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區塊鏈等新興數字技術的發展，數字技術在金融服務業的應用對金融服務貿易產生了深遠影響。其通過減少貿易成本、改進提升金融服務貿易的經營效率、規避貿易風險等有效機理，為培育中國金融服務貿易新競爭優勢帶來了契機，以此推動其高質量發展。

　　一、文獻綜述

　　在數字技術與對外貿易方面，李海曉(2020)從貿易總體的角度出發，認為數字技術等新興技術的應用，能夠推動國際貿易數字化，促使其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張鵬飛、湯蘊懿(2020)認為數字技術推動的數字化服務在貿易領域的廣泛滲透和應用，對全球經貿格局產生了深刻影響;在考慮數字技術對金融的影響的文獻方面，陳志堅(2020)認為金融要抓住數字化轉型的機遇。郝毅(2019)提到通過加深金融數字技術和金融領域的結合，會給金融商業實踐、行業發展等帶來煥新力量，使其邁向新臺階。何宏慶(2019)認為隨著數字技術與金融業的應用結合越來越緊密，它會對整體的經濟發展有重要的驅動作用。從對數字技術的文獻研究中可以看出，較少有文獻研究數字技術對金融服務貿易的影響。而隨著其開放程度不斷加深，近年來大部分學者主要側重于對國際競爭力的探討。肖德、李坤(2016)研究發現中國的金融服務貿易發展水平較低，通過將互聯網和金融結合能有效提升中國金融服務貿易競爭力。王彤、姚秉琪(2018)通過進行實證檢驗發現FDI、貿易開放度等因素能顯著促進金融服務貿易出口。綜上，近年來國內對金融服務貿易的研究主要采用和競爭力有關的模型，且較少有將數字技術與金融服務貿易的影響相結合進行分析的文獻，已研究的少數文獻也大多為對策研究，實證分析較少，并且也沒有從薩格瑞模型角度出發進行研究的文獻�；�于此，本文在數字技術蓬勃發展的背景下，借鑒薩格瑞模型的基礎上進行實證分析，研究其對中國金融服務貿易出口的影響，對促進該領域出口有重要作用，同時彌補了當前該方面文獻資料研究的不足。

　　二、中國金融服務貿易的發展現狀

　　中國金融市場逐步開放的步伐其實就反映在中國經濟和金融體系改革開放的這一系列過程中。按行業分類，其開放順序是按銀行、保險和證券的順序逐漸向公眾開放。按地區分類，其開放順序基本上是按經濟特區、沿海開放城市和內陸城市的順序進行開放的。2001年，中國成功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加快了在金融服務貿易領域開放的步伐。具體來說，中國承諾其銀行金融服務不再對外匯業務施加區域性限制，允許外國金融機構直接向中國公司提供外匯金融服務，并逐步分階段取消對人民幣服務的區域性限制等，同時逐步開放相應的保險市場和股票市場。2014年底，《中華人民共和國外資銀行管理條例》出臺規定逐步放寬對外資銀行機構申請人民幣業務管理的限制。截至2019年7月末，中國銀行業金融機構本外幣資產總額達到272.8萬億元，同比增長7.3%。2002年中國保險業規模僅為6320億元，而到2017年達到169377億元，其中2015年到2017年間保險資產規模達到年均19%的速度增長，整體來看，中國保險業的資產規模在2002年到2017年的16年間增長了26.8倍。截至2019年4月，中外合資證券公司和中外合資基金管理公司在中國設立分支機構的數量分別達到13家和48家，截至2018年底，在上海、深圳上市的公司有3584家。

