨：《湖蠶述》。

　　⑦ 《廣蠶桑說》，汪日楨：《湖蠶述》。

　　⑧ 《育蠶要旨》，汪日楨：《湖蠶述》。

　　⑨ 《廣蠶桑說》，汪日楨：《湖蠶述》。

　　⑩ 施國祁：《吉貝居暇唱·自序》，[民國十一年]《南潯志》卷32《物產》。

　　⑾ [民國十一年]《南潯志》卷32《物產》。

　　三

　　清中后期以降，該地區絲綢的生產和銷售中心也發生了變化，由原先的嘉興府桐鄉的濮院鎮，經過江浙交界秀水縣的王江涇與蘇州府吳江縣的新杭一帶，輾轉聚集到了吳江盛澤鎮。

　　王江涇鎮在秀水縣治北三十里，明萬歷時，居民“多織綢，收絲縞之利，居者可七千余家，不務耕績。”①“有清乾嘉之際，煙戶萬家。其民多織繒為業，日出千匹，衣被數州郡”。②新杭市在吳江縣治東南九十里，“與浙江秀水縣王江涇接壤，江浙限一水為界，有太平橋，水陰皆王江涇鎮，水陽為新杭市，浙人呼為河北埭。”③王江涇新杭一帶，“近鎮村坊，都種桑養蠶，織綢為業，四方商賈，俱居此收貨，所以鎮上做買賣的挨擠不開，十分熱鬧。”④

　　盛澤鎮在新杭市東南五里，“綾綢之業，宋元以前，惟郡人為之。至明熙宣間，邑始漸事機絲，猶往往雇郡人織挽。成弘而后，土人亦有精其業者，相沿成俗，于是盛澤、黃溪四五十里間，居民盡逐綾綢之利。”⑤“人國朝機尸益多，貧者多自織，使其童稚挽花。殷富之家，雇人織挽。……貧家婦為機戶絡絲，有竟日在其家者。小兒十二三歲，即令上花樓習學挽花。凡銷綢者曰綢領頭，每日收至盛澤出江涇牙行賣之。”⑥絲綢品種繁多，美不勝收，“綢綾紗絹不一，其名或花或素，或長或短，或輕或重，各有定式，而價之低昂隨之。綢即綾也，花之重者曰莊院、線綾，次日西機腳踏。素之重者曰串綢、惠綾，次日蕩北扁織。今則花紋疊翻新樣，羅只有素而無花，曰秋羅、銀羅、錦羅、生羅;紗則花者居多，素亦有米統羅片官紗之類。絹有元絹長絹，其余巾帶手帕，亦皆著名，京省外國，悉來市易。”⑦由于這一帶機戶眾多，雇人織挽已經成為一種較為固定的生產模式，“為人傭織者，立長春、泰安二橋待人雇織，名曰走橋，又曰找做。”⑧傭織者數量之多，以至“中元夜，四鄉傭織多人，及俗稱拽花者，約數千人，匯聚東廟并昇明橋，賭唱山歌，編成新調，喧闐達旦。”⑨足見織工數量之規模。

　　清代，盛澤在全國絲綢行業中地位日漸突出，蘇杭織造經常派員來盛澤采辦綢貨。清內務府織辦奏銷黃冊亦記及當年江南織造署每年采辦的大量宮廷慶典服飾及緞匹，是向蘇杭及盛澤等地定購的。如同治九年(1870)蘇省牙厘總局稱：“卑局所轄盛澤鎮為綢綾出產之區，凡各織造衙門奉辦大運及部派綢綾物料在盛采辦者甚多。除江寧織造各系咨請憲局轉飭驗放外，其余蘇州杭州織造辦運物料，歷奉徑行札飭卑局驗放。”根據國家第一歷史檔案館檔案記載，江寧織局擇機定織的地域和緞匹種類大體如下，盛澤為杭綢、彩綢、素紡絲、串綢、熟絹、熟羅等;杭州為串綢、大小卷江綢、大小卷春羅、線縐、袍掛料、杭寧綢、春紗、春羅、庫紡、庫紗等;蘇州為花春綢、彩綢、紗等;湖州為湖縐;鎮江為宮綢等。定購的絲綢主要是彩綢、杭綢和素紡絲等，因而在盛澤購買者最多。據盛澤鎮徽寧會館一塊道光十二年的石碑記載：道光時“凡江浙兩省之以蠶桑為業者俱萃于斯，商賈輻輳，雖彈丸之地而繁華

