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我國農業發展已進入新的歷史階段，農業發展的主要矛盾由總量不足轉變為結構性矛盾。農業結構主要指農業各種構成、比例關系和配置布局等，主要包括產業結構、種植結構、品質結構、空間結構等[1]。農業種植結構是農業結構的重要組成部分，主要是指糧食作物、經濟作物、飼料作物等各類農作物的種植比例。從國家公布的統計數據看，我國農業種植結構在 2003 年前“去糧化”趨勢明顯，而 2003 年以后則呈現出 “趨糧化”特征[2]。農業種植結構的“趨糧化”轉變，雖然保障了我國的糧食安全，但是也導致了糧食庫存量居高不下，糧食進口量又急劇增加的供給側結構性問題。農業種植結構的這種變化到底受到哪些因素的影響，值得關注和研究。

　　現有文獻研究表明，人口因素對農業種植結構調整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勞動力轉移對農業種植結構調整的影響。鐘甫寧等研究發現，在不適宜機械作業的丘陵山區和種植結構調整空間大的城市郊區，農村勞動力外出務工對糧食生產的促進作用會被削弱[3]，Brauw 通過對越南的研究發現，勞動力轉移降低了勞動力密集型的稻米生產[4];檀竹平等研究認為農業勞動力轉移的空間距離越遠，家庭收入中務工收入占比提高，以及農業生產性服務外包的出現，均能夠強化農戶種糧的行為傾向[5]，Damon 對中美洲的薩爾瓦多研究表明，勞動力轉移和務工收入增加使得農民糧食作物面積種植增加[6];王翌秋等研究表明，家庭成員外出務工對糧食作物的種植概率和種植比重無明顯影響[7]。(2)勞動力價格上漲對農業種植結構調整的影響。楊進等研究表明，農業勞動力價格上漲有利于促進經濟作物種植比例的增加，尤其是對蔬菜作物種植比例促進幅度較大[8]。(3)人口老齡化對農業種植結構調整的影響。胡雪枝等研究表明，農村人口老齡化并沒有對糧食生產產生負面影響[9]。(4)人力資本及其與技術進步的適配性對農業種植結構調整的影響。葉初升等研究發現農戶的人力資本水平越高以及人力資本與技術進步的適配性越強，農戶越有可能種植經濟作物[10]。此外，還有研究表明農業基礎設施、農業區位、農地產權、要素配置、分工經濟等是影響我國農業種植結構調整的重要因素[11-13]。

　　總體而言，影響農業結構調整的因素主要包括供給側和需求側兩個方面，從供給側看主要是要素價格變動、技術進步、要素稟賦結構等;從需求側看主要是消費結構升級和農產品進口結構變化[1]。而現有研究更多是從供給側分析人口因素對農業種植結構調整的影響，而對需求側的關注較少，也沒有深入分析人口結構轉變對農業種植結構調整的影響機理。在計量分析方法上，現有研究大多應用普通面板數據分析模型，不能揭示農業種植結構調整存在的跨期相關性。本文將人口結構轉變劃分為城鎮化、老齡化以及高學歷化三個方面，從供給與需求相結合的視角分析人口結構轉變對農業種植結構調整的影響機理，并基于動態面板數據模型，對人口結構轉變對農業種植結構調整的影響進行計量分析。

　　一、 人口結構轉變對農業種植結構調整的影響機理

　　(一) 人口結構轉變的內涵人口結構是指按照人口的不同標志劃分的人口內部構成及其比例關系[14]。人口結構又可以劃分為人口的自然結構、社會結構和地域結構。其中自然結構又包括人口的性別結構、年齡結構等;社會結構又包括人口的民族結構、教育結構等;地域結構包括人口的行政區域結構、城鄉結構等。本文所探討的人口結構主要是人口的城鄉結構、年齡結構和教育結構三個方面。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據顯示：從城鄉結構看，我國人口結構呈現出城鎮化轉變趨勢，2018 年末我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達到 59.58%，比 1949 年末提高 48.94 個百分點，年均提高 0.71 個百分點;從年齡結構看，我國人口結構呈現出老齡化趨勢，2000 年我國 65 歲及以上人口比率為 7.0%，而 2018 年達到 11.9%;從教育結構看，我國人口結構呈現出高學歷化趨勢，2010 年大專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比率為 8.9%，比 2000 年提高了 5.3 個百分點，2018 年達到了 13.0%，比 2010 年提高 4.1 個百分點，年均提高 0.51 個百分點[15]。基于此，本文所探討的人口結構轉變，主要包括人口城鎮化、人口老齡化和人口高學歷化。由于影響農業結構調整的因素主要包括供給側和需求側兩個方面，因而人口結構轉變對農業種植結構調整的影響機理也可以從這兩方面進行分析。

　　(二) 產品需求視角下的影響機理近年來，雖然我國以家庭農場、農民合作社、農業產業化企業等為代表的新型農業經營主體蓬勃發展，但傳統的小農戶仍然是農業生產經營的主力。舒爾茨的理性小農理論認為，農戶對市場信號的反映是有效的、靈敏的，他們以利潤最大化為目標，對于技術投入、要素組合、人力資本投資等都具有明顯的理性行為[16]。因此，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農戶會基于利潤最大化原則，按照市場消費需求的變動而調整農業種植結構。而且農戶在種植結構調整中會表現出“羊群效應”，即一部分農戶的種植結構調整行為會影響到其他農戶，進而出現其他農戶的模仿行為，引發整個地區農業種植結構的調整[17]。

