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財產權是維持人的生存所不可缺少的基本權利，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各國憲法都給于了嚴格保護。但是現實中，我國對農民財產權益的保護仍存在諸多問題。當前，最突出的問題就是農村集體土地征用問題，一是農民和農民集體在征用集體土地中沒有決策權，二是補償過低。

　　關鍵詞：農業工程論文發表,農民,土地征用,決策權,補償

　　財產權是指以財產利益為內容，直接體現財產利益的民事權利，財產權是維持人的生存發展所不可或缺、不可剝奪的基本權利。財產權包括物權、債權、繼承權、知識產權等，其中以物權最為重要。由于農民從業渠道窄，更缺乏職業訓練，同時整體受教育層次低，導致他們在獲得財產方面的能力遠遠低于市民，其財產權益也相對單一。對于農民來說最重要的財產就是土地，最重要的財產權就是土地承包經營權和宅基地使用權。土地承包經營戶在其承包期限內依法對集體所有的土地享有占有、經營、使用和收益的權利。農民在有權宅基地上建造房屋及其附屬設施，并對宅基地進行占有、使用和有限制處分。承包地和宅基地被征收的，土地承包經營權人和宅基地使用權人有權依法獲得相應補償。當前最突出的問題就是農村集體土地征用問題，主要表現在兩點。

　　一、農民和農民集體在征用集體土地中沒有決策權

　　土地管理法第五章就征收農地做出了規定。第四十四條第規定，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批準的道路、管線工程和大型基礎設施建設項目、國務院批準的建設項目占用土地，涉及農用地轉為建設用地的，由國務院批準。建設項目占用土地，涉及農用地轉為建設用地的，由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批準。第四十八條規定，征地補償安置方案確定后，有關地方人民政府應當公告，并聽取被征地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和農民的意見。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在農地征用、補償安置過程中，沒有農民的身影，也沒有村集體的身影，完全是由政府決策。農民集體竟然沒有對所有權屬于自己的土地擁有處分權。

　　然而，這部法律的規定似有自相矛盾之處。該法第二條規定我國土地分為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第八條規定哪些土地屬于農民集體所有。第十四條規定農民的土地承包經營期限為 30年。發包方和承包方應當訂立承包合同，約定雙方的權利和義務。農民的土地承包經營權受法律保護。該法第六十二條規定農民根據法律有權擁有宅基地，物權法第十三章規定了宅基地使用權。由這些規定可以推斷出。

　　第一，只有農民集體才可以決定集體土地的收益、處分問題。所有權是財產權中最完整的權利，權利人對標的物可以直接全面排他性支配特定的物的物權。所謂全面支配，意味著支配范圍的全面性和支配時間的無限性。所有權具有絕對性、排他性、永續性三個特征，具體包括占有、使用、收益、處分四項權能，缺一不可。既然憲法、土地法都規定了農村土地集體所有權，那么對農村集體土地的最終處分權只能歸農村集體，政府無權處分集體的土地。法律規定，地方政府和國務院征用集體土地、補償農民而不經過他們的同意是違背所有權的法律宗旨。即使是為了公共利益而征用土地，也應該由人大來決定，因為人大是決策機構，而政府是執行機構。法律既規定集體土地所有權，又規定政府有權處分集體土地是自相矛盾的。

　　第二，征用集體土地不能以破壞農民的承包經營權、宅基地使用權為代價。對于個體農民來說，他們沒有土地所有權，但是可以擁有三十年的承包經營權和永久性的宅基地使用權。即使政府有權征用集體土地，但是此時農民對土地享有承包經營權和宅基地使用權。在征用集體土地之前應首先解除土地經營權合同，并補償農民的損失，同時，與農民協商、確定宅基地補償方案并進行補償。然而，土地管理法并沒有相應的規定，現實中更是忽略了這一點。

　　作為單個的農民，他們享有土地承包經營權和宅基地使用權，作為集體的一員，他們有集體土地所有權流轉或交易決策權。然而這兩個權利都得不到保障。

　　從這兩點可以看出，我國的土地管理法本身自相矛盾，矛盾的根源在于對所有權的理解不足。這部法律也有違憲的嫌疑，憲法規定只有為了公共利益才可以征收或征用土地，而土地管理法只是籠統的用“建設用地”一詞。公共利益用地只是建設用地的一種。所以在征用集體土地時，應有本村全體公民或者絕大多數(譬如 2/3)公民同意之后才可以。

　　從法律上講對于宅基地的征收要求更低，根據該法第四十五條的規定，幾乎所有的征收都可有省級政府決定，總計超過70公頃的宅基地并不多見。現實中化整為零的征收使得耕地、宅基地更容易被征收。

