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科技和工業的發展，國家的環境問題也日漸嚴重起來，環境保護也成為現在發展中一個重要的話題。那么怎樣才能保證能源正常使用的前提下加大使用效率呢？本文是一篇職稱論文發表范文，主要論述了FDI、產業結構與中國工業能源效率。

　　〔摘要〕近年來，環境污染問題逐漸突顯，傳統的“以能源換產量”的粗放型工業發展模式已不再適應新形勢的需要。外商直接投資不足、產業結構不合理等因素制約著中國工業能源效率的提升。本文運用中國30個省(西藏與港澳臺地區除外)2005―2014年的面板數據，從外商直接投資異質性的角度，實證分析外商直接投資、產業結構對中國工業能源效率的影響作用。結果顯示，結合區域產業結構特點來看，外商直接投資在一定程度上能夠促進中國工業能源效率的提升。關于外商直接投資異質性方面，本文對外商直接投資進行特征分解后發現，外商直接投資在制造業的投資比重越大對中國工業能源效率的提升作用越明顯，外商直接投資的技術水平對中國工業能源效率的影響存在顯著的門檻效應。

　　〔關鍵詞〕FDI,產業結構,工業能源效率

　　一、問題的提出

　　能源是國民經濟與工業發展的重要物質基礎與保障，隨著中國經濟不斷發展、工業產能不斷提升，能源消耗總量也與日俱增。近年來，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工業40”格局逐步形成，傳統的“以能源換產量”的粗放型工業發展模式已不再適應新形勢的需要，過低的工業能源效率不僅制約著中國工業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也時刻威脅著中國的能源安全。

　　外商直接投資(FDI)的技術溢出效應與產業結構的協同效應作為影響工業能源效率的關鍵因素是中國工業能源戰略中的重要環節[1]。FDI作為中國參與全球資本分配的戰略措施，能夠通過技術轉移、資源整合等途徑有效提高本國的能源效率[2];產業結構作為經濟結構的核心指標，直接影響中國能源結構轉型和能源利用效率升級，兩者之間通過協同作用共同影響工業能源效率[3]。中國正處于經濟高速增長期，基礎設施建設有待完善、人力資本儲備短缺、法律制度不健全等因素都可能成為FDI發揮作用的障礙，特別是產業結構不合理會直接影響工業生產部門通過利用FDI提高生產技術、改良生產結構，進而影響能源效率的提高[4]。因此，如何盡快提升中國FDI與產業結構的協同作用，實現能源利用效率全產業鏈提升，是中國學者迫切需要思考和解決的問題。

　　Sun和Tipton[5]通過分析改革開放以來中國FDI特征的轉變情況，梳理了外資來源國、投資規模和外資企業所有制形式對中國經濟影響的變化過程。Alfaro等[6]通過建立多國FDI與經濟增長直接的關系發現，不同特征的FDI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存在很大差異，外資進入方式、外資來源國、外資進入行業和生產要素利用比等都將對外資質量產生影響。在充分考慮東道國產業結構、FDI對能源利用效率影響的基礎上，關注FDI異質性對于降低東道國能源消耗、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的影響程度，并對這種影響程度和潛在的作用機理進行深入分析是十分必要的[7]。FDI對東道國工業能源效率的影響并不是單獨發揮作用，而是與產業結構協同發揮作用。現有從FDI異質性的角度進行的研究并不完善，因此，本文基于FDI異質性分析FDI、產業結構對中國工業能源效率的影響作用。

　　本文將從中國FDI的發展現狀和產業結構的自身特點出發，全面系統地測度和衡量中國能源效率，剖析中國FDI水平與產業互動能力，找出中國在利用FDI提升工業能源效率過程中存在的不足。本文使用中國30個省2005―2014年的FDI、產業結構和工業能源效率的面板數據，從FDI在制造業的投資比重和FDI的技術水平兩個角度對FDI進行特征分解，深入剖析FDI與產業結構的內在聯系，以及對中國工業能源效率的影響機理。

