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發展對居民收入分配有顯著影響，而不同區域的影響程度又不盡相同，本文從多角度不同視角研究金融發展對居民收入分配的影響。

　　《金融世界》Finance World(月刊)2010年創刊，發揮新華社全球財經資訊采編優勢，圍繞經濟金融全球化和中國金融發展中全局性、長遠性和戰略性問題，進行全面、客觀、專業地深度報道和權威分析，以期為國內外政界、金融界和工商界高端讀者提供有價值的決策資訊和最佳的閱讀體驗。雜志讀者包括中國各級金融監管部門領導、各類金融機構高管和大中型企業負責人。發展目標是成為與中國經濟金融發展相適應，具有全球影響力的一流財經雜志。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收入分配不均問題日益凸顯，收入差距在城鄉之間、地區之間、行業之間和群體之間呈較快速度擴大，我國的基尼系數在最近幾十年里不斷上升，并在1994年超過了國際上公認的警戒線0.4，2012年達到了0.474。

　　當前，我國面臨著收入分配差距較大的問題，必須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才能使發展成果公平惠及全體人民。在此背景下，本文建立了時間序列模型、區域面板模型和二次回歸模型，分別從宏觀、中觀和微觀視角對金融發展影響收入分配的機制進行研究。研究發現：金融發展對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影響存在區域差異性，即越是欠發達地區，金融規模的提高越會縮小城鄉收入差距，在經濟相對發達的地區，金融效率的提高對收入差距的縮減效應更明顯;金融發展與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存在茨涅茨倒“U”型關系。

　　一、引言

　　探討收入差距擴大的機理及解決措施，成為政府、學術界以及廣大人民群眾關注的焦點之一。一般認為，居民收入差距的擴大是經濟發展、體制變遷、財富累積效應、教育機會不均、社會保障不完善等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但金融發展對收入分配的影響容易被忽略。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金融發展為經濟增長提供動力和推力，也作用于居民的收入分配格局，二者存在著緊密的聯系，而且不同階段的金融發展水平對收入分配的影響存在較大差異。因此，從金融發展的角度研究收入分配問題，尋求改善收入分配狀況的金融政策，任務迫切且意義重大。

　　二、文獻綜述

　　20世紀90年代以前金融發展理論關注的焦點是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間的關系，后來發現金融發展除了對經濟增長產生作用外，對經濟結構特別是收入分配結構的變動也會產生一定作用。關于金融發展和收入分配關系的研究主要有三種觀點：(1)金融發展與收入分配呈倒U型關系。在GreenwoodandJovanovic(1990)的模型中，在經濟和金融發展的早期，由于收益率的差別，低收入者和高收入者間的收入差距擴大[1];在經濟增長的成熟期，金融中介充分發展，人們都能獲得同樣的較高投資收益，收入分配格局最終會穩定在平等水平。他們的模型在一定程度上得出了與庫茲涅茨假說相似的結論，即金融發展與收入不平等之間存在倒“U”型關系。在此之后，不少學者提出了與其相近的觀點[2-3]。(2)金融發展有助于縮小收入分配的不平等。金融自由化、金融市場的競爭和向更多的民眾開放，使低收入者也能通過融資進行人力資本投資，進入高收入的現代部門，從而有助于縮小收入差距[4]。(3)金融發展擴大了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在社會精英統治的國家，金融深化不是增強而是減弱了金融市場的競爭，增進了高收入者的福利，而犧牲了低收入者、中產階級的利益，從而使收入差距不斷擴大[5]。

　　現有研究對金融發展與收入分配之間的關系尚論述不一，且對金融發展如何影響收入分配的研究還比較零散。本文在上述研究的基礎上，構建了一個多維分析框架(見圖1)，從宏觀、中觀、微觀三個層面探討了金融發展影響收入分配的機制，進而綜合運用面板模型、VAR模型和二次方模型分別從宏觀、中觀和微觀角度研究金融發展與收入分配之間的數量關系，分析了金融發展對收入差距影響的地域性與階段性特點，并對國外金融發展調節收入分配的有益做法進行具體的比較分析，從已有的實踐中尋求金融發展改善收入差距的啟示[6-8]。

