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摘要:以四川客家為例，說明地理環境對客家耕讀文化的形成起了十分重要的影響。山地丘陵的農耕自然環境是客家耕讀文化產生的地理基礎，質樸無華的民風是客家耕讀文化形成的重要文化因素，而族群沖突中的“鯰魚效應”是客家耕讀文化的原動力。客家耕讀文化主要是客家適應“住山不住壩”生存環境而形成的族群性的文化適應策略。本文選自《中國名城》。《中國名城》是由國家名城委創辦，國家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國家文物局和中國城市科學研究會支持的專業性、前沿性學術期刊，也是國內唯一專門研究和宣傳歷史文化名城的刊物，已創刊22年。2009年4月，江澤民同志為本刊題寫刊名。主要欄目：特稿、城市理論前沿、城市文化資本、城市品位與性格、名城保護案例與技術創新、人物專訪、城市記憶與意象。國家新聞出版總署收錄，“萬方數據——數字化期刊群”收錄期刊。

　　關鍵詞:地理環境,四川客家,耕讀文化,中國名城

　　生活在不同環境的人創造不同的文化，憑借這種文化組成社會聚合體民族；同一民族的成員憑借其特有文化去征服、改造或利用其環境以創造所有成員的生存條件，維系該民族的延續。從民族文化與環境的關系看，任何族群，均與其環境“相生相克”，構成一個整體，使其運動中的文化總是處于相互的制衡之中。民族環境是文化滋長的源泉，也是文化走向的河床。地理環境對地域文化形成產生重要影響，客家文化作為典型的地域文化也受區域地理環境的影響。從族群意義上看，客家文化離不開特定的環境。客家文化屬于典型的移民文化、區域文化和山地文化，是獨特的和地理環境、歷史上的移民文化與土著文化的融合的結果。

　　盡管“耕讀”是中國農業社會最普遍的生計模式，但客家無疑是“耕讀”的典型族群，“耕讀”幾乎成了客家生活世界的全部內容。因此，國內一些學者把“耕讀傳家”、“崇文重教”看成是客家文化最顯著的文化特質，以致將其列入有關客家精神(或稱客家民性、客家文化特質等)中。客家人多生活在封閉的山區丘陵地帶，這種地理環境決定了“耕讀”在客家人生活中的重要性。客家人長期居住在封閉的山區和丘陵地區，是典型的小農經濟，加上客家把自己看成是中原先民的后裔，因而客家更是以“耕讀傳家”自居。客家人在遷徙過程中，為在不同的環境中求生存，體驗到刻苦耐勞、容物覃人、耕田讀書和天足健步的重要性。“刻苦耐勞所以樹立事功，容物覃人所以敬業樂群，而耕田讀書所以穩定生計與處世立身，關系尤大。有生計，能立身，自然就可久可大，客家人的社會普通可說都是耕讀人家”。“客人的生產事業，百分之八十以上都務農，所謂耕讀傳家’是他們一貫的傳統政策。因而，土地和書香是客家人亙古不變的兩大夢想。

　　以四川客家為例，四川客家入川后堅持耕讀傳家的生計模式而出現典型的科舉家族和人才。《清代科舉家族》所收錄的四川外來移民的20個科舉家族中，能明確其祖籍來源的移民家族中，四川客家占5家，占25％，在四川移民家族中比例較高，其族群突出了耕讀文化特色。四川客家白手入川，勤儉勞動，通過耕田力作或農商起家等方式，平均約需要35年逐漸走上發家致富的道路，在此基礎上客家人開始重視子孫的教育，約80年左右的時間即在第三代出現科舉人才。這正好應了西方的諺語“三代造就一個貴族”。四川客家朱德和劉光第是客家耕讀傳家中苦讀成才的典型。

