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當前文化創意產業正在呈現出新的發展趨勢，表現出在生產方式與商業模式上發生變革、基于信息技術跨界融合、全球生產網絡浮現等新特征。通過科技融合、空間融合、產業融合與社會融合，文化創意產業對城市轉型發展形成驅動作用。借鑒國際經驗對城市轉型實踐的啟示，我們需要：一是樹立“文化生態觀”，從“文化資源”到“文化生態”;二是樹立“文化規劃觀”，從“規劃文化”到“文化規劃”;三是樹立“文化創造觀”，從“走出去”到“走進去”。

　　關鍵詞：文化產業論文,文化創意產業,城市轉型,新特征,作用機制

　　文化創意產業作為驅動城市轉型發展的重要動力，在國際性大都市、后工業化城市的轉型發展過程中有著廣泛的實踐。當前中國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呈現出一系列全新的特征和趨勢，并在科技融合、空間融合、產業融合與社會融合四個方面對城市轉型發展形成驅動作用。本文擬圍繞文化創意產業驅動城市轉型的作用機制，并結合一些國內外案例進行討論。

　　一、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新特征

　　當前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進入了一個嶄新的階段，特別是文化與科技領域的快速融合，使得過去以藝術與文化主導的文化創意產業正在發生著史無前例的變革。文化創意產業的重心越來越由“文化”向“創意”轉移，從生產方式、組織方式、消費模式到跨界融合，再到全球生產網絡的浮現和深化，文化創意產業正在呈現出新的特征和發展趨勢。

　　(一)生產方式與商業模式的變革

　　在許多文化創意產業的討論中，都習慣性假設藝術和文化為主導的中小企業是這個產業的核心部門，比如藝術大師的工作室、作坊、小規模個性化定制(小工藝生產者)等等，而似乎忘記了蘋果、迪士尼、時代華納、WPP的存在。事實上，在后者面前，前者在文化創意產業中的份額在統計學上看，幾乎微不足道。在廣告、電影、電視和視頻、軟件、建筑和產品設計等拉動文化創意產業增長的關鍵部門中，無論在生產、組織、消費、商業模式上，與傳統意義上文化和藝術主導的產業部門相比較，都表現出巨大的差異。

　　文化創意產業在西方發達國家發軔之初，就是對于發達國家進入“后福特主義”時期彈性專業化與“按需生產”的回應，這與中國文化創意產業脫胎于早期文化產業化發展的邏輯起點是完全不同的。中國文化產業化發展的起點和背景是市場化和工業化，而西方創意產業發展的歷史場景是后工業化和信息化。這種對文化創意產業認知的歷史邏輯差異，在早期階段并不明顯。但是隨著近年來互聯網技術與經濟的狂飆推進，基于互聯網、移動互聯網以及大數據支撐的網絡平臺，正在持續并強化生產網絡、社會網絡、市場網絡與消費網絡的通達性、及時性和同步性，這都對早期文化創意產業以生產者(尤其是文化藝術領域)特別是創意者為核心、信息不對稱的商業化模式產生顛覆性沖擊。封閉化、集中化、等級化、權威化正在被開放、分享、平等、共贏、共生的理念和運行方式所取代(詳見表1)。

　　這就意味著，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并不依賴于某個地區是否有充分的文化資源以及在此種所謂資源優勢基礎上的產品開發，相反更有賴于是否以用戶為核心、有效整合網絡資源形成用戶增值服務并快速傳播。戴勇在基于物聯網技術的文化傳播產業商業模式研究中，針對商業模式創新的實現，提出了三個方面的路徑：(1)以集成化管理為目標，實現文化產品價值網絡優化的商業模式創新;(2)以產品、服務與物聯網融合為目標，實現完整文化傳播解決方案的商業模式創新;(3)以客戶個性化滿足為目標，實現深度文化傳播的商業模式創新。可見，開放、集成、融合、互動、參與、分享等才是當前以及未來文化創意產業商業模式創新的關鍵詞。