　　三、理論模型及假設

　　從長期來看，金融發展能夠在促進經濟增長的同時帶來收入差距的縮小。但是，在一國金融部門發展的初級階段，由于金融市場發育不完善，以及不同收入群體獲得金融支持的能力不同，金融發展可能會首先導致收入差距的擴大。我們可以從索羅模型和內生增長理論中理解這一理論結果(見圖2)。

　　假設城鎮與農村有著相同的產出函數y=f(k)，按照凱恩斯的消費理論或費里德曼的生命周期理論，由于農村的收入低，農村的儲蓄率s3必然要比城鎮的儲蓄率s1低，而農村的人口出生率n2要比城鎮的人口出生率n1高(見圖2、3)。如果不考慮技術進步，城鎮經濟體會穩定在e1點，而農村經濟體會穩定在e3點。顯然，城鎮的穩定產出水平y1要比農村的穩定產出水平y3大得多，這樣就造成了城鄉之間的貧富差距。

　　金融發展會帶來經濟的高增長，長期收入增長率是居民儲蓄率的基本決定因素。由此假設金融發展所帶來的高增長使得城鎮的儲蓄率上升到s2，而農村的儲蓄率上升到s4(見圖2、3)。增長后穩定產出水平在城鎮和農村分別為y2與y4，城鄉收入差距就會由原來的y3-y1縮小為現在的y4-y2，收入差距因為金融市場的發展而得到降低。

　　由以上的分析，在金融發展所帶來的高增長之前，城鎮的人均資本達到了k1，農村的資本僅有k3，若考慮人口增長與人均收入有一定的函數關系，并將產出函數分為兩個階段，如圖4所示。由于農村的資本低，無法超越b點，所以它即便能超過k1，最終也只能停留在a點，得不到快速增長;但城鎮的資本已經超過了k2，得以保持持續的高速增長，這就使得城鄉之間的差距持續擴大。但是，如果金融發展到一定程度，其所帶來的高增長能使農村的均衡資本水平也超過k2，那么城鄉收入差距就可以趨于穩定并逐漸減小。

　　基于上述理論分析，本文將金融發展對收入分配的影響路徑概括為：以經濟增長為中間變量，金融發展通過促進經濟增長從而能夠縮小收入差距，而金融發展促進經濟增長的途徑是不相同的。從宏觀層面看，金融發展通過減少貧困，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從而影響收入分配。從中觀層面看，金融發展通過資源配置功能作用于地區經濟增長，從而影響居民的收入分配。從微觀層面看，金融發展通過自身功能的完善，降低金融門檻，促進實業及人力資本投資的增多，進而影響收入分配。因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設：假設一：從宏觀影響路徑來看，金融發展通過資源配置的作用，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對居民收入分配產生了較為顯著的影響。

　　假設二：從中觀影響路徑來看，金融發展影響收入差距的效應存在地區差異性。

　　假設三：從微觀影響路徑來看，存在有利于窮人獲得金融服務和投資回報的“拐點”，即金融發展與收入差距存在庫茨涅茨倒“U”型關系。

　　本文將從實證的角度，對上述研究假設進行一一實證檢驗。首先，運用時間序列數據對金融發展與收入分配指標進行向量自回歸模型分析，檢驗金融發展對收入差距宏觀傳導路徑的實踐;其次，運用面板數據模型進行分析，分區域檢驗廣東省金融發展對收入差距影響的中觀傳導路徑的實踐，考察不同地區之間的影響程度差異;最后，運用二次回歸模型對金融發展規模與收入差距之間的倒“U”型關系進行檢驗，從微觀層面檢驗金融發展對收入分配傳導路徑的實踐。

