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建立與完善農村社會化服務體系面臨著服務意識滯后、服務主體多元卻混亂共存、主體自身發展制約服務供給、服務供需矛盾突出、服務市場混亂叢生五重現實困境，且背后有其客觀的現實原因。剖析五重現實困境，厘清背后的邏輯機理，才能找到解決之道，進而最終真正實現農村社會化服務體系的建立與完善。

　　關鍵詞：農業論文發表,農村社會化服務,現實困境,服務主體,多元化,建立與完善

　　引 言

　　建立與完善農村社會化服務體系不僅是破解“三農”問題，促進農業繁榮、農民增收、農村進步的重大突破口，更是我國農業現代化的必由之路。[1]在中央始終堅持把“三農”工作放在重中之重的背景下，隨著2005―2006年農村稅費改革的全面推行，農村社會化服務體系的建立與完善取得了顯著發展。初步形成公益性與經營性服務相結合、專項與綜合性服務相協調的服務格局;構建起政府涉農部門為主導，合作經濟組織、專業服務隊和龍頭企業為主要帶動力量，農民自辦專業合作社(協會)等社會力量參與的多元服務主體體系;初步搭建起涵蓋生產性服務、技術服務、商品流通服務、信息化服務、金融服務、基礎設施服務和社會事業服務的農村社會化服務體系網絡;呈現出由以農業產中為主，注重農業生產技術指導、病蟲害防治、農機具推廣等低層級服務向產前、產后服務延伸，注重生產、流通、銷售等多層級、深層次和更高水平的綜合性服務轉變。

　　但客觀總結成績的同時，必須清醒地認識到，當前建立與完善農村社會化服務體系還存在諸多亟待突破的現實困境。通過對湖北省隨縣、孝感孝南區、谷城縣、沙洋縣、房縣、武穴、洪湖、赤壁、遠安、咸豐等十多個縣市進行實地調查，可將建立與完善農村社會化服務體系的現實困境歸為以下五重。

　　一、錯誤傾向：服務意識滯后

　　對于“三農”工作缺乏重視，對于農村社會化服務重要作用缺乏足夠認知顯然是牽絆建立與完善農村社會化服務的首要現實困境。

　　(一)難言的“三農”態度

　　古往今來，“三農”問題始終未跳出“黃宗羲怪圈”。[2]談及“三農”問題，對于地方黨委政府，尤其是縣和鄉鎮兩級而言，始終是一個“欲說還休”、“欲罷不能”的“難言之隱”。中央、省、市、縣、鄉鎮與“三農”的關系，理應呈現出越往下關聯越緊密的趨勢，但現實中的中央、省、市、縣、鄉鎮對“三農”的重視程度卻呈現出遞減的逆反趨勢。盡管中央反復強調“三農”工作的重要性，但“官樣文本”與現實操作始終是“天各一方”。與狂熱的城鎮化、瘋狂的房地產開發相比，“三農”問題始終還是未被地方黨委政府視為重中之重。地方黨委政府對于“三農”問題，對于“農民是國家的政治基礎，農業是國家的經濟基礎，農村是國家的社會基礎”的認識始終不夠。“經濟人”的逐利性[3]，對地方GDP狂熱追求。

　　(二)三種錯誤意識傾向

　　對于“三農”工作重視程度如此一般，對于農村社會化服務的認知自然也無從談起。在十多個縣市調研中，談到農村社會化服務，目前部分地方黨委政府分管農業的主職干部及各涉農部門干部，對于何為農村社會化服務，其內涵是什么，類型包含哪些?很少有人能概括清楚，且大多數將農村社會化服務中的公共服務等同于公益性服務，將社會化服務簡單等同于市場經營性服務;顯示出較強逐利性，過于熱衷于市場經營性服務，而對公共服務和公益性服務莫衷一是。

