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摘要：人類學、民族學和社會學研究的側重點或角度的差別表現在:人類學、民族學研究不同文化群體的生活方式，社會學則關注社會結構、社會過程和社會問題。民族或族群是由共同文化作為紐帶的人類群體，在相互聯系和互動的同時，有著各自在經濟生活、分布地域、語言、宗教信仰、文化表現等方面的差異，強調的是人們在文化上的共享性。社會是由人群組成的，是人們相互交往、相互作用的產物，是以共同的物質生產活動為基礎而相互聯系的人們的有機體，強調的是人們的社會關系和生產關系。

　　關鍵詞：社會學專業,文化人類學,歷史學,民族學

　　云南大學民族學專業設在人文學院，社會學專業設在公共管理學院，民族研究院則設有人類學博物館、民族學研究所、人類學教研室;民族學和社會學作為云南民族大學有特色和優勢的學科都設在人文學院，分為民族學和社會學兩個系。貴州民族大學2009年12月將原社會發展學院的社會學、社會工作兩學科專業與原民族文化學院的民族學、歷史學兩學科專業合并成立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但專業依然是分設的。一些省級社會科學院中也分別有民族學和社會學兩個研究所。近年來，雖然各大學和研究機構有學科調整，但基本格局未曾改變。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分設機構的情況更頻繁地出現在近年各大學機構擴展的過程中。北京大學、南京大學、復旦大學、浙江大學、華東師范大學等全國著名高校先后建立社會學專業及研究所，今年又紛紛建立人類學研究機構。抗戰之前，在大學中，除了南開大學存在一個1923年開設但僅延續兩年左右的人類學系，清華大學有一個壽命只有幾年的社會學與人類學系之外，并沒有其他以人類學、民族學命名的專業系科。抗日戰爭結束后，伴隨著美國學術影響的擴大，人類學這一學科概念逐漸被更多人所接受，國民政府教育部自1947至1949年先后批準暨南大學、清華大學、中山大學、浙江大學建立人類學系，臺北大學也建立了考古人類學系。如果再加上1944年建立的與民族學有關的中央大學和西北大學的邊政學系，全國專業系科中設有民族學、人類學專業的也并不多。在中國人類學和社會學發展的早期階段，因為研究力量的局限，將人類學、民族學和社會學這些關系較為密切的學科置于同一研究機構中的狀況更為常見。如20世紀30年代，清華大學曾一度建立社會學與人類學系，不久，因主要從事人類學研究的史祿國等教授離校，又復名為社會學系。更多的社會學系當時并沒有掛上人類學或民族學之名，但通常都要開設相關課程。對中國人類學和社會學學科的早期歷史略有研究的學者都知道，除了上述人類學系和中央研究院等研究機構外，許多人類學家在社會學系中工作，一些社會學家具有人類學傾向。若細數名單，學界的主要代表人物吳文藻、徐聲金、趙承信、楊堃、吳澤霖、柯象峰、陶云逵、徐益棠、胡鑒民、伍銳麟、陳序經、林惠祥、費孝通、林耀華、李安宅、岑家梧、谷苞、胡慶鈞、陳國鈞、陳永齡等都曾經在社會學系中任教，在社會學系中或講授人類學、民族學課程，或從事過相關田野工作，或撰寫過相關論著。其中不少人類學學家還出任過當時一些著名大學的社會學系主任。20世紀前半期，大學社會學系多開設有關于人類學、民族學的課程。如私立廈門大學歷史社會學系(社會組)課程綱要中列有社會基礎、社會變遷、社會起源、社會進化、人類起源、民俗學等課程。北方著名的教會大學燕京大學社會學系在拉德克利夫－布朗訪華前后，開設有吳文藻講授的社會人類學、家族制度，趙承信講授的社區調查，拉德克利夫－布朗講授的比較社會學、社會學研究等課程。

