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啟動新一輪林權改革的動因，研究者們大多是從現有林權制度存在的缺陷出發，提出林權改革的必要性和改革的方向。也有研究從林權制度變遷的視角，探討林權改革的誘因。

　　摘　要：在廣泛參考國內外有關學者對集體林權制度改革研究的基礎上，對我國集體林權制度改革研究的主要成果及研究進展分5個方面進行了概括和評論。分析現有研究存在的問題。最后提出了開展多學科間的交叉融合、加強對研究對象的細致分析研究和廣泛開展不同區域層次的集體林權制度改革研究的各項實踐等建議。

　　關鍵詞：論文發表期刊,林權,林權制度改革,研究進展

　　1　集體林權制度改革的動因研究

　　柯水發等(2005)構建了林權制度變遷的動因模型，認為林權改革有5個重要的誘因:資源稀缺的原始動因、利益的刺激和誘導、經濟效率的激勵、人類需求的變化以及林業外部環境的變遷[1]。張海鵬等提出雖然這些研究從一般意義上對林權改革得以發生的原因給出了解釋，這有助于理解林權改革的必要性，但是，這些解釋并沒有體現出此次林權制度變遷的特殊路徑[2]。此次林權改革首先是在福建省和江西省自發進行，然后中央政府才開始在全國范圍內推動，可以說是誘致性制度變遷與強制性制度變遷的結合。因此，探究福建省和江西省自發林權改革的動因就顯得更加有意義。

　　鄭育桃、李華在比較西方經濟學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對制度變遷基本動力分析的基礎上，分析了林業產權制度改革的動因:主觀上變遷主體經濟利益的驅動，要求降低稅費、追求潛在經濟利益、自主經營權利、實現興林致富;客觀上現有集體林業體制阻礙林業生產力的發展，林業生產長期低效，改革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實現社會主義共同富裕的要求，轉變生產方式和提高林業生產力的要求[3]。梁霽等運用制度經濟學觀點，以“制度變遷”為切入點，結合現實因素，運用博弈分析的觀點，從林農和政府之間的博弈競爭關系出發，在市場競爭、外部性和效用變化等方面分析了此次林改的現實原因。并通過分析的結論做出了林業產業要融入市場經濟，政府要轉變林業職能等政策建議[4]。張海鵬通過對集體林權制度改革的動因分析,評價了集體林權制度改革的短期效果。政府進行林權改革的動力則是為了降低管理成本。在過去的20年中，福建省和江西省政府財政收入來源發生了較大的改變，林業收入對財政收入的貢獻逐步下降;同時，伴隨著其他產業及私營經濟的發展，社會對于林業產業的依賴程度逐漸降低。但也有學者認為，中國集體林權制度改革的動因在于過去改革的思路存在某種程度的混亂,是對土地問題復雜性的認知不明[5]。

　　2　法律制度與政策研究

　　2.1　林權及產權制度等概念研究

　　幾乎所有的文獻對林權內涵的界定都認為林權是一束產權構成的權利束，可以統一于一體也可以分屬于不同的主體。但對林權由哪些權利構成卻有不同意見。何丕坤、何俊認為林權作為一種財產性權利，其權利主體具有廣泛性，既可以是國家、集體，也可以是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劉宏明指出林權的客體即林權所指向的對象，是森林、林木和林地。顧善松、劉國順等就林權概念進行了分析，認為林權就是以森林、林木和林地為客體的一項權利，凡是有關森林、林木和林地的占有、使用、收益或者處分的權利都可以歸入林權這一范疇中。徐秀英認為由于權利與義務的對等關系，林權也指權利主體對森林、林木、林地的所有、使用、收益、處置等方面的權、責、利關系。高嵐認為林業產權不同于林權，其內涵要比林權廣，林權的客體僅指林地、林木;而林業產權的客體是指林業資產，范圍要遠遠大于林地、林木。此外，林權偏重于法律關系;而林業產權除了法律關系更偏重經濟行為。

　　此外在林權內涵界定過程中還存在一個突出的問題，即在學術界和實際工作中對有關林權的稱謂很多，主要有林業產權、林權、森林產權、森林資源資產產權、森林資源產權、林地產權、林木產權等。在使用中，有時混淆不清，尤其是不加區分地使用“林業產權”、“林權”、“森林產權”、“森林資源產權”，實際上這些產權是有嚴格區分的，徐秀英從產權客體的角度對此進行了區別。

