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中村是很多城鎮中常見的居民區，城中村也是農村在城鎮化發展的過程中保留下來的一部分。現如今，很多城市都開始針對城中村進行一些規劃和改革了。本文是一篇職稱評定論文范文，主要論述了南通“城中村”現狀及發展出路。

　　摘 要：“城中村”不僅影響城市的美觀，也阻礙城市化進程，制約著城市的發展，成為擴大城市現代文明輻射力、影響力的一個“瓶頸”。各城市的“城中村”情況不盡相同，但具有比較高的共性。因此，以南通的“城中村”為例，通過問卷調查，了解“城中村”的現狀，分析存在的問題及原因，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法和出路。

　　關鍵詞：“城中村”,發展,出路

　　從狹義上說，“城中村”是指農村村落在城市化進程中，由于全部或大部分耕地被征用，農民轉為居民后仍在原村落居住而演變成的居民區，亦稱為“都市里的村莊”。從廣義上說，“城中村”是指在城市高速發展的進程中，滯后于時展步伐、游離于現代城市管理之外、生活水平低下的居民區。中國社科院的一份報告表明：“到2020年前和2030年前中國需要市民化的農業轉移人口總數將分別達到3億和3.9億”[1]。這是一個怎樣的概念?也就是說，在未來的10至20年間，中國將有與美國人口總和相當的龐大人群由農民變為城鎮人口。

　　城市化也稱為城鎮化，是由農業(第一產業)為主的傳統鄉村社會向以工業(第二產業)和服務業(第三產業)、高新技術產業和信息產業(第四產業)為主的現代城市社會逐漸轉變的歷史過程。從某種意義上說，城市化就是把農村社區轉變為城市社區，把農村居民轉變為城市居民的過程。2011年12月，中國社會藍皮書發布，“中國城鎮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將首次超過50%，標志著中國城市化首次突破50%”。

　　一、南通“城中村”現狀

　　南通城鎮化發展雖然起步較晚，但借鑒其他城市的發展并結合自身的特點穩步推進，步子走得更遠，思路更清晰，城鎮化建設特色鮮明，規劃引領起點高，水平高。截至2012年，全市城鎮化率已達59%，近幾年年均提高近2個百分點。

　　快速有效的城市化進程，推動了樓市在內的多方面經濟發展，在這個過程中，政府扮演著引導者的角色。由農民轉為市民的大量人口的安置問題也得到了妥善解決。這點值得稱贊。但是城市化建設遠還沒有完成。房屋道路改善、社會治安、環境治理、土地制度、戶籍制度以及村集體資產產權的處置等規劃上的完善還不夠，解決農民市民化的種種問題才是最容易被忽略、也是最根本的問題。因為城市化歸根結底改變的人，只有當農民變成實實在在的市民，城市化改造才算完成。

　　而在各類農民轉變成市民中，“城中村”農民的市民化最為特殊。伴隨著南通市城市化的推進，“城中村”也越來越多被改造成小區。當“城中村”轉變為小區后，“城中村”村民也就轉變為具有文明素質的市民。“由于‘城中村’是一個由農村社區向城市社區轉變的過渡型社區，城市包圍下的‘城中村’自身獨特的環境和特點，使得‘城中村’失地農民在‘城中村’這種特殊社區環境的影響下逐漸走上了一條與眾不同的市民化道路。”[2]“城中村”村民市民化的過程涉及村民文明素養的提高和積累。“城中村”市民文明素質的提高、文明習慣的養成是一個長期積淀的過程。特別是外來務工人員、農村定居城市人員、外來人員所占的比例逐步增大，他們物質需求多、精神需求少;自我意識強、公共意識弱;經濟意識強、環境意識差，潛意識中還缺乏文明習慣的養成，小農意識比較濃厚，跟不上城市化進程的步伐，缺乏與之相適應的都市意識、衛生意識、交通意識等。