　　對何為農村社會化服務姑且說不清道不明，何以能夠認識到當前農村社會化服務在“三農”問題破解中的關鍵性作用?!這直接導致了三種錯誤的意識傾向：首先是行政化傾向。不依據經濟發展條件和農民現實需要來組織與引導農村社會化服務體系建設，而是以黨委政府和部門行政性需求為首要出發點，依靠行政力量在農村層層“建班子”、“掛牌子”，結果往往有名無實。其次是擴大化傾向。把農村社會化服務特定內涵無限擴大，把黨委政府和部門服務農村經濟發展正常職能統統納入社會化服務范疇之中，將其發展為一個無所不包的體系。第三是超前化、一刀切傾向。不從實際出發，因地制宜、循序推進，而是超越現實約束、急于求成，特別在部分經濟落后縣市，簡單照搬經濟發達地區經驗，盲目追趕浪潮、大辦快上、脫離現實，片面追求系列化、網絡化、規范化，追求多功能、全程式服務，結果使農村社會化服務體系發展表面上“轟轟烈烈”，實則游離于現實經濟運行軌道之外，缺乏必需經濟基礎和社會基礎支撐，流于形式，功效甚低。

　　二、共存之惑：服務主體多元無序混亂格局

　　(一)多元服務主體無序共存

　　無序共生，混亂不堪的尷尬局面，使得農村社會化服務各主體深陷其中，“難有建樹，更難有所獲”。

　　農村社會化服務體系是一個多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多渠道、多層次的社會化服務體系。目前也已初步形成多元的農村社會化服務主體體系，但由于各主體在服務領域、范圍、內容和地位作用等方面的差異，相互之間又缺乏有效組織協調，無序共存，帶來混亂格局。就政府涉農部門而言，供銷合作社、農業局、商務局、城建局、財政局、環保局、國土局、人社局、發改局、地稅局、教育局、衛生局等各部門由于支農資金條塊分割、管理職能交叉重疊，權限不清。就市場主體而言，無論是龍頭企業還是專業合作社(協會)，無論是市場經營個體，還是農業經紀人，在沒有合理市場準入門檻，沒有相關法律法規、行政監督對其身份和行為約束的背景下，一窩蜂地擁入到還未成熟、還未見規模的農村社會化服務市場中，混亂爭利，最終自食惡果。

　　(二)政府與市場雙重失靈

　　多元主體混亂共存，首先是政府出現失靈。一是重復性、浪費性供給與“競爭越位”共存。就鄉鎮一級而言，目前存在各鄉鎮黨群服務中心、農業部門農技服務中心、供銷合作社莊稼醫院共存，并同時為農民生產生活提供農技咨詢、農資供應等基本相同服務的現象。以農技培訓為例，供銷合作社、農業部門在提供，人社部門、國土部門，甚至環保、教科文衛部門也都在提供，且培訓內容大同小異。以農村便民服務商店為例，供銷合作社大力新建和改建村級綜合服務社，而商務部門卻也在大力推進“萬村千鄉”工程，如果再加上市場自主經營個體，在現有購買力有限的農村中，競爭與相互掣肘不可避免。殊不知，農村商品市場微薄利潤實難撐起如此多方競爭。二是“競次缺位”與“互踢皮球”共存。對于有利可圖的市場經營性服務，有些涉農部門樂在其中，甚至不懼競爭，而對于那些無利可圖的純公共服務和公益性服務，如農田水利建設、農村道路、水電氣等基礎設施建設則不愿過多涉及，能躲即躲，實在躲不掉，則以“最次競爭”為準，不求最好，但求不最壞。 　　其次是市場出現失靈。“權力越位”與“市場主體缺位”共存。政府是公共服務與公益性服務的主要主體，而市場主體，包括龍頭企業、專業合作社(協會)、農業經紀人等則是經營性服務的主要主體。由于混亂共存，政府與市場責任邊界劃分不清，使得政府涉農部門缺位于公共服務與公益性服務，過多介入經營性服務，且利用其行政權力，在競爭逐利中排擠市場經營主體，使得市場經營主體既難以公平地進入到經營性服務領域，也難以在無利可圖的公共服務和公益性服務中發揮作用，尷尬地懸浮在農村社會化服務空間里，“上不著天，下不落地”，最終導致市場難以在經營性服務中發揮資源的基礎配置作用。

　　三、理想與現實的鴻溝：主體發展困境

　　制約服務供給

　　“打鐵還需自身硬”。農村社會化服務對于中國“三農”發展必然是一個重大系統工程。而作為農村社會化服務的各方主體，唯有依靠自身的發展與強大，方能在這復雜的重大系統工程中“擔當重任”。但在實踐調研和問卷調查中，呈現出的卻是另一番尷尬的失望景象：各方主體都受困于自身發展的諸多困境中。