　　對于客家人“崇文重教”文化特質的成因，學界有主張基因說，經濟說和環境說等觀點。從民族文化與環境的關系看，客家的耕讀文化與客家環境密切相關，環境對客家民性的形成起決定作用。在此，筆者就客家的耕讀文化的成因作些粗淺的探討，認為地理環境對客家耕讀文化的形成起重要的作用。

　　一、自然環境與四川客家的耕讀文化

　　地理環境是文化產生及其地域分化的基礎。任何一個族群的文化，它的生成和流變都離不開特定的地理環境。客家文化的生成和發展也是如此。從自然環境看，從本質上，客家文化是山區文化，客家是山區族群；離開了山地環境，就不成為客家。在山地環境中“耕”為客家生存之本。

　　清代的“湖廣填四川”運動從康熙十年(1671)正式開始，到乾隆四十一年(1776)四川金川之戰時為止。由于地緣優勢，在“湖廣填四川”的移民浪潮中，湖廣人捷足先登，先占領良田平地，占盡天時、地利。故清初“插占”起家的墾田大戶多為湖廣人或土著。由于客家人人川比湖廣人晚，土地幾乎都被插占了，遲到的客家人只能落足于貧瘠的山坡荒地上或寄人籬下，只好租住四川“湖廣人”的房子，種他們的田土，為人傭耕，從而出現“客家住湖廣”的現象。在居住的地理格局上形成了壩上“湖廣人”，山上“土廣東人”的分布特色，從而有客家“住山不住壩”的說法，如在東山區的黃土、三河、石板灘等鄉鎮的客家人被湖廣人稱為“山上人”，而客家人則稱他們為“壩上人”。

　　茲以東山地區為例，說明四川客家居住的地理環境。四川成都東山地區是四川客家最大的聚居區，包括龍泉驛區大部、成華區東部和新都、金堂、青白江等部分地區的五區一縣25個鄉鎮在內，面積約460萬平方千米，客家人約50萬，占當地總人口的70％以上；該區農業人口為554503人，占當地總人口的79.7％，表明該區域是典型的傳統農業區。境內低山、丘陵、平壩兼有，但以丘陵為主，龍泉山橫貫其中，平均海拔在500米左右，地勢起伏不平。東山地區土地貧瘠，以粘土為主，透水透氣差，有“晴時一把刀，下雨一包糟”之說；在氣候上屬于亞熱帶季風氣候，季節性降水，地勢較高，源自都江堰的灌溉水源無法到達，導致除冬水田外的土壤長期缺水，“不過灌溉全用塘水，若天不雨，插秧便生問題，所以東山區每年栽秧的秧田，只能占其全區二分之一，鮮有能全數栽秧者，農業是靠天吃飯”。但東山仍對客家人有著巨大的吸引力，這首先是因為這里的自然地理條件與原居地相似，生活容易適應。“客人常說，這塊丘陵的地質地形，多類似于嶺南山地，所以他們一到東山后，便聚族而居，不再轉徙了”。客家經多次在四川輾轉遷徙后，終于在東山找到了自己適合的“樂土”。其次是這里有靠近成都這一區位優勢，有得于發揮其多種經營才能，使許多客家人人川后輾轉數次最終選擇了東山。

　　四川客家這種以低山、丘陵為主的地理環境，決定了其生計模式是以種植業為主的多種經營的農業生產方式，即以“耕”為生存之本。而事實上，客家移民善于耕種，對四川農業發展作出了貢獻。如糧食作物中的紅薯和經濟作物中的苧麻、煙草、優良蔗種、木棉、辣椒、藍靛等傳人和推廣到四川，無疑是與廣西、廣東、福建等省區的客家移民入川有關。客家人長期生活在人多地少的丘陵、山地，積累了豐富的山地農業開發的經驗，因而客家移民入川后在開山造田、改良土壤、精耕細作等農業生產技術方面較領先，促進了四川農業的發展。清代四川農民中，客家人獨到的山地農業開發技術得到社會的公認。正所謂“矧未耜耘籽之工與勤，土著不及楚人，楚人又不及閩、廣”，這肯定了四川的福建、廣東等省的客家移民善耕的事實。因此，在農業生產方面，號稱“耕讀為本”的客家名不虛傳。