　　(二)基于信息技術的無邊界融合

　　當前的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具有高知識性、高附加值、強融合性特征。文化創意產業與信息技術、數字傳播技術等的廣泛應用密切相關，越來越呈現出高知識性、智能化的趨勢。從傳統產業中分離出來的文化創意產業部門，往往也都處于技術創新和研發等產業價值鏈的高端環節，成熟分離后形成的是一種高附加值的產業，在產業鏈和價值鏈中，文化創意產品的附加值比例也要明顯高于其他的產品和服務。

　　同時，文化創意產業作為一種新興的產業，本身就是經濟、文化、技術等跨界融合的產物，具有高度的滲透性、融合性和輻射力，為發展關聯性的新興產業提供了良好條件。文化創意產業的知識產權屬性以及邊界虛擬化特征，非常適合在當前知識經濟時代特別是以信息技術、網絡通信不斷跨展為基礎的數字內容經濟中發展。

　　任何能夠進行數字化處理的東西，都能定制，就意味著數字化的不斷深入和生產過程中設計研發的持續投入。正如喬爾・科特金指出的：“當今的信息產業已不再是單純的信息技術產業，而是信息技術與文化內容的交融、匯合，數字內容產業打破了原有文化藝術固有的邊界，橫跨通訊、網絡、媒體、娛樂等各行各業，實現了‘跨界域’的融合重鑄。”

　　與此同時，數字內容經濟的大發展，不僅為文化創意產業的各個環節融入科技因素使其產業鏈更具科技創新能力，更使得文化創意產業在一個更為開放的網絡平臺上與其他產業形態交織互融，“一方面，各行各業可以通過與創意資本要素的融合提升自身附加值，……另一方面，創意資本要素可以‘一項創意，多次投入’，獲得倍增效應，大大提高其價值增值力”。無論是傳統的汽車產業、房地產業還是百貨商業、餐飲、旅游等服務業領域，在與文化創意產業的跨界融合互動后均延伸出新的產業形態，甚至在特定的、城市空間形成特定的、大范圍的文化創意產業生態。因而，當前的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正在呈現出一種無孔不入、無處不在的業態擴展，未來這種基于文化創意內涵的知識溢出、無邊界的產權交易創造的可能不僅僅是新的產業形態，甚至將催生新的經濟形態和社會形態。

　　(三)全球生產網絡的浮現與深化 　　文化創意產業的本質是跨界的創新經濟，其產生和成長的同時也在改變著產業網絡的全球結構。全球生產網絡不僅表現在生產的國際化分工和服務貿易國際分包領域，在近年來特別是金融危機之后，發達國家重新重視先進制造領域以及構筑新貿易壁壘，后發國家加速經濟轉型與結構升級推動世界經濟再平衡，全球生產網絡在深化發展的同時，向更廣泛和更高級的產業領域擴展，文化創意產業的全球生產網絡正在浮現并深入擴張。

　　以全球影視產業為例，首先，在電影產品生產和制作上，國內像懷柔、橫店等為代表的中國電影制作產業集聚區，正在以其設備、技術、人才、成本、政策支持等積極參與到全球電影離岸制作業務中，加速全球電影產業的國際分工與網絡搭建。

　　其次，在電影發行與衍生商品消費市場領域，國內院線市場的快速成長，不僅是對中國電影市場爆發式增長的回應，更是全球電影市場和電影商業網絡持續織網與深化的過程，全球性的新技術和新概念在織網擴張的同時甚至藉由商娛空間的建設而影響當代中國城市商業空間、社會空間與新型消費文化的產生。

　　第三，在全球電影產業的元概念敘事的發聲和傳播領域，從歐美的奧斯卡、戛納、柏林再到遠東的臺灣、東京、海參崴甚至上海，不同層級不同分類的電影節(敘事事件)，實質上構筑了全球電影產業的話語體系，甚至引導電影產品發展方向，當然其本身也是全球電影產業最直接的競技場。