　　(一)黨委政府及涉農部門事權與人財物權相沖突

　　當前基層農村社會化服務仍然面臨著“線斷、網破、人散”的狀態，服務力量依然十分薄弱，基層黨委政府本身十分有限的人財物力，往往要面對千變萬化與千差萬別的差異化訴求。2005年至2006年湖北全省鋪開以因地制宜、減人減崗，采用政府購買服務的方式開展農村社會化服務為主的“以錢養事”鄉鎮綜合配套改革，著力解決基層行政人員和機構臃腫，煥發地方行政活力，提高“三農”服務效率。然而在實際推廣和運行過程中，不少基層政府為追求個人政績，迎合上級行政命令，片面強調減人、減事、減支，大量公共性和公益性監管服務機構被簡單撤消或者無序合并為綜合服務中心，專業人員被大量分流，留下“關系戶”與“老弱病殘”，且關鍵的“以錢養事”制度即購買服務配套政策措施又遲遲難以到位，導致農村社會化服務出現斷層，且引發系列“蝴蝶效應”。

　　供銷合作社在湖北省農村社會化服務中發揮著重要作用，且有著其他黨委政府涉農部門和市場經營主體所不可比擬的先行優勢，足以擔當起農村社會化服務的生力軍和綜合平臺重任。但其自身發展也同樣面臨著諸多亟待解決的現實困境，沒有政府扶持，僅依靠自身力量、自謀出路顯然難以解決。這其中最突出問題當屬“歷史包袱”。上世紀90年代末至2009年，為響應中央號召，供銷社實現全面改革與改制，國家“自籌經費、自謀出路”的改革方針，一方面導致基層尤其是鄉鎮一級供銷社大多數形成沉重歷史負債，時至今日也是年年入不敷出。另一方面，由于現存集體負資產較多且權屬問題復雜，如果繼續閑置則造成極大浪費，拖累自身發展;如果盤活、處置轉換，則又會引起銀行和其他債權人甚至安置職工的注意，“一哄而上、一哄而下”的“羊群效應”隨即招致。這種“不能上也不能下”，“進無攻退無守”的現實困境嚴重制約了供銷社的改革發展。此外，供銷社系統也還面臨著人員年齡老化，后備人才資源匱乏等各涉農部門共性的問題，這些都嚴重制約了供銷社提供農村社會化服務。

　　(二)市場主體在“無米之炊”中艱難度日

　　各社會公益組織和市場經營主體自身發展同樣困難重重。以農業院校和科研院所為例。華中農業大學和湖北省農科院是湖北省農村社會化服務的重要力量，然而政府財政支持過小使其深感“有心無力”。近年來由于沒有獲得專門農業科技推廣項目和經費，這些組織機構常常是“自掏腰包”，艱難為繼。如湖北省農科院每年拿出300萬元自有經費建設“專家大院”，華中農業大學近些年拿出數千萬元實施“111計劃”和“雙百計劃”。這種自主行為，一旦遇到經費緊張，勢必擱淺而無法持續。對于機構科研工作人員來說，缺乏考核激勵機制也是重要問題。迄今為止，對于農業高校和科研評估機構及其工作人員的考核方式仍然是以科研項目、科研論文及創新性成果為主，缺乏將農技推廣服務績效納入專業技術職稱評定和工作考核當中，導致當前農業高校和科研評估機構及其工作人員重理論，輕應用;重發明，輕推廣，僅僅憑著“一腔熱血”在從事農村社會化服務，這顯然既難以保證效率和質量，也不公平。與此同時，缺乏協調和整合，也是擺在這些組織機構面前的一個現實問題。當前這些農業院校和科研機構都在農村開展農技培訓、創辦示范基地、建設“專家大院”、開設“農技110”等服務，但是這些組織網絡、信息系統、項目建設及推廣活動各自為政，互不溝通，難以形成規模效應和合力作用。