　　抗戰期間，邊疆民族問題引起了更多有識之士的重視，國民政府也在經濟十分緊張的狀況下，對邊政研究給予了更多投入。當時設立的金陵大學社會學系邊疆社會組開設的課程有民族學大綱(或稱民族學)、邊疆地理及人文地理(或設邊疆史地通論)、中國民族、西南邊疆、西北邊疆、東北邊疆等［6］。抗戰勝利之后，隨著人類學的擴展，不僅有人類學單獨設系，類似課程在各校社會學系中也更為普遍。上述諸課程均是較為典型的人類學、民族學課程，從課程體系來看，盡管課時量不多，但基本上是從學科結構出發考慮課程設置，在課程內容上也體現了當時世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如吳文藻的社會人類學為社會學系主修學生的必修課程，具體內容包括導言與背景、文化的分析、文化的綜合、文化的研究法等。“從社區著眼，以求了解中國之邊疆民族及其社會文化;附帶注意部落社區與鄉村社區之對比。”由于當時社會學系開設的課程多由國外引進，一些大學，特別是教會大學社會學系使用外國原版教材者較其他文科系為多。盡管外文教材多選取國外人類學、民族學名著，有利于更直接地吸收國際學術的養分，減小了與國際學術界的差異，但這類教材一是距離中國的實際太遠，二是讀者面小，影響了民族學的廣泛傳播。因而，從一開始，一些大學教師就試圖編寫符合本校學生要求、適合中國實際情況、包括中國資料的教材。廈門大學歷史社會學系社會學組使用自編教材，1928－1929年度，在社會學原理、社會起源、社會進化、社會調查、家庭研究等有關民族學的課程教學中，都使用該校教授自編的教學大綱，并制定參考書。時任該系教授的林惠祥由各國材料編譯成《文化人類學》，1934年作為大學教材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作者從物質文化、社會組織、宗教、藝術、語言文字五個部分論述，以包容文化人類學的各種材料，又以人類學總論作為導言，并加文化人類學略史，以說明各種重要原則及學派。當時，各大學社會學系多數較為重視實地調查，特別是20世紀30年代以后，學生經常參加各種類型的考察。在抗戰之前，雖然許多學校的實地調查較為側重于社會學方面，如人力車夫生活狀況調查等，也時常僅以問卷形式進行，民族學田野調查所占比例并不算大，但也已經成為一些學生的自覺選擇。許多教師注意要求學生聯系中國的實際來學習和調查研究。抗日戰爭爆發后，燕京大學社會學系在平郊村的研究中，由系主任趙承信領導三、四年級學生每星期下鄉兩三次，由當地人作向導，逐戶拜訪，并編制表格，記錄日記，搜集實地資料。除學校組織的集體調查研究外，也積極鼓勵學生利用假期進行調查。燕京大學學生陳禮頌在校期間選修了吳文藻開設的家庭學課程，他對于潮州村落社區的宗族問題產生興趣，“全是吳師文藻循循善誘之功，并承他介紹葛(學溥)氏一書所引起的”，吳文藻“早就知道筆者(陳禮頌)籍隸潮州澄海縣，同時又素知潮州宗族色彩濃厚，故此他便極力鼓勵筆者趁返鄉度假之便，不妨利用機會試做一次初步的調查研究。”在國際學術交流中，一些人類學界的重要學者也在20世紀前半期到中國進行講學。1935年秋，英國著名的功能學派人類學家拉德克利夫－布朗應吳文藻邀請，到中國講學和訪問。自是年10月起，用約一個半月的時間，在燕京大學開設了“比較社會學”課程，并主持了“中國鄉村社會學調查”討論班，其間有百余名學生研習這兩門課程。當時的燕京大學社會學系研究生林耀華參加了拉德克利夫－布朗教授的課程學習，并請他擔任了其碩士論文的材料組織導師。拉德克利夫－布朗在中國講學期間，“學生所有報告建議，氏皆一一指導，批評得失，鼓勵學業”。他針對當時的情況，提出“在中國研究，最適宜于開始的單位是鄉村，因為大部分的中國人都住在鄉村里;而且鄉村是夠小的社區，可供給一兩個調查員在一、二年之內完成一種精密研究的機會”。并對怎樣進行這種調查進行了具體指導。拉德克利夫－布朗對功能主義理論與方法的闡發，在中國學者中產生了一定的影響。