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允價值計量是財務工作中的一個重要原則，對許多經濟數據都有重要意義，公允價值計量在股市中也有廣泛應用，對股價也有著重要影響。

　　《預測》Forecasting(雙月刊)1982年創刊，是國內唯一一份以預測經濟、社會、科技發展，報道最新預測技術、方法及應用成果為主旨的學術期刊。自創刊以來，一直以其獨特的內容和學術風格深為廣大讀者所歡迎。讀者對象包括：從事管理學、經濟學的科研人員，高等學校管理學科和經濟學科的師生，企業管理人員，行業管理人員，政府工作人員。

　　公允價值在會計計量中有擴大運用的趨勢，文章在分析公允價值概念和特征的基礎上，探討了金融業采用公允價值計量資產和負債的順周期效應、股利分配、業績評價、高管薪酬、納稅申報及債務人自身信用下降導致的金融負債公允價值變動收益等經濟后果，以期為金融業更好地執行公允價值計量會計準則提供借鑒。

　　財政部2014年1月發布《企業會計準則第39號――公允價值計量》，自2014年7月1日起在所有執行企業會計準則的企業范圍內實施。公允價值計量是把“雙刃劍”：一方面，公允價值計量能夠大幅度提高會計信息的相關性，對資產、負債的計量結果可以較好地反映其真實價值，大大提高會計信息的決策有用性;另一方面，公允價值計量具有較為顯著的經濟后果，會產生經濟的順周期效應、股利分配、業績評價、稅費征管等問題。

　　一、公允價值計量的內涵和特征

　　依據公允價值計量會計準則，公允價值是指市場參與者在計量日發生的有序交易中，出售一項資產所能收到或轉移一項負債所需支付的價格。這與現行會計準則中定義的“公平交易中熟悉情況的交易雙方自愿進行資產交換或債務清償的金額”相比有很大改進，體現了市場客觀性和主觀判斷性的雙重屬性。

　　公允價值并不是由真實交易形成的金額，而是假設市場參與者在計量日出售資產或轉移負債時的金額，并且這種假設交易是在當前市場條件下的有序交易。市場參與者是相互獨立、熟悉交易情況、有能力并自愿進行資產或負債交易的買方和賣方。關聯方通常不能視為市場參與者。計量日的引入突出了公允價值的動態性，由于資產、負債價值的波動性，計量結果必須和特定時點聯系在一起。有序交易，是指在計量日前一段時期內相關資產或負債具有慣常市場活動的交易。清算等被迫交易不屬于有序交易。有序交易突出了市場導向，而非交易主體或交易自身導向。

　　公允價值計量是基于市場的一個計量屬性，價格主要是由市場決定的，通常與特定企業的特征沒有關系。有序交易通常是在相關資產或負債的主要市場中進行的。主要市場是相關資產或負債交易量最大和交易活躍程度最高的市場。不存在主要市場的，應假定該交易是在相關資產或負債的最有利市場中進行的。最有利市場是在考慮交易費用和運輸費用后，能以最高金額出售相關資產或以最低金額轉移相關負債的市場。市場參與者對價格未來走勢的預期是千差萬別的，賣方總想在最高價位賣出資產，買方總想在最低價位買入相關資產，當雙方的預期在某一價位重合時，便會導致成交，這一成交價格對于買賣雙方來說都是最有利的。通常情況下，企業正常進行資產出售或負債轉移的市場可視為主要市場(或最有利市場)。

　　以公允價值計量相關資產或負債，應考慮市場參與者在計量日對該資產或負債進行定價時考慮的特征，包括資產狀況及所在位置、對資產出售或者使用的限制等。企業應以主要市場的價格計量相關資產或負債的公允價值，不存在主要市場的，應以最有利市場的價格計量相關資產或負債的公允價值，并且企業不應因交易費用對該價格進行調整。交易費用是直接由交易引起的，公允價值計量是假設有交易發生，并不是要真正出售資產或轉移負債，因此，并不發生交易費用。

　　二、公允價值計量的順周期效應

　　公允價值計量具有順周期效應。金融穩定委員會(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簡稱FSB)將順周期效應定義為放大金融系統波動幅度并可能引發或加劇金融不穩定的一種相互強化機制。公允價值計量的順周期效應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當經濟繁榮時，證券等資產價格會上升，會計上確認公允價值變動收益，公司和金融機構的財務業績變好，進一步促進價格上升，可能造成資產價格高估。公司財務業績向好，銀行會跟進放貸，擴大投資，確認更多收益，從而推高銀行盈利及信用評級，掩蓋金融風險，如此循環，很容易形成經濟泡沫。二是當經濟蕭條時，證券等資產價格會下跌，會計上確認公允價值變動損失，公司和金融機構財務業績變差，進一步促進價格下跌，可能造成資產價格低估。公司財務業績變差，銀行會緊縮信貸，抽回投資，確認更多的投資損失和貸款減值準備，加速拉低金融業收益，從而降低金融機構資本充足率、信貸和投資能力等，如此循環，摧毀投資者信心，加速加劇金融危機和經濟蕭條的出現，使本已惡化的經濟狀況雪上加霜。