　　四、實證分析

　　(一)宏觀路徑檢驗：基于時間序列數據的VAR模型分析

　　1.指標選取和平穩性檢驗

　　為了考察金融發展與收入分配的關系，本文使用廣東省1983—2011年的數據進行檢驗，所有指標的數據均來源于廣東省統計年鑒。選取的指標包括：收入差距指標(INE)=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農村人均純收入*100，金融相關率(FIR)=(存款+貸款)/(2*GDP)，金融發展效率(FE)=固定資產投資總額/儲蓄存款，金融發展結構(FSR)=農業貸款/工商業貸款，人均實際GDP指標(LRGDP)，為了克服異方差，本文采用RGDP的自然對數形式。

　　使用單根檢驗方法對INE、FIR、FE、FSR和LRGDP五個指標進行平穩性檢驗，五個指標都是二階差分平穩序列。通過Johansen協整檢驗證明在5%的顯著水平上，上述五個變量之間存在協整關系，故可構建VAR模型。

　　2.VAR模型及結果分析

　　其中，INEt、FIRt、FEt、FSRt、LRGDPt分別表示城鄉收入差距、金融相關率、金融發展效率、金融發展結構、人均實際GDP取對數指標。根據AIC和SC準則確定VAR模型的滯后期為3期。

　　①格蘭杰因果檢驗。對INE和FIR、FE、FSR、LRGDP進行格蘭杰因果檢驗(見表1)。表1的檢驗結果顯示，金融相關率指標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上成為城鄉收入差距的格蘭杰原因;金融效率指標與城鄉收入差距指標在5%的顯著性水平上互為格蘭杰因果關系;金融發展結構指標對城鄉收入差距指標則存在格蘭杰非因果關系;人均實際GDP指標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上成為城鄉收入差距的格蘭杰原因，城鄉收入差距指標在5%的顯著性水平上成為人均實際GDP指標的格蘭杰原因。

　　②VAR模型的估計結果。通過建立INE、FIR、FE、FSR、LRGDP的VAR模型，得到以下方程式：

　　從總體上看，五個方程估計的R2都較高，F檢驗全部通過，表明模型的整體檢驗效果較好。

　　(2)VAR模型分析

　　①脈沖響應函數。建立INE、FIR、FE、FSR、LRGDP的脈沖響應函數(見圖5)。從圖5可知，金融相關率、金融發展效率、金融發展結構和人均實際GDP指標對城鄉收入差距影響的滯后期均為1期。當在本期給金融相關率一個新息沖擊后，在第1期不會對城鄉收入產生沖擊，在第2期開始產生較低的負向沖擊，隨后這種負向沖擊逐期下降，到第7期開始轉為較低的正向沖擊;當在本期給金融發展效率指標一個新息沖擊后，在第2期開始產生一個非常低的正向沖擊，隨后這種沖擊下降，并在第4期后開始產生負向沖擊;金融發展結構指標和人均實際GDP指標對城鄉收入差距的沖擊效應變化與金融發展效率指標基本一致，人均實際GDP指標變動對城鄉收入差距的負向沖擊更大，且在第10期后仍保持較高的負向沖擊水平。

　　②方差分解。對INE、FIR、FE、FSR、LRGDP進行方差分解，在初始階段，城鄉收入差距變動的獨立性較強，受其自身慣性影響較為顯著，在前兩個時期中，城鄉收入自身的變化對其的解釋分別達到100%和65%;但自身對其的解釋能力逐期下降較快，至第10期，城鄉收入自身的變化對其的貢獻僅為18%。其他四個指標變化對城鄉收入差距的貢獻的滯后期均為1，其中金融相關率指標和城鄉收入差距指標對城鄉收入差距變動的解釋能力較強，至第10期后分別達到43%和25%;金融發展效率指標和金融發展結構指標變化對城鄉收入差距的解釋能力較弱，至第10期后才僅為7%和6.8%。

　　由上述實證檢驗結果可知，在一定時期金融可以通過金融規模的擴張、金融效率的提高以及金融結構的優化達到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的效果，而金融發展規模擴大對居民收入差距的影響更為敏感。在所選的4個自變量中，金融相關率指標的變動對城鄉收入差距變化的解釋能力最大，達到40%以上。但相對而言，經濟發展程度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更為顯著，人均實際GDP與城鄉收入差距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滯后期為一年，VAR模型結果顯示，滯后一期的人均實際GDP增長1個單位，會帶來城鄉收入差距1.806個單位的擴大，這種擴大效應遠高于各金融發展指標對城鄉收入差距的縮小效應。(二)中觀路徑檢驗：基于區域面板數據的模型分析