林耀華為歡迎拉德克利夫－布朗，在其到達北京前夕即寫成《從人類學的觀點考察中國近代社會》一文，在天津《益世報》副刊《社會研究》上發表，介紹了功能學派理論特色，并運用功能學派理論對中國近代社會進行了簡略分析。林耀華當時已經受功能學派的影響數年，立意要下鄉實地考察，抱著研究起始為實地工作，至終仍是實地工作的態度，對福建莆田宗族鄉村進行考察。得到拉德克利夫－布朗指導之后，林耀華又發表題為《從人類學的觀點考察中國宗族社會》的論文，以宗族、家族和個人為起點分析宗族社會，在不同層次的討論中，運用了功能學派社區是各部分各方面互相聯系的整體的觀點。他1935年寫成了15萬字的碩士學位論文《義序宗族研究》，由于學習中接受了功能學派的理論，論文形成階段又受到功能學派代表人物的啟發，表現出明顯的功能學派的影響。結束了在燕京大學的講學后，吳文藻陪同拉德克利夫－布朗，南下武漢、南京、上海、廣州諸城市進行訪問、考察，通過學術報告等形式與當地學者進行交流。燕京大學社會學系將當時中國社會學界的重要刊物《社會學界》第九卷作為紀念布朗教授來華講學特輯出版，其中刊登了拉德克利夫－布朗的四篇論文:《社會科學中之功能觀念》、《人類學研究之現狀》、《對于中國鄉村生活社會學調查的建議》和《原始法律》。吳文藻在該輯刊物上發表《布朗教授的思想背景及其在學術上的貢獻》一文。1936－1937年間，吳文藻教授請美國密執安大學教授懷特(L．White)在燕京大學作長期講學，以人類學及方法論為講題。還曾計劃請當時在國際人類學界已經顯露頭角的美國耶魯大學人類學系人類學家薩丕爾(E．Sapir)、哈佛大學阿倫斯伯格(C．M．Arensberg)和英國倫敦大學人類學家弗思(R．Firth)等到燕京大學講學。后因“七?七事變”計劃中斷。

　　盡管有人認為人類學屬于人文學科或屬于歷史學科，還有人主張它是政治學科或科學社會主義的一部分，但大部分學者還是把它納入社會科學學科中，被視為社會科學中的獨立學科。由于人類學這樣的學科地位，與同屬社會科學的社會學學科之間的關系更為密切，具備在研究中互相啟發、互相借鑒的更大可能性。不過，在人類學、民族學和社會學的關系討論中有許多不同觀點。法國社會學年刊派的學者曾經將民族學視為社會學的一部分，認為民族學是為社會學提供資料的，僅僅是一門敘述性的學科。人類學和民族學的涵義最初非常廣泛，有部分學者甚至認為社會學是人類學或民族學的一部分。1997年修訂的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學科目錄上，在將民族學作為民族學一級學科下的二級學科之一的同時，把人類學調整置于社會學一級學科之下，作為其中的二級學科，與社會學、人口學、民俗學并列。2012年的目錄調整經過激烈爭執，依然維持了這個格局，并將目錄擴展到了大學本科專業層次。這一舉措反映了無論在學科分類還是在現實研究中，人類學、民族學、社會學學科的關系直至今日至少在部分學者心目中依然處于比較混亂或模糊的狀態。從前文的討論中，筆者也追溯了中國學科發展場景中人類學與社會學在20世紀前半期的密切關系。對此問題的深入認識和解釋需要從以往對兩個學科的關系認識的梳理和重新思考開始。20世紀前半期，一些中國學者就試圖對社會學與人類學或民族學的關系進行梳理。林惠祥在《文化人類學》一書中認為:“社會學討論人類社會的根本原則，而人類的社會的現象其實就是‘超有機現象’，既文化的現象，而人類學研究的也就是文化的現象。由這樣看來，這二科幾于全同了。所以社會學家與人類學家很多為同一人(如斯賓塞、薩姆納、托馬斯、哥登威塞等人)，而這兩種著作也常相通，社會學中論‘社會起源’之處更完全是人類學的材料，而大學中也常將這兩種科學合為一系。”當時許多中國學者的研究都涉及兩個領域，不易簡單地劃定到底哪項屬于民族學，哪項屬于社會學。