　　山地農耕環境也決定了客家傳統農業社會的價值取向是“以末致富，用本守之”。農本思想成為我們理解客家耕讀文化的關鍵。在傳統的客家社會，人地矛盾突出，土地是財富的重要標志。客家人認為有土地和農業資產才是光大祖德、安身立命的根本。有經濟頭腦，擅長多種經營者，往往在發家之前從事商貿活動，發家后很快把資金轉到土地投資上。不管其致富的方式是力農致富、農商致富或農工致富，在致富后，多把資金投入土地中，惟獨客家人有獨到的理解。康熙五十九年入川簡陽的廣東客家人鐘宏予，靠勤儉起家，60歲時已成當地的富族。在力田之余，鐘氏一家還經營了鹽店和屠行，生意頗好，但就在生意發展的黃金時期，鐘氏“將鹽店、屠行出頂，其器械大半相送，不日頂出，將錢收回”。其原因在于“第恐后人瞞心昧己，縱饒裕必不可長久，倒不如生意莫做。依祖規耕讀傳家，自有出頭日期”，從此鐘氏“家務亦極順暢，資財日見豐饒”。鐘宏予看來，經商固然能發家致富，但俗話說得好“無商不奸”。長期從事商業活動，“恐后人瞞心昧己”，有損家風，于是將商鋪低價轉讓，繼續買田置業，走耕讀傳家之路。“試看那不讀書的人家，不但粗蠻，不知禮儀，子弟口飄流浪蕩，雖家累千金，不旋踵而銷亡矣。亦不得因未成名之故，遂淡了送子心腸，那讀書求敦實行，不單為功名也。”俗話說“書田無稅子孫耕”。在鐘宏予看來“門風要緊”，關鍵是要讀書識禮。因為鐘宏予回祖籍廣東時，其族人曾告誡他，“錢可積，書宜讀，門風要緊。此數語兄回川必常掛齒頰，以訓子孫”。

　　二、社會環境與四川客家的耕讀文化

　　從社會環境看，有兩大環境因素對四川客家的耕讀文化產生影響。即質樸無華的民風是客家耕讀文化形成的重要環境因素，而族群沖突中的鯰魚效應是客家耕讀文化的原動力。

　　1、族群沖突中的鯰魚效應

　　四川移民社會中，客家人與湖廣人兩大族群的互動中，處于弱勢地位的客家人被湖廣人稱為“土廣東”、“苕管兒”，兩者明里暗地都處于斗爭中。盡管四川不存在類似于臺灣、廣東移民與土著之間的矛盾和械斗，但移民與移民之間、移民與土著之間的矛盾一直存在。