　　第四，在電影產業的資本市場領域，整合全球資本越來越成為電影產業重要的融資環節，特別是新興國家資本的介入，國內外私募基金參與到中國影視產業的投資中，對全球電影產業的價值鏈、產業鏈、商品鏈布局影響深刻。總體而言，就全球電影產業而言，無論是以大投資、大制作和大營銷為基礎的高概念電影，還是以小投資、小制作和小眾營銷為分眾電影，或是以微/零投資、個性化制作和網絡營銷基礎的微電影，都需要通過全球性的、專業化的制作團隊、發行營銷、投資、院線市場和后期衍生產品開發，才能有效降低投資風險并實現充分盈利。

　　文化創意產業全球生產網絡的浮現，與傳統的計算機產業、汽車產業或是航空產業的國際分工不同，其浮現和產生的同時也在改變著網絡的全球結構，文化創意產業的本質是創新經濟，因此，文化創意產業的全球生產網絡從一開始還暗含著全球創新/創意網絡的成分。

　　二、文化創意產業驅動城市轉型

　　從整體的經濟發展階段和社會演進的時序來看，近十年來中國通過成為全球制造業中心進入工業化中期，正處于經濟結構轉型的關鍵階段，逐步向工業化后期的過渡。雖然中國的一些大都市如北京、上海、深圳等在經濟轉型上獲得較大跨越，但總體而言，中國城市的產業結構與經濟體系與發達國家相比，還存在明顯的代差。從驅動城市轉型發展的作用機理上看，文化創意產業與中國城市轉型發展的關系變得越來越緊密。尤其在新型城鎮化的戰略下，低能耗、低污染的高附加值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已成為城市發展的主要方向，文化創意產業不僅自身的發展恰好可以與城市轉型有機結合，同時與先進科技產業和現代服務業的跨界融合發展，將在更深的層次上強化城市的創新驅動力，加速城市經濟、社會、空間的全面轉型發展。(見圖1)

　　(一)科技融合：助力城市創新體系構建

　　文化創意產業從質態上來說是直接體現創新型經濟特質的產業門類，文化創意產業是知識經濟中對知識、技術、文化集成度最高的產業形態，對城市發展方式轉換、空間功能轉換、空間布局調整、產業區價值鏈升級和經濟發展創新都有積極的貢獻，是城市轉型發展的重要創新驅動力。它不但可以促進城市綜合競爭力的提升，更有助于創新網絡和區域創新體系的形成，對城市創新力的培育和提升大有裨益，有助于形成經濟、社會和生態協同發展和交互推動的良性循環。

　　文化創意產業與科技創新創業之間非常容易形成共生成長機理，在產業發展層面，形成融合生長、集群擴展的新態勢。尤其是在當前數字技術狂飆突進、數字內容經濟蓬勃發展的背景下，文化創意產業通過與科技、服務等各種領域的融合與滲透，使得文化創意的創造性在各領域激活產生創新行為與創新組織，新創意、新概念、新組合、新商業模式將會使得城市的各個產業領域充滿生機活力。以智能手機領域為例，谷歌開發了安卓系統，而依托安卓所構建出的巨大的智能應用生態系統，則是來自數以百萬計的創意設計團隊和企業，他們與安卓融合所開發出的大量功能應用產品，既構筑了安卓系統的創新生態，同時為相關領域帶來新的發展空間和機會。

　　文化創意產業在與新興技術的市場應用、產品化、產業化結合過程中，一方面容易加速技術的商業化和數字內容化，張潔就認為文化產業從三個角度對技術創新產生影響：“一是向制造業品牌和營銷環節滲透、二是向制造業生產環節延伸、三是向制造業的研發和設計環節滲透”;另一方面兩者結合的過程也容易引發文化創意產業的新業態，這也從根本上改變了以往文化創意產業發展過度依賴文化資源開發的一般路徑。從“功能城市”向“文化城市”轉型，是國際大都市轉型發展的戰略性路徑。在這個轉型的過程中，要注重發掘、運用好這些城市已經積蘊的“文化資本”。“文化資本”哪里來?不僅僅是原來的“城市記憶”和文化資源，更重要的是文化創意產業、文化創意消費市場的資本化運營機制及營造的創新文化氛圍和創新社會網絡(資本)。以深圳為例，城市的歷史非常短，曾經被稱為“文化沙漠”。但依托于高新技術的動漫、網絡游戲、數字內容產品等方面的強勁發展，崛起了一批創意設計、動漫游戲、新媒體、高端印刷等文化科技型企業。在這一過程中，高新技術企業為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提供技術支持，文化創意產業也為高新技術產業在新的領域衍生出更多的新生業態。