　　二、理論基礎

　　本文構建FDI、產業結構與工業能源效率的基準理論模型，在此基礎上引入變量分解法對傳統理論成果進行縱向拆分，得出校準模型的基本形式。

　　1基準模型

　　投入與產出的關系決定了經濟發展水平，體現經濟發展的效率和現階段的生產能力。從生產函數最基本的形式來看，產出(Y)的主要決定因素包括勞動(L)、資本(K)兩個要素。而后有學者相繼嘗試將城市規模(POP)、國內投資(INV)、產業結構(IS)和FDI等因素引入模型中。研究結果表明，隨著經濟的發展，上述要素對經濟增長會產生越來越重要的影響，各因素之間也存在著相互作用關系。基于此，本文將FDI、IS、POP、INV引入模型，得到式(1)。

　　Y=θ(FDI，IS，POP，INV)(1)

　　工業能源效率(ENRG)是指每單位能源消耗所獲得的產出總量。與能源消耗總量相比，工業能源效率的優勢是將全要素生產結構考慮在內，從而可以更好地體現工業能源效率與經濟增長的協同效應。將式(1)帶入工業能源效率的計算公式，即得到基準模型式(2)。

　　ENRG=δ(FDI，IS，POP，INV) (2)

　　2校準模型

　　基于FDI的經濟增長模型，以FDI為基礎變量，將FDI在制造業的投資比重、FDI的技術水平等細分子變量作為特征變量，兩者的比值為特征系數λ，用以解釋FDI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中間產品同時由初始投入χ與特征系數λ決定[8]，得到式(3)，投入與產出的關系為式(4)。

　　N(j)=λ(j)χ(j) (3)

　　Yt=AL1-αt∫N0λ(j)αχ(j)αdj(4)

　　當考慮固定成本FC，變動成本F(j)時，假設中間產品的價格為P(j)[9]，當投入與產出達到穩態時，廠商的最大利潤為式(5)。j表示第1，2，3…組中間產品，r表示經濟增長率。

　　π(j)t=-FC+∫∞t[P(j)χ(j)-F(j)χ(j)]e-r(s-t)ds (5)

　　結合家庭效用函數推導出當人口增長率為0時的經濟增長率為式(6)，由此可知特征系數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程度。其中，g為經濟增長率，w為穩態時經濟增長率，ρ為時間偏好，1/σ為跨期彈性。再將經濟增長率表達式代入工業能源效率的計算公式[10-11]，即可得出工業能源效率與特征變量的關系。 　　g=(w-ρ)/σ=(λ)(6)

　　3基本假設

　　根據以上分析，本文擬構建FDI、產業結構與中國工業能源效率之間的基準模型，采用FDI在制造業的投資比重、FDI的技術水平兩個特征變量設置特征系數引入基準方程，對基準方程加入獨立項與交互項作為校準方程。本文針對基準模型和校準模型分別提出兩個基本假設，作為實證檢驗的理論基礎。

　　當不考慮特征系數時，基準模型整體考慮FDI、產業結構對中國工業能源效率的影響。基本假設如下：

　　假設1：當其他條件不變時，外資進入程度對中國工業能源效率的影響是正向的，即外資進入程度越高，工業能源效率越高;反之，則越低。

　　假設2：當其他條件不變時，第三產業占比對中國工業能源效率的影響是正向的，即第三產業占比越高，工業能源效率越高;反之，則越低。

　　通過引入特征變量與特征系數，對FDI 進行分解與修正得到校準模型，顯示特征變量對工業能源效率的影響。基本假設如下：

　　假設3：當其他條件不變時，FDI在制造業的投資比重會影響FDI對中國工業能源效率的作用，FDI在制造業的投資比重越大，越不利于提高工業能源效率。

　　假設4：當其他條件不變時，FDI的技術水平會影響FDI對中國工業能源效率的作用，FDI的技術水平越高，越有利于提高工業能源效率。

　　三、實證檢驗

　　本文使用特征分解法分析FDI的異質性對中國工業能源效率的影響，特征分解法是將某一變量的統計數據進行次級細分，利用次級數據的分類結果對基準變量進行二次回歸，得到原變量異質性的統計回歸結果。