　　對于林業產權制度理論的研究主要包括對森林產權、森林資源產權、林權等基本概念的界定。森林資源包括林地、林木、森林環境資源。石德金、馬愛國認為森林資源的產權是指森林資產的所有人占有、使用和管理森林資源的權利，相應的也包括對森林資源的所有權、使用權、收益權和處置權等一系列權利。張敏新指出森林產權制度界定了所有者、使用者以及其他人對林地、林木以及林內動植物等的權利。張春霞認為林權制度是對林權所包含的權能的界定、主客體的設定、確立和保護的一系列行為規范。

　　2.2　集體林權制度改革的政策

　　祝昌霖、林錦斌結合自己的實際工作提出了林業民事審判工作中出現的“短期掠奪性經營，違反民主議定原則”等問題，從林木所有權及林地使用權糾紛、林地使用權設立、變更等方面提出妥善審理涉及林改的林業民事案件的對策。韋貴紅認為林權法律界定的關鍵在于明確林權主體、客體與內容，集體林權改革的法律內涵是明晰產權、放活經營權、落實處置權以及保障收益權，各種形式的林權流轉都要明晰權責，在不違反森林經營原則和有關法律、法規的前提下可進行抵押融資活動。張紅霄提出在集體林業發展過程中，良好的政策是有效降低社會交易成本，提高森林資源配置效率的制度路徑。認為集體林權制度主體改革的法律意義在于落實集體林成員總有和林地承包經營用益物權的法律屬性，集體林權制度配套改革是通過制度變革與創新落實林地承包經營用益物權，建立低交易成本的林權流轉制度。金銀亮通過對貴州省錦屏縣的實地調研發現，林農權益受到侵犯主要來自于兩方面：集體內部和外部力量。在集體內部，由于現行的集體制度安排，所有權主體虛置，在集體外部，現行的林業政策、產權制度安排都造成了林農權益不安全，權益的完整性和穩定性都存在著缺陷。認為林農無論是在實體性權益還是在救濟自己權益的時候都是弱勢的，法律條文與現實的脫節導致林農在進行權益救濟過程中困難重重，林農維護自身權益的成本是非常高昂的。岳海龍也從法律制度的角度研究了集體林權制度改革，分析了集體林改的法律問題，最后提出完善集體林權制度改革的法律和政策研究。 　　3　改革成效研究

　　集體林權制度改革確定了林農的主體地位，林農的投入多了,管理的細了，林木蓄積量增長很快，據統計林農的林業收入占總收入的比重在顯著增加，而且每年增長速度都比前一年快許多。王長春等指出只有盤活森林資源，建立起經營主體多元化，權、責、利相統一的集體經營管理機制，將林地這一最重要的生產資料的使用權給予林農，才能切實保障林農的生產經營自主權，真正促進農民增收。張國明對江西省集體林權改革進行調查后，認為林改有利于林農增收、干群團結，但是給基層財政帶來很大負擔，林業發展后勁不足。裘菊等在福建省的調查分析得出集體林權改革使林地、林木的經營管理權得到法律保障，林業呈現可持續增長趨勢，同時也指出村級民主狀況、林改過程中的公平性問題、采伐限額分配中的尋租問題都會影響林改結果。隨著改革的推進，配套措施不到位，農民新一輪的失山、失林現象將會出現。喬方彬等在總結國內外森林產權變革情況后提出，集體林產權變革可以減少林業投資風險、促進林業經營者的積極性、盤活林農資本促進其他產業發展。張蕾基于江西、福建、遼寧及云南四省的調查數據，對比分析林改前后農戶相關情況，發現林改促進了林農增收，對農戶生計有顯著影響。陳珂從林農對林業資金需求、資金來源渠道以及未來林業資金投資方向層面分析了遼寧林權改革后林農投資問題。孔祥智等通過對永安市15個村的實地調查，從村集體收入、財經使用、公共物品供給等方面分析了林改對于村級經濟的影響，認為產權改革是一個利益調整的過程，通過改革集體經濟實力增強，改善了農業生產條件，提高了農民生活質量。張紅霄等以福建省高南村的案例為對象，對輪包制的制度效應與瑕疵進行了分析，指出輪包制滿足村民對集體山林平等經營與收益的要求，有利于實現森林持續經營以及維護森林產權的安全與穩定，但受到森林經營周期、采伐限額制度的限制，均山目標難以實現，通過招標方式滿足村財政收入最大化的制度設計缺乏可持續性。王新清以福建永安市為例，分析集體林權制度改革績效，認為林改促進了林業可持續發展，提高了農民收入水平，推動了農村民主建設。