　　此外，文化創意產業的科技融合還表現出越來越明顯的網絡化趨勢，這對當前的創新型城市建設尤為重要。創新型城市的建設、城市創新體系的建設，關鍵始終在于創新網絡的搭建。長期以來，科技創業和技術商業化過程一直面臨諸多的障礙，導致創新和創業的周期被拉長，其關鍵原因在于創新創業的生態網絡不健全，缺乏有效的跨界創新服務經濟來支持。實質上，新興技術平臺的產生來自不懈的研發攻關努力，而新興技術平臺的應用和集成則需要更多的創意經濟部門來豐富和完善。文化創意產業的科技融合過程，恰恰是一個技術商業化的生態建設過程，一個跨界搭建創新經濟系統、編制社會網絡、強化社會資本和文化資本的過程。因此，文化創意產業的科技融合，不僅可以幫助城市獲得持續創新和持續繁榮發展的動力，更重要的在于幫助城市在更廣泛的領域中創造具有累積性、持續性、創新性的文化、經濟和社會價值。 　　(二)空間響應：創造多樣性的城市空間形態

　　文化創意產業的概念提出，就是由城市空間更新、城市功能復興的轉型升級行動所衍生的，是與城市為突破資源環境的約束、實現可持續發展的理念直接對應的。文化創意產業的空間響應，使其在現代城市的轉型發展中具有較強的系統引導功能。從本質上看，城市既是文化創意產業的發源地，也是文化創意產業的集聚地。文化創意產業與城市空間更新的互動、互融與互促，成為當今城市轉型發展的一個較為顯性的特征。

　　在知識經濟社會中，沒有哪個產業像文化創意產業這樣依賴城市的空間和資源，也沒有哪個產業像文化創意產業這樣，能夠為城市空間的更新和轉型帶來如此強大的推動力。如同厲無畏所指出：“文化創意產業與城市舊區改造的有機結合，可以避免城市文脈的中斷，不僅能夠保留具有歷史文化價值的建筑，而且通過歷史與未來、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洋、經典與流行的交叉融會，為城市增添了歷史與現代交融的文化景觀，不僅對城市經濟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推動作用，而且使城市更具魅力，給人以城市的繁華感、文化底蘊的厚重感和時代的生機感。”

　　從我國城市的文化創意產業園區的演進歷程來看，伴隨著城市傳統空間加快“退二進三”以及新空間的快速拓展，文化創意產業的業態快速升級，作為其生長的載體園區也在趨向多樣化，并形成了內涵質態的代際發展特征。到目前為止，國內城市已經發展出三代文化創意產業集聚區、園區形態(見表2)。對城市空間價值的發掘和服務功能的提升，呈現出梯次強化的趨勢。

　　早期的第一代、第二代文化創意產業園區、基地，多數是對舊有廠房/區、樓宇進行置換，通過設計、展演、市集和辦公功能的發揮，打造集創意設計、影音娛樂、動漫游戲和傳媒藝術等各類主題的空間形態，引導創新主體企業和人才相對集聚，“軟化”同區域或相鄰地界的工業制造廠區的“硬度”。應該說，這些空間響應的努力，為“后福特主義城市”注入更多的創新元素，營造了具有包容性的人文空間，促進城市形成網絡化的創新平臺，滿足和催生更多的個性化生產與消費的需求，并強化城市對先進要素的集聚力、整合力。