　　1模型設定與變量選取

　　FDI、產業結構與工業能源效率是一個相互影響的作用系統，單一的變量方程很難反映變量間錯綜復雜的關系。鑒于此，本文構建基準方程式(7)，基于特征分解法對基準方程進行修正得到修正方程式(8)―(10)，從而構建FDI、產業結構與工業能源效率綜合評價體系。

　　式(7)為基準方程，ENRG表示中國工業能源效率，FDI表示外商直接投資，IS表示產業結構，INV表示國內投資，POP表示城市規模，下標i表示城市，t表示時期，α表示自變量系數，β表示控制變量系數，c為常數項，ε和φ為隨機變量。

　　式(8)―(10)為校準方程，CHARAC為特征變量，分別使用FDI在制造業的投資比重CHARAC1和FDI的技術水平CHARAC2衡量。γ表示特征變量項的系數。用特征變量替代基礎變量得到校準方程式(8)，檢驗特征變量是否會獨立對基準方程的結果產生影響。同時，引入基礎變量和特征變量得到校準方程式(9)，檢驗特征變量的存在是否會對基準方程的結果產生影響。在校準方程式(9)的基礎上進一步加上特征變量與基礎變量的交互項得到校準方程式(10)，檢驗特征系數對模型的影響程度變化。變量名稱、符號及統計方法如表1所示。

　　工業能源效率ENRG國民經濟總產出與工業能源消耗總量之比

　　外商直接投資FDI外資企業的工業增加值與國有企業和規模以上非國有企業工業增加值之比

　　產業結構IS第三產業與國民經濟總量之比

　　國內投資INV國內固定資產投資總額

　　城市規模POP人口增長率

　　FDI在制造業的投資比重CHARAC1FDI中制造業的流入量與FDI總量之比

　　FDI的技術水平CHARAC2FDI來源國每百萬人技術人員數

　　2數據處理與模型檢驗

　　本文使用全國30個省2005―2014年的面板數據，所采用的數據來源于《中國能源統計年鑒(1997―2014)》、《中國城市統計年鑒(1995―2014)》、《中國工業統計年鑒(1995―2014)》、《中國人口與就業統計年鑒(1995―2014)》以及中國能源數據庫網站數據，其中部分城市個別年份數據丟失則采用插值法進行補齊。

　　ENRG即國民經濟總產出與工業能源消耗總量之比。工業能源消耗總量采用各省工業行業消耗的主要工業能源總和，包括原煤和原油及其制品總量，由于低熱值燃料、生物質能和太陽能等能源利用量只有2005―2014年的數據可查，本部分不予統計和采納。。總產出為各省全年GDP的統計值。

　　從能源消耗總量與GDP的統計數據可以看出，隨著GDP的上升，能源消費總量也同趨勢上升，但從2013年開始，中國對能源和環境規制力度的加大，以及鼓勵新型替代能源研發與利用政策的推行，中國各地區能源總量與GDP的擬合程度減弱。

　　從各省平均工業能源效率的統計結果來看，各地能源利用存在著區域性差異。北京、上海和廣州等一線城市由于長期實行相對嚴格的能源規制制度，能源效率較高。江蘇、福建和浙江等輕工業城市由于經濟增長對能源消耗的依賴程度較低，能源效率也相對較高。河北、遼寧和山西等傳統重工業城市由于經濟發展高度依賴能源消耗，平均能源效率都維持在053左右的水平。

