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歷史經驗看，一個國家貨幣演變成為國際貨幣需要具備一些重要的條件，經歷過一個曲折的過程。在客觀條件具備的情況下，新舊國際貨幣的交替往往還要有堅定的國家意志，并經歷一番激烈的政治經濟外交斗爭。

　　《中國貨幣市場》由中國外匯交易中心暨全國銀行間同業拆借中心主辦。主要內容：宏觀經濟金融管理部門對形勢變化和政策走向的權威評述;全球財經和亞太金融分析;中國宏觀經濟運行的情況;全面詳實的報道中國外匯市場、貨幣市場、黃金市場、票據市場及其他金融市場的政策、理論、實務的新最動態等。

　　大致來說，共性因素包括：強大的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發達而開放的金融體系，信譽良好而堅挺的貨幣，龐大的貿易盈余和對外投資，廣泛的文化政治影響，等等。

　　一、強大的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

　　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是一國貨幣能否成為國際貨幣的最根本的決定因素，但經濟實力與國際貨幣之間的關系卻呈現出許多令人深思的特征。

　　(一)國際貨幣的經濟實力門檻。國家經濟實力可以從總量、人均和份額等多個角度加以衡量。從全球歷史統計數據中可以發現，國際貨幣背后的經濟實力門檻有如下共同之處。

　　1、經濟總量在全球前10位以內。先看英鎊。英鎊是19世紀最重要的國際貨幣。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經濟學家麥迪森的估算，1820年，英國經濟規模達到362億元(單位為1990年國際元，下同)，居全球第4位。經濟總量排在前位的其他經濟體分別是：中國(2286億元)、印度(1114億元)、法國(384億元)。當時中國和印度的經濟總量都很大，但都是封閉性、內需主導型經濟，而且中國和印度都處于東方，地理上文化上與歐洲差異較大，因此，為國際貿易和投資服務的國際貨幣，主要是英鎊、法郎等。到1870年，英國經濟總量達到1002億元，在西方國家中位居第一，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英國的經濟實力都名列前茅，這是英鎊一直占據國際貨幣首要地位的經濟基礎。再看美元。美元是20世紀(特別是后半期)最重要的國際貨幣。從經濟實力看，早在19世紀末美國的經濟總量就已經上升到世界第一位。1950年，美國經濟規模為14559億元，遠高于排在后面的英國(3478億元)和德國(2653億元)。這時，美元的國際地位與美國的經濟實力高度一致。到1973年，國際經濟格局又有新的變化，經濟總量排在前位的國家是：美國(35366億元)、日本(12429億元)、德國(9447億元)。這時，除了美國和美元仍居首位外，日本和德國的經濟實力跨越式上升，這與在此前后德國馬克和日元分別成為重要的國際貨幣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一般來說，經濟總量在世界前10位之外的國家的貨幣罕有成為國際貨幣的。

　　2、人均經濟總量多在全球前10位以內。人均經濟總量大小也是經濟實力的重要指標，對于一國貨幣成為國際貨幣也有重要影響。19世紀英鎊的國際地位最高。1870年，全球人均GDP排在前位的國家是：英國3191元、荷蘭2753元、比利時2697元、美國2445元、瑞士2205元。這時，英鎊的國際地位與英國經濟總量和人均水平都處于世界頂端，是非常一致的。1950年，全球人均GDP排在前位的國家是：美國9561元、瑞士9064元、丹麥6946元、英國6907元、瑞典6738元。在這里，除了美元的國際地位與美國人均GDP高度一致外，還可以發現瑞士的人均GDP水平僅次于美國，而瑞士法郎也是公認的、國際社會比較普遍接受的國際貨幣。瑞士法郎可能是唯一的母國經濟規模很小的國際貨幣。到了1973年，人均CDP的位次發生新的重要變化，排在前10位的國家是：瑞士18204元、美國16689元、丹麥13945元、瑞典13493元、法國13123元、荷蘭13082元、比利時12170元、英國12022元、德國11966元、日本11439元。此時，除了美元外，英鎊、馬克、日元、瑞士法郎也已成為國際貨幣或蓄勢待發。當然，與經濟總量的國際地位相比，人均GDP水平的影響明顯要小，這也是為什么丹麥、瑞典、荷蘭、比利時等國家的人均GDP很高，但其貨幣不是國際貨幣(或無足輕重)的原因。