　　市場經營性主體如龍頭企業、專業合作社(協會)、農業經紀人自身發展更是艱難。當前從事農村社會化服務的龍頭企業中不乏實力雄厚的上市公司，但更多的是實力并不強的省級和市縣級企業，自身實力十分有限，抵御市場風險的能力過弱，加上當前政策扶持力度和農村市場開發力度不夠，導致龍頭企業這一類主要市場經營性主體目前發揮的農村社會化服務作用十分有限。專業合作社(協會)和農業經紀人的問題則更加嚴峻。由于相關法律法規不健全，其自身發展的身份合法性問題都始終懸而未決，更何談自身利益保障問題。[4]目前對與多數市場經營主體而言，不缺乏為農村社會化服務的理想與抱負，缺乏的是現實的支撐能力。

　　四、服務脫節：供需差距過大

　　(一)服務的水平、層次過低和規模過小

　　當前農村社會化服務仍然是低水平、低層次，小規模、窄覆蓋。如表1所示，從農村社會化服務幾大類別看，受訪農民都不同程度地接受過農業生產、技術推廣、信息、質量安全監測、農村金融和農民生產服務方面的服務，但除了農產品質量安全監測服務、農業生產服務和農業技術推廣服務超過50%外，其他各項服務的覆蓋面均低于50%。尤其是農村商品流通服務、農民生活服務和農業信息服務，分別只有20.25%、26.67%、33.33%。

　　從農業生產的具體領域看。如表2所示，在種植業領域，農村社會化服務還主要集中在農業的施肥技術指導和病蟲害防治這一低水平、淺層次服務上;而更高水平和更深層次的服務如農產品脫殼和晾干方面則覆蓋率極低，不到10%。 　　在養殖業領域，如表3所示，農村社會化服務的供給顯然不盡如人意。無論是良種繁殖、孵化等畜牧業服務和畜禽防疫與疫病治療，還是魚苗、魚種、水產良種等漁業服務的覆蓋率均十分低，分別只有20.03%、33.33%、20.06%。

　　在林果栽培領域，如表4所示，盡管林木病、蟲、獸害防治要高于林木嫁接和收獲果實方面的服務覆蓋率，但后二類基本服務均不足40%。

　　綜合表2、3、4還可看出，當前農村社會化服務主要集中在傳統的糧食作物種植業，主要是小麥和水稻種植，而養殖業和果林栽培業領域的服務規模嚴重偏小，覆蓋面嚴重過窄。與此同時，即使是在服務覆蓋率較高的傳統糧食作物種植業領域，有關農業生產方面的服務也主要是集中在農業生產產前的農資購買服務，產中的病蟲害防治和基本的農技咨詢服務，而對于產后的農產品流通服務，市場銷售對接服務則涉及較少。服務層次處在最初級階段，大多流于形式;服務方式基本以組織培訓、發放材料和口頭傳達為主，缺少現代新型農業科學技術的運用。

　　對于涉及較深層服務如農村金融服務的水平和層次過低，覆蓋規模過小。問卷調查結果顯示，目前農戶向信用社和商業銀行貸款比率總計為18.19%，民間自主借款比率則高達81.81%，其中，生活性借款占44.12%，生產性借款占55.89%，農林牧漁業生產借款占19.19%。這一方面說明農戶生產性借款絕大部分沒有用于農林牧漁業生產;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從事農林牧漁業生產更難獲得貸款。據農戶反映，當前要想在銀行借款，首先必須有一定經濟實力的親朋好友或者公務員作擔保，且擔保人必須負連帶責任。與此同時，不但貸款最高授信限額低，最多僅為2萬至5萬元，且審批環節多、手續復雜、周期過長。現今的農村金融網點大多數只辦理存款這些基本業務，貸款或者其他金融業務則很少涉及。以農業保險為例，目前湖北省僅有41.80%的農民購買過農業保險，且品種僅僅限于水稻、小麥等傳統糧食種植保險。