　　四川移民社會兩大族群相互之間產生“鯰魚效應”。正如莊英章先生指出，以客家為研究對象的客家學，其特性就是以族群間的互動關系，討論族群內的社會文化。當客家移民離開原鄉到達四川，在再生或者創新的社會文化過程中，族群互動是主要的動力。筆者認為，影響客家教育發展的重要因素是族群間的互動關系。在族群邊界明顯的地方很容易產生族群沖突，從而產生一定的壓力和挑戰。人只有在面臨生存壓力情況下，才會激發自己的潛能。湯因比指出文明誕生于非常艱難的環境而不是非常安逸的環境，困難愈大，刺激就愈大；挑戰的強度越大，應戰的辦法也越是新穎而富有創造性。在安逸的社會環境中最易安分守己，而在族群互動的地方很容易產生“鯰魚效應”。由于鯰魚群中出現了外來競爭者，它們的潛在活力被激發了，克服了潛在的惰性心理，從而使生命得以延續。“鯰魚效應”帶來生存危機感，激發內在的潛能。客家人與湖廣人之間的族群矛盾較大，族群互動明顯。如在川南，李宗吾回憶，外省人來川，常被本地人欺凌。在川北，湖廣人與客家人(廣東人)的界線是分明的，其感情難以融洽。“湖廣籍人民，對于閩粵籍人民的歧視，乃其一例”。郭沫若的家鄉沙灣，原來的土著和客籍人的地方觀念特別強烈。“楊姓是我們地方上的土著”。平時他們總覺得自己是地方上的主人，對于我們客籍總是遇事刁難的。主客之間“關于地方上的事務，公私兩面都暗暗地在斗爭”；“保衛團的團部設在福建人的會館天后宮。土著以楊家為代表，凡事都要和客籍人為難”。“這些地方當然有階級或身份的感情使地方感情更加強固化了”。客家人始終處于生存危機中，始終保持“生于憂患，死于安樂”的意識。族群間的競爭起到催化激活的作用，土、客沖突表現為人才的大比拼。如樂山沙灣，“我們在福建人的會館開辦了一所蒙學堂，他們在他們的惠珉宮也要另外開辦一個。凡事都是這樣”。族群互動中族群間的競爭主要表現為人才的競爭。正因為這種鯰魚效應，崇尚名節的客家人為免受湖廣人的歧視，為保持家族地位和聲望，把讀書、發展教育看成其文化適應策略和生存策略。客家人會舉全族之力來培養本族的讀書人來支撐門面，因為科舉人才是提升家族社會地位、取得當地認可的重要保證。因此，四川客家人與湖廣人的競爭實際上是一場文化與教育資源的競爭，并形成“崇文重教”的耕讀文化。

　　2、質樸無華的民風

　　客家人有擇善而徙、擇善而居的習俗。客家對居住地的選擇反映了客家人的耕讀為本的理念。因為從居住環境看，客家人人川定居首選民風淳樸的耕讀環境，民風淳樸的人居環境既有利于“耕”，也有利于“讀”，是客家人耕讀傳家最理想的生活環境。

　　某地風俗的“厚”、“薄”反映耕地狀況和儒家文化的教化程度。即一方面由于地廣人稀、人民相安無爭。如銅梁縣在康乾時期，“風清俗美，訟獄希簡，人民富壽”；光緒時，由于“生齒日繁，有人滿之患，因之風氣不古”。另一方面民風的淳樸是某地儒家文化的教化結果。如清初什邡縣移民較多，“生氣斗訟，往往有之”，到嘉慶時，由于“近日時加勸諭，習久相安，漸歸醇厚”。因而民風淳樸的人居環境既有利于“耕”，也有利于“讀”，是客家人耕讀傳家最理想的生活環境。

　　客家人的遷徙過程也是對居住地環境的選擇過程，因而追求民風淳樸的環境是客家人遷居過程中首先考慮的因素。清代閩粵贛等地的客家人入川“實為室家之計，為子孫之謀耳”；“為吾子孫覓前程生計耳”。如新都周氏先祖仁德公在宋元時由福建遷廣東，因為“東粵之地風俗醇厚，堪為子孫長久計”。客家人看來，居住地良好的民風環境不僅對耕田創業至關重要，更重要的是直接關系到子女的教育成材。