　　FDI采用外資企業的工業增加值與國有企業和規模以上非國有企業工業增加值之比進行衡量。其中部分城市個別年份數據丟失難以統計，則采用插值法進行補齊。從FDI統計數據來看，中國各省外資利用數量存在明顯差異。上海、江蘇和廣州等沿海發達城市外資引入量明顯高于其他城市，甘肅、青海和寧夏等內陸城市利用外資量明顯低于全國平均水平。從FDI流入與工業能源效率的關系來看，在外資進入初級階段，FDI與能源利用效率的相關性較弱，當FDI積累到一定程度時，外資流入量開始與工業能源效率具有一定的相關性，二者存在門檻效應。

　　IS采用第三產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作為衡量指標。從全國產業分布來看，各地產業結構存在制度性差異。北京、上海等一線城市第三產業占比明顯高于全國其他省份，河南、河北和山東等省份則持續低于全國平均水平，屬于第一、第二產業占比較重的農業或工業省份。針對于某一地區的產業結構布局卻因城市發展方針不同，產生了兩級分化的局面。北京、江蘇和上海等省份工業化程度逐漸升高，遼寧等傳統重工業省份第三產業占比長期維持在40%左右的水平。 　　INV采用國內固定資產投資總額衡量。工業能源效率的提升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技術進步，技術水平的提升一方面依靠引進外資的技術溢出效應與產業協同效應，另一方面則依賴國內對產業自主研發、產業升級等的投入。因此，本文以國內固定資產投資代表國內投資水平，旨在排除國內資本影響工業能源效率對實證結果造成的偏差。

　　從各省份2005―2014年國內固定資產投資總額來看，各地區國內投資力度不斷加大，對地區國民經濟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北京、遼寧、河北和浙江等省份表現尤為突出，山東、山西等省份國內投資并沒有趨勢性變化。

　　POP使用人口增長率進行衡量。由于城市規模不同，能源規制與工業能源效率的水平都存在很大不同。城市規模越大、市場化水平越高，越有利于外資企業形成規模經濟，發揮成本、價格和管理優勢。一方面，規模越大的城市對FDI技術溢出、產業提升的需求更加迫切;另一方面，城市規模越大，產業結構的穩定性越強，對工業能源效率提升的結構性壓力越大。

　　對FDI的異質性采用兩個特征變量衡量：一是FDI在制造業的投資比重，二是FDI的技術水平。FDI在制造業的投資比重記為CHARAC1，FDI在制造業的投資比重較高有利于傳統產業改造和升級，優化產業結構。FDI在制造業的投資比重越高，技術溢出效應越明顯。CHARAC1的計算方法是各省FDI在制造業投資的數額與外商直接投資總額之比。FDI的技術水平記為CHARAC2，向東道國轉移先進技術是FDI促進東道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原因，但是，如果考慮到技術的適應性或者東道國的吸收能力，最先進的技術是否更有利于促進東道國經濟增長是值得考察的。本文使用FDI來源國每百萬人技術人員數衡量FDI的技術水平。

　　對于聯立方程組的計算，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很難得到準確有效的估計結果，因此本文采用廣義矩估計(GMM)的計量方法，旨在解決模型中變量的內生性問題。另外，由于該模型假設存在具有自相關和異方差的隨機誤差項，使得結果也更為客觀與穩健。在選擇統計軟件方面，基于本文所選數據為面板數據的特性，并考慮到軟件運行的便捷性、可操作性和穩定性，本文利用Stata計量軟件對數據進行運算與分析。

　　3實證結果

　　在進行實證分析時，應用Hausman檢驗確定變量之間是否存在內生性，由檢驗結果可知， FDI與IS、INV之間存在內生性，因此分別采用滯后一期的IS、INV作為工具變量進行計算，并用二階最小二乘法控制變量之間的內生性。通過對隨機效應與固定效應檢驗值比較得出基準模型應采用固定效應的形式。由于本文采用的數據為面板數據，并且經檢驗數據間存在異方差，因此本文采用廣義二階最小二乘法進行實證研究。式(11)是基準方程，式(12)加入了特征變量(CHARAC)，但是未考慮FDI因素的影響，用以檢驗CHARAC是否會單獨對工業能源效率產生影響。式(13)加入了CHARAC和lnFDI，用以檢驗特征變量對基礎變量的干擾程度。為了研究特征變量對基準方程的結果是否會產生影響，式(14)在基準方程的基礎上增加CHARAC與lnFDI的交互項得到校準方程。由此可以得到CHARAC對模型的影響效果。