　　如果說前兩代的園區比較注重的是空間改造與開發，那么第三代文化創意產業園區則更加注重運用科技手段、信息網絡來促進創意社群與創意生態的營造。園區不僅僅是工作、生活、消費、休閑的空間，還要在相應領域創意生態體的形成和創意社群集聚的過程中，提供系統的功能性服務，實現從園區化、街區化到“社區化”的演進。王慧敏認為，“3.0集聚區表達了一種創意性的生活方式，多元的咖吧文化、活躍的創意社群、頻繁的創意活動構成集聚區的主體單元，創意成為區域內一種普及性、開發式的、大眾普遍參與的活動，創意人才的市民化、城市居民的創意化成為發展趨勢，形成了園區、商區、社區‘三區’聯動的格局”。

　　如果說在產業的融合與演化上，文化創意產業側重于創意與概念的領引，幫助其他產業尋找新興市場和形成新的商業模式，發展帶動產業升級與提供持續發展潛力。那么在空間的營造與演繹上，文化創意產業以其獨特的生產・消費雙重社會網絡，通過無邊界的產業融合與空間融合，在為城市帶來多樣化的經濟形態同時，“構建多層次的社會網絡體系，形成有效的外循環，促進創意要素的跨界融合，促進園區服務功能的社會化，為城市創造新的產業業態”，塑造更廣泛意義上的創意社會空間，促進創意城市的生成。

　　(三)產業融合：創造多元城市經濟形態

　　文化創意產業的核心是人的創新力及所表現出來的系統化的價值引領，但文化創意產業的無邊界性，又會對所有的產業進行滲透和融合。文化創意產業以新興的業態、組織方式與科技、金融和消費體驗的結合，培育出城市新的經濟增長點，促進城市多元經濟體系的形成與創新，為城市的轉型發展、可持續發展，提供產業引領和產業優化的復合動力。

　　城市發展取決于所集聚的資源或要素的數量和質量，主要包括土地、勞動、資本、技術、文化、知識六大要素。進入后工業社會的城市發展階段，創意、創新、知識、人才成為城市發展的核心驅動力，城市經濟發展的邏輯發生重要的轉變，從傳統工業文明的線性開發邏輯轉變到后工業時代以“彈性化生產”、“跨界”、“專業分眾”等主要特征的產業多元性成長邏輯，文化創意產業本身的多樣性、跨界性，就在豐富城市的經濟形態。同時文化創意產業的跨界特性，又對各個產業與空間的滲透與影響，有助于城市多樣化經濟體系的培育，增加城市多元經濟的彈性，減輕產業和經濟危機帶來的沖擊。

　　金融危機的沖擊使得像紐約、東京等以全球高端生產者服務業集聚為特征的全球城市陷入困境，相反倚賴多元化經濟體系的慕尼黑則表現出眾，顯示出強勁的持續繁榮能力。這也為城市經濟發展帶來新的反思：如何避免單一經濟形態的線性發展路徑?特別是近年來曾經風靡一時的城市中央商務區CBD建設紛紛面臨產業空心化與空間兩極化的問題，產業融合與多樣化產業形態的謀劃成為如何破題的關鍵所在。文化創意產業作為內涵與形態最具多樣性、開放性的產業，正在城市多樣化經濟體系形成中發揮著極其重要的作用。憑借文化創意產業與高科技產業的融合，產生新設計、新產品，與服務產業的碰撞，產生新的營銷模式和商業模式，從而產生新產業、新業態和新型產業組織體系。