　　4　森林資源資產評估研究

　　隨著集體林產權制度改革的不斷推進，將出現森林資源資產有償轉讓、出資聯營、股份制改造、抵押貸款等多種經營形式，森林資源資產交易也將日趨頻繁。為促進森林資源的流轉，保障森林資源轉讓各方當事人的合法權益，規范開展森林資源資產評估工作顯得尤為重要。

　　李祖貽、洪端芳等在長期從事森林資源管理工作的基礎上，通過開展調研并參閱有關資料成果，分析論述了福建省集體林權制度改革后森林經營和采伐管理工作現狀，指出了森林資源保護和利用的矛盾突出，伐區配置偏離森林經營，面對眾多經營主體指標分配成為棘手問題，提出了科學編制森林經營方案，調整采伐管理政策等具體對策及建議。胡銘就目前湖北森林資源評估工作存在的問題，進行了深層次分析，從如何正確界定森林資源資產產權范圍，提出了建立森林資源資產評估準入機制、專門的森林資源資產管理機構和出臺省級森林資源資產評估管理及操作辦法等觀點。韓玉才、鐘傳東等認為森林資源資產的評估主要是林木資產、林地資產的評估和森林景觀資產評估，森林資源資產價格的主要構成要素營林成本、資金的時間價值、利潤、稅金和林木生產中的損失。韓玉才、羅江濱、徐高福在對林木資產的評估中用到市場法、剩余法、收益法和成本法,林木資產評估中林分質量調整系數須綜合考慮林分的生長狀況、立地質量和經濟質量等來確定。

　　趙利梅在對2003―2008年的集體林權制度改革的進行實證研究中，認為集體林權制度改革背景下的森林資源資產評估的特殊性，針對集體林的森林資源評估的 “雙重特殊性”，對集體林評估的評估機構和評估人員適當地進行放寬條件，在基層林業工作者中選一批經驗豐富的“老林業”充當評估員的角色。許多林農，尤其是林業收入所占家庭收入比重較小和林地地處僻遠地區的，特別渴望林地流轉，但是過高的林地評估費用使經營的林地流轉，按0.6%收取評估費，對100萬元及其以上價值的林地，按2.5%來收取;森林評估費堪比房地產評估費用，經營者要負擔額外高的評估費，這成為導致林地流轉不暢的一個主要原因。所以在集體林權流轉的時候對特殊地區、特殊的林地可以考慮一定收費優惠。

　　5　其他方面研究

　　隨著集體林權制度改革的深入，對于其多方面、多層次、多視角的相關研究也日趨熱烈。如孔凡斌采用定量的方法以江西省為例，分析了集體林權制度改革對鄉財政收入的影響，同時也對林區縣做了進一步的分析;文彩云應用ordered probit和probit模型對集體林權制度改革下農戶林業收入、林業外出打工人數等影響進行了實證研究，從理論方面分析了集體林權制度改革對農戶生計的影響;孫妍通過構建集體林權制度改革指標體系，對集體林權制度改革的作用進行了系統的評價;朱冬亮、劉常玲、肖佳、徐洪武通過對集體林權制度改革的案例省和地區進行實證研究，找出當地集體林權改革出現的問題，進而對解決的辦法提出對策建議。黃安勝應用SPSS軟件的多元線性回歸模型，證實了林業資金投入行為影響程度大小;劉瓊蓮從村財政等角度出發，研究了它們本身所發揮的作用以及在集體林權制度改革中的作用，并就今后政府等在集體林權制度改革中進一步發揮作用提出對策建議;王曉娟、林葦從理論角度分析了集體林權改革的必要性和存在的問題，并就集體林權制度改革提出自己的見解。