他們在這兩個學科發展初期分工并不明確，往往采用兼容并蓄的辦法，在學術實踐中表現出交叉或相近關系，有時甚至是同一的。許多老一輩中國社會學家也是民族學家，研究的課題往往涉及兩個學科，著作既被視為民族學杰作，又被列入社會學書目。楊堃也明確指出，新中國成立前民族學和社會學是很難劃分的。在現代學科分類體系中，人類學、民族學和社會學相互之間的確存在著某種關聯性。一方面，盡管民族、族群、文化、社會等概念均有不同，但民族或族群通常是社會的重要組成成分或社會概念，社會都是以遵循某種特定的文化觀念的人類群體構成的。另一方面，所有民族或族群都生活在特定的社會中，文化是人類社會活動的結果，是社會的產物，在這個意義上說，被群體共享的文化觀念和行為也是一種社會行為。在人類學傳統中，在許多學者將注意力集中于文化的同時，也存在著興趣在作為一個社會單位的社會之上的理論范式。“最初人類學基本上關注的是社會的性質:人類怎樣開始互相協作，社會如何以及為什么隨著時間推移而變遷。當歷時研究的興趣被顛覆之后，關注的是社會怎樣被組織起來的，或者關注其功能。功能主義者、結構－功能主義者和結構主義者互相爭論不休，他們對究竟應當強調個體間的關系，社會制度間的關系，還是個體占據的社會范疇間的關系不衷一是。然而，對社會的關注都超過了文化，在這樣一種基本興趣上他們是大體一致的。互動論者、過程論者和馬克思主義者也是如此。”正如功能學派人類學家拉德克利夫－布朗也把他自己的學問稱為“比較社會學”一樣，這些理論流派常常被視為人類學和社會學的共同遺產。與此同時，我們又應該看到兩個學科之間的差異。在學科初創時期，林惠祥認為:“人類學的性質是歷史的，社會學則為理論的。人類學是實地研究各種制度的原始狀況而尋出相對的原理，社會學則就取這種原理，并廣取別種社會科學所得的原理合并一處，而統論人類社會的全局。社會學詳究人類的‘結合’，即社會的生活;人類學則對此問題不過考究其原始狀況，此外人類的物質生活、心靈生活都要顧到;至于人類的發生與種族的區分，全屬于體質方面的，更和社會學無關了。⑶社會學常就文明社會特別是現代社會而論，人類學雖也涉及文明社會，然其研究多關于史前時代及野蠻社會。”吳文藻先生也主張，“文化人類學必須以代表原始人類的現代未開化民族的生活狀況為范圍”。

　　蔡元培曾在中國社會學社成立時發表關于社會學與民族學的演說，他主張社會學是研究現代社會的，但要知道現代社會的真相，就要知道其歷史發展，研究“現代未開化民族”的民族學可以補助社會學。至今不少學者對兩個學科關系的認識依然與這些中國第一代人類學家并無二致。從學科的緣起上看，可以說這種見解不無道理。社會學是為了解決西方社會工業革命和資產階級革命后的社會問題而誕生的，而人類學、民族學的產生和早期發展則與西方向外殖民擴張有著密切的關系。因此，西方某些學者在討論人類學、民族學和社會學的關系時，認為兩者的區別是前者主要研究異質的、他者的社會，即“原始”、“落后”、“野蠻”民族，后者研究同質的、自我的社會，即現代社會、文明社會和西方社會;前者探討的是過去或者現在的“過去”，后者研究“現實存在”。這種看法明顯地帶有西方民族學殖民主義色彩的烙印。然而，也應當認識到，將這種區分運用到中國之時，構成了一種新的隱喻，到了中國學術中，內地漢人社會被看成是現代社會，少數民族社會則成為原始社會的替代品。某一項研究在中國屬于社會學，到了國外就列入人類學或民族學之中，由于西方社會學多側重于研究本國工業社會，而20世紀前半期西方人類學、民族學則多研究異民族，中國和西方學者根據田野調查所作的中國社會與文化的研究著作到西方語境中，也被西方學術界理所當然地視為文化人類學著作。與此同時，在西方國家研究中國漢人社會的學者在這種學科分類系統下，在他們自己的體系中可能屬于人類學、民族學，而這些人到了中國就可能會被稱為社會學家。