　　此外，南通憑借著自身優勢：“據江海之會、扼南北之喉”，隔江與中國經濟最發達的上海及蘇南地區相望，北接廣袤的蘇北大平原，通過鐵路與歐亞大陸橋相連;從長江口出海可通達中國沿海和世界各港;溯江而上，可通蘇、皖、贛、鄂、湘、川六省及云、貴、陜、豫等地。蘇通長江公路大橋建成以后，已使南通進入上海一小時經濟圈，吸引了大量的外來務工人員。據相關資料顯示，南通部分地區的本地人口與外來人口比為二比一。這使得南通“城中村”更加復雜，特殊性尤為明顯。大量的外來人口在給南通經濟帶來活力，促進南通快速發展的同時，也增加城市化的難度。

　　可以說，解決了“城中村”農民的市民化問題，就能推動城市化進程跨越式發展，有助我國的進一步深化改革。為了有效解決這一問題，為決策者們提供相關案例及借鑒方法，同時呼吁更廣大的群眾參與“城中村”農民的市民化中來，筆者組織并成立了南通城中村文化調查研究小組，通過查詢相關資料，實地采訪，設計調查問卷，走訪社區中心，舉辦專家論壇等多種方法進行調研。

　　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城中村”也如雨后春筍般遍地而生。據了解，“城中村”現象尤其在我市市區建成區星羅棋布，在城市新發展區不斷產生，目前市區建成區共有“城中村”52處，涉及土地22 735.6畝(其中宅地6 473畝，農地16 262.6畝)、21 762戶、90 371人(其中村民60 501人、居民29 870人)。目前“城中村”數量82.7%集中在崇川區。但隨著城市的擴大及城市化進程的加速，“城中村”遍及全市已是一大趨勢。新城區、東區、狼山景區等大規模開發建設的地塊與老城區之間已經在不斷產生新的“城中村”。

　　二、“城中村”整體發展狀況

　　由于南通市“城中村”發展起步較晚，都不可避免地遇到以下問題。

　　一是“城中村”生活條件艱苦。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難免會不夠重視農民的生活質量。滯后的基礎設施建設、匱乏的公共配套、難以跟進的環境衛生都促成了村民生活環境艱苦。主要表現在“城中村”住宅大多是獨家獨戶的傳統家庭模式建筑，廚衛設施不配套，房屋密度高，采光通風差，違法搭建多;居住區內道路、供水、供電、電訊、排水、垃圾處理等配套設施缺乏，管道管線雜亂，消防通道不暢或堵塞，隱患嚴重;區內排水排污不暢、衛生死角多，環境問題突出。雖然屬于城市的一部分，過著比以前農村好一些的物質生活，但相比于其他“市民”，“城中村”百姓的生活質量與城市小區存在明顯差距。

　　二是“城中村”村民幸福指數較低，且易產生抱怨等負面心理。“城中村”與城市居住小區毗鄰相間，并無明確的界線(當然也不應該有)，而村容村貌與緊鄰的小區反差較大，致使居民一走出家門就有進入農村的感覺，同時他們又看著城市小區的整潔，現代化。更容易產生心理落差，抱怨情緒。 　　三是外來人口多。就筆者所做的實地采訪來說，紫東花苑(外環東路、青年東路的交匯處)，外來人口比重為30%;星火社區(位于青年東路延伸段，向北星明公路與通甲公路貫穿連通)，常住人口1 000余人，暫住人口竟有3 000余人。

　　四是“城中村”是政府的痛。“城中村”夾雜在城市中間，其環境面貌直接影響市容市貌、影響城市形象，由于“城中村”居住人員成分復雜，外來人員租住戶多，往往成為藏污納垢的治安死角。“城中村”的犯罪頻率遠高于一般社區。

　　在文章前面已經有所提及，“城中村”是在我國“城市化”進程中一個普遍性的問題，它的產生和存在自有其歷史原因和社會根源，筆者查閱相關資料并根據調查得出城市規劃的超前性、針對性和控制性不強，是形成“城中村”的原因。

　　一是城市規劃編制沒有跟上城市的發展速度。近年來，我市城市規模快速擴張，但城市規劃的前瞻性不夠，雖然現在這些問題得到了政府的妥善解決，但是由此帶來的負面影響并不能瞬間消除。

