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我國掀起了一場城鎮化發展浪潮。當前，隨著城鎮化發展進程的推進，我國經濟面臨著轉型瓶頸，要想實現結構性轉型，城鎮化發展是必然性戰略選擇。對此，十九大報告明確指出，要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和動力變革。城鎮化發展不再僅僅是局限于城鎮面積、人口擴張，同時還與產業結構、就業方式、人居環境、社會保障等內容緊密聯系，是塑造新型存在方式、推動固有觀念轉型的綜合性發展[1]。

　　1城鎮化發展進程中土地經營模式問題

　　土地是城鎮化發展中的核心要素，所涉及的問題更是錯綜復雜。一方面，要想推進城鎮化發展進程，就必須要對城鎮土地進行擴張，如此一來就不得不占領非城鎮化土地，這樣就使得空間城鎮化進程要遠遠快于人口城鎮化發展進程;另一方面，隨著城鎮化發展進程的推進，農村土地的發展方向呈現多元化，因此土地問題在城鎮化發展進程中更加復雜。總而言之，城鎮化發展進程與現代化發展和農業產業化發展之間關系密切，相關部門必須要創新以往傳統的土地經營模式，這一過程中勢必會改變土地的一些屬性，還要就土地屬性改變后存在的問題進行分析。

　　1.1農村土地產權與農民收益關系發生轉變

　　針對土地產權問題，政府部門必須優化現有的土地產權制度，明確土地產權變更后的所有權。從我國現有的法律政策來看，農民可以將土地承包經營權通過轉讓、互換以及出租等方式進行流轉，也可以隨時轉讓除所有權以外的收益性產權。同時，在我國法律法規的約束下，農民若是具有土地承包經營權，還可以將其轉讓給其他農民。可見，城鎮化發展的最終目的在于轉變以往農民與土地之間固有的捆綁關系，讓農民獲得更多的收益。

　　1.2農村土地定義發生轉變

　　隨著城鎮化發展進程的持續推進，我國土地從以往傳統的農業文化載體逐漸發展成為流動性生產元素。土地與農民的身份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其所體現的符號意義也有所改變。在以往傳統的符號意義下，無法隨意變更土地的定義，而且土地與農民之間也存在著一定的聯系。但是，隨著土地經營模式的轉變，土地被賦予了全新的定義，不僅具有流動性，同時也具有生產要素功能[2]。這種情況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土地性質差異，使得土地具有普遍性。

　　1.3農民身份發生轉變

　　在城鎮化發展的初期階段，農民與土地之間的關系發生了轉變。比如農民將土地轉讓給其他農民時，就失去了“農民”這一身份，但是新身份卻無法實現無縫對接，會在很長一段時間處于“非農非市”的狀態，但這種情況隨著城鎮化發展進程的推進而有所改善。對此可以看出，城鎮化發展有兩方面維度：物質維度和精神維度，而精神維度是城鎮化發展進程所要面臨的至關重要的問題，以往非常重視人的塑造，卻忽略了人與人之間交流對社會創造的重要性。

　　2城鎮化發展進程中農民生存方式的重塑

　　土地問題在城鎮化發展進程中十分突出，主要是因為城鎮化發展是建立在擴張土地的基礎上，所以意味著需要消耗更多的土地。但同時，隨著城鎮化發展進程的加快，土地經營模式發生了轉變，農民生存方式也得以重塑。

　　2.1城鎮化進程中農民集體無意識

　　集體無意識有兩種形態，一種是榮格經典的集體無意識，另一種是指因個體理性策略行為導致群體無意識行為。這里主要介紹榮格經典的集體無意識。榮格認為對于個體而言，集體無意識是一種本能行為，比經驗所帶有的本能性更深，在任何時候，只要在面對反復發生和普遍一致的行為時，其實質就是在與本能打交道。農民集體無意識主要表現在集體記憶上，并滲透到人的思想和行為中，形成代際相傳，并根深蒂固到人的骨子里，比如，在自然經濟下所形成的貧困、饑餓等[3]。隨著城鎮化發展的全面推廣，農民作為我國最大的一個群體被不可抗拒的函括進來。如果不通過某種方法或是手段來化解這一深層次的焦慮，極有可能造成范圍更廣的社會裂痕，使得城鎮化發展的目的被破壞，最終結果將會與預期目標背道而馳。雖然，在城鎮化發展中對占有土地的農民進行了經濟補償，比如土地換住房、土地換社保等，但是這些政策卻沒有考慮到農民這一群體的實際需求。或許通過住宅、社保等方式能夠在一定程度上緩解農民的焦慮心理，但是從長遠發展來看，還需要在政策補貼上長期下功夫，采取必要的干預措施。