　　(1)基準模型結果

　　由表2中(11)回歸結果顯示，FDI的系數為正數，因此當其他條件不變時，FDI對工業能源效率具有正向影響。IS的系數也為正數，說明當其他條件不變時，IS對工業能源效率也具有正向影響。并且，FDI對工業能源效率影響的邊際作用小于IS，這說明雖然引進外資在一定程度上能夠促進中國工業能源效率的提升，但是區域產業結構的技術吸收能力、能源分配能力等仍然是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

　　其次，INV的系數為正數，說明當其他條件不變時，提高國內固定資產的投資數量能夠改善工業能源效率，并且，這種影響的程度也是非常可觀的。POP的系數為正數，可以說明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城市規模越大，市場化水平越高的區域能源利用效率越高。

　　(11)表示基準方程的回歸結果，(12―1)(13―1)(14―1)分別表示校準方程中以FDI在制造業的投資比重為特征變量(CHARAC1)的回歸結果，(12―2)(13―2)(14―2)分別表示表示校準方程中以FDI的技術水平為特征變量(CHARAC2)的回歸結果。

　　(2)校準模型結果

　　首先，觀察以FDI在制造業的投資比重為特征變量的實證結果。由表2中(12―1)的回歸結果顯示，當只考慮CHARAC1而不考慮FDI數值變化時，FDI在制造業的投資比重對工業能源效率存在獨立的正向影響，其他變量的影響也為正向。(13―1)的回歸結果顯示，當同時考慮CHARAC1和FDI變化時，兩者對工業能源效率的影響都顯著為正。(14―1)的回歸結果說明，當在(13―1)的基礎上加入CHARAC1與FDI的交互項時，交互項的系數顯著為負。表明FDI與CHARAC1之間的關系是可以相互替代的，FDI在制造業的投資比重對中國工業能源效率的影響力隨著外商直接投資額的增大而弱化，同時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工業能源效率的促進作用也會隨著FDI在制造業的投資比重上升而逐漸減小。

　　利用外商直接投資能夠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中國工業能源效率提升，同時FDI在制造業的投資比重越大，外商直接投資對工業能源效率的提升作用越明顯，FDI在制造業的投資比重對中國工業能源效率的影響力隨著外商直接投資額的增大而弱化。通過統計數據看到，中國從實行信息化工業發展戰略以來，2005―2014年之間，FDI在制造業的投資比重都超過了50%，制造業外商投資主要分布在電子零部件及通訊設備和化工領域等主要能源消耗部門。而這些行業相對于其他國民經濟部門，更具備產業的前向和后向整合能力與技術傳導能力。另外，外商直接投資對于中國大力發展新型工業化道路也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對這些技術密集型產業的投資，進一步提升了國內企業在關鍵技術上的競爭力，具有很強的產業擴散效應。 　　其次，觀察以FDI的技術水平為特征變量的實證結果。由表2中(12―2)的回歸結果顯示，當只考CHARAC2而不考慮FDI數值變化時，FDI的技術水平對工業能源效率存在獨立的負向影響，其他變量的影響依然為正向。(13―2)的回歸結果顯示，當同時考慮CHARAC2、FDI變化時，CHARAC2的影響顯著為負數而FDI的影響顯著為正。(14―2)的回歸結果說明，當在(13―2)的基礎上加入CHARAC2與FDI的交互項時，交互項系數顯著為正值。加入交互項以后，模型的回歸結果發生了明顯變化，FDI的影響由正變負，FDI與CHARAC2對工業能源效率的影響是反向的。因此CHARAC2對工業能源效率的影響存在門檻效應，即不同的FDI技術水平對工業能源效率的影響是不一致的。一般來說，由于一些特殊的工具要素同時是兩個變量變動的不可或缺的因素，才會導致門檻效應的發生，因此，對統計結果分析時采用臨界值比較法發現，當CHARAC2大于185時，FDI對工業能源效率的影響顯著為正;當CHARAC2小于185時，FDI對工業能源效率的影響顯著為負。當FDI大于141時，CHARAC2對工業能源效率的影響顯著為正;當FDI小于141時，CHARAC2對工業能源效率的影響顯著為負。