　　在制造業領域，由于“退二進三”運動，城區的制造業幾乎全部撤離。然而隨著文化創意產業與制造業在多個環節的結合，以新型“彈性生產”、“個性定制”為特征的新興文化創意工業業態將重返城區，“輕型生產”將成為城區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動力。在生產性服務業領域，生產性服務業的產出是中間服務，文化創意產業同生產性服務業的融合將有效提高生產性服務業的效率，增加中間生產性服務投入的附加價值，延長產品服務過程的價值鏈。特別是在金融產業領域，文化創意產業的介入將擴展金融產品和金融工具的功能。以北京為例，早在2007年北京市就建立了貸款貼息工作機制和文化創意產業投融資信息平臺，促進金融資本與文化產業的對接，國家開發銀行北京分行推出“版權信托+收益權質押擔保”的文化企業貸款融資模式，并積極與北京首創投資擔保等擔保機構合作。而在深圳的文化創意產業發展中，資本化運營更是其重要特色。深圳文化產權交易所，作為一個交易服務平臺類企業，打造包括文化產權交易平臺、文化產業投融資平臺、文化企業孵化平臺、文化產權登記托管平臺。這樣的專業化資本運作平臺上，再輔以新興技術的應用與集成，文化創意產業的新業態和新商業模式層出不窮地生長起來，從而帶動生產性服務部門的多元化發展。 　　文化創意產業跨界后所具有的高增值力，這主要表現為創意賦予商品觀念價值，新經濟的演進規律表明，商品市場價值中觀念價值所占比重越大，其附加值就越高。知識經濟時代，技術交流與擴散的速度大大加快，商品日益豐富并趨向同質化，于是商品中“精神性”的觀念價值所占比重就越來越大。因此，當創意產業向傳統產業門類滲透時，便有利于推動傳統產業向高增值產業升級。事實上，在生活性服務業領域，無論在實體空間還是在虛擬空間，與文化創意產業的融合都帶來顛覆性的商業價值。電子商務對實體商業空間的沖擊，以及消費領域的多元化、個性化需求對生活性服務業既帶來極大的挑戰，又帶來極大的刺激。生活性服務業空間越來越向個性化、體驗式、文化分眾型消費文化靠攏，同時移動互聯等虛擬空間功能應用的疊加，使得文化創意產業對生活性服務業的引導、整合、分化功能被越來越放大。

　　隨著文化創意產業與各類產業的融合碰撞，城市經濟形態將不再單一、不再割裂、不再對立，在有助于形成城市經濟優化連續生態的同時，文化創意產業還帶來新的組織形式和新的共生網絡，從而使得城市經濟在獲得豐富性同時，形成持續繁榮和共贏分享的能力。

　　(四)社會融合：創造多樣性的城市社會階層

　　文化創意產業的集聚性及其對經濟社會的影響與滲透，為“創意城市”提供了長效的動力機制，也為工業化向后工業化轉型的城市培育出了一個新的“創意階層”，使發達國家的城市、大都市區從原來的制造中心、經濟中心變身為創意中心、信息服務中心，孵化和集聚更多的創意企業，在豐富經濟形態的同時，也為城市的社會階層結構帶來了一個新的社會群體。

　　在過去的三十年里，美國的社會階層結構在構成上發生了巨大的轉變。1970年，服務階層首次超過勞工階層，1999年勞工階層、服務階層和創意階層在就業人口中的比重分別是25%、43%、30%。這種社會結構的演變來源于生產領域發生的巨大變革并擴展到整個社會，不僅影響到社會中所有的其他企業形式，而且通過競爭、效仿和滲透，重構企業之間、國家與微觀主體之間的關系。

　　2011年，英國的創意產業共有89.7萬個從業人員。此外，還有60.1萬個在其他非創意企業從事創意性工作的人員。倫敦作為英國創意產業最集中的城市，2010年創意產業共有42.9萬個從業人員，以及其他行業內22.9萬個從事創意類工作的崗位。倫敦仍然是全球金融中心，但已經有65.7萬個從事創意類工作的人員，占倫敦勞動力總數的14%。深圳自2003年以來文化創意產業以年均近25%的速度發展，2012年突破1100億元，占GDP比重達9%。文化創意產業成為帶動經濟快速健康發展的重要引擎，創意設計、動漫游戲、網絡內容、數字電視、數字音樂、文化旅游、高端印刷等均占全國較大份額。深圳的文化創意企業總數量達4萬多家，從業人員90萬人。數量日益聚集的創意階層，越來越成為提升城市創新能力、優化城市社會結構的主體力量。

