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農民專業合作組織作為市場經濟中一類特殊的市場主體，在發展過程中既受到政府的扶持，又必須接受政府部門的監管，因此其與政府監管機構之間的博弈情況必不可少。本文應用不完全信息博弈模型來解釋博弈兩方的行為和最終可能達到的均衡狀態，分析結果表明政府監管力度和懲罰強度是農民合作組織中“資源強勢”群體會否侵占普通農戶利益的關鍵，并且博弈模型計算出來的各均衡狀態表達式也可以為現實中政府決策所借鑒。

　　關鍵詞：農業經濟論文發表,農民專業合作組織,政府監管機構,不完全信息博弈模型

　　文獻回顧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民合作組織法》的規定，農民專業合作組織是指在農村家庭承包經營基礎上，同類農產品的生產經營者或者同類生產經營服務的提供者、利用者，資源聯合、民主管理的互助性經濟組織。但由于現代農民專業合作組織涉及政府十分關注的“三農問題”且受到國家的關注以及享受到國家優惠和“政策傾斜”，因此很多資本都瞄向了農民合作組織。資本的逐利性也注定使得一些快錢流入了農民合作組織，助長了合作組織中掌握資源優勢的群體增長資本收益的野心，而使得普通小農戶并未獲得實質利益，這有違政府當初扶持農民專業合作組織的初衷，由此導致了農民專業合作組織與政府監管機構之間是一場博弈。

　　事實上，到目前為止，不少學者對博弈論思想在農民專業合作組織中的應用也做了大量研究，包括組織外部和內部的博弈行為。王海燕(2011)研究了信息不對稱背景下農民專業合作社信貸融資困境的博弈分析。分析結果表明，在信貸市場上如果存在力度較強的懲罰補償機制，則只要有合作組織申請貸款，金融機構就會批準。張雪蓮、馮開文(2008)還運用完全信息動態博弈模型對農民專業合作社內部的決策權分割進行了博弈分析。最后的分析結果顯示對于合作組織的長遠健康發展是不利的，并提出改善方法。

　　除此之外，陳煒、任梅(2013)也基于博弈論和政府規制理論的視角對中國農民專業合作社政府規制的影響因素進行了分析，但是此文的分析僅停留在理論上，并未利用博弈論的模型來進行數字化分析。本文針對這一現狀，主要關注農民合作組織與這一關系密切的外部政府監管機構之間的博弈行為，并建立博弈模型，希望數字化的呈現這一博弈均衡結果，也希望能為農民合作組織的管理者和政府監管機構在決策時提供有益參考。

　　農合組織中 “資源強勢”群體與政府管制機構的博弈分析

　　一方面，社會資本和富有大戶代表“資源強勢”的群體，可能會因為合作社享受各種國家稅收優惠和財政扶持而控制并違規發展，侵占弱勢群體利益，但也有被查處的風險。另一方面，政府管制機構負責監管“資源強勢”群體的侵占行為，這關系著弱勢群體的利益以及政府聲望。因此本文擬采用不完全信息下的非合作博弈理論，建立這兩者之間的博弈模型，通過求解均衡來對雙方的行為進行解釋。

　　(一)模型的基本假設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建立如下假設：假設一，“資源強勢”方具有理性，其會在對整個市場和監管政策進行理性分析的基礎上決定是否實施違規行為。假設二，政府管制機構也是理性的，其將長期對違規行為進行查處，但并不一定能全都查出“資源強勢”方的違規行為。

　　假設政府管制機構長期對農合組織進行查處可采取兩種策略即嚴格查處和普通查處，前者成本高于后者且前者查出違規行為的概率大于后者。當政府管制機構的目標偏重“經濟指標”時，就會進行普通查處，而當政府比較強調“規范指標”時，查處力度就比較嚴格。

　　(二)博弈模型的構建

　　博弈參與者是社會資本和富有農戶所代表的“資源強勢”群體和政府管制機構。根據以上分析，“資源強勢”群體的策略集合為：{違規，不違規};政府管制機構的策略集合為：{常規查處，嚴格查處}，假設常規查處和嚴格查處所耗費成本分別為c1和c2且監管結果有兩種：查出“資源強勢”群體違規行為和未查出 “資源強勢”群體的違規行為。假設管制機構在常規查處和嚴格查處下查出上市公司違規行為的概率分別為p1和p2。

　　博弈過程。“資源強勢”群體和管制機構之間的博弈分析如下：當“資源強勢”群體侵占小農戶和其他運行規范者的利益可獲得利益為e，當管制機構查出其侵占行為對其處罰為f。此時“資源強勢”群體的總收益為(e-f);規制機構總收益為(f-c)。當管制機構未查出其侵占行為時，“資源強勢”群體的收益為e，規制機構的收益為(-c)。當“資源強勢”群體未侵占小農戶和其他運行規范者的利益，但管制機構懷疑其有侵占行為并對其進行查處，但最終未能發現違規行為，則“資源強勢” 群體的總收益為0;管制機構收益為(-c)。博弈雙方的支付矩陣如表1所示。

