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自然和歷史的原因，農村人才開發基礎差，底子薄，人才資源的內生性增長能力嚴重不足。這種情況下，加強城市對農村的人才反哺，促進農村人才資源的外生性增長，無疑是理性和現實的選擇，應當將人才反哺作為城市反哺農村的重中之重來加以推進。

　　摘 要：通過認真審視城市反哺農村人才的現實緊迫性，深入分析現階段我國城市反哺農村人才存在的主要問題，并提出加快我國城市反哺農村人才進程的戰略選擇。

　　關鍵詞：人力資源論文投稿,人才反哺,重中之重,城市,農村

　　一般來說，“反哺”是指動物長大后反過來“贍養”父母的行為。隨著社會發展，“反哺”的詞義不斷得到延伸與深化。所謂城市對農村人才反哺，也就是從人才開發的角度出發，借用生物學反哺的概念，描繪城市利用各種人才開發資源和途徑，對農村人才發展給予支持和幫助，推動農村人才發展產生積極、廣泛而深刻變化的過程。城市對農村人才反哺大體有三種形式：一是城市幫助農村培養人才。二是城市支持農村人才創新創業。三是引導城市相關人才為農村發展服務。

　　一、推進城市反哺農村人才的現實緊迫性

　　1. 農村人才發展迫切需要城市反哺

　　人力資本大師舒爾茨指出，改造傳統農業的關鍵，是要在傳統農業中引入新的現代農業生產要素，特別是要對農民進行人力資本的投資，以此帶動農業經濟的增長 [1 ] (142-143)。由此可見，對新農村建設來說，農村人才資源比物質資源更加重要。世界銀行的資料表明，在低收入國家，上過四年學的農民的生產產量比未上過學的高出13%;即使在沒有諸如高產種子、化肥投入的前提下，前者也比后者高出8% [2 ]。這些研究揭示農民的技能和知識水平與其耕作生產率之間的確存在著顯著正相關關系。因此，從表象來看，農村發展滯后，是科技貧困、信息貧困、金融貧困、公共服務貧困等經濟社會發展的滯后，但從深層次看，則是農村人才貧困、農民素質貧困。

　　農村人才素質的提高必須依靠城市的反哺之力。在全面推進工業化、城市化的今天，我國農村現代化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戰，農村社會結構日益“空心化”，農業適度規模經營起步艱難。與其他產業相比，農業在整體上已處于劣勢地位，且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一劣勢愈發明顯。在農業比較效益持續下降的情況下，依靠農業自身的產出，在較短的時間里富裕起來，顯然難度極大。 2004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胡錦濤同志明確指出：“我國現在總體上已經到了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發展階段。”按照中央的這一重大部署，我國在城市反哺農村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相對于農村對城市的支持和貢獻而言，還僅僅只是反哺的開端，其中對人的因素關注也還明顯不夠。農業的現代化之路，特別是農村人口素質提升的現代化之路，必須依靠城市的外在拉力。在城市反哺農村諸多方面中，突出對農村人才的反哺，提高農民素質才是解決“三農”問題的關鍵和根本。

　　2. 長期得到農村支持并獲高速發展的城市應當反哺

　　農村對城市人才資本的持續哺育，一定程度上導致了城鄉人才資本存量上的巨大差距。一般來說，我們可以將“教育年限”作為推算人才資本存量的方法 [3 ]。據2009年中國社科院發布的《人口與勞動綠皮書》統計，現階段，我國城鄉勞動者受教育水平具有較大差異。2005年1%人口抽樣調查微觀數據表明，16歲及以上農村勞動力中，51%的人僅受過小學及以下教育，41%的人受過初中教育，僅有不到8%的人受過高中及以上教育。而在城市勞動力中，受過小學及以下教育的人只占25%，受過初中教育的人占39%，受過高中及以上教育的人占35%。隨著全社會學歷的逐步提高，城鄉居民的學歷差距也呈明顯擴大的趨勢。在城市，高中、中專、大專、本科、研究生學歷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分別是農村的3.5倍、16.5倍、55.5倍、281.6倍和323倍 [4 ] (5 )。由此可見，多年來人才資本投資偏向城市、農村人才資本單向流入城市，產生了兩個重要后果：其一，城市的發展包含了農村人才資本對城市的哺育;其二，農村為城市發展付出了代價。