　　為檢驗金融發展對收入不平等影響的區域性特點，本部分根據經濟發達程度將廣東省20個城市(深圳除外)劃分為四個不同的區域，進行面板模型檢驗。各區域按經濟發展水平的高低，依次為經濟發達地區(珠三角地區，包括：廣州、珠海、佛山、江門、東莞、中山、惠州、肇慶);經濟較發達地區(東翼地區，包括：汕頭、汕尾、潮州、揭陽);經濟欠發達地區(西翼地區，包括：湛江、茂名、陽江);經濟不發達地區(山區，包括：韶關、河源、清遠、梅州、云浮)。四個區域分別用字母ZSJ、EA、WE、NO表示。

　　1.指標選擇和平穩性檢驗

　　考慮到區域數據的可獲得性，面板模型不檢驗金融發展結構的影響，即僅包括金融相關率、金融效率和人均實際GDP三個自變量，時間區間為樣本區間為2000—2011年。

　　通過使用ADF方法對INE、FIR、FE、LRGDP進行平穩性檢驗，證明城鄉收入差距、人均實際GDP、金融相關率和金融效率的面板數據都是一階差分平穩序列。并對INE、FIR、FE、LRGDP進行Johansen面板協整檢驗，結果顯示全省四個片區的城鄉收入差距、人均實際GDP、金融相關率和金融效率的面板數據之間至少存在兩個協整變量，協整關系存在，故可建立回歸模型。

　　2.回歸模型建立與結果

　　(1)確定影響形式。對INE、FIR、FE、LRGDP的面板數據進行Hausman檢驗，結果顯示，區域面板模型的HausmanTes統計量為11.714，p值是0.008，拒絕原假設：應建立隨機效應模型，故可以將區域面板數據模型設定為固定效應模型。

　　(2)確定模型形式。對INE、FIR、FE、LRGDP的進行確定模型方式的F檢驗，結果如表2所示，由于F2>2.84，所以拒絕H2;又由于F1>3.07，所以也拒絕H1。因此，應采用變系數的形式。

　　(3)回歸結果。為消除異方差與序列相關性問題的影響，區域面板數據采用不相關回歸方法(SUR)來估計方程，可以得到估計方程：

　　方程估計結果顯示，廣東省四個片區中，金融發展規模的擴大有助于縮減城鄉收入差距，這種縮減效應在欠發達地區(如廣東的西翼和山區)表現得更明顯，即越是欠發達地區，金融規模的擴大對縮小收入差距的效應越明顯。金融發展效率方面，在經濟相對發達地區(如廣東的珠三角和東翼)，金融效率的提高有助于縮小收入差距，而在欠發達地區金融效率的提高對收入差距的縮減效應并不明顯。可能的原因是在欠發達地區，由于資金的“逐利性”，金融發展效率的提高反而會加速資金向城市和非農化轉移，從而會擴大地區之間的收入差距。因此，金融發展在促進收入差距縮小的過程中，存在著明顯的地域差異。

　　(三)微觀路徑檢驗：基于二次方的回歸模型分析

　　1.指標選擇和平穩性檢驗

　　本文使用城鄉收入差距指標、金融發展規模指標和人均實際GDP指標納入回歸方程，收入差距指標(INE)和人均實際GDP(LRGDP)仍使用上面模型的城鄉收入差距指標，金融規模指標(LNFS)用金融總資產反映，考慮到統計數據的可獲得性，使用存貸款規模代替，為消除異方差，對該指標取對數處理。

　　通過單根檢驗方法對INE、LNFS和LRGDP三個指標進行平穩性檢驗，結果證明上述三個指標都是一階差分平穩序列，并通過Johansen協整檢驗表明在5%的顯著性水平上，五個變量之間存在協整關系，故可構建回歸模型。