　　2.2鄉村習俗的作用和地位發生改變

　　城鎮化發展對社會文化發展造成了一定的影響，尤其是在文化變遷上，使得農村固有習俗的地位和作用被弱化。這種變化主要體現在兩方面：一方面，城鎮化發展使得空間發生轉化，壓縮了農村的空間范圍，使得習俗的運轉和流傳空間縮小。越來越多農民的生活空間不再僅僅局限于田間地頭，還轉向了社區、街道。以往傳統的農業生產方式與習俗，如禮儀、生活作息、飲食習慣等失去了人群心理和空間的支持，使得這種習俗在代際傳播中斷裂，一些對傳統習俗并沒有過多體驗和感悟的人成了這些習俗的抵觸者。另一方面，習俗是一個群體文化發展的標記，在社會環境日益激烈的情況下，習俗便會顯出特有的慣性。從制度主義觀點來分析，習俗就是一種不成文的制度，而制度不僅是社會發展中人們慣例化思維交流和碰撞過程中的產物，同時也是人們慣例化思維的促進者，而通過制度能夠幫助人們維持思維和行為慣性。

　　3城鎮化發展進程中政府理性和非理性行為

　　城鎮化發展是國家可持續發展戰略計劃，是促進社會經濟不斷增長的重要手段，需要政府部門有序推進，這也是我國體制改革實施的主要路徑。但是，在城鎮化過程中政府存在著理性和非理性行為，理性行為具有較大的發展空間，但對理性的運用會產生理性狂妄，從而衍生出非理性行為[4]。

　　3.1理性行為

　　我國城鎮化發展在相關部門的管理和約束下，才不會受到一些自發力量的阻礙，政府部門通過發揮自身的監管與法律權威的作用，能夠對城鎮化發展進行有效管理，具有較強的影響力。比如，政府部門可以通過法律法規對土地利用進行統籌管理，科學規劃土地資源。

　　3.2非理性行為

　　在城鎮化過程中，政府部門不僅存在理性行為，同時也存在非理性行為，主要體現在，對一些項目通過違法越權的手段進行土地占用、違法征用等。這些非理性行為產生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地方政府缺乏完善的財政分配體制、土地管理機制。此外，為了地方利益，政府部門也可以產生一些非理性行為。可見，在城鎮化發展進程中，受內外因素的影響政府部門是極易出現非理性行為的，為了規避政府在城鎮化發展進程中出現這些非理性行為，就需要對政府行為主體進行深入分析，制定具有針對性的約束機制。

　　4結語

　　城鎮化發展會使人們的生活方式產生永久性的轉變，無法對這件具有歷史發展意義的事件進行全面的預測、分析和控制。但是，站在經濟哲學層面對各個主體在進入城鎮化發展這一空間中，其精神和行為模式所發生的轉變進行分析，能夠幫助進一步理解城鎮化發展戰略實施。

　　參考文獻：

　　[1]許光中.習近平城鎮化思想探析[J].攀登(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37(2)：1-6.

　　[2]張燕純，韓書成，李丹，等.農村土地“三權分置”的新制度經濟學分析[J].中國農業資源與區劃，2018，39(1)：17-22.

　　[3]張錦英，姜華茂.集體無意識及其對技術、資本主體的影響辨析[J].醫學與哲學，2015，36(12)：7-10.

　　[4]鄧慧慧，趙家羚.地方政府經濟決策中的“同群效應”[J].中國工業經濟，2018(4)：59-78.

　　《經濟哲學對城鎮化發展的思考》來源：《海峽科技與產業》，作者：朱瀟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