　　博弈模型的分析與求解：

　　首先，考察政府管制機構的策略。一是設定“資源強勢”群體的策略是違規，考察管制機構的策略是普通查處還是嚴格查處。根據表1，管制機構采取普通查處的期望收益為：E1=p1(f-c1)+(1-p1)(-c1)=p1f-c1;管制機構采取嚴格查處的期望收益為：E2=p2(f-c2)+(1-p2)(-c2)=p2f-c2。顯然，管制機構進行普通查處的成本必定小于嚴格查處的成本即c1c2- c1，即f>((c2-c1))/((p2-p1))，則政府管制機構采取嚴格查處的策略，否則就采取普通查處。二是設定“資源強勢”群體的策略是不違規，考察管制機構的策略是普通查處還是嚴格查處。顯然普通查處的期望收益為-c1，而嚴格查處的期望收益為-c2，所以選擇普通查處。據此分析，如果 “資源強勢”群體能夠自覺遵守法律法規和國家政策，則政府管制機構就可以進行普通查處。否則可采取嚴格查處策略，但是如果查出后的懲罰力度不夠大，或者兩種查處方式下查出違規的概率差別不夠大，使得(p2-p1)f 　　其次，考慮“資源強勢”群體的策略。其一，設定管制機構的策略是普通查處，考慮“資源強勢”群體的策略。根據表1，“資源強勢”群體違規的期望收益為：E3=p1(e-f)+(1-p1)e=e-p1f;“資源強勢”群體不違規的收益為0，則只要e-p1f>0，即f0，f　　根據以上分析可知，不論管制機構的策略是一般還是嚴格查處，如果通過違規的獲利足夠大而懲罰力度較小時，在滿足e>p1f(或e>p2f)的條件下，“資源強勢”群體都將會進行違規;所以如果管制機構能夠提高懲罰力度，或者盡力提高普通查處下的查出概率，就可以減少“資源強勢”群體的違規行為。由于p1　　除了上述均衡模型外，博弈雙方還可能采取混合策略模型，即加入“資源強勢”群體選擇違規和不違規的概率假設，并對管制機構選擇普通查處和嚴格查處的概率也進行假設。

　　博弈行為的進一步分析

　　為進一步分析，先假設“資源強勢”群體以概率P選擇違規，當然不選擇違規的概率則為1-P;同理，假設政府管制機構以Q的概率選擇普通查處，則嚴格查處的概率為1-Q。

　　當農合組織的“資源強勢”群體以概率P選擇違規，以概率1-P選擇不違規時，根據對政府監管機構進行分析可以得出農合組織的均衡策略。由表1可知，若政府規制機構采取普通查處時，農合組織的“資源強勢”群體的期望收益E4=P[p1(f-c1)+(1-p1)(-c1)]+(1-p)(-c1)=Pp1f-c1;反之，若是嚴格查處情況下其期望收益是E5=P[p2(f-c2)+(1-p2)(-c2)]+(1-p)(-c2)=Pp2f-c2。為求均衡結果，令E4=E5，計算得出(，1-)，因此“資源強勢”群體選擇違規的概率P就為，不違規的概率則為1-。

　　當政府管制機構以Q的概率選擇普通查處，則嚴格查處的概率為1-Q時，分析農合組織的“資源強勢”群體的策略。若政府監管機構選擇普通查處時，其違規收益是：E6=Q[p1(e-f)+(1-p1)e]+(1-Q)[p2(e-f)+(1-p2)e]=e-p2f+Q(p2-p1)f

　　其不違規的收益為0，令E6=0，得出()，即政府管制機構普通查處的概率為，嚴格查處的概率是。

　　進一步分析，當(>1-時，即c2-c1>時，農合組織“資源強勢”群體選擇違規的概率大于不違規的概率。原因可能是他們推斷政府監管機構會因為嚴格監管的高成本而選擇普通查處;或者是他們違規后的懲罰成本不夠高，從而他們違規后的收益大于成本促使其選擇違規。而對于政府管制機構，當>，即e<時，政府機構更傾向選擇普通查處。原因可能是監管機構推斷農合組織“資源強勢”群體選擇違規的概率不大。由于概率是外生變量，因此政府監管機構在做應對決策時，可以多多搜集農合組織“資源強勢”群體的信息以供參考。

　　總的來說，對于“資源強勢”群體來講，當嚴格查處的成本過高、懲罰力度不太大時，其推測管制機構會采取普通查處，且查出違規行為的概率較低，因而就會選擇違規。對于管制機構來講，當“資源強勢”群體違規所獲得收益較小或者查出來懲罰力度夠大時，其推測“資源強勢”群體會選擇不違規，因而管制機構會傾向于選擇普通查處。

　　結論與建議

　　本文采用不完全信息非合作博弈理論來說明農民專業合作組織和政府規制機構之間的博弈行為。在本文的假設條件下，博弈雙方達到相對均衡狀態是可能的。分析結果表明，農民專業合作組織中“資源強勢”群體與政府管制機構的博弈均衡選擇依賴于“資源強勢”群體違規所獲收益的大小、規制機構對被查出違規的處罰力度以及其嚴格查處成本與查出概率。

　　因此，在了解各自的均衡選擇條件后，政府機構便可以根據多樣化的目標進行各項條件的不同設置，以取得既定的目標效果。但是，在整個博弈中沒有考慮合作組織中弱勢群體的利益，不管合作組織中“資源強勢”群體與政府機構的博弈處于何種狀態，“資源弱勢”群體都處于不利地位，而這與政府扶持農民專業合作組織的初衷是相違背的。因此，建議合作組織中“資源強勢”群體能多考慮廣大弱勢農民群體的利益，否則合作組織的發展也不會長久;政府規制機構在追逐經濟指標的同時，要更多為中小弱勢農民群體謀福利，否則不僅有損政府形象而且會減少合作組織的壽命。

　　1.王海燕，張樂柱，任成龍.信息不對稱背景下農民專業合作社信貸融資困境的博弈分析[J].南方金融，2011(6)

　　2.張雪蓮，馮開文.農民專業合作社決策權分割的博弈分析[J].中國農村經濟，2008(8)

　　3.陳煒，任梅.中國農民專業合作社政府規制的影響因素―基于博弈論和政府規制理論的視角[J].內蒙古社會科學(漢文版)，20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