　　(一)結論

　　本文運用計量方法，分別從宏觀、中觀和微觀三個層面對金融發展影響收入差距的廣東實踐進行了檢驗，根據實證分析結果，可以得到如下結論：一是金融發展會對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產生顯著的影響，金融發展規模擴大對居民收入差距的影響比較敏感。這與假設一的預期方向一致。二是金融發展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在不同區域存在明顯差異。越是欠發達地區，金融規模的擴大越有助于收入差距的縮小;而在經濟相對發達的地區，金融效率的提高對收入差距的縮減效應更明顯。這與假設二的預期方向一致。三是金融發展與城鄉收入差距存在庫茨涅茨倒“U”型關系。就廣東的情況來看，在金融發展的初期，金融發展會帶來城鄉收入差距的擴大，而當金融發展到了一定的階段，金融繼續發展可以帶來城鄉收入差距的縮小。這與假設三的預期方向一致。

　　(二)政策建議

　　1.推進縣域金融機構改革，促進農村金融體系整體功能的提升。一是積極培育新型農村金融機構，包括小額貸款公司、村鎮銀行、農村資金互助社等。支持各類資本參股、收購和重組新型農村金融機構，引導、帶動更多信貸資金、社會資金投向農村。創造條件讓符合條件的小額貸款公司改制成村鎮銀行，提升金融服務于縣域農村經濟的能力和水平。二是大力引導各類金融機構增加農村服務網點，增強農村金融市場的行業競爭程度。穩定地增加商業銀行縣級區域業務和機構，提高農村地區新吸收存款用于當地發放貸款的比例。

　　2.提升民生金融服務水平，改善社會貧富差距。一是完善扶貧開發金融服務。積極開展互助式的金融扶貧項目，強化貧困地區群眾的互助合作精神。綜合運用再貸款、貼息貸款、稅收減免等多種手段，引導和支持各類金融機構參與扶貧。二是大力推廣小額擔保貸款。發揮財政資金、擔保資金對信貸資源的杠桿撬動作用，引導金融機構發展小額擔保貸款，支持貧困群體就業、創業、就學等，增強貧困群體的內生發展動力。

　　3.加快城鄉金融統籌步伐，促進城鄉協調發展。一是完善農村金融基礎設施建設。鼓勵銀行加大對電子化設備在農村的布點，通過自助存取款機、電話轉賬、電子銀行等電子化工具強化農村地區與周邊城市的互聯互通，在一些邊遠金融空白地區，大力拓展助農取款服務，降低農村居民使用金融服務的成本。二是積極培育以城鎮為中心的金融增長點。大力開辦購建房、購買農機具、大宗耐用消費品等消費性貸款。積極支持城鎮成長型企業、產業轉移企業和個體工商戶的發展。三是以農業產業化為突破口強化金融支農效能。加大對農業龍頭企業、農民專業合作社等產業化組織的金融支持。

　　4.優化區域金融發展結構，促進欠發達地區加快發展。一是深化區域金融合作，推動區域間的金融協調發展。在欠發達地區分別建立區域金融服務中心，加強與省會區域金融中心的合作。發揮各區域比較優勢，努力實現錯位發展。二是完善金融風險分擔補償機制，引導金融資源流向欠發達地區。綜合運用包括財政、稅收、貨幣政策在內的各種政策手段，重點解決支農金融機構的風險和收益之間的矛盾;建立健全農業保險體系、農業擔保體系和農業風險補償體系，逐步健全農村保障體系，降低農業貸款風險。

　　5.加強金融法制建設，優化金融生態環境。一要加快農村產權制度改革，推動農村資產資本化。完善農村土地金融法律法規，從法律上保障農民在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中獲得收益的權利。二是引導和規范民間資本合理流動，優化民間資本配置。鼓勵和引導民間資本進入金融服務領域。將民間借貸納入國家金融的監管體系，為其提供一個合法的活動平臺。三是加強農村、社區信用體系建設，增強貧困群體以誠信促發展的能力。將農村、社區信用體系建設與推廣小額信貸相結合，將個人信用與生產經營、收入增加、實現脫貧致富等內容相結合，促使貧困群體依靠誠信努力脫貧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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