　　6　討論

　　6.1　研究存在的問題

　　綜上所述，現今集體林權制度改革由原來的試點省份和地區在全國范圍內開展，并且已經取得了豐碩成果，對林業產業產生了重大影響。它已經成為學者們研究的焦點，學者們研究的領域也越發的寬泛。然而，雖然現有研究已經取得了一定的進展，但在某些方面的研究仍然是比較薄弱的。①專業術語運用方面：在中國期刊網上，有關林權的稱謂種類繁多，在研究中發現有林權、林業產權、林木產權、森林產權、林地產權、森林資源資產產權、森林資源產權等，在使用時容易混淆，有待改進。而且目前的研究成果雖然很多，但是很零亂，缺乏對整個研究對象的系統研究，對研究對象某些方面的研究也缺乏深入的分析，特別是理論支撐不夠。②林權政策和法律研究方面：多數研究只限于對現存問題的歸納和總結，缺乏深層次、多角度的原因分析。由于多數政策問題并不是孤立的，其相互之間互為影響，單就某一利益相關者關注的問題進行政策的制定和調整是不會取得良好的效果的。③森林資源資產評估方面：目前針對集體林權制度改革后森林資源評估制度研究不夠深入，或者說沒有根據集體林的特殊性進行全面的研究。在評估管理方面的成果較多,管理工作走在了前面;缺乏系統深入的理論研究，尤其是基礎理論研究相對薄弱;評估方法偏重于操作層面，對評估方法中涉及的技術經濟參數缺乏深入研究，許多停留在經驗判斷的層面上。更為值得一提的是，針對集體林權制度改革背景下的森林資源資產評估研究較少，幾乎為空白。④從對集體林權制度改革其他角度研究看，學者們研究的角度更加多樣，既有定性研究又有定量研究。但是定量研究明顯不足，可能使某些研究缺乏定量分析而使研究結論比較單一并且缺乏說服力和針對性。專業術語運用混亂，對整個研究對象的系統研究;林權政策和法律研究方面缺乏深層次、多角度的原因分析;森林資源資產評估方面缺乏系統深入的理論研究，尤其是針對集體林權制度改革背景下的森林資源資產評估研究較少，幾乎為空白;其他角度方面的研究雖然多樣話，但是定量研究明顯不足。

　　6.2　研究展望

　　進一步加強集體林權制度改革的研究，對鞏固現有的改革成果和進一步完善和促進集體林權制度改革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F有研究必須不斷深化，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提出合理的對策建議。未來的研究需要補充和修正現有研究的不足之處，并需要把現有研究不斷豐富和加以創新。集體林權制度改革未來的研究方向可以概括為：①開展多學科間的交叉、整合。規范與統一專業術語，對林權制度改革進行全面、系統的深入研究。多學科交叉將有助于更加全面、系統地進行分析與研究，其結果也應更符合實際、更科學。②深入加強對研究對象的細致分析研究。如加強對林農進行生態公益林補償的研究，對集體林權制度改革的配套改革研究;對集體林權制度改革效果和存在問題的研究，使提出的全面推進集體林改政策建議更具有科學性和可操作性;對案例地區的集體林權制度改革的研究，實事求是得出所在地林改的效果和存在的問題，繼續強化提出適合當地具體情況的更加完善的對策建議。③廣泛開展不同區域層次的集體林權制度改革研究的各項實踐。在取得區域性、階段性成果的基礎上，總結各地區具體做法，不斷深化和完善大力推廣應用已取得的經驗與技術。

　　參考文獻：

　　[1]柯水發，溫亞利.中國林業產權制度變遷進程、動因及利益關系分析[J].綠色中國,2005 (20):29-32.

　　[2]張海鵬，徐晉濤.集體林權制度改革的動因性質與效果評價[J].林業科學，2009, 45 (7):119-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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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梁霽，翟印禮，黃烈亞. 集體林產權制度改革動因分析[J]. 經濟研究導刊,2008(18):9-11.

　　[5]劉金龍.對中國集體林區產權改革諸問題的認識[J].林業經濟,2006(8):1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