　　FDI的技術水平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中國工業能源效率水平，但卻存在明顯的門檻效應。中國進入經濟發展新常態以來，各地不斷加強引資規制管理力度，對外資質量進行篩選，從而使技術密集型產業的外資投入增大，引導有利于工業能源效率提升的外資進入中國。

　　四、政策建議

　　根據統計數據與實證檢驗結果，針對中國目前FDI技術外溢能力較弱、產業結構有待調整、能源利用效率較低的經濟發展現狀，本文從能源體制改革、產業結構差異和技術創新三個方面針對中國工業能源效率問題提出政策建議。

　　1深化能源交易體制改革，完善能源管理體系

　　目前，中國的能源供給格局與交易體制改革仍處于市場化的初級階段，雖然中國針對市場參與者的結構調整和交易機制改革都進行了探索，但力度遠遠不夠。中國的能源供給結構是以國有大型經濟體為主，以區域性、企業性供給主體為輔，這一方面暴露出中國能源供給體系的單一性，另一方面體現出以重資產為主的供給主體制約能源改革的現實問題。在能源交易市場與價格方面，政府長期處于主導地位，市場交易主體的成本與收益受到政策調控的影響較大，未能充分反映市場的供求關系。

　　以電力能源為例，通過在發電市場和零售市場同時引入競爭機制，有助于建立相對公平的市場競爭環境，優化電力產業資源的配置結構。從國際電力改革經驗來看，一方面，中國政府應逐步降低電力供給門檻，引入新的市場參與者打破原有的壟斷市場結構。另一方面，建立電力市場交易機制，并通過市場化的定價機制與交易規則營造高效、合理、健康的競爭環境。中國能源體制的改革應循序漸進，按照電力銷售的物理走向，從發電環節到售電環節逐步進行。

　　(2)以能源管理體系改革作為能源改革的保證

　　中國在節能減排項目中存在巨大的發展潛力，電力、鋼鐵、石化和建材等行業的能源效率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因此，要對中國能源管理體系進行產業規制與引資規制，建立工業能源效率政策績效評估體系，完善法律法規建設，加強執行力度。

　　中國可以借鑒發達國家在能源環境立法方面的成功經驗，引入相關法律，如能源稅、碳稅等。針對不同區域、不同行業分別制定并執行更為嚴格的法規和標準。加強節能減排執法力度，切實做到有法必依執法必嚴。

　　2調整能源消耗結構與利用方式，科學制定能源規制政策

　　(1)以合理的能源利用方式作為能源結構升級的動力

　　基于現有的產業結構，調整能源利用方式是中國工業能源效率較低的地區亟待解決的問題。能源利用方式是中國能源結構化與信息化水平的集中體現，隨著經濟中間產品的多樣化逐漸形成，能源利用方式結構化越來越明顯，通過對利用方式的調整，可以從產品端提高全產業鏈、全過程的工業能源利用效率。

　　要逐步調整能源消耗結構與利用方式，引導產業向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生物能源利用方面轉型，從能源消耗的源頭解決能源效率低的問題。建立健全新型能源物聯網，加大能源配送基礎設施管網投資力度，提高能源儲備能力，避免能源傳輸與接入等環節的浪費，從而提升能源的利用效率。在能源的利用端，推廣新能源利用設備，如新能源汽車、新能源動力集成發動機等設備的研發與使用，從政策上給予引導與優惠。