　　3、經濟總量在全球經濟總量中的份額在5%左右或更大。從歷史數據看，要成為有較大影響的國際貨幣，一個國家的經濟總量在全球經濟總量中的比例應當在5%左右，而要成為主導性的國際貨幣，其母國經濟總量占全球經濟總量的比例似應在10%左右或更大。從英國和英鎊的情況看，據估算，1600年和1700年時英國GDP占全球的份額分別為1.8%和2.9%，到1820年上升到5.2%，1870年進一步達到9.1%，這既是英國經濟的頂峰時期，也是英鎊國際地位的頂峰時期。從美國和美元的情況看，1950年時美國經濟占全球經濟總量的比例達到27.3%，超越了歷史上其他西方國家曾經達到的份額，而這一時期美元作為國際貨幣也達到登峰造極的地位。到1973年，在全球經濟中美國仍居首位，但日本和德國正迎頭趕上，3個國家占全球經濟的份額分別為22%、7.7%和5.9%，國際貨幣格局中除了美元外，德國馬克和日元也開始占有一定的位置，這種變化決不是偶然的，而是一個國家的經濟地位與貨幣地位之間內在聯系的重要表現。

　　(二)國際貨幣地位與國際經濟地位的時間錯位。國際貨幣的形成往往滯后于一國國際地位的上升，這從歷史上看是一個相當普遍的現象。就是說，隨著時間的推移和經濟的發展，一國經濟實力可能首先達到較高的水平、占據較大的份額，但其貨幣的國際地位卻很低。18世紀是英國經濟實力迅速躍升的時期，1700—1820年，英國的經濟總量占全球的份額從2.9%上升到5.2%。1780年，英國的商船總噸位已經達到約10萬噸，超過荷蘭，居世界第一。可以說18世紀末、19世紀初，英國的總體經濟實力已經是世界最強，但其貨幣地位并不特別突出。只是到了1870年前后，在英國經濟實力連續幾十年穩居世界首位之后，英鎊才成為最主要的國際貿易結算貨幣，英國成為世界金融中心。美元的情況也類似。早在1870年，美國的經濟總量就已經十分接近英國，此后很快超過英國，到1913年時，美國經濟總量占全球的比例達到19.1%，遠遠超過英國的8.3%，但在1870—1913年期間，國際貨幣以英鎊為主導，美元的地位并不顯著。如以第二次世界大戰尾聲時召開的1944年布雷頓森林會議作為美元國際地位正式確立的時間，那么這是在美國經濟實力居世界首位的幾十年之后。由此得出的一個粗略判斷是，一個國家從經濟實力躍居世界第一到本國貨幣成為主導性國際貨幣的時滯有可能在50年以上。

　　(三)國際貨幣地位與國際經濟地位的不對稱性。從全球的角度看，各國GDP的加總就是世界GDP總量，每一個國家都或多或少總會占有一定的份額。但是，國際貨幣卻是極其有限的，絕大多數國家的貨幣在國際貨幣格局中基本上不占有任何份額、沒有任何地位。例如，韓國、印度、巴西、墨西哥等國在世界經濟總量中都有相當的地位，但其貨幣卻沒有國際地位，或者說在國際貨幣中的份額為零，其他小國更不必說。即使同為國際貨幣，其母國的經濟地位與該貨幣在國際上的地位也是不對稱、不對等、不均衡的。例如，美元、歐元、英鎊、日元、瑞士法郎是當代主要的國際儲備貨幣，2007年在國際儲備中所占份額分別為64.2%、26.1%、4.5%、3.1%、0.2%，而同年美國、歐元區、英國、日本、瑞士的GDP在世界GDP總量中的份額分別為25.4%、22.3%、5%、8.1%、0.8%。這一結構表明，當前國際貨幣的首位度(排在第一位的國際貨幣所占比例)很高。處于前兩位的國際貨幣美元和歐元在國際儲備中所占份額大大高于貨幣母國的GDP份額，而處于后三位的國際貨幣英鎊、日元和瑞士法郎在國際儲備貨幣中的份額明顯低于其GDP份額，這是國際貨幣格局所獨有的特征。

