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以來，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在建立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過程中，也伴隨著各種各樣問題的產生，而這些問題的出現往往會歸結到人類的自利心理上。如何協調社會各階層的利益、解決現實中的“斯密問題”已成為我們面臨的重大課題。對于解決市場經濟中的‘斯密問題”，中外經濟學家都曾給出過答案，但都不盡如人意。針對中國國情，從傳統文化中汲取適應新時代要求的倫理道德思想、吸收外來文化中優秀的倫理道德思想、建立一個降低利他成本的制度環境等，應是解決現實經濟生活中“斯密問題”的根本途徑。

　　關鍵詞：“斯密問題”,市場經濟,社會道德規范

　　中國改革開放政策實行至今已30周年。在這30年中，我們欣喜地看到，中國正發生著日新月異的變化：人均GDP已接近20000元人民幣的歷史最高水平、約2億農民走進城市成為產業工人、在新世紀的第一個十年首次舉辦奧運會和世博會。但我們也清醒地看到，在中國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過程中也存在著一系列問題，尤其是貧富差距拉大、社會不平等、生態環境惡化、為了逐利而發生的不正當競爭、人們之間的關系日漸疏離等問題日益凸顯。客觀地說，在一個國家的發展過程中出現上述問題是不足為奇的，尤其是當一個國家處在人均GDP1000～3000美元之間的時候，正是社會矛盾最容易激化的高風險階段。因而如何協調好社會各階層、各利益群體之間的關系，化解社會矛盾，以利于國家的可持續發展、利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成為當前最重要的工作。追根溯源，這些問題的出現應歸結到人類的自利心理上，是追求自利的市場經濟理性的惡性膨脹與社會道德規范的矛盾導致了上述問題的出現。

　　早在18世紀，英國的道德哲學家亞當·斯密便預見到：在即將到來的產業革命中會發生人類的自利心理與社會道德規范的沖突，并力圖在矛盾激化之前解決這個問題。但是在其有生之年并沒有完成這一心愿。在斯密過世之后，德國的歷史學派卻向其發出責難，聲稱斯密的理論體系中存在著矛盾，即斯密的經濟理論是建立在人性自利的基礎之上，而他的倫理學卻以人性利他為基礎。人們稱這個矛盾為“斯密問題”。雖然在爭論百余年之后，大多數學者認為，所謂的“斯密問題”并不存在，但在現實生活中社會道德規范與個人經濟利益的矛盾卻時時引發著各種問題。所以“斯密問題”不是斯密理論體系中的問題，“斯密問題”成為現實經濟生活中這類矛盾的代名詞。我國上世紀30年代的著名小說家張愛玲曾在她的小說《金鎖記》中用“蒼涼的手勢”來比喻面對人性中的丑惡的一種無奈。筆者認為，現實中的“斯密問題”同樣是市場經濟中的一個“蒼涼的手勢”。盡管作為商品經濟的高級階段的市場經濟是最活躍的經濟形態，也是生產力發展最迅速的經濟形態，但它也是出現問題最多的一個階段。