　　二、補償過低

　　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條規定，征用土地的，按照被征用土地的原用途給予補償。征用耕地的補償費用包括土地補償費、安置補助費以及地上附著物和青苗的補償費。盡管土地是最根本的財富，但是只有當農地轉化為建設用地之后才大為升值。若只是用來耕種農作物，對很多中國人來說可能是負擔，因為人均土地少而分散，同時要有大量的投入，如化肥、農藥、灌溉、收種等。征用土地后按照原有用途給與補償的規定這一標準太低。商品的價格是由交易過程中市場需求來決定的，土地也應如此;此外，物以稀為貴，我們一直說我們人多地少。這都說明，土地補償是應按土地交易后的收益來進行補償的，或者由雙方協商補償標準，而非按原來的用途。舉例來說，一件物品/商品在甲手中可能沒有任何用途和意義，但是對于乙來說卻極為珍貴，那么，甲就有權以高價售出。對于土地補償來說，應該是按照土地交易后的收益情況或者雙方協商的結果來執行。同時，該法再按照原有用途進行補償時，又做了最高限制。這就更加降低了對農民的補償。因為土地是集體的，集體土地所有權具有永續性，所以，除用承包經營的30年權限來對農民進行補償外，還應該按永久權限來補償農村集體。年限限制就使得本來受到補償就低的農民再次失去一次補償的機會。

　　物權法沒規定征收宅基地的補償辦法。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條規定“征收其他土地的土地補償費和安置補助費標準，由省、自治區、直轄市參照征收耕地的土地補償費和安置補助費的標準規定。”意味著對宅基地補償的隨意性更大。宅基地單位面積上的不動產和動產價值更大;同時，相對于三十年的土地承包經營權，宅基地使用權是永久性的，參照耕地補償標準的結果使得宅基地使用人獲得的補償費相對可耕地更少。物權法第四十二條還規定了在補償的同時還應當保障被征收人的居住條件，現實中也并不理想。 　　盡管每失地之前農民的生活可能不會富裕，但是他們可以把土地承包經營權再次流轉收取一定利益，或者在土地上種植樹木，自己外出打工，留足口糧地，以及把部分房屋出租，等等，使自己和家人還能較好的生活下去。但是土地征用后補償過低往往會導致失地農民更加貧困。失去土地之后，若他們沒有工作就會失去生活來源和社會保障;即使有工作，由于缺乏知識、技能等收入也被邊緣化。早在2010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教授、社會問題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嶸就指出：“近20年來，農民被征地約1億畝，獲得的征地補償費與市場價的差價約為2萬億元。”至少有5 000―6 000萬農民徹底失去了土地，他們有的成為城市居民，但還有近一半沒有工作，沒有保障。農村土地糾紛主要表現在：一是不經農民同意強迫征地，二是補償過低，三是即使補償低還發不到農民手中，四是補償款被貪污挪用。土地糾紛問題已占全部農村群體性事件的65%。據騰訊網報道，2011年，陜西省賣地243 億元收益31億元，卻只給被征地農民1.2億元補償。但就政府土地收益而言，就是農民補償金的25.83倍。作為農民集體成員的農民，卻幾乎無法享受土地交易帶來的利益。

　　然而，農民財產權尤其是土地財產權得不到有效保障的事件仍在繼續，征地過程中往往都伴隨著暴力，這幾年每年都有大量強征土地的新聞出現。個別官員的行為更是荒唐，如山東省泰安市原市委書記胡建學，因迷信竟然下令將已按計劃施工的國道改道除，[3]強拆之外，又造成大量的土地被破壞和資源浪費。除強拆農地之外，還有大量強拆農民宅基地的現象，不少情況下，農民都沒來得及把屋內的財產清空即被強拆，造成大量無法挽回的損失。

　　在新農村建設中也存在侵犯農民土地承包經營權、浪費土地、禁止農民翻新房屋等現象。隨著新農村建設的進行，不少農村已經開始進行排房化建設。在進行排房化建設時，選地一般都在非宅基地區――農田區，有的還是在基本農田區。選擇農田作為新村建設，村委會并沒有與農民解除土地承包經營權，并進行相應的補償，其實很多農民也不知道承包經營權為何物。無論農民知道與否，村委會的這一做法都是侵犯農民土地承包經營權的。當新房建好之后，從數量上來說未來的可耕地確實增加許多。但是，老村的房屋盡管被拆掉，但是這些土地在很長的時間內是不適合耕種的，這些土地存在的問題有：大量的瓦礫沒有被清除、土地硬化、長期沒有施肥等，即使這片土地被利用起來，收益之后如何分紅也是個問題。在一些將來可能要進行排房化的村莊里，有些鄉鎮政府禁止農民翻新自己的老舊房屋，即使無法居住，也不讓翻新，也不讓申請新的宅基地。對于自己的宅基地來說，農民是有權進行翻新房屋的，對于需要宅基地的也有權申請新的宅基地，但是實際情況卻是個別鄉鎮政府千方百計阻止翻新房屋和批準新的宅基地，這依然侵犯了農民的宅基地使用權。

　　由于司法系統的財政由政府掌控，司法系統往往有意無意地站在政府一邊，因而，農民土地權益在司法救濟方面也難以實現。

　　受城鄉二元結構的限制，農民無論是在財產的獲取途徑、數量等方面都遠遠低于市民，盡管土地是農民最根本的財產，但是，只有土地經由政府轉給開發商之后才能發揮最大財富效能，由于農民的弱勢地位，導致其在與政府的博弈中總處于下風――土地權益難以得到有效保護。參考文獻：

　　[1] 于建嶸.20年來農民被征地1億畝 補償與市價相差2萬億[EB/OL].http：//www.eeo.com.cn/eobserve/Politics/official/2010/11/05/184896.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