　　1.中國金融服務貿易總額

　　2018年全球金融服務貿易總額達到58450.65億美元，其中美國和英國的總額遠高于其他國家，居世界第一。次級抵押貸款危機的影響曾導致此期間美國金融服務貿易下降，但并未影響美國在該服務貿易領域的領先地位，而英國緊隨美國其后。英美兩國貿易總額占比全球超過50%，分別占全球的31.75%和21.38%，屬于名副其實的金融服務貿易強國。接下來是法國、日本、意大利等發達國家，其雖然總額不如英美大，但也基本包攬了世界份額中除英美外的絕大部分。然而，中國在世界的占比很小，與新加坡等亞洲國家相比都存在相當大的差距，占比全球只有3.53%。在2018年，從全球金融服務貿易出口的份額來看，發達經濟體和新興經濟體的國家的金融服務貿易出口總額占世界的一半以上。中國在全球金融服務出口中所占的份額卻只有0.71%，僅占美國的3%。綜上所述，從金融服務貿易規模來看，無論是金融服務貿易進出口總額還是出口總額，中國都遠落后于其他發達國家。但是自從中國加入WTO以后，隨著金融服務業的逐漸開放和中國經濟實力的增強，金融服務業得到了空前的發展。與此同時，對外貨物貿易發展也刺激了對金融服務貿易的需求，如下圖所示，中國金融服務貿易規�；�本保持增長態勢。自2011年以來，隨著全球經濟的復蘇，中國政府采取措施擴大金融業的開放能力和服務水平，并且隨著GDP的穩定快速增長，中國金融服務貿易的進出口也實現了快速增長。2001年中國金融服務貿易額為31.13億美元，之后呈上升趨勢。由于2008年的金融危機，2009年總額出現下滑。這之后總額又開始持續增長，并于2014年上升至最大值365億美元。2015年全球經濟低迷，大幅下滑跌至119億美元。2016年以后呈小幅波動態勢，2018年總額數值達到168.02億美元，和2001年相比增長了5.7倍;分別從進出口來看，中國的金融服務貿易進口從2000年到2014年，增幅達到十倍，由2000年的26億美元增至2014年的274億美元;2015年進口額減幅相對較大，減少了將近160億美元，這其中包含著世界市場整體衰退的因素。從2016年到2017年間，進口額增速放緩;在出口方面，額度一直較小，年均出口額為32.5億美元，但其一直在緩慢上升，伴隨有小幅的波動，直到2007年才有顯著的上升趨勢，較2006年增幅達到62%。之后隨著金融市場不斷開放，出口額上升幅度加快，2014年達到峰值91億美元，2015年出口額減少后又保持著小規模的增長勢頭，但整體上呈現出穩定增長的趨勢。

　　2.中國金融服務貿易結構

　　從分類別的金融服務貿易結構來看，中國金融服務貿易以保險服務為主，占總貿易額的份額較大。2001年，保險的進出口額為29.38億美元，至2018年上升至168.02億美元，增長了5.7倍，并且保險業的進口額遠遠超過出口額，這說明中國保險市場的內部需求對外國市場的依賴嚴重。相比保險業，銀行業和證券業的貿易額增速較快，但規模較小，從2001年的1.76億美元到2018年增長到56.03億美元，增長了31.8倍，差距正慢慢縮小，但總體規模仍然較小。綜上，分類別來看中國的金融服務貿易，其內部結構仍然不均衡。從金融服務貿易進出口差額方面來看，中國一直處于逆差狀態。2001年逆差額為24.62億美元，出口額和進口額分別為3.26和27.88億美元。2013年逆差額達到頂峰186.03億美元，之后呈一定的好轉趨勢。由此可以看出我國的金融服務貿易出口乏力，本國國內需求的滿足依賴大量的國外進口，從供給量來看是遠遠小于需求量的。2015年進出口差額明顯縮小，此后兩年，進出口差額有所擴大，但差幅較為穩定。到2018年進出口差額為55.95億美元，出口額和進口額分別為84.05和140億美元，相比2001年分別增長了25.8倍和5倍，說明近些年中國出口增速大于進口增速，進出口貿易結構在不斷改善。雖然逆差狀況正在好轉，但是存在的進出口貿易結構明顯失衡的問題仍然無法回避。有一點需要注意的是，除保險外的金融服務貿易的出口額自2016年以來迅速增加，由貿易逆差轉為貿易順差，而保險服務貿易逆差始終較大，其在2017年略有下降，2018年又有回升，導致總體逆差狀況依然顯著，本質上其不平衡問題仍然突出。