　　在亞當·斯密的理論體系中，總是把人的心理和思想有機地融人經濟學分析中，這同他所處時代的科學發展水平有關。而恰恰是這點似乎可以為我們解決現實中的“斯密問題”找到一條途徑，但這一點是當今一些經濟學家難以做到、甚至不屑于這樣做的。因為“大約從凱恩斯主義盛行以來，經濟學家們一直忽略了市場經濟的道德基礎問題……英美經濟學各個時期的主流學派不討論或用不著討論市場機制運行所必需的道德基礎，主要是由于現代經濟學的狹隘分工和技術傾向，由于背離了古典政治經濟學傳統，由于西方社會傳統遺留下來的道德基礎尚可維持其市場機制正常運行”。但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現實中的經濟與道德呈現的內在緊張卻不時地困擾著我們，經濟學作為獨立學科的發展又使得經濟學與倫理學漸行漸遠，經濟學更加技術化、理性化，人只被當作與自然界中其他事物一樣全然沒有情感、道德，只有趨利心理的高度理性的“經濟人”，成為經濟理論研究的一種理性工具。而倫理學也愈來愈脫離現實生活，只沉醉于抽象的道德概念、邏輯、評價等純理論的研究之中，其發展道路愈益狹窄。經濟學與倫理學的分離使得各自的發展都遇到了窘境。而現實中的道德與利益的沖突卻又使人們不得不去面對。人們為了追求自己的經濟利益，往往放棄對道德規范的遵守，見利忘義、為富不仁、金錢至上、物欲橫行等現象在現實生活中屢見不鮮，而個人欲望的過度膨脹必將導致社會道德的淪喪、生存環境的惡化甚至是社會的動蕩，其最終結果并不利于利益的增長。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曾引用了鄧寧格在《工會與罷工》～書中的一段話來形容資本家追逐利潤的貪婪：“一有適當的利潤，資本就會非常膽壯起來。只要有百分之十的利潤，它就會到處被人使用；有百分之二十，就會活潑起來；有百分之五十，就會引起積極的冒險；有百分之百，就會使人不顧一切法律；有百分之三百，就會使人不怕犯罪，甚至不怕絞首的危險。”這段描寫即使今天看來依舊刻畫得人木三分且極具現實意義。斯密的“看不見的手”為人類物質財富的增長作出了巨大貢獻，但自由的市場經濟卻有其自身所無法克服的盲點，它可以使人們竭盡所能地追逐利益，卻不能讓人們自覺地遵守道德規范。如何使道德與利益在社會發展過程中相得益彰，如何使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經濟人”在市場上能夠實現個人、他人、社會利益三方共贏，是擺在人們面前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

　　斯密在世之時已經洞察到這個問題，只是他沒有來得及深入探討和研究其解決辦法。但在《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的研究》及《亞當·斯密關于法律、警察、歲人及軍備的演講》中，我們可以窺其冰山一角。斯密認為，解決道德與發財致富的矛盾的途徑有二：一是利用“看不見的手”，二是建立道德規范和社會立法。

　　利用“看不見的手”使市場經濟在有序的軌道上運行，在斯密之后論證最為深刻的，當首推1944年數學家約翰·馮·諾伊曼和經濟學家奧斯卡·摩根斯坦發現的博弈論。后經數位經濟學家更深人的研究和拓展，博弈論成為解釋市場經濟困境和確定市場經濟競爭策略的理論依據。為人們所熟知的博弈論經典案例“囚徒困境”則闡明了市場經濟的窘境，同時也從另一個角度說明了在現代市場經濟中，只有人與人的相互信任與合作才能使所有人分享市場經濟帶來的利益之果。

　　1992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加里·貝克爾在《人類行為的經濟分析》一文中，將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延伸到社會學、人口學、教育學、政治學、法律學及社會生物學等其他人文學科領域，大大拓寬了經濟學的研究視野，因此也被人們稱為經濟帝國主義。但是，在如何解決市場經濟的道德領域問題上，貝克爾的研究并不盡如人意。他的利他行為模型依然是建立在傳統的收人最大化的經濟學理性假設基礎之上，依舊把人看做是單純的理性“經濟人”，不能真正地理解斯密的“經濟人”與“道德人”的內在統一性。即使在研究諸如犯罪等問題時，也只是認為犯罪僅僅是利益與成本的權衡，“兩利相權取其重，兩害相權取其輕”而已，“用不著訴諸道德的頹廢、心理機能的欠缺以及先天遺傳等特殊范疇”。

　　面對市場經濟中這個“蒼涼的手勢”，我國的經濟學家趙曉說過：“……在自由市場制度下，懶人是沒法活的。所以，市場經濟會逼著大家去競爭，它是個有效率的經濟制度。但是，市場經濟叫人不偷懶，卻不能叫人不撒謊、也不能叫人不害人。這使得市場經濟存在一種危險，就是它有可能導致一個很壞的情形：誘使人們勤奮地撒謊、勤奮地害人，不擇手段地謀取財富。有人會說，那是因為市場經濟不完善，完善的市場經濟是不會這樣的。但是，市場經濟光靠自身永遠也不可能完善，因為它只能叫人不偷懶，而不能叫人不撒謊不害人。”如何解決市場經濟“不能叫人不撒謊不害人”這個問題，趙曉認為，除了依靠市場博弈和法律外，還應該讓人們有信仰。尤其是對于不信神、不信鬼、不信天命、不信末日審判、更不信天堂的中國人尤為重要。“什么都不信的人，最后只能信自己。而信自己實際上意味著一切都是可能的，撒謊騙人害人坑人又算得了什么呢?”他認為，我們應當進行文化的變革，“找到一個與現代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文化。要做到這一點，或從自己悠久的傳統文化中開掘一整套與現代經濟相適應的倫理，或通過吸收和引進的方式再造文化基因”。他呼吁：“敬畏神威，敬畏閃電，也敬畏天空的驚雷。唯有敬畏，才能得救；唯有信仰，市場經濟才有靈魂。”