　　表1①列舉了部分金融類上市公司2008年各季度的公允價值變動損益及季末股價對比。從表1可見金融類上市公司在金融危機期間順周期效應非常顯著，從2008年第1季度末到第4季度末，短短9個月的時間，絕大多數金融機構的股價被“腰斬”;另一方面，各公司在2008年各季度都報告了大量的公允價值下跌損失。會計上報告公允價值下跌損失與股價下跌交互作用，互為因果，為金融危機的發生推波助瀾。

　　公允價值計量的這種順周期效應加劇了金融業資產、負債和收益計量的波動性，進而影響金融穩定，對經濟泡沫和金融危機有推波助瀾的作用。這需要引起投資者、金融監管者和金融機構經營者的警惕。

　　三、公允價值計量下的股利分配問題

　　在公允價值計量下，當資產價格上升或負債價格下跌時，會計上確認公允價值變動收益，但這種收益是賬面收益，與金融業通過存貸款等經營活動所創造的經營收益不同，這部分收益是浮動盈余，并沒有對應的現金流入量。將公允價值變動收益計入營業利潤，特別是當公允價值變動收益占營業利潤的比例較大時，會為金融業帶來股利分配方面的困擾。周暉等(2012)的研究發現公允價值損益變化給了管理層謀利的空間和工具，而股東并沒有從中顯著受益。劉慧鳳(2012)研究表明公允價值會計信息不具有股利決策相關性，公允價值變動損益與現金股利顯著不相關。

　　依據公司法規定，盡管企業沒有必須支付股利的法定義務，但如果企業有高收益而不分配股利，會面臨來自投資者和監管層的雙重壓力。如果分配股利，公允價值變動收益又沒有形成現金流入量，可能會造成高盈利卻無錢支付股利的尷尬局面。如果企業負債支付股利，可能會破壞企業的資本結構和財務安全性，影響其可持續發展能力。為此，中國證監會2008年3月明確規定以公允價值計量的資產和負債，其公允價值變動形成的收益，不得用于利潤分配。然而廣大投資者可能并不理解公允價值變動收益的這種屬性，可能會質疑企業高收益而不分配股利的政策。以東吳證券(股票代碼601555)為例，2012年度公司公允價值變動收益為1.514億元，占當年凈利潤2.881億元的 53%，實現每股收益0.14元，但每股凈現金流卻為-0.8331元，每股僅派現金股利0.05元②。

　　四、公允價值計量下的業績評價和高管薪酬問題

　　公允價值的廣泛應用，對財務報表數據會產生很大影響，進而影響到對金融業的績效評價。傳統的績效評價指標多與凈收益密切相關，除公允價值變動損益外，債務重組、非貨幣性資產交換、股份支付等會計準則中也廣泛使用公允價值計量，相關收益直接計入凈利潤。但這些收益往往并不是由企業經營活動形成的，不能代表經理層的努力程度和經營績效。另一方面，由于公允價值的波動性，使得在公允價值計量模式下，財務業績的波動性會加劇，依據財務報告來預測未來業績會變得困難。例如，招商銀行(股票代碼600036)2013年第1季度公允價值變動損益為4.71億元，但到了2013年第2季度，公允價值變動損益則變為 -4.29億元;中國銀行(股票代碼601988)2013年第2季度公允價值變動損益為-27.28億元，但到了2013年第3季度，公允價值變動損益則變為16.59億元③。

　　由于公允價值變動收益是賬面收益，沒有形成實際現金流，損益質量可能會打折扣，容易帶來損益操縱。以西南證券(股票代碼600369)為例，2012年度公司公允價值變動收益為5.43億元，占當年凈利潤3.42億元的159%，實現每股收益0.15元，但每股凈現金流卻為-0.1694元④。王俊秋(2013)研究發現公允價值計量誘發了管理層的私利動機和機會主義行為，管理層通過擇時處置可供出售金融資產以達到避免業績下滑的目的，業績下滑越嚴重，可供出售金融資產處置收益越高，管理層從可供出售金融資產處置收益中獲得了薪酬激勵。經營績效是決定經理層薪酬的一個重要因素。公允價值計量對業績影響的結果可能導致金融業在經濟繁榮時超分配，經濟衰退時沒有足夠的能力建立風險準備。如果公允價值變動損益占經營利潤的比重過高，由于公允價值變動損益與經理層的努力程度并無直接關聯，這樣金融業在基于經營利潤設計經理層薪酬時，可能會導致收益超前分配、過度支付及現金短缺等問題。徐經長等(2010)的研究發現公允價值變動收益對高管薪酬的影響顯著為正，并且激勵作用顯著大于其他盈余項目，而公允價值變動損失對高管薪酬卻無顯著影響，存在著對公允價值收益非理性激勵而對公允價值損失懲罰乏力的“重獎輕罰”的不對稱性，從而很有可能導致股東財富的流失。鄒海峰等(2010)研究發現盡管總經理、董事長的貨幣薪酬與公允價值變動損益間不存在顯著相關關系，但財務總監負責企業資金運作，其貨幣薪酬與公允價值變動收益間顯著正相關。在公允價值計量不斷擴大運用的今天，金融業應盡快建立基于資產負債表觀的業績評價模式，關注收益質量評價，重視對現金流量的分析，制定合理的經理層薪酬決定機制。