　　① [萬歷]《秀水縣志》《市鎮》。

　　② 唐佩金：《聞川綴舊詩》

　　③ [同治]《盛湖志》卷2《村莊》。

　　④ [明]天然癡叟《石點頭》卷4。

　　⑤ [乾隆]《震澤縣志》卷25《生業》。

　　⑥ [道光]《黃溪志》《風俗》。

　　⑦ [同治]《盛湖志》卷3《物產》。

　　⑧ [道光]《黃溪志》《風俗》。

　　⑨ [順治]《盛湖志》卷下《土產》。

　　過他郡邑。”清末民初更是盛及一時，“江蘇盛澤一鎮，其綢產之盛為中國首屈一指。”①民國四年，盛澤“日產一萬三千八疋”，②綢產量達到了歷史最高點。

　　區域性絲綢業向盛澤的聚集開始于清前期。王江涇在康熙時，買綢者攜秤至澄溪橋(盛澤境內)，借書駝庵貿易。乾隆時始設綢莊(市)于高家埭，稱老綢莊，至嘉道間，復移至南廊下。王江涇新杭綢市吸收盛澤東南農村一帶的綢匹，再由水路外運。與此同時，濮綢由盛澤轉銷各處，已見于乾隆十八年褚鳳翔所寫的《禾事雜吟》：“濮綢新樣似西綾，染作宮衫見未曾，一夜北鑣來盛澤，機中富貴價頻增。”濮院鎮“至嘉道后，綢市漸移于江蘇盛澤，而濮市乃稍稍衰息。”③民國年間的情形依然如此，“盛澤有濮紬，粵之人所尚，客每歲收買抵金閶。”

　　盛澤絲綢業之所以后來者居上還與戰事有重大關系，咸豐十年太平軍將領李秀成等進軍蘇南浙北一帶，與清軍數度鏖戰，黃家溪及新杭被夷為平地，而王江涇正當兵道，市鎮被兵火毀壞近十分之九，昔日綢市蕩然無存。此后王江涇一蹶不振，據宣統《聞川志稿》載：“同治初，故老殫力招徠，迄今五十佘年，不及盛時二十分之一。”而此時盛澤的地理位置卻顯得較為有利，它東距京杭運河5公里，非水陸要沖，更非兵家必爭之地，庚申之役，避開了戰爭鋒芒，損失輕微。當蘇州、湖州、雙林、濮院等絲綢城鎮飽受戰亂之際，江浙商賈云集于此。王江涇的士商同時避亂遷盛澤的約有數百家，而湖州逃難至盛澤的，比平時多數倍。其它蘇州嘉興來盛澤避難者為數亦不少，避難者多數為絲綢商人及富有機戶，如定居于王江涇的汪姓徽商所開設的汪福昌綢行搬至盛澤，后改組為汪永亨綢行，成為清末民初盛澤最大的綢行之一;而雙林避遷者以絲綢居多，形成盛澤絲行行業中之雙林幫。太平天國統治時期，盛澤暫時劃歸浙江秀水縣管轄，以盛澤為買賣街。《花溪日記》亦有記述：“咸豐十年九月間，上石(盛澤)及王廣(江)涇二鎮賊令開市出賣所掠物。”《盛川稗乘》記載太平軍在盛澤設局抽厘，兩年零一個月獲銀數十萬，足可推知當時綢市之興盛。“黃家溪畔暮鴉喊，茅塔村中野草萋，莫是盛衰關地運，繁華不到市廛西。”④生動的描述了兩地綢市盛衰的景象。