　　(2)以科學的能源規制政策作為能源結構升級的保證

　　近年來，能源規制問題不僅受到發達國家的重視，也在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政策中有所體現。中國以工業帶動經濟發展的工業信息化政策已經步入“工業40”的新階段，如何利用多層次、多角度、多階段的環境規制政策，引導境外與境內資本高效投入，促使產業布局向高能源效率、低能源消耗格局轉移，是能源結構升級的重要保證。

　　從國際經驗來看，各國對能源的規制主要集中在能源的總量、結構和技術方面。在總量方面，要轉變“以能源換產量”的經濟發展模式，通過稅收等方式促進技術更新與升級，從而降低能源消耗量。在結構方面，要充分發揮能源規制政策的雙向調劑作用，對節能環保型行業給予政策支持，對高耗能行業進行流量控制。在技術方面，著力推廣高技術、低能耗的生產工藝，發揮技術溢出效應與行業示范效應，從而提高國民經濟的整體能源利用效率。

　　2優化產業結構的區域分布，加強能源網絡建設

　　(1)以合理的產業結構分布作為調整能源消費結構的基礎

　　從區域上看，中國能源的消費主體為中東部地區，但工業能源效率卻高于中西部地區，其根本原因在于中東部地區的產業結構與基礎經濟條件更加優異，產業結構對工業能源效率的影響十分重要。促進各產業結構向高技術含量、高能源利用效率的行業轉移與傾斜是提高中國工業能源效率的重要途徑。隨著經濟的發展，第三產業的占比會逐漸提升，能源利用效率也會隨之增加。從目前情況來看，產業結構復雜、細分程度越高的地區能源利用效率改善情況明顯。因此，調整產業結構、豐富區域經濟內涵是提高工業能源效率的重要途徑。 　　(2)以健全的能源網絡體系作為調整能源消費結構的保證

　　一般而言，產品加工鏈越長，能源消耗過程越復雜，能源浪費程度也就越高，能源效率越低。為解決這一問題，中國企業應加強能源物聯網建設，發揮企業的產業集成能力和與上下游企業的整合能力，改善能源效率低的環節。一方面，能源物聯網建設有利于發揮能源利用的經濟效應;另一方面，能源物聯網的優化可以倒逼產業結構優化與轉型。

　　3以技術創新為主導提升工業能源效率

　　(1)以技術創新作為工業能源效率提升的主要途徑

　　技術創新是中國制造業發展中提高能源效率的有效途徑之一，有助于實現經濟穩定可持續增長。高技術外資的引入將大大提升中國的能源利用技術水平。引導外資進行技術創新與升級投入，制定創新技術產業基金政策，發揮創新規模優勢和能源技術的帶動效應。拓展外資技術溢出渠道，設立外資先進技術資源整合通道，提升外資技術溢出能力，從而帶動本國的技術研發，擴大和提高技術引進的規模和效率。加大對高技術、低能耗產品的吸收能力，為創新產業設備、零部件以及工藝等提供更多的便利條件和使用優惠，轉變傳統產品的消費模式，培養新經濟形式下消費主體的節能減排觀念。

　　除引進外資之外，中國企業自主研發能力也是提高工業能源效率不可缺失的部分。提高自身的技術研發能力，除了加大研發投入之外，還要優化研發支出結構，提高在關鍵設備與零配件環節的控制能力。提高中國企業對外資技術的吸收消化能力，逐步縮小與國外先進技術之間的差距。同時，鼓勵聘請國外高技術員工，發揮高級技術人員流動帶來的技術溢出效應。

　　(2)以技術水平作為利用外資評價的核心指標

　　長期以來，中國對于利用外資的績效評價存在很大爭議。從短期來看，對國民經濟發展的促進水平是中國引入外資質量的直接評價指標，但從長期來看，外資對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能力的促進水平才是中國引進外資的核心問題。因此，以外資技術水平作為利用外資評價與考核的指標，是中國引入外資不可忽視的重要問題。建立完善的外資技術水平評價體系，應充分考慮外資對關聯產業環節的技術帶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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