　　從與農民生活關系密切的農村社會保障服務來看。湖北省目前村級農家書屋基本實現了全覆蓋，但許多村級農家書屋里書刊內容陳舊、更新慢，缺少農業生產技術、農產品市場信息等農民生產生活息息相關的書刊;這些書屋中僅有5.97%配備了管理人員，且92.92%為兼職，經常脫崗，造成借閱不便。如今農家書屋大多淪為擺設。農村體育健身設施也大多形同虛設。目前有56.69%的村莊建設了公共體育設施，但僅8.92%配備了體育指導員;不少體育健身場地、健身器材長年空閑，無人問津。在農村醫療方面，“新農合”還存在各種后續環節跟不上問題。由于宣傳不夠，大部分農民對于合作醫療的相關政策還不太了解，影響參合積極性;農民參合后，還存在醫生多開藥、開貴藥的現象，造成農民醫療成本不降反升。與此同時，村級醫務室人員配備不齊，農村疾病防疫等社會保障服務不足問題也十分突出。在農村義務教育方面，教育資源嚴重不足，撤村并校后社會化服務跟不上，不僅使農村家庭的教育支出增加，同時也帶來了學生上學難、不利于學生身心健康等問題。現如今許多農村孩子因為學校遠，不得不小學一年級就在學校住讀，這無疑增加了家長陪讀、孩子生活等費用支出。[5]251-284

　　(二)“三農”多元化現實需求實難滿足

　　“農民只負責田間管理”，這是農村社會化服務的終極目標，但當前實際距離這一目標還有巨大差距。從當前的供需矛盾來看。對比表1農民接受過的農村社會化服務和表5農民最迫切需要的農村社會化服務，可看出當前農產品質量安全監測服務、農業生產服務是覆蓋率最高的兩類服務，但這兩類服務卻都不是農民所最迫切需要的服務，而農民當前所最迫切需要的農村信息服務、農村商品流通服務、農村金融服務卻恰恰是目前覆蓋率最低的服務。從調研的十多個縣市情況來看，有近 50%的農戶反映在科技、信息、產后等方面服務很少甚至沒有，大多數農產品批發市場的價格和信息服務發揮功能不強，對生產環節進行調節和引導的功能難以發揮。這充分說明當前的農村社會化服務供需嚴重脫節，農民基本需求仍然難以得到滿足。

　　從農戶對農業生產基礎設施需求來看。當前農民需求最強烈的前四位分別是通村公路(占67.92%)、農田水利設施(占62.26%)、農村垃圾處理及環境美化(占49.06%)、農田整理(占26.42%)。而這四類農村社會化服務恰恰也是目前覆蓋率最低的。以農田水利基礎設施為例。湖北省農村水利設施普遍老化，全省332處大中型灌區的骨干建筑物損壞近 50%。現有農田水利工程中，建于上世紀50年代的占51%，70年代占35%，80年代及以后僅占14%，且標準化程度較低。在自來水、新能源、通村公路、電力、通信設施實現村村覆蓋的同時，在各個村莊都存在著基礎設施覆蓋死角，遠未達到戶戶通、戶戶覆蓋水平。

　　差異化、多元化的服務是當前農村社會化服務的核心。不同類型的農業產業所需求的社會化服務無疑是不同的，養殖業農民最需要產前的幼苗種、產中的防疫和產后的市場銷售服務，尤其產后市場銷售服務是當前最困擾養殖業農民的難題;而傳統種植業最需要產中的病蟲害防治和產后收割服務，盡管目前傳統糧食作物價格不高，但市場銷售并非是困擾種植業農民的頭等難題。然而，現實中的社會化服務供給顯然不能滿足需求，過于片面性和一刀切，追求“拉網式”或者“普及性”的服務，缺乏針對性和差異化側重，缺乏多元化的供需表達機制與平臺，這樣既導致了農村社會化服務供給的浪費，同時也難以真正滿足農民的現實需求。

　　五、缺乏科學規范：服務市場內卷化

　　(一)缺乏頂層設計與引導使服務能量在互搏中消解

　　當前農村社會化服務仍然面臨著缺乏制度頂層設計與引導的問題，使得地方黨委政府各涉農職能部門缺乏統一的領導、管理與監督考核，在農村社會化服務過程中，各自為政、相互競爭、互相掣肘現象突出;分散且條塊分割的農村社會化服務政策、財政、項目，難以有效整合，無法形成統一協調的工作格局，更難發揮合力作用。往往是過高的行政運行成本消耗了大部分人力、財力和物力。 　　與此同時，政府和市場的農村社會化服務責任邊界難以厘清，“看得見的手”與“看不見的手”不但無法同時發揮作用，而且往往在相互“打架”中消解了各自的能量。政府的責任邊界難以劃清，缺乏有效的監督約束，地方黨委政府各涉農部門無法回歸“行政”色彩，也無法真正走上服務性、有限性責任政府的良性治理道路，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的現代化也就無從談起。且由于政府責任邊界不清，各涉農部門往往依靠強有力的行政干預權力，肆意搶占農村社會化服務經營性市場份額，擠壓市場主體發展空間，導致市場主體因難以生存而無法真正發揮作用。