　　二、發達而開放的金融體系

　　經濟實力是國際貨幣的基礎，金融市場的發育狀況則是國際貨幣的重要條件。英鎊和美元等國際貨幣的崛起無不印證了這一道理。就英鎊而言，在19世紀前期，英國和法國在經濟規模上大體相當，如1820年英國GDP占全球的5.2%，而法國占5.5%。但從金融業或金融市場的發展情況看，英國遠遠超出法國。一些重要的事實是：(1)英格蘭銀行建立于1694年，而法蘭西銀行建立于1800年。(2)英國財政革命(利用政府信用發行國債)發生于1688—1740年，法國財政革命在1789年后發生。(3)銀行券18世紀在英國廣泛使用，而在法國是19世紀以后的事情。(4)銀行存款于1826年開始在英國普及，1850年后迅速普及，法國則在1875年后慢慢普及。(5)1855年英格蘭和威爾士有409家銀行、1185家銀行營業所，而1863年時法國3/4的地方沒有銀行，1881年只有115個可設銀行的地方。(6)倫敦票據交換所建立于1772年，而巴黎票據交換所建立于1872年。(7)15世紀末匯票在英國已成陳規，法國在1700年前很少使用匯票，18世紀才盛行。(8)1725年倫敦《每日郵報》上有14只證券報價，1740年有20只，而1815年巴黎證券交易所才有4只掛牌證券。(9)英格蘭的第一家保險公司創建于1680年，1720年得到迅速擴展，法國的火災和人壽保險在拿破侖戰爭(1804—1815年)后才開始持續進行。(6)在17世紀末財政革命后，英國為應付戰爭等的支出需要，大量發行國債，特別是在1815—1880年期間許多年份的發債額曾達到約8億英鎊，其規模遠遠超過其他國家，這是英國金融市場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以上這些表明，英國金融市場的發展，無論在產品創新上、產品品種的多樣性上，還是在金融市場的規模上，都處于當時的世界前列，超過其他國家，這就為英國成為世界金融中心、英鎊成為國際貨幣創造了金融市場和體制條件。美元的國際貨幣地位上升與美國金融市場的長足發展是分不開的。盡管美國的經濟規模在19世紀末已經超過英國居世界首位，但英國在此后相當長的時間內還是世界主要金融中心，在大蕭條發生的1929年，倫敦和紐約的金融中心地位不相上下，甚至在國際金融方面倫敦還有一定優勢。但經過大蕭條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國際金融市場的格局發生了重大調整，美國金融市場的深度和廣度都超過了其他國家。(1)國債。1950年，美國國債余額達到2574億美元，是英國的3，6倍，法國的21.8倍，德國的148倍，日本的167倍。同時，美國積累了大量的黃金和外?正儲備，1950年達到242.7億美元，是英國的7倍，法國的30.7倍，日本的40倍，德國的128倍。(2)股票。從國際證券發行額看，1955—1962年，紐約市場共發行41.71億美元，相當于倫敦的3.9倍，蘇黎世的4.7倍，布魯塞爾的10.6倍，表明紐約上升為首要的國際金融中心。(3)銀行。美洲銀行總資產在1953年達到70.22億美元，比英國最大的巴克萊銀行多近10億美元。到1960年，美洲銀行總資產達到112億美元，比巴克萊銀行多37億美元。無論在資產規模還是發展速度上，美國大銀行都超過了英國的大銀行。其他國家的銀行更無法和美國相比。從以上一些指標可以看出，到20世紀中葉，美國金融業和金融市場的發展已經全面超過了包括英國在內的其他國家，美元作為主導性國際貨幣擁有了雄厚的金融市場基礎。

　　三、信譽良好而堅挺的貨幣

　　一種貨幣要成為國際貨幣，應具備良好的品質。貨幣的品質可以從幾個方面來衡量：一是兌換性;二是穩定性。而穩定性又可以分為對內穩定和對外穩定。對內穩定是指通貨膨脹率不高，貨幣的國內購買力比較穩定;對外穩定是指貨幣對外比較堅挺，對其他貨幣的匯率相對穩定甚至升值。