　　三、數字技術對金融服務貿易出口影響的理論機制

　　中國的金融服務貿易自入世以來，整體規模持續擴大，但供給出口不足，仍然存在國際競爭力低下的問題。說明中國的金融服務貿易相比發達國家來說缺乏比較優勢，而在數字技術蓬勃發展的今天，其對金融服務業的沖擊是進行時也是將來時，中國應當緊跟數字技術的發展潮流，爭取領先機會培育金融服務貿易領域能和發達國家相競爭的新比較優勢。數字技術概念在世界范圍內尚未有統一的標準，可能的原因是達成標準的定義需要時間，但數字技術發展迅速，二者在時間上存在不一致性。根據當前學者對數字技術的研究可知，數字技術是以比特表示信息，包含在信息通信技術中或者以信息通信技術為載體的技術。本文參考中國信通院對數字技術的定義，其基礎技術包括互聯網信息技術、云計算、大數據處理技術、區塊鏈技術等。從全球來看，美國在20世紀60年代首次將信息技術應用在金融服務業領域，開始謀求記賬的電子化。隨著新興數字技術的出現，全球金融服務數字化飛速進步。中國金融服務業對于數字技術的應用相比全球而言實屬后起之秀，起源于1988年，以工商銀行上海分行引入第一臺ATM機為標志，相比國際上晚了近30年。但2012年，中國第一個推出了“互聯網金融”一詞，從此中國步入金融服務數字化加速階段。中國金融服務業對數字技術的應用已經逐步實現從“中國模仿”到“模仿中國”的跨越式發展，甚至開始逐漸超越以英美為代表的領先國家。中國正逐漸以數字技術的應用，形成自己在金融服務貿易的后發優勢。由薩格瑞模型可知，技術差異和金融服務貿易有顯著的正相關關系。由上文分析可知，數字技術對金融服務貿易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支持作用，為其提供了新的生產方式，利用數字技術實現了數據化、信息化及自動化。本文認為數字技術主要通過三種機制促進金融服務貿易的出口，分別是成本降低機制、促進產品差異化機制以及風險分散機制。

　　1.成本降低機制

　　數字技術有利于金融服務成本的降低，最直接地增大了該領域的競爭優勢。數字技術主要能通過改進金融服務效率、減少中介費用以及推動金融市場開放促進規模經濟的形成三個方面降低成本。隨著成本的降低，價格有了一定的下降空間，企業自身的經營成本降低，增加了更多的資金流動。同時企業具備一定的競爭優勢后，也會更容易謀求使業務由進口向出口的轉變，從而增加了整體的出口。首先，數字技術通過對金融服務業務流程在速度、規模和自動化三個方面的替代和優化處理，使金融服務貿易的業務流程更加規范。這種替代和優化避免了業務流程中的摩擦，提高了時效，從而減少了金融服務貿易業務流程上的行政成本，提高了金融服務效率，降低了成本。其次，數字技術通過降低中介費用減少了其交易成本，中介費用對金融服務貿易意義重大。以往的金融中介的單位成本在2%左右，而區塊鏈技術的應用可以實現在分布式賬本直接進行交易的方式，即省略了中介。這項技術的應用不再強調中心概念，且建立起的信用機制可以被更高程度的信賴，而以商業銀行為主的中間環節可能變得徹底扁平，從而加強了服務流程的安全性和敏捷度，降低了貿易過程中的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與金融產品自身的更新換代可能會形成短期內的比較優勢相比，區塊鏈等數字技術加以應用促進的革新給金融產業帶來的競爭優勢可能是更加長遠且持續的。最后，數字技術對經濟社會的滲透，比如大數據的應用帶來的技術擴散將進一步提升金融服務貿易自由化水平�？缇持Ц赌Ｊ较掳l生的貿易由于大數據等技術的應用而可以實現，接著金融機構之間的差異性將可能會慢慢消失，進一步地形成大金融格局，然而這需要金融服務貿易規則不斷地改變更新以適應大金融格局的形成。由于為了促進更多價值量的貿易發生，每個國家都需要對相應規則做出承諾和保證，比如對轉移自身內部金融信息和數據的規則。隨著自由化水平的不斷提升，國外先進的大型跨國金融機構的進入將帶來大量的技術溢出，同時促進中國金融機構之間規模經濟的形成，大幅削減了成本。