　　此后，盛澤作為區域性絲綢生產和銷售中心的聚集效應日漸增強。后來，浙江嘉興府對轄區內的織機課以重稅，迫使機戶紛紛把織機遷到盛澤地區，盛澤日益成為絲織業的聚集之地。光緒六年江海關官員E·羅契到盛澤實地調查的結果是，織機總數接近8 000臺，集中在以鎮為中心，半徑為12.5公里的周圍地區，而此時蘇、杭、湖三地在戰爭中受創慘重，織機總數分別降至5 500、3 000和4 000臺，盛澤一時位居第一。當時盛澤絲織產量，日產約為3 000匹，每年產量約為90萬匹，而蘇州(包括唯亭)僅8.69萬匹、杭州7.16萬匹、湖州20.4萬匹。盛澤西部南部之震澤、嚴墓、南麻、壇丘、梅埝以及北部平望南境一帶之綢產皆集中于盛澤上市，鄰近浙江地區之綢產亦運往盛澤集散。嘉興則早在乾隆年代就將綢產輸往盛澤，綢船泊于郡城南門外，新塍一帶“繡船常趁盛澤夜市。”

　　① 《湖北商務報》光緒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八日。

　　② 《吳江縣政》。

　　③ [光緒]《桐鄉縣志》，轉引周德華主編：《吳江絲綢志》第十章，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④ 《盛湖竹枝詞》卷下。

　　現在分析盛澤產綢的區位因素。首先是這一地區絲綢銷售地點的變化，盛澤絲綢大都以蘇滬為銷售地，即蘇州和上海是盛澤絲綢生產區位意義上的消費地。盛澤絲綢銷售方向主要為三大類，廣莊：銷丁閩廣帶，并經閩廣轉銷南洋及印度支那一帶;店貨莊：專銷滬、京、津等大城市;下縣莊：專銷江浙一帶中等城市及縣以下的鄉鎮。大體上，前兩類經銷的絲綢量大價高，而后一類則量小價低。上述三大銷售方向大都以蘇州或上海為轉售中心，自道咸以后更是如此。為了便于外銷，盛澤綢業自道咸以后，紛紛在蘇州、上海兩地設立分支機構。設于蘇州之“蘇莊”，近則轉銷常、錫、鎮、楊、寧，遠則長江各埠及華中華北地區，并在蘇州閶門內水關橋專建盛澤碼頭裝貯綢貨，由盛澤同(綢)業豎立碑記;設于上海之“申莊”，一方面與閩廣及山東商人成交，大量輸往華南及沿海地區，一方面開始與洋行接觸，涉足出口業務。申莊雖晚于蘇莊，但后來居上，至清末在銷售量上已超過蘇莊。其次是原料產地的變化，由前文我們知道，人清以后，太湖南部的桑蠶業向該地區的東北部推進，具體而言，即蘇浙交界之南潯、震澤，尤其是江蘇吳江之震澤、嚴墓、南麻、壇丘、梅埝以及七都、八都、廟港一帶，已成為這一地區重要的蠶絲產地，從而使南潯、震澤一帶取代了原先的菱湖、雙林成為這一地區的蠶絲生產中心。這一地區的蠶絲除了作為產品直接輸出以外，還有相當一部分作為絲綢生產的原料在本地區內消耗掉。盛澤織造用絲的來源，同治以前以南潯、震澤為主;同治以后主要有，以本縣震澤及浙江吳興、德清一帶為代表的西路絲，以浙江嘉興、海寧為代表的南路絲，以及吳縣無錫一帶所產的北路絲。盛澤鎮的絲行，四出采購蠶絲，“東則嘉善、平湖，西則新市、洲錢、石門、桐鄉，南則王店、濮院、新篁，北則溧陽、木瀆，由絲躉買，分售機戶。”①尤其以本縣震澤地區的絲為多，“嚴墓所產的絲大部分售于盛澤各織綢廠家。”②消費地與原料產地的在區域內的微調，必然會使由消費地與原料產地決定的生產區位也發生相應的調整。從新的區位圖(見圖3)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出，作為絲綢生產地的盛澤在這一區位圖中的有利位置。根據原料加工成產品的性質，以及原料產地位于以南潯、震澤為中心的本區域內，因此生產區位不僅難以脫離本區域，而且具有接近原料中心地的傾向，因此既位于原料產地與消費地之間，又接近原料中心地的盛澤便具備了十分合理的生產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