　　(一)貨幣的可兌換性。長期而穩定的可兌換性是貨幣信譽的重要指標。在金本位時代，貨幣的可兌換性要看一種貨幣與黃金之間，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是否能夠始終按照規定的比例(黃金比價)保持穩定的可兌換性。在固定匯率時代，貨幣的可兌換性要看一種貨幣與另一種貨幣之間，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是否能夠按照規定的匯率保持穩定的可兌換性。要做到這一點，其實是相當困難的，需要龐大的國力和發達的金融市場作支撐。19世紀的大部分時間里，巴黎和倫敦在金融方面一直是競爭對手，巴黎在19世紀50年代也發展成為國際金融中心、國際清算中心。但由于1870年法蘭西銀行在普法戰爭期間中止了黃金的兌換權，巴黎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很快又喪失了。此后，“現金支付的……全部債務都甩給了英格蘭銀行”。從那以后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戰，英國支配了世界金融體系，這一體系為主要用英鎊支付的國際貿易提供資金，英國作為金融中心和英鎊作為國際貨幣的地位得到確立和加強。美元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國際金融動蕩和大蕭條期間，也曾經面臨貶值等方面的壓力和沖擊，但在20世紀60年代之前不曾發生真正的兌換危機。

　　(二)貨幣的對外穩定性。匯率的長期穩定和持續升值是貨幣堅挺和信譽良好的重要表現。歷史經驗表明，一個國際貨幣在其發育成長過程中，往往伴隨著該貨幣對其他貨幣匯率的持續升值。當然，匯率的短期波動可能是難以避免的，但關鍵是從長期的、歷史的角度看問題。從英鎊來說，在19世紀的金本位時代，各國貨幣與黃金的比價、進而各國貨幣之間的匯率本應是固定的。但實踐中由于一些國家黃金儲量不足、經濟危機和兌換困難等，也曾多次出現黃金比價和貨幣匯率的調整。從1780年到1913年和1920年這樣的時期內，英鎊對法郎、馬克的匯率是升值的。其中，英鎊與法郎的匯率由1780年的1:23.8，演變為1800—1913年的1:25.22和1920年的1:52.27。在這一時期，英鎊和法郎是國際上兩種特別重要的貨幣，而英鎊顯然更加堅挺和信譽卓著，這也是英鎊作為主導性國際貨幣的重要特征。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英鎊的國際貨幣地位逐步下降，美元的國際貨幣地位逐步上升。從一戰結束到二戰結束，甚至到20世紀六、七十年代，美元演變成為主要國際貨幣并達到如日中天的程度，這與美元匯率逐步升值的軌跡是一致的，不是巧合。從19世紀到20世紀30年代，美元與英鎊的匯率大約在1美元兌0.2—0.27英鎊，到1950年升至0.36英鎊，1972年后再升至0.4英鎊以上。美元對法郎的比價關系同樣如此，由1800—1913年期間的大約1美元兌5.18法郎，演變為1920年的14.3法郎，1930年的25.52法郎、1938年的34.79法郎，1950年的352.42法郎，美元的強勁勢頭更加明顯。在這些時期，國際上實行黃金本位和固定匯率制，理論上講匯率不會變化，但事實上卻在變化，原因是，對于走下坡路的國家和貨幣來講，最初確定的黃金比價和固定匯率關系在實踐中變得越來越難以承受，黃金比價和匯率關系的調整是客觀需要、在所難免。這種調整不是浮動匯率制下那種連續的調整，而是間斷的特定時點上的調整，或者說是客觀現實的發展超越原有黃金比價或匯率關系可承受臨界點的調整。在此調整的背后，存在著各國之間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實力此消彼長的變化，有許多鮮活的、可歌可泣的故事。