　　在城鄉二元格局突破難度依然很大、教育資源配置依然不盡合理的格局下，農村人才資本積累存在著許多先天不足，要希望農村通過自身的努力增加人才資本存量與增量不僅不現實，更重要的是從歷史上農村對城市的支持來看也極不公平�？梢哉f，反哺農村，不僅是當前的經濟問題，而且是長遠的政治、社會問題 [5 ]。因此，在城鄉統籌發展中，國家和城市應更多更具體地對廣大農村地區人才資本積累負責，體現國家對農村的“關懷”，顯現城市對農村的“反哺”與“報答”，符合發展倫理上的道義性。

　　3. 城市對農村人才反哺是發達國家促進農村發展的重要經驗

　　人才是經濟社會發展的第一資源，是縮小城鄉差距的第一推動力，在各種要素反哺中，人才反哺具有極其重要的作用。從國外的實踐來看，發達國家在起步階段，也基本上都奉行人才資源反哺戰略。 1970年，韓國開展“新村運動”，對全國3.5萬個村，每個村都派3～5名“新村指導者”，手把手教農民致富，一直到整個村子富裕起來 [6 ]。即使是已經實現農業現代化的國家，在工業化中后期也普遍重視對農村人才資本積累的國家關懷，并從立法的高度保證農村人才開發。至今，瑞士等國的農場經營人員要求至少接受九年教育且在從業前必須進行技術培訓和實習;日本還開設“營農大學”，招收高中畢業且有農業實踐經驗的農民入校學習培訓;在法國，要求只有經過農業技術培訓的人才能取得農業經營者資格并享受國家的農業補貼與優惠貸款 [7 ]，等等。

　　現代化發展的規律和國際經驗，為我國實施 “以工哺農、以城哺鄉”戰略提供了一些有價值的參考。在目前的發展階段，城市對農村人才反哺不僅需要、可行，而且以人才反哺能帶動資金、科技、信息、管理等關鍵要素向農村流動，可望發揮人才資源在各種要素組合中的“放大”、“倍乘”效應，開辟“以工哺農、以城哺鄉”的新途徑。

　　二、我國城市反哺農村人才存在的主要問題 　　1. 反哺動力不足

　　工業化階段的農業具有自然和社會雙重屬性。這種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相統一的定位，決定了如果完全按照市場規律的運行方式，生產要素必然會發生從農村到城市的單向凈流動 [8 ]。因此，城市對農村人才反哺不會是自發行為。也就是說，推動城市對農村的人才反哺，更多是依靠行政力量的介入。通過制定政策措施等多種行政手段，遏制市場機制的負面作用，引導城市人才資本向農村有序流動。在城市反哺農村人才中，政策的引導和制度的規范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就整個社會來說，城市對農村人才反哺仍然是處于被動狀態。

　　2. 反哺力度單薄

　　近年來，國家和各地方政府相繼出臺了一些幫助農村人才開發的政策措施，如組織實施“三支一扶”、“大學生村官”計劃，鼓勵大學畢業生到農村基層從事支農、支教、支醫和扶貧工作，擔任村“兩委”職務等。這些政策的實施，的確為農村發展輸送了新鮮血液，在新農村建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與整個農村發展的需求相比，這些政策的惠及面還是太小，政策措施還沒有形成比較完整的系統，在具體實施上也存在連續性不強的問題。也就是說，這些政策的推行，基本上還是屬于國家對農村人才的政策性開發，還只能起到示范性、引導性的作用，不能滿足農村建設對人才的渴求，開發的力量還相當薄弱。因此，必須充分發揮全社會的力量，特別是已經處于經濟較發達的城市的力量、大中型企業的力量、社會組織與團體的力量，只有充分調動一切可以調動的因素，城市反哺農村人才事業才能形成強大合力，取得突出成效。