在中國學者的實踐中，費孝通用他心目中更偏向社會學的作品《江村經濟》，獲得了馬林諾夫斯基的首肯，成為國際人類學界研究中國社會文化的名著。而費孝通千里迢迢帶到英國的他和王同惠一起搜集的廣西大瑤山社會組織調查和體質測量資料，原本是他心目中更人類學的材料卻被馬林諾夫斯基否定了。另一本中國人類學名著《金翼》，是林耀華在哈佛大學獲得博士學位之后利用作助教的余暇完成的。他在哈佛大學的博士學位論文是《貴州的苗蠻》，盡管主要是根據文獻完成的，但更接近當時中國學者心目中的人類學。至于《一個中國的鄉村———山東省臺頭村》的作者楊懋春在西方人眼中是一位人類學家，在中國學者心目中卻是農村社會學家。這種將研究對象按照假想的等級進行排列的做法表現出西方中心主義在學科分類上的強烈影響，但似乎也表現出中國學者對于少數民族和民族問題的認識立場，并可以說明國族主義影響下的中國人類學和社會學界受西方學術思想影響頗深。20世紀前半期，更多中國學者具有更為強烈的民族主義情愫，力求說明中國社會的性質，透過中國古代文化和邊疆民族文化發展歷程來論證中國社會文化發展的方向，希望個人的學術研究成果能夠為國家和民族貧弱狀況的改變貢獻力量。實證主義科學理念占據統治地位的人類學理論取向因此在中國社會學界得到了較為普遍的響應，許多社會學家不僅樂意將相關知識加入到課程體系中，亦積極從事人類學、民族學田野工作。在“抗戰建國”的政治動員之后更是如此。應當看到，至今這種學科關系的認識依然有一席之地，則說明對于這些學科研究對象仍然缺乏深入的分析和反思。有學者指出，在人類學、民族學界，主張民族學只研究落后民族，不研究先進民族;只研究少數民族，不研究多數民族，勢必將民族學的手腳束縛起來，學科發展受到限制，甚至等于取消民族學。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國際人類學、民族學的發展已經突破了過去的局限，將視野放在各民族和族群互動于其中的當代社會文化之上。而國內部分學者至今依然堅持只研究少數民族或以少數民族研究為主的策略，另一部分學者則采取更為包容和擴展的角度進行研究，加之學術理論和方法追求不同及對國際學術的認識差異，近年來國內人類學、民族學兩個學科逐漸主動剝離或被動分離①。事實上，人類學與社會學學科之間的差異更多地表現在研究方法上。早期的人類學因為研究無文字社會，必須進行田野工作來獲取材料，而在那個時候社會學家把時間更多地花費在圖書館里［19］。盡管在這種背景下形成的人類學、民族學學術傳統被批評為“只見樹木不見森林”，但人類學家更重視深入到作為他者的研究對象群體內部做以局內參與觀察為特色的田野調查，研究程序的基礎是記述細節和對被觀察現象的解釋，如果討論涉及變量關系更側重對為什么的討論。社會學逐漸有了更多的實地調查，強調研究方法，甚至被刻薄地批評為“方法最講究而結果最小化的學科”，主流社會學注重統計資料的搜集和積累，注意量化研究，以問卷和抽樣調查為最常用的手段，以變量關系和根據統計學作出規律性解釋為基本研究程序。不過，到了中國場景中，特別是在鄉村社區，由于研究的限制，許多外國學者在對作為他者的中國社會文化研究中往往更多地采用實地觀察和訪談方法②，即使一些學科定位偏向社會學的學者也是如此。也許與研究方法的差異有關，學科分工有時也和城鄉間的差異聯系起來，研究鄉村社會的因為問卷調查方法使用不易，往往需要調查者用類似結構性訪談的方式完成，而這多為人類學家。研究城市社會的大部分屬于社會學家，研究中也更多采用問卷和量表之類的工具。近幾十年來，國內外人類學、民族學界和社會學界對于研究方法有了很大的突破，非主流社會學也有更多的人開始強調詳盡的田野民族志調查，且經常被其他學科的研究工作者借鑒，受到整個學術界的高度評價。而人類學家開始使用抽樣問卷調查，在研究中增加了量化分析，但以周密細致的田野工作為基礎的描述性民族志資料仍然是其解釋和理論發展的基礎。由于人類學重視田野民族志調查，在田野工作設計，參與觀察和進行深度訪談，民族志資料獲取、整理和分析等方面都發展了不少經驗，并通過民族學博物館積累和展示世界各地民族或族群的文化。在研究方法上經過文化主位和文化客位角度的認識和分析，發展到對民族志的反思，強調研究者和研究對象的主體間性(intersubjectivity)。