　　(三)貨幣的對內穩定性。如果一國通貨膨脹率過高，貨幣的對內購買力急劇下降或處于劇烈波動狀態，那么這種貨幣就缺乏成為國際貨幣的重要品質。可以說，貨幣對內購買力的長期相對穩定是成為國際貨幣的必要條件之一。在19世紀初期到20世紀初期的百余年中，根據通貨膨脹情況來測算，英鎊對內購買力的變化幅度與其他貨幣比起來相對較小。如以1914—1924年平均值與1815—1913年平均值相比，英鎊實際購買力下降約4l%，而法郎下降60%，馬克下降67%，瑞士法郎下降50%。表明這一時期英鎊的購買力實際上更加穩定，而這一時期也正是英鎊國際地位較高的時期。隨后，在一戰結束到二戰結束的一段時期內，美元的購買力穩定與英鎊等貨幣的購買力在波動中下降形成了對比，這時正是美元的國際貨幣地位形成和上升的時期。1914—1949年間，美元的實際購買力僅下降15%，而英鎊的購買力先上升、后下降，1938—1949年平均值與1925—1938年平均值相比，英鎊購買力下降22%，法郎購買力則更是直線下降，二戰結束時的購買力大體是一戰結束時的1/10。二戰結束后的很長時間內，美元購買力的穩定性繼續高于英鎊和法郎。而馬克、瑞士法郎和日元的購買力則相對而言更加穩定。1995—2004年平均值與1950—1964年平均值相比，英鎊的購買力下降14/15，法郎下降9/10，美元只下降6/7，而馬克、瑞士法郎、日元下降得更少，分別為3/4、3/4和4/5。貨幣購買力的這種變化態勢，與二戰后美元處于主導性國際貨幣地位，英鎊和法郎的國際地位下降，馬克、日元、瑞士法郎的國際地位上升，具有較高的一致性。

　　四、龐大的貿易盈余和對外投資

　　國際貨幣的基本職能是為國際經濟活動作交易媒介。一國貨幣要想成為國際貨幣，該國的對外經濟活動必須有足夠大的規模。對外貿易是最傳統的對外經濟活動，因此一國的進出口規模與該國貨幣是否能夠成為國際貨幣關系密切。但持續進口和不斷擴大貿易逆差對一個國家來說通常是難以持續的，而擴大出口和貿易順差對一個國家來說往往成為一種有效的發展模式，具有更大的可持續性。從歷史經驗看，出口和順差擴大，是一個國家經濟競爭力增強的重要標志。另一方面，隨著出口和貿易順差擴大，國家黃金和外匯儲備必然增加。但黃金和外匯儲備如果只是放在金庫中，就不能增值，就沒有意義。因此，在進口不能相應增加的情況下，一國黃金和外匯儲備的增加必然導致對外投資和貸款的增加。這就容易形成一個良性循環：擴大出口→擴大貿易順差→擴大對外投資和貸款=貿易或經常項目順差+資本和金融項目逆差=國際收支平衡。但這不是一個簡單的循環、簡單的平衡，在這一循環過程中，該國成為貿易順差國、資本輸出國和債權國。在這一循環過程中，該國對外經濟活動的規模將急劇擴大，國家主權貨幣則借勢逐步成為國際貨幣。英國在19世紀是最大的貿易大國、貿易順差大國。

　　在19世紀中期，英國已經成為“世界工廠”。并大力倡導自由貿易，采取了廢除谷物法、主動降低進口關稅等措施，這與英國在國際貿易中強大的競爭力是分不開的。1820年，英國㈩口總額約為11.25億美元(1990年美元)，而法國只有4.87億美元，意大利3.39億美元，美國2.51億美元。到1870年，英國出口額擴大到122.37億美元，占歐洲出口總額的40%，這時法國為35.12億美元，意大利為17.88億美元，美國為24.95億美元。即使到1913年，英國仍是世界第一，達到393.48億美元，而法國為112.92億美元，意大利46.21億美元，美國191.96億美元，這時德國也已經達到382億美元。特別是，英國在國際貿易中出現連續多年的貿易順差。1855—1924年英國制造品貿易順差從77.4億英鎊增加到344.4億英鎊，充分顯示了英國的強大競爭力和對國際貿易的主導地位，也為英鎊的國際地位奠定了堅實基礎。隨著進出口規模和貿易順差擴大，英國在19世紀也成為全球最大的對外投資國。從1825年到1913年，英國的對外投資額從5億美元增加到195億美元，遠遠超過歐洲其他國家和美國，在大約一個世紀的時間內一直是世界最大的對外投資國。英國在對外貿易和對外投資這兩種最基本的對外經濟活動中的強大地位，為英鎊作為國際貨幣的地位提供了極其有力的支撐。