　　二是城市規劃的模式不適應社區形態的要求。近年來，我市規劃編制缺乏對于社區單元層面的落實。專項規劃只是市區層面的條狀規劃，沒有按社區單元對各專項配套進行具體規劃。控制性詳細規劃沒有按社區單元進行編制，所規劃的地塊往往涉及幾個社區，與社區行政范圍不吻合，不能指導社區發展。

　　三是城市規劃控制力度不適應漸次發展的要求。土地開發和建設項目實施應按照城市規劃，漸進有序地利用土地，但受外部利益和意志左右，利用土地時往往選擇拆遷量少的地區先開發，總是避開“城中村”，對征地拆遷成本低的地塊先行考慮，統一規劃、連片開發的規劃意圖往往因控制乏力難以實現。

　　四是沒有切實有效的引導。“城中村”建設并不是安置好了就完事，而是應該解決農民們的生計問題，以及精神層面的問題。

　　此外，也是筆者所認為的最重要的一點，文化差異明顯。“城中村”不可忽視的外來人口數量，造成了處在同一地域的村民們擁有不同地域的文化;而本地村民本身也大都擁有著與現代都市的所格格不入的行為習慣。

　　村民們不愿放棄父輩乃至祖輩們的行為準則，日常行為習慣，以言傳身教等各種各樣的方式繼承著他們的傳統，這是一個文化濡化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村民們以保守，不愿改變的思想為主導，在繼承了樸素等優良農民品質的同時，也給市民化的進程帶來阻礙。

　　另一方面，一些思變的村民們，為了適應不同于農村的都市節奏生活，毅然決然地放下祖祖輩輩們固有的生活方式，主動尋求改變，造就了文化函化的過程。“城中村”多重的文化背景為文化函化提供了基礎，經過久長的時間，不同的文化相互采借，適應，產生了變化，而這一變化的過程因地制宜，因時而異，應該值得管理決策者們重視。當然，就像硬幣總有兩面一樣，文化的函化并不一定能都產生好的結果。有的村民能夠適應調節好自己，成為新一代的“好市民”，而有的村民就會在認識到期望與現實的差距之后，或在努力嘗試改變未果之后，產生消極負面的情緒，更有甚者，個別極端人可能因此走上報復社會的不歸路。

　　三、個案分析

　　為了能夠更好地展示南通市城中村的真實情況，筆者與課題組各成員間進行認真篩選，從眾多“城中村”中選出星火村作為南通市“城中村”的研究模型。

　　星火村，原名“麻蝦榨”，位于南通市崇川區，在這塊占地面積2112畝土地上，世世代代生活著淳樸的農民。在南通市加速城市化進程的大浪潮中，星火村憑借其位于青年東路延伸段，向北星明公路與通甲公路貫穿連通，交通十分便利，海港河、通甲河、浦港河、星明界河環村而繞，水利暢通，環境優美等優勢，成為第一波洪流的受益者。改造之后的星火村由原來的12個村民小組，664戶居住村民總戶數，銳減為8個村民小組，350戶居住村民。很大的一部分村民被安置在紫東花苑等現代化小區。留下來的村民也紛紛在自家的宅基地上建起了“小洋樓”。與此同時，在南通市政府招商引資、快速發展經濟的方針指導下，新建了紡織、服裝、電子、機械等70多家企業，產品銷于國內外，吸引了近3 000名外來務工人員。

　　村民們的生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跟著村民們世世代代的農村戶口變為了城市戶口，改變的不僅僅只有農業人口與非農業人口幾個字，也改變了村民們的收入方式，生活方式，社會互動方式。

　　原來村民們依賴土地，以農產品換取收入。少數沒有務農的村民也以外出打工維持生計，微薄的收入在維持村民們基本的生活之后所剩無幾。現在村民們都在安置或自建下住上了樓房，收入方式不一而足，房租、田免費、集體資產分紅等，即使打工也不再需要前往遙遠的地方。