　　2.促進產品差異化機制

　　數字技術與金融服務業相結合有利于推動金融市場由壟斷向競爭轉變，提升了金融市場的競爭程度以及金融市場產品的差異化水平。例如，可以通過人工智能技術在大數據綜合分析的基礎上為客戶提供一對一的定制化金融服務，使金融服務貿易產品差異化程度增大。從短期來看，雖然金融產品差異化會促使企業傾向于增加成本加成，但是從長期來看，金融市場的結構會由于差異化水平的提高而發生轉變，使提供金融服務的相關企業往更加細分、更加專業的路徑演進。金融市場的競爭程度得到提高。并且在該市場特性轉換過程中，金融產品的可貿易性能夠得到增加，從而促進金融服務的出口。

　　3.風險分散機制

　　金融機構跨境提供金融服務時，因為國外的市場營商環境對國內的企業來說非常陌生，因此其在進入國外市場時會承擔比國內更多的金融風險，比如面臨著可能無法預估的資金、財產、信譽損失等風險。此時，如果金融機構能比競爭對手更有效地降低風險，甚至提前辨識風險，便能獲得更大的競爭優勢，也會有更多的企業選擇出口。而大數據、區塊鏈等新興數字技術的應用正是為金融機構降低傳統金融風險帶來了可能，使提供金融服務的企業愿意將業務更多的轉向出口，從而擴大了中國金融服務貿易的出口。

　　四、數字技術對金融服務貿易出口影響的實證分析

　　1.計量模型的建立

　　為了探究數字技術對中國金融服務貿易出口的影響，本文采用“OLS+穩健標準誤”分析方法對2002年-2018年的樣本數據進行實證檢驗，為了消除異方差，同時得到系數彈性，將各變量取對數，在薩格瑞模型的基礎上，建立引入數字技術差異的模型如下：(1)其中，EX代表金融服務貿易出口額，Q代表數字技術水平，HC表示人力資本受教育水平，INV代表金融服務業固定資產投資額，OP表示金融服務貿易開放度。據薩格瑞模型，影響金融服務貿易的因素主要有技術、人力資本、資本、貿易余額，但經過文獻研究，發現貿易余額不具有顯著性影響，故剔除。同時結合金融服務貿易的性質，本文又選取了可能影響金融服務貿易的幾個變量作為控制變量。本文的核心解釋變量為數字技術，但當前直接衡量數字技術應用程度和發展程度的指標和方法幾乎沒有。但是有一些方法可以間接衡量，比如通過描繪數字化程度和區域數字經濟發展狀況程度以及刻畫數字鴻溝等方法。然而本文考慮到其在金融服務貿易中的結合與應用是綜合的，其從早期的互聯網技術到現在的新興數字技術如大數據、人工智能、區塊鏈等技術的應用，涵蓋范圍廣，且主要是應用其已成熟的技術，即已進入市場的規模。因此，本文借鑒李易懋(2020)主要采取的數字技術市場規模來測度數字技術發展指標。數據來源于中國信通院。此外，本文參照薩格瑞模型，結合金融服務貿易的具體行業性質，還選擇了人力資本、資本、金融服務業外商投資額、金融服務貿易開放度作為控制變量。其中人力資本以金融服務業就業人員的受教育水平衡量，其數據來源于《中國勞動統計年鑒》;資本以融業固定資產投資額為指標衡量;金融服務業外商投資額金融服務貿易開放度以金融服務貿易總額/GDP測算;其數據來源于《國家統計年鑒》。