　　多樣化的產業體系與彈性專精的創新網絡，之所以在應對經濟危機方面具備較強的抵御能力，其關鍵不僅在于扁平分工和彈性網絡，更在于富有豐富性的社會網絡以及社會資本所呈現出的應對變化的適應性。據2008年度的《臺北市文化創意產業指標調查成果報告》介紹，臺北市每5家企業，就有2家從事文創產業相關的事業;每10位工作者就有1位從事文創產業的工作。另外，在全臺灣每10家文創產業，就有3家設立在臺北市;且文創產業總營業額中，臺北市約占全臺灣的60%。即使是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海嘯沖擊下，臺北市的文創產業發展，依然逆勢上揚，優于總體產業成長率。臺北“文創之都”發展與抗風險的動力，其中很大一部分就來自于這些創意企業的創造力和由此生成的“文創階層”。

　　三、文化創意產業驅動城市轉型的實踐啟示

　　在中國新型城鎮化和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的新背景下，文化創意產業肩負著對中國城市整體轉型的戰略引領作用。我們要探索“中國路徑”過程，將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與城市轉型多層次聯動起來，助推城市空間、社會與產業的整體轉型發展。

　　(一)樹立“文化生態觀”：從“文化資源”到“文化生態”

　　文化創意產業的空間集聚、產業演化是一個復雜的立體生態系統，需要一個多樣性、包容性強的“文化生態”環境。從“文化資源”轉變為“文化生態”，要摒棄就文化資源和稟賦來看待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單一視角，塑造促進文化多樣性生長繁榮的社會環境，是文化土壤的“再整理”和“新播種”。

　　積極推進外來文化本土化與本土文化外向化發展，在多元對話、認知溝通的基礎上形成共識、理解差異。2010年的“歐洲文化之都”德國魯爾，之所以能實現從“煤都”到文化之都的轉型，與生活在這里的來自全世界140個國家和民族的居民有很大的關系，特別是大批來自波蘭、匈牙利的移民，移民的文化差異大，生活方式不同，但魯爾區則把城市的多元文化特征作為資源要素加以開發利用，創造出了一個包容性的文化環境，讓整個地區充滿創意的活力。

　　與此同時，要真正做到“以人為本，兼容并包”。根據西班牙電信巨頭Telefonica Digital發布的最新《創業生態系統報告》，在全球排名前20位城市創業生態系統中，排名靠前的城市，輟學后創業的比例都很高，如硅谷輟學者與研究生(碩士、博士)的比例為1：2.5，特拉維夫為1：2.33。從中不難看出，只有更大胸懷的包容，才能形成更具廣泛性的城市文化活力與創新氛圍，帶動社會整體性的文化復興。

　　此外，還要鼓勵人們通過創造性工作去創造財富，努力保護創意人才的知識、思想等作為產品的價值，多維借鑒文化生產的商業化經驗，積極培育本土文化的商業化能力，在完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在公共政策、文化傳統、教育體系等多方面形成合力，逐步營造涵容內外部文化創意要素、包容文化多樣性成長、適宜多形態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都市文化生態。

　　(二)樹立“文化規劃觀”：從“規劃文化”到“文化規劃” 　　文化的生命力不僅在于歷史過程的累積和積淀，還在于持續不斷成長和對話。要促進文化的繁榮和發展，關鍵在于文化土壤的改善和文化生態的建設，這需要政府積極營造和民眾的廣泛參與。樹立“文化規劃觀”，是要將文化的思維和思考從以往的部門化限定中解放出來，讓文化的對話、思辨自由貫穿于城市規劃、建設、發展、轉型的全過程。

　　以臺北為例，立足多元文化元素和創意活力，臺北面向未來十年提出了一整套的“文創之都”戰略，其中包括：臺北亞太地區文化創意產業的“領導品牌城市”建設、推動建立“臺北市文化建設發展基金”、營造文化消費環境推動臺北市文化觀光發展、整合資源提升文化藝術節慶質量及影響力、動員民眾共同參與等五個方面。其主要目的是透過都市更新再生，將更多元、更具活力的創意讓市民共享，是另一種都市更新和轉型計劃的形態。