　　3. 反哺發展失衡

　　我國幅員遼闊，東部與西部地區、內陸與沿海地區的經濟發展一直存在較大差距。這種區域發展的不平衡，在東部與西部、內陸與沿海地區的農村經濟社會狀況及農村人才資源開發上體現得更加明顯。東部及沿海發達地區城市化水平高，經濟實力強，地方財政有能力加大對農村人才培養投入，優質的教育資源能為農村人才的學歷教育和技能培訓提供更好的條件。因此，東部地區的部分農村，已經具備與西部地區某些城市相當的經濟實力與人才實力。而西部等欠發達地區不僅仍然有很大部分農村地區處于貧困，而且城市的經濟科技教育實力也相當薄弱，自然其對農村和農村人才的反哺就會相對不足。

　　三、加快我國城市反哺農村人才進程的戰略選擇

　　1. 政策推動

　　按照制度變遷理論，制度變遷區分為誘致性變遷和強制性變遷兩種類型。誘致性變遷的主體是個人或群體，強制性變遷的主體則是政府部門。但不管是哪一種變遷，任何一項新的政策或制度安排只有在創新的預期凈收益大于預期成本時才會發生。這是探索城市對農村人才反哺的政策或制度安排的重要原則。從哺育—反哺的角度，城市對農村人才反哺，支出的成本包括城市人才輸出組織或個人的人力成本與制度創新的管理成本，而相對于農村人才資本的跨越積累，資金、科技、信息、管理等資源向農村的伴隨流動，農村經濟社會發展活力的極大提升等收益來說，政策與制度創新存在著巨大的盈利空間。政府必須就共同開辟這種盈利空間加大政策推動的力度，著力構建城市對農村人才反哺的政策和制度框架，從政策層面推動城市對農村人才反哺成為一種義務，成為一種必須履行的責任。

　　2. 教育培養

　　城市對農村人才反哺，說到底是一個造就有現代農業思想意識和工作技能的新農民問題。在教育經費分配方面，必須保證向農村傾斜，鼓勵城市一對一援助有條件的農村普及十二年義務教育，提高農村基礎教育水平。城市必須開放優質教育資源，在高等院校、職業技術院校的專業設置、學科建設方面，將農村專業技術人才、農村實用人才的培養作為整個人才培養體系中的重要內容之一加以高度重視，培養具有較高學歷、掌握一定知識與技能的新型農民。同時，鼓勵廣大農民就近參加多種形式的技能培訓，引導城市具有培訓、指導能力的人才深入農村幫助農民發展新型農業、農副產品加工業等，幫助農民增產增收，切實提高農民收入。

　　3. 創業扶持

　　當前，留守農村和農業的絕大部分是低人力資本的勞動者，對他們的培養培訓固然重要，但客觀地說效果可能是有限的，更有價值的是引導和鼓勵新一代大學生和城市相關居民到農村創新創業，引導和鼓勵外出打工積累了一定知識與技能的農民工回鄉創新創業，把大學生城市部分居民、回鄉創業農民工培養成新時代的新農民，加速農村的人才資本積累。實現這一目標，需要各級政府為這些新農民的進入提供良好的投資創業環境，加大財政對農村人才創業的支持力度;加強金融信貸對農民的服務，建立一個整體農村金融供給保障機制，吸引多元資本關注農村和農業，增加對農業和農民的直接補貼，規定征用、出讓農地凈收益基本回投農業，對農村人才創新創業給予最大支持。

　　4. 輿論引導

　　一直以來，城鄉發展二元化結構的長期存在，使“城市”與“農村”，“市民”與“農民”成為了兩極。其實農村與城市的發展唇齒相依。農村經濟社會發展遲緩，不僅使廣大農民的生活水平提升較慢，而且使城市發展特別是城市經濟發展也面臨后勁不足的問題，最終必然會制約整個國民經濟的增長。因此，必須在全社會樹立城市必須反哺農村的觀念，提高農村人才的社會地位與經濟地位。加大對城市反哺農村人才優秀典型、先進人物的表彰與獎勵。對在這一方面已經做出成績、具有成功經驗的地方政府、優秀企業、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等加以宣傳與推廣，在全社會形成一種關心農村經濟發展、愿意為農村建設服務的輿論導向。政府要引導全社會轉變觀念，真正讓“農民”這一稱謂回歸為一個職業，而不再是一種身份，讓農村成為充滿活力與機會，并且能夠成就事業的大舞臺。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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