　　2.回歸結果分析

　　在對所選數據進行并通過了單位根檢驗和協整檢驗后，得到模型的回歸結果如下表。數字技術與被解釋變量中國金融服務貿易出口額正相關，其相關系數在5%水平下顯著，其值為1.018，說明新興數字技術的發展能顯著擴大中國金融服務貿易的出口。具體由上文分析可知其可以通過降低金融服務貿易成本、分散貿易風險、提升金融貿易產品差異化程度促進中國金融服務貿易出口，說明對數字技術的應用是促進中國金融服務貿易發展的重要動能，發展數字技術與金融服務的融合，進一步延伸其在金融領域的應用將有利于形成中國金融服務貿易的后發優勢。借力前沿數字技術，可以使中國金融服務貿易邁向一個新臺階，趕追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與不足;人力水平的相關系數為0.569，在5%水平下顯著。由于金融服務屬于知識密集型產業，從業人員的受教育程度越高越會對其發展起正向的促進作用。此外，隨著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也會有越來越多的人才能將數字技術與金融服務貿易的應用相結合，充分發揮數字技術在該領域的優勢;金融市場開放度、固定資本的相關系數分別為0.582、0.623，且在1%水平下顯著，說明金融市場開放度、固定資本也和金融服務貿易出口呈正相關關系，對其有顯著正向的促進作用。此外，金融服務貿易的外商直接投資系數不顯著，可能受政策性影響，外商直接投資波動大，對中國的金融服務貿易出口促進作用不顯著。五、結語本文搜集了2001年-2018年的中國金融服務貿易相關進出口數據，發現中國仍然總體貿易規模較小，和發達國家存在較大差距。并且內部貿易結構不合理，外部出口不足，存在較大的貿易逆差。從整體來看，國際競爭力不足以和發達國家、新興經濟體相抗衡。中國金融服務業起步較晚，長期以來金融市場不夠完善，金融產品單一，使得中國的金融服務貿易長期發展滯后于整體經濟水平。加之金融服務從業人員素質偏低，高級金融人才缺口較大，尤其是缺少熟知國際慣例、掌握現有金融企業經營管理方法的高級管理人才，不具備國際競爭優勢，難以適應與國際接軌的要求，導致金融服務貿易出口額較低。但是在數字技術高速發展且與金融服務貿易聯系緊密的背景下，中國有望抓住這次機遇，實現金融服務貿易領域的快速發展。本文通過理論機制分析，說明了數字技術可以通過促進金融服務成本的降低、分散貿易風險、提升產品差異化程度來促進出口。接著通過實證研究，基于薩格瑞模型驗證了數字技術發展對擴大該領域出口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同時，人力資本受教育程度等因素也對中國的金融服務貿易出口有顯著的正向促進作用。因此，想要促進擴大中國的金融服務貿易出口，數字技術的發展是增強其競爭優勢的關鍵動力。在此背景下，中國應大力促進數字技術的創新發展，更要創新打造數字技術和金融服務貿易的結合體系，使金融服務借助數字技術更新新的生產模式、業務范圍等。同時引進數字技術人才、高端金融人才以及培養同時具備兩種學科能力的復合型人才，以推動數字技術在金融服務貿易領域的進一步應用和深化，促進中國的金融服務貿易出口。更重要的是，促使中國在該領域搶占先機，改變落后局勢，在金融服務貿易未來的長久發展中，不僅要在量上擴大規模，還要立足于質的長遠發展。

　　參考文獻：

　　[1]李海曉.數字經濟推動國際貿易轉型升級的策略分析[J].商訊，2020(06):78-79.

　　[2]張鵬飛、湯蘊懿.李江華.金融服務貿易自由化與金融有效保護[J].國際金融研究，2003(02):18-22.

　　[3]陳志堅.商業銀行跨境金融服務業務數字化轉型[J].銀行家，2020(07):122-124.

　　《數字技術對中國金融服務貿易出口的影響研究》來源：《商場現代化》，作者:丁卓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