　　從四川客家的分布看，呈現兩大特點：特點之一是多分布于山地丘陵地區。四川客家人的分布主要集中在以下三個區域：一是成都平原周邊的淺丘或丘陵地帶，二是川中的簡陽、資陽、資中、內江等丘陵地區，三是川北儀隴、廣安及川南的廣袤山區。也就是說，客家人似乎有意無意延續了祖先對于居住地選擇的古訓。特點之二是四川客家分布出現西多東少的特點，具有“尚文”的民風；“巴有將，蜀有相”，概括了四川東、西兩地的文化差異，即出現了以成都為中心的川西“尚文”，而以重慶為中心的川東“尚武”的風尚。客家人人川似乎意識到這點，以至今天四川客家呈現西多東少的特點。研究表明，湖廣移民在四川的分布呈現出由東向西逐漸減少的特點，而廣東、江西等省移民則往西分布越密的規律。四川客家多分布于川西地區的成都東山地區和沱江流域，而川西民風尚文，這與客家人尚文相一致。客家人入川過程中注重對“尚文”居住環境的選擇，這在客家族譜有記載。金堂作為客家聚居區之一，是因為“俗樸民純，文風亦骎骎之日盛”。婦如雍正十二年(1734)從廣東入川的陳寧相，初到瀘州，“以俗薄且耕種亦不如意，遂離去”，后到東山“觀其俗咸敦樸，不事浮華”，“公遂佃其田而遷居焉”。雍正五年(1727)從廣東長樂入川的張大梁，至榮昌佃耕不如意，“將往鄰水，途遇鄉人述其風土人情，遂不果”，后遷新都縣石板灘鄉定居。福建移民魏德瑞的父親，乾隆初入川，“見升庵之里有醇俗焉，始寄居陶朱以起家”。魏氏居住于四川新都縣桂湖，是仰慕四川新都桂湖醇俗的民風，而這里正是明代狀元楊升庵的故居所在，文風也可想而知。

　　清代廣東客家人鐘宏予在入川路上對選擇新居地認真考慮過，即對遷居地要求是，“但至蜀，或佃或買，務擇仁里，莫居鬧市。又莫太遠，以免他日完稅過糧、考試下場，嫌其路遠”。鐘宏予強調安家落戶要離城市較近，以方便子弟讀書考試；但住城市又“蓋深恐俗染之污壞，厥子弟故也”。因而選擇城鄉交接處民風淳樸的“仁里”。“仁里”代表客家移民最理想的人居環境。鐘宏予入川后定居簡陽，因為當地民風和地理位置都令人滿意。在民風方面，簡陽“紳士之家多崇儉素，子弟亦少紈绔之習，飲食尚儉約，猶有古風”；在地理位置上，簡陽“鄰于會府而有江山之勝”。因此，簡陽無論是業農、從商還是子孫接受教育都有便利的條件，是四川客家移民心中向往的“仁里”和樂土。事實上簡陽也確是清代四川客家移民比例最高的聚居地。耕讀為本的客家，從生存需要看，以耕為主，因而離不開農村和土地；但從發展角度看，又要強調“讀”，因而要靠近城區，因為城市有優越的教育資源。這使客家對城市又有難以割舍的情感，在這種矛盾選擇中使客家選擇城鄉結合處，這或許也是四川客家多聚居于成都東山地區的一大原因。

　　傳統農業社會中，我國宗族對鄉居還是城居有不同的主張。常建華引用族譜談到客家與其他族群的不同之處，即客家從勤儉出發主張鄉居。如廣東五華客家繆氏為保證勤儉淳樸的家風，堅持鄉居，反對城居，族規規定：“累世鄉居，惠有定業，子孫不許移家住城，驕奢游惰，習俗移入，鮮有能自拔者。”顯然，客家繆氏堅持過一種田園生活，崇尚淳樸節儉的民風；而江蘇無錫鄭氏，其看法則截然不同，主張“戒鄉居，諺日‘鄉村柴米賤，只怕子孫愚’。”。鄭氏把城居看作是比鄉居更文明的生活，對城市的向往體現出對教育的訴求。其實，客家反對城居是基于耕讀為本的生計模式的考慮。四川客家以東山為主要聚居地，靠近大都市成都，是客家堅持既“耕”既“讀”生活模式中對城市優質教育資源向往的體現。

　　總之，客家耕讀文化主要是客家適應“住山不住壩”生存環境而形成的族群性的文化適應策略。“耕讀傳家”是生活在“孬田孬土”的客家人謀生存、求發展的手段，是客家人選擇民風淳樸的人居環境的理想生活模式，是客家人融入主流社會而取得當地話語權的必要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