　　從19世紀中后期起，美國的出口規模持續較快增加，且一直保持貿易順差約百年時間。到20世紀，國際貿易和對外投資的形勢和格局發生了新的巨大變化，美國逐步替代英國成為最大的國際貿易國和資本輸出國。1790—1868年期間，美國商品貿易處于逆差狀態，此后美國進入貿易順差時期，其中，186%—1878年平均每年商品貿易順差5270萬美元，1879—1888年達到1.324億美元，188%—1899年為2.408億美元，1900年6.4億美元，1901—1913年為5.702億美元。此后國際政治經濟環境跌宕起伏，先后經歷了一戰、大蕭條、二戰，期間美國的國際貿易地位繼續上升。在這一過程中，美國成為自由貿易的倡導者，貿易保護主義的反對者，與19世紀中期英國的態度和做法何其相似。1929年，美國出口421億美元，進口374億美元，順差47億美元。1946年出口690億美元，進口420億美元，順差270億美元。到1948年，美國的商品出口占世界總㈩口額的21.8%，而進口占世界的11.3%，美國貿易大國和順差大國的地位達到了極高的程度，為美元的國際貨幣地位奠定了強有力的基礎。

　　美國的資本輸出形勢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發生轉折。美國從誕生之日起就是凈債務國，在整個19世紀積累了大量的債務，這與當時美國經濟快速增長過程中巨大的資金需求有關，但到19世紀末期開始轉為資本出口。1898—1905年連續8年出現資本凈流出，有的年份凈流出量在3億美元左右。但是，與當時的對外資產與過去一個世紀積累起來的債務相比是不匹配的。戰爭轉換了這種地位。一戰期間，各交戰方紛紛到美國市場發債借款籌資，美國的海外負債從1914年夏季的50億美元下降到1919年末的20億美元，海外投資組合則超過70億美元。一戰結束后美國對外貸款仍保持在很高的水平，并在歐洲重建和戰后恢復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大蕭條時期美元貶值導致資本大量流入美國。隨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發揮了和一戰相似的作用，它不僅增強了美國作為資本輸出國的地位，而且曾強了美國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地位。1941年3月到1946年9月美國向同盟國資助了380億美元，相當于一戰時提供的3倍多。戰后通過馬歇爾計劃等，美國向歐洲提供了巨額的援助。1947—1955年，美國對西歐的軍事援助達115.34億美元，其他援助235.11億美元。同時，美國的私人對外投資也大量增加。1950年，美國海外投資的市場價值達到726億美元，大大超過外國在美國投資的價值208.51億美元。美國的對外投資在國際上遙遙領先，并成為世界最大的債權國。在對外援助和對外投資過程中，多數是直接用美元來進行的，美元作為國際貨幣的地位頃勢而升。

　　五、廣泛的文化政治影響

　　一國貨幣成為國際貨幣，除了直接的經濟金融因素外，其他一些非經濟非金融因素的影響也不容忽視，寧可說，國際貨幣的發育和成長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

　　從英鎊成為國際貨幣的影響因素看，可以再指出以下幾點：

　　(1)英國是工業革命的發源地和領導者。從18世紀60年代到19世紀三、四十年代，英國進行了一場對世界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產生重大影響的工業革命。英國是當時世界先進生產力的代表，在技術、經濟和社會等的發展趨勢方面，都占有先機。而法國、德國、美國等則在18世紀末、19世紀初才開始工業革命，許多方面都在“模仿”英國，跟在英國的后面。英國革命的巨大影響自然也使英鎊的國際地位受益。