　　以文化為中心的角度來考慮和制定各類城市公共性規劃與公共政策，把文化資源置于創新轉型實踐的中心來整合、培植城市的各種資源。在實踐中，不能簡單地將文化資源、要素、資本作為補充性動力投入到推進城市轉型的規劃工作中。特別是在不改變既有的城市規劃邏輯下，實踐中往往會變成“規劃文化”，從以“文化”為中心考慮“發展”轉變為以“發展”為中心干預“文化”，這就容易使得“文化規劃”淪為“添油戰術”下的犧牲品，更會帶來曇花一現、不可持續的文化創意產品，不能成為城市轉型的助推動力，反而成為未來城市轉型的障礙。

　　因此，一定要從文化創意產業自身持續發展作為出發點，把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與城市轉型多元化、多層次聯動起來。在產業規劃與政策引導層面，以文化的視角，制定和出臺引導和升級各類產業發展的文化戰略，擴展文化創意產業與先進制造業、現代服務業融合的內容范疇，培育和促進各產業領域中文化相關的生產、技術、市場環節成熟化、產業化，帶動城市產業發展的轉型與創新。同時強化文化與城市商業空間、消費空間、社會空間的融合，以文化內容助推城市空間、產業空間與社會空間的轉型發展，營造創意城市空間。

　　(三)樹立“文化創造觀”：從“走出去”到“走進去”

　　盡管我國的文化創意產業近年呈現出快速增長的勢頭，總地來看具有核心技術和新商業模式的不多，仍以追隨、復制國外尤其是歐美的技術為主，主要表現為內容原創與技術更新不足，貼牌生產(OEM)較多，自主品牌(OBM)不強，在全球文化創意產業的生產與貿易網絡中，仍然處在低端或末梢，不具備話語權和控制力。如《功夫熊貓》、《人猿泰山》在我國深圳制作完成，但深圳的企業只賺取道微薄的加工費。文化創意產業的這種運行模式，無疑又陷入以往的“中國制造”困境中，與我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新要求是不相符的。

　　沿用“創異(創造差異化產品，獲得市場生存可能，元創意的早期形態)――創益(通過產品創造市場效益獲得盈利)――創藝(融合新技術創造新技藝或者創造新模式)――創義(創造新知識、新認同、新價值，元創意的最終表現)”四個層級來分析文化創意產業的全球生產網絡(見圖2)。目前在“走出去”的過程中，大多是沿用對自身文化資源開發(創異)――適應國際市場規則(創益)――融合新技術(創藝)――謀求成為國際文化消費主流產品(創義)的發展邏輯，這種思考邏輯在實踐中走的很艱難，特別是在最后環節，在國際上難以形成共鳴、共識、認同。

　　究其原因，核心在于我們的創意起點即“創異”環節，注重的是基于歷史性的彼此文化差異性，希望以這種內涵差異性融合新技術和新規則，在適應國際市場規范被消費的同時，謀求雙方或多方的跨文化交流與理解。這種“創異”的起點更多的是基于對自己歷史文化的理解，而非對方的消費訴求與心理感知。因而，這種對跨文化的交流與理解并不是雙向的，異文化之間的共識和認同是建立在雙方彼此在某些領域認識都較為深刻的基礎上。這一點是我們“走出去”過程中亟需反思的。蘋果系列產品在全球范圍內的成功，就在于其出色的把握了“未來”而不是“過去”，秉承的是“全體異外”的產品研發(創異)――全球生產與全球市場(創益)――iPod+iTunes・iPhone+App Store・iPad軟硬服務的新商業模式(創藝)――新技術+新模式=技術、藝術、戰略的新知識與新價值(創義)的發展邏輯。

　　如何實現從“走出去”到“走進去”的轉變，關鍵要樹立“文化創造觀”，即在于如何創造滿足全球化需求的文化創意內容/產品。立足過往但面向未來，而不僅僅是挖掘過去，創造出領引時代風格、“中國的・世界的”新知識和新價值，“通過國際化的經濟與‘文化資本再生產場域’的建構，形成區域的‘城市文化資本’再生產過程，最終實現在區域社會與城市在全球網絡中從低價值生產向高價值生產的轉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