　　世代以農為生的村民們不需要再過著“面朝黃土背朝天”的生活，在筆者一份接近800份的問卷調查之中，工作在務農轉為其他的占70%，農業人口基本可以忽略不計，即使少數務農的村民們，也不再將其視為主要收入。

　　對于外界文化的了解途徑，村民們也由過去較為單一的口口相傳，電視傳播等途徑，轉變為報紙、廣播電臺、網絡、電視等多種媒體形式。而村民們的日常休閑時活動，也由過去的走家串門，改變為散步、欣賞民族戲劇、參與舞蹈以及其他興趣愛好等多種形式。值得注意的是，村民們對傳統婚喪習俗的態度只有53人(接近7%)表示非常喜歡，更多的人愿意接受城市新的文明方式。

　　“城市化”的推進改善了星火村村民們的生活，村民們也邁出了市民化的第一步，但不可否認的，“城中村”還存在諸多問題。即使村民們的包括居住環境，配套設施等在內的生活條件相較以往發生了巨大變化，但是與現代化小區里的居民仍有不可忽略的差距。村民們的收入形式是多了，但是不管是出租屋經濟，還是集體資產分紅，都不能成為收入的主要組成部分，村民們還需要更多的依靠自己的能力獲取。

　　在這次800份的調查中，受教育程度為大學以下的有639人，接近總人數的80%，而碩士及以上的也僅有8人，這遠遠低于南通市的平均水準。

　　在參與文化生活的上，有超過半數的人(431人，接近54%)只有觀看社區組織的電影這一項上，而社區組織的電影也并不會很頻繁。在筆者協同小組人員實地走訪時，社區的健身設施器材大都被安置在居委會專門的小房子里。筆者進去需要找相關人員索取鑰匙等環節相當麻煩。而在傳統節日(如春節，中秋節，元宵節等)的參與熱情上，大部分(60%)認為沒有隨著時代改變，仍然很重視。其中很多人把傳統節日視為回鄉與家人團聚的契機。

　　了解相關的犯罪信息，筆者發現，“城中村”的犯罪率明顯高于南通市平均水平，這與“城中村”外來務工人員多，流動人口大等不無關系，但也與“城中村”本身的社會治安，文化建設等有關。在這一環節中，筆者認為，提高外來務工人員的歸屬感尤為重要。

　　令人欣喜的是，在這份調查中，在“您更希望自己再哪方面得到提高?”這一問題選擇“物質生活水平”“精神文明”的分別有344和400人，保持平衡，這說明，村民們已經度過了單純關注物質的階段，同時，這也對市民化建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城市化”改造是一項系統工程，而“市民化”作為其中最根本的部分，應當被足夠重視。“城中村”因其特有的典型化更應被拆解研究，為城市化進程的下一個躍進蓄力。

　　“城中村”改造涉及社會的方方面面。為了實現城市現代化，推進南通跨越發展的現實需要。必須加快“城中村”改造，只有這樣才能有利于提升城市形象，改善百姓生活;有利于解決城鄉矛盾，促進社會和諧;有利于盤活土地資源，實現又好又快發展。

　　這其中，政府作為主事者，應當有所作為：一是列入政府實事，切實加強領導;二是開展社區規劃，扎實有序推進;三是推進綜合改革，完善配套措施。不管是撤村轉居，轉變村組職能，資產管理，還是完善村民保障，重視素質教育，都應該力爭盡善盡美。

　　參考文獻：

　　[1]姬斌.望城興鎮興村[EB/OL].(2013-11-02)[2015-01-17].http：//www.lwgcw.com.

　　[2]靳龍.“城中村”失地農民的市民化研究[D].合肥：安徽大學，2006.

　　職稱評定論文發表期刊推薦《老區建設》雜志由江西省社會科學界聯合會、江西省革命老根據地建設委員會主辦，創刊于1986年，是全國首家宣傳扶貧開發、農業經濟、區域經濟和老區建設的綜合性刊物，面向國內外公開發行;是《中國期刊網》、《中國學術期刊(光盤版)》全文收錄期刊、中國學術期刊綜合評價數據庫來源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