　　從宏觀的研究方法來講，人類學較多地采用歸納法，社會學在研究中多用演繹法。前者在研究時，往往把所研究的對象作為文化獨特性的體現者加以認識，注意利用歷史比較和跨文化比較方法找出異同，強調作為民族或族群特性的文化特征。社會學即使是進行小范圍的、社區的研究，亦往往試圖從個別中進行抽象，以求總結和認識至少是一定范圍的共同規律或普遍社會現象。當然，這種方法上的差別只是相對而言，人類學家也有人更多關注共同性，社會學研究免不了對各種特殊性的認識。也許我們對學科差別的認識可以從研究方法擴展到研究的側重點和角度之上。美國著名人類學家克勞德?克拉克洪(ClydeKluckhohn)指出，人類學和社會學都研究人類，但有各自的園地:社會學研究人類的相互關系，人類學則關注人類基本的解剖學和文化上的聯系與差異［20］。在摒除了研究對象等級性排列和內外差別的前提下，人類學、民族學和社會學研究的側重點或角度的差別表現在:人類學、民族學研究不同文化群體的生活方式，社會學則關注社會結構、社會過程和社會問題。民族或族群是由共同文化作為紐帶的人類群體，在相互聯系和互動的同時，有著各自在經濟生活、分布地域、語言、宗教信仰、文化表現等方面的差異，強調的是人們在文化上的共享性。社會是由人群組成的，是人們相互交往、相互作用的產物，是以共同的物質生產活動為基礎而相互聯系的人們的有機體，強調的是人們的社會關系和生產關系。從更具體的研究來說，在研究社會化過程時，人類學將注意力集中于文化的濡化，強調某一文化對于社會成員的作用和文化差異的影響;社會學則注重探討一個生物人怎樣向一個社會人轉化，考慮社會生活的延續、文化的傳遞、個性的傳遞和社會結構的維持與發展。在研究當代社會發展問題時，人類學往往將注意力集中在人們的傳統文化對于發展造成如何的障礙和怎樣克服文化障礙，實現文化調適;社會學則去關心社會矛盾的解決，社會的沖突或協調。人類學家在研究問題之前考慮的是文化的保持、發展和變化，社會學家在此時則主要考慮社會問題的解決或社會矛盾的緩和。人類學研究的目的是發現和闡述文化的延續、演變和變異，社會學的研究目的則在探討社會運行和發展的條件和機制。由此推衍，也許在具體的研究個案中，我們就可以認識到兩個學科的差異。學科分野的意識和對學科純潔性的追求有關。學科恢復和重建以來，人類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在各自領域有了蓬勃的發展，加強各自學科建設，推進多學科的學術繁榮，是勢所必然。每一門學科均在探索自身的面貌，以在映出其形象的鏡子里找到界定自己的特征，為了奠定自己的生存基礎都會堅持各種標準，都要在共同目標、對象、概念工具和能力的關系中來構想學科自身。然而，在通過討論學科之間的關系來確定學科定位的同時，應當關注跨學科的統一性，并努力從事跨學科的研究實踐［21］。必須強調學科園地之間的這些籬笆并不是一種必然性的存在，無論生活方式還是社會結構、社會結構和社會問題，甚至學科界限和學科本身都免不了建構的成分。人類社會文化研究園地內的花卉需要更多樣的養料，也有許多肥沃土地未能開墾，通過學科之間相互扶助、幫襯和支援的雙向乃至多向互動，借鑒學科邊界之外的理論和方法，超越籬笆的隔離不斷探索，甚或共同協作耕耘，才能使上述各學科的研究有更多、更豐富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