　　(2)英國曾經擁有面積最大、人口最多的海外殖民地。殖民地是人類發展史上不光彩的一頁。從客觀影響來看，英國對廣大殖民地的長期統治，使得英國經濟社會的各方面影響潛移默化，擴散到殖民地國家，其中也包括英鎊的影響。從1826年到1913年，英國的殖民地面積從900萬平方公里擴大到3286萬平方公里，殖民地人口從1.9億增加到3.9億，一直是世界最大的宗主國。英鎊在這些殖民地國家對外經濟活動中具有重要的交易中介作用，可以看作是殖民統治的副產品或伴生產品。

　　(3)英國移民大量增加。在19世紀中后期，英國遷往美國、巴西、澳大利亞等國的移民迅速增加，如1870—1913年的40多年遷往美國的移民達到1500多萬，遷往巴西的達到220萬。這些移民多數分布在西方國家，他們對母國的貨幣和文化等自然存在一種特殊的紐帶和感情。因此，移民人數越多，分布范圍越廣，其母國貨幣的影響自然也越容易擴散、容易接受。

　　(4)英國曾是世界航運能力最大的國家。1780年，英國的航運能力就達到100萬噸，相當于全球的1/4;1820年，英國航運能力發展到243.6萬噸，相當于全球的41.6%。此后到1913年，英國的航運能力達到460萬噸，占全球的比重仍在27%。由于航運發達，航船遍及世界各地，其貨幣和文化等方面的影響也容易傳播到五洲四海。美元成為國際貨幣，也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美國的文化政治影響力。

　　根據以上因素分析，可以說國際貨幣的誕生及其地位，從根本上是由許多客觀條件決定的，只有當客觀條件具備時，國際貨幣或貨幣國際化才能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當然，主觀上的努力也是需要的，國際貨幣也必然是國家意志和經濟外交的結果。

　　六、堅定的國家意志和精明的經濟外交

　　在國際貨幣形成過程中，客觀條件與主觀因素的有機結合、有效配合很重要。理論上講有兩種情形：一是當客觀條件具備時，如果缺乏國家意志，不愿意推動本國貨幣成為國際貨幣，那么就可能錯失機會，或者拖延一國貨幣成為國際貨幣的時間。二是當客觀條件不具備時，主觀上硬性推動本國貨幣成為國際貨幣，這樣做的結果可能是“強扭的瓜不甜”，不是主觀努力無功而返，就是做成“夾生飯”，難以成長為影響廣泛的國際貨幣。最佳效果應當是，當客觀條件具備時，積極實施有效的策略，開展精明的經濟外交，使得本國貨幣成為國際貨幣的潛力不失時機、最大限度地發揮出來，在增強貨幣的國際地位過程中促進本國和世界經濟發展。從歷史上看，各國在維護和提高本國貨幣國際地位上的努力是不同的，成敗得失也各有不同。