　　五、公允價值計量下的納稅申報問題

　　公允價值計量是賬面價值與計稅基礎產生差異的重要原因，例如，交易性金融資產、可供出售金融資產等，會計上使用公允價值計量，而稅法要求對資產持有期間的公允價值變動損益不予考慮，在實際處置資產時，允許按其歷史成本扣除處置期間的應納稅所得額。當公允價值發生變動時，賬面價值與計稅基礎之間便產生一種暫時性差異，只有在實際處置后，該差異才會轉回。再如，在公允價值估值中廣泛使用現值技術，資產、負債按其未來現金流量的凈現值計量。而現值計量在稅法中一般是不認可的，需要進行納稅調整。確定計稅基礎和計算應納稅所得額都需要以會計資料為基礎，會計和稅法在計量上的差異增加了納稅申報和稅務調整的工作量和技術難度，增加了企業稅法遵從成本和涉稅風險。特別是某些計量差異復雜難懂，納稅調整操作繁瑣，容易造成納稅人無意中違反稅法規定。

　　由于公允價值變動損益目前暫不征稅，當公允價值變動損益占利潤總額比例較大時，會使按會計準則核算的所得稅賬面稅率低于稅法規定的法定稅率，容易引起稅務部門的質疑。例如，西南證券(股票代碼600369)2012年度公允價值變動損益為5.43億元，占當年利潤總額的140.97%，當年所得稅的賬面稅率僅為11.10%，遠低于所得稅法定稅率25%⑤。關于對公允價值變動損益是否征稅或減稅的問題，引起理論界和實務界的廣泛討論。朱蓮美(2008)系統分析了對公允價值變動損益征稅和減稅的利弊效應、操作技術的可行性等，但作者并不贊同對公允價值變動損益進行征稅或減稅。

　　六、債務人自身信用下降導致的金融負債公允價值變動收益

　　金融負債的內在價值是本金和利息按市場報酬率的折現值。市場報酬率一般等于無風險報酬率加上風險報酬率，當債務人自身信用下降時，該負債的風險加大，風險報酬率提高，折現率應升高，折現的結果就會降低。如果該金融負債按公允價值計量，負債公允價值會下跌，債務人在會計上就會產生一筆收益，稱為負債公允價值變動收益。例如，花旗集團在2009年第1季度的財務報告中確認了25億美元因其自身信用情況惡化導致的負債公允價值下降所帶來的收益⑥。相反，摩根士丹利卻因經營環境改善導致自身信用等級提高而不得不在2009年第1季度確認了15億美元的公允價值變動損失⑦。公允價值計量金融負債產生的這類經濟后果，明顯偏離了正常的經濟常識和商業倫理，很多投資者對這種“因禍得福、罰良獎劣”的結果難以理解，無法接受。為解決這個難題，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IASB)修改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要求將債務人自身信用情況下降導致的負債公允價值下降所帶來的收益計入其他綜合收益，不得直接計入當期損益。

　　我國公允價值計量會計準則第35條要求企業以公允價值計量負債時應考慮不履約風險。不履約風險指債務人不履行義務的風險，包括但不限于企業自身信用風險。張金若(2010)的研究表明，我國上市公司財務報表沒有發現債務人信用狀況變動對負債公允價值計量的影響。

　　【參考文獻】

　　[1] Beatty A. and Weber J. Accounting Discretion in Fair Value Accounting Estimates： An Examination of SFAS 142 Goodwill Impairments [J].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2006，44(2)：257-287.

　　[2] 劉慧鳳.公允價值計量改革對公司利潤分配的影響[J].證券市場導報，2012(9)：22-26.

　　[3] 饒慧云.公允價值計量對上市公司股利分配的影響分析[J].中國證券期貨，2013(5)：71-72.

　　[4] 徐經長，曾雪云.公允價值計量與管理層薪酬契約[J].會計研究，2010(3)：12-19.

　　[5] 胥興軍.金融危機下公允價值會計的順周期效應及應對策略[J].經濟體制改革，2011(3)：141-143.

　　[6] 王俊秋.業績下滑、公允價值計量與高管薪酬激勵[J].上海經濟研究，2013(7)：115-127.

　　[7] 張金若. 金融負債公允價值計量的經濟后果和理論爭鳴[J].證券市場導報，2010(11)：43-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