　　趙曉的觀點是從信仰的角度探尋了降低市場經濟成本的問題，另辟蹊徑，見解獨至。但他的看法也存有偏頗之處：首先，沒有宗教信仰的人并不等同于沒有道德的人，不信神、不信鬼、不信天命、不信末日審判、更不信天堂的人并不一定不崇尚道德。縱使我們翻遍《論語》，也難以憑“敬鬼神而遠之”、“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來證明孔子有何宗教信仰。而孔夫子的道德境界對于我們來講可謂“高山仰止”。其次，在我們這樣一個只有祖先崇拜和圖騰崇拜，鮮有自生性宗教信仰的國家中，恐怕那種拿來主義式的宗教崇拜式微了些。所謂的“通過吸收和引進的方式再造文化基因”在中國這樣一個歷史悠久且文化一脈相承的人口大國是不切實際的。“從自己悠久的傳統文化中開掘一整套與現代經濟相適應的倫理”的見解則是正確的。近幾年興起的國學熱就是一個很好的證明。國學熱說明了人們在建立市場經濟體制的過程中，面對隨之出現的貪污腐化問題、反映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基尼系數的不斷擴大問題、生態環境的惡化問題、經濟生活中時常出現的不公平競爭等等問題時的一種困惑及思索，這種對市場經濟中“斯密問題”的反思的結果就是人們在傳統的道德倫理思想中，找到了一條解決問題的途徑。

　　盡管這種悄然出現的國學熱遭到了少數人的抨擊，但是其發展勢頭的愈益強勁表明了人們對于回歸傳統民族文化的一種渴望。

　　民族文化是一個民族得以存續、發展的動力和基因，拋棄本民族的文化傳承是不智之舉，可行的辦法應該是對傳統文化中的道德思想加以挖掘，取精華去糟粕，并加以宣揚，通過教育提升人們的道德意識，提高人們的道德修養。因此，我們應在重續中華民族注重倫理道德的傳統文化傳承上花大力氣。當然這并非要與外來文化相抵觸。自古以來，華夏文明就是在不斷地與其他文明的交匯、融合中發展壯大的。失去了兼容并包的氣魄，也就會失去文明的生機。中國的歷史已經有力地證明，凡是我們與外來文化交流順暢的時代幾乎都是國家最強盛的時代。與此同時，如何建立一個降低利他成本的制度環境也是我們亟待解決的問題。市場經濟中的價格機制、供求機制是自生性的，而激勵機制的建立卻需要人的作為。現實經濟生活中，我們常常可以看到對誠善之舉獎得不重，對偽惡之行罰得過輕的現象，絕對達不到懲惡揚善的目的。任何制度環境的建立總是會更快地提升效率、顯現效果，針對現實情況建立健全一個能夠鼓勵人們尊崇道德且身體力行的制度環境，不僅要做到獎罰得當，而且要使獎罰能夠觸動人們的內心，這樣才能降低利他成本，不使善良的人在幫助他人之時過度損害自身的利益，方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弘揚倫理道德的長久之計。正如鄧小平在談到按勞分配時曾說過的那樣，“不講多勞多得，不重視物質利益，對少數先進分子可以，對廣大群眾不行，一段時間可以，長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寶貴的，沒有革命精神就沒有革命行動。但是，革命是在物質利益的基礎上產生的，如果只講犧牲精神，不講物質利益，那就是唯心論”。

　　在市場經濟的運行過程中，要么追求經濟利益的最大化而拋棄對道德的追求，要么損失部分或者全部個人利益以求道德的完善的看法都是過于極端的。利益與道德并非是天然對立的，在斯密的理論及博弈論中我們都能夠看到它們的契合點。加強公民的道德教育，建立良好的制度環境，妥善地解決現實生活中的“斯密問題”，對我們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