　　(一)英鎊的國家意志和經濟外交。英鎊的國際地位是和金本位制聯系在一起的，甚至可以說，金本位制本質上是英鎊本位制，因為在國際貿易中主要采用英鎊，英格蘭銀行以自己為中心在世界范圍內控制和操作金本位制的運行。但與布雷頓森林會議建立美元為中心的國際貨幣體系相比，英鎊的國際地位并沒有一個正式的國際協議安排，寧可說，英鎊是靠自己的信譽和創新來贏得國際地位的。早在1717年，英鎊就按黃金固定了價格，并一直延續到1931年。一般認為，正式的金本位制始于19世紀20年代，由英國率先實行。此后，德國、荷蘭、瑞士、美國、俄羅斯等紛紛改為采用金本位。到1900年，金本位制在全球范圍內擴展。這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英國的領導和示范作用，但其中沒有國際規則或協議的約束。在維護金本位制的過程中，英國主要在初期和末期進行過經濟外交或國際關系上的努力：一是19世紀前期英格蘭銀行與歐洲大陸銀行在黃金緊急援助上的合作。1825年英格蘭銀行面臨擠兌危機，法蘭西銀行加以救助。1836年和1839年，法蘭西銀行和漢堡銀行貸款給英格蘭銀行，以應對金融危機。此后很長一段時間，金本位制在英國的運轉是比較平穩順暢的。二是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即1919—1939年，主要特征是英國等西方國家恢復金本位制的嘗試失敗。1918年1月，在一戰還未結束、結局不甚明朗的時候，英國政府就任命專門的委員會研究按照舊匯率恢復英鎊同黃金的可兌換性問題(這與二戰結束前美國、英國就專門研究制定戰后國際貨幣金融體系何其相似)。在1920年舉行的布魯塞爾國際金融會議、1922年舉行的熱那亞多國會議上，討論了國際金融體系和恢復金本位制問題，英國在會上都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會議都沒有產生實際的結果。在經過長時間的爭論后，英國于1925年5月恢復金本位制，在此前后，歐洲其他國家也先后恢復金本位制。但是，兩次大戰之間的金本位制沒能像以前那樣平穩順暢地運轉，而是跌跌撞撞，沒過幾年就瓦解了，其中英國在1931年9月放棄金本位制是一個重要的標志。從英國來說，被迫放棄金本位制的原因：一是當時各國經濟實力格局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英國的經濟實力已經難以支撐英鎊以往的地位。二是在恢復金本位制時英國沿用了戰前的黃金平價，這實際上高估了英鎊的價值，致使后來陷入被動。三是國際貨幣協調缺乏機制保障，極其困難和無效。但要承認，當時英國恢復金本位制和維護英鎊國際地位的國家意志是很明確的。正如丘吉爾(時任英國財政部長)在支持恢復英鎊的黃金平價時說：“我們不僅是世界的金融中心，我們也是一個廣闊的帝國的中心”，“如果英鎊不是每個人都知道和可以信賴的，每個國家每個人都理解并可以信任的本位，那么，不僅大英帝國的經濟，而且歐洲的經濟，可能都得運用美元而不是運用英鎊，我以為那將是一大不幸”。但這種結局不幸而言中。這也表明，與主觀愿望和主觀努力相比，貨幣的國際地位主要還是由經濟實力等客觀因素決定的。

　　(二)美元的國家意志和經濟外交。對于20世紀30年代世界經濟和國際貨幣“群龍無首”的混亂狀況，美國經濟史學家金德爾伯格認為當時是“美國無意而英國無力”充當世界經濟霸主，但實際上更準確概括的是“美國和英國都有意但都無力成為世界經濟霸主”。到了二戰期間和結束之后，美國則是“既有意也有力”來實現其國際經濟金融霸權了。戰后國際貨幣體系和美元國際地位的塑造可以說是國家意志和經濟外交相結合的經典范例。早在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爆發不久，美國財政部就著手設計一項“盟國間平準基金”計劃，“旨在戰爭期間用于援助潛在的以及實在的盟友并牽制敵人的貨幣計劃，提供一種戰后‘國際貨幣’”。1942年初，美國提出了戰后國際貨幣體系的“懷特計劃”(懷特是美國財政部特別助理)，而在1941年7月英國就提出了關于同一主題的“凱恩斯計劃”。兩個方案的目標不謀而合，都是要通過建立一個國際金融機構來管理和穩定戰后國際貨幣市場，確保國際間正常的經濟往來和貿易穩定。兩個計劃都有其合理之處，但也都體現了美英兩個不同的利益關系，經過艱苦復雜的經濟外交斗爭和合作，最終以英國不斷退縮、讓步、屈從而告結束。這表現在許多方面：首先，美國對凱恩斯計劃消極應付，不作為平等的方案加以正式討論，而以自己的懷特計劃作為雙邊和多邊會議討論的基礎。其次，英國希望與美國共同主宰戰后國際貨幣體系，堅持雙邊主義，但美國則在多邊主義的幌子下行獨霸之實。第三，國際貨幣基金運作的原則最終采納了美國提出的認繳份額原則，拋棄了凱恩斯計劃提出的透支原則(逆差國可以借款)和貿易逆差國(如英國)與貿易順美國(如美國)共同承擔國際收支平衡責任的思想。第四，英國期望戰后成立的國際貨幣基金和世界銀行的總部至少一個設在倫敦，但結果是兩個總部都在華盛頓。這種一邊倒的結果，客觀上在于當時美國的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已經強大到別的國家難以比擬的程度，而美國的經濟外交也很精明，達到了順勢而為、最大限度實現國家利益的效果。以上歷史經驗和思考，對于我們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可能會有所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