　　(二)缺乏行政法規約束與監管使服務市場混亂叢生

　　由于缺乏規范服務主體、服務行為的相關法律法規及市場的有效監管，導致當前農村社會化服務市場混亂，尤其是關系到農民生產、生活切身利益的農資、日常生活用品市場和農產品銷售市場，假冒偽劣泛濫、欺橫霸市、哄抬物價，肆意壓低農產品收購價格現象叢生。當前偏遠地區鄉鎮種子、化肥、農藥以及日常生活用品的假冒偽劣現象十分普遍，且市場價格混亂不堪。而對于農產品銷售，農民反映最為強烈的便是肆意壓低收購價格。對于市場經營性主體而言，假冒偽劣的充斥，混亂的市場價格，使其本來就極小的“利潤”空間被進一步擠壓，其生存與發展可謂“雪上加霜”，極大地挫傷了其積極性，嚴重制約了其經營性服務供給。

　　專業合作社(協會)是農村社會化服務的重要主體，其有著最貼近農民的身份優勢，但目前專業合作社(協會)組織網絡體系混亂，生存發展堪憂已成客觀事實。 [6]盡管我國2007年7月1日正式頒布實施《農民專業合作社法》，但由于相關的配套法律法規遲遲跟不上農民專業合作社的發展步伐，導致當前我國的農民專業合作社在井噴式發展的背后是“虛胖”問題嚴重。以江西省和山東省為例，江西省南昌縣全縣700多家合作社中比較規范的最多只有20%;山東省每年要新增1.3萬家左右，但其中三分之一都沒有發揮作用，根本沒有開展任何合作，徒有虛名。[7]

　　缺乏頂層設計與引導，使服務能量在互搏中消解;缺乏法律法規的約束與市場監管，使服務市場在混亂中叢生，兩重作用力導致了當前農村社會化服務市場內卷化。

　　六、結 論

　　建立與完善的農村社會化服務體系面臨著五重現實困境。而要突破這五重現實困境，真正實現農村社會化服務體系的建立與完善，必須增強地方黨委政府和各涉農部門的農村社會化服務意識，糾偏錯誤意識傾向;合理明確中央到地方的農村社會化服務事權與人財物權，建立健全法律法規，明確政府市場這一對“看得(下轉第 37頁)(上接第19頁)見的手”與“看不見的手”的責任邊界、職能邊界，加強市場監管，約束政府和市場主體的農村社會化服務行為，真正構建一主多元的農村社會化服務主體體系，突出政府“這一主”，充分發揮市場這一多元的主體作用;探索農村社會化服務的供需表達機制與平臺，讓各類服務主體能夠最真實地了解到農民當前最迫切的服務需求，也讓農民能夠及時了解各服務主體所提供的農村社會化服務，并合理表達自己的差異化服務需求。與此同時，必須加強農村社會化服務的“頂層設計”，統領黨委政府各涉農部門，充分整合條塊分割的政策、財政和項目，發揮政府這一主體內部的合力作用;加強法律法規的健全和市場監管，約束市場行為，打擊假冒偽劣，克服服務市場內卷化問題。

　　參考文獻：

　　[1]宋亞平.創新農業經營體系關鍵在“統”[J].江漢論壇，2013，(6)：1.

　　[2]佚名.黃宗羲定律[EB/OL].(2014-04-06)[2014-05-26]http：//baike.baidu.com/view/333867.htm.

　　[3]佚名.“經濟人”假設理論[EB/OL].(2014-03-14)[2014-05-26]http：//baike.baidu.com /view/61950.htm.[4]楊少文， 熊啟泉，陳偉. 農民專業合作社規模的經濟學分析[J].華東經濟管理，2013，(9).

　　[5]彭瑋，王金華.構建新型農村社會化服務體系[M].武漢：湖北科學技術出版社，2013：251-284.

　　[6]蔡文芬. 崔寶玉農民專業合作社“資本控制”研究述評[J].華東經濟管理，20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