　　(三) 要素供給視角下的影響機理農業生產經營與土地、資本、勞動力、技術等生產要素的投入密不可分。人口結構的轉變，將直接影響農業生產經營中的勞動力要素供給量和勞動力的素質，進而對農業種植結構的調整產生影響。具體而言，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人口城鎮化可能導致經濟作物種植面積的擴大。人口城鎮化進程中，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到城鎮工業和服務業部門工作，進而獲取工資性收入。如果農業的比較收益低，愿意從事農業生產經營的勞動力會減少。而經濟作物的種植收益一般而言大于糧食作物。對于愿意從事農業生產經營的農戶而言，為了彌補外出打工的收益損失，大都會選擇種植經濟作物。當然，對于兼業化農戶而言，由于其農業種植的目的主要是為了滿足自身家庭需求，這部分農戶可能更多選擇種植糧食，從而有更多空余時間去城市打工。第二，人口老齡化可能會導致糧食作物種植面積的擴大。從要素供給看，人口老齡化會導致從事農業生產經營的農民的年齡增大。人口抽樣調查數據顯示，2017 年我國農村 65 歲以上老年人口的比率為 13.22%，而 2001 年比率為 7.8% [18]。由于從事農業生產經營的老年人口增加，他們具備豐富的糧食生產經驗，而對于其他經濟作物由于經驗技術儲備不足和自身學習能力下降，進而不愿意種植。因此，農村人口的老齡化會導致農戶選擇種植糧食作物的比率增大。第三，人口學歷高層化可能會導致經濟作物種植面積的擴大。近年來，隨著受教育水平的總體提升，和部分高學歷者到農村創業，農業生產經營的人口中學歷也呈現出高層化趨勢。人口抽樣調查數據顯示，2017 年農村大專以上人口占 3.47%，而 2001 年占 0.07% [18]。隨著農業生產經營者的學歷水平提高，為新的農業技術采用和農業技術效率的提升創造的條件，從而有利于各種經濟作物種植。學歷水平較高的農戶為了獲取人力資本投資報酬，會選擇種植收益較高的經濟作物。因此，人口學歷的高層化會導致經濟作物種植面積的擴大。綜上所述，從產品需求和要素供給視角看，人口城鎮化和學歷高層化可能會導致農業種植經濟作物的占比增加，而人口老齡化可能會導致農業種植糧食作物比重的增加。但是，這種影響同時會受到農業經營主體結構、國家農業政策等多方面的干擾，從而產生不確定性。因此，為了揭示人口結構轉變對我國農業種植結構變動的影響則需要進一步進行實證分析。

　　二、 人口結構轉變對農業種植結構調整的影響實證

　　(一) 計量模型的建立由于農產品的生產周期較長，農業種植結構的調整是一個逐漸演變的過程，這就導致當前的農業種植結構可能會受到前期農業種植結構的影響，即農業種植結構存在跨期相關性。而對跨區相關性的分析需要借助動態面板計量模型。農業種植結構調整還可能受到農業機械化水平、農業規模化經營程度的影響。因此，本文建立一個以農業種植結構為被解釋變量，以人口城鎮化、人口老齡化、學歷高層化為解釋變量，以農業機械化水平、農業規模化程度為控制變量的動態面板計量模型。 S it =α+β0S it−1 +β1Uit +β2Oit+ β3Eit +β4 Jit +β5Git +εit (1) S it S it−1 i t t−1 Uit Oit Eit i t Jit Git i t 式(1)中， 、 分別表示 區域 和 時期的農業種植結構; 、 、 分別表示 區域 時期的人口城鎮化、人口老齡化和學歷高層化水平; 、 分別表示 區域 時期的農業機械化水平和農業規模化經營程度。(二) 變量表示及數據來源 S it Jit Git Uit Oit Eit 式(1)中，農業種植結構 用糧食作物種植面積占農作物種植總面積的比率予以表示，該指標值越大表示種植結構存在“趨糧化”，反之則表現為“去糧化”;農業機械化水平 用農業機械總動力予以表示;對于農業規模化經營程度 ，由于無法獲取不同農業經營主體的具體經營規模，故本文用人均耕地面積表示。這三個變量的數 據 來 源 于 31 個 省 級 行 政 區 域 2001—2018 歷年的統計年鑒。在反映人口結構變動的變量中，人口城鎮化水平 用城鎮人口占總人口的比率表示;人口老齡化水平 用 65 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率表示;人口的學歷高層化程度 用大專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率表示。這三個變量的數據來源于 2001—2018 歷年《中國人口統計年鑒》。

　　三、 結論與政策啟示

　　綜上所述，農業種植結構調整是一個緩慢的動態變化過程，前期的農業種植結構會對當前的農業種植結構調整產生障礙。人口的城鎮化雖然理論上可能導致農業種植結構的“去糧化”，但由于農業經營主體結構和農戶兼業經營的限制，使得人口的城鎮化反而加大了糧食種植面積。而人口老齡化會促進農業種植結構的“趨糧化”，學歷高層化會抑制農業種植結構的“趨糧化”。農業機械化促進了糧食作物種植面積提升，而農業規模化經營將降低糧食作物種植面積。這些結論為我們更好的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更好的滿足人民群眾的生活需要，提供了非常有意義的政策啟示，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第一，農業種植結構的調整要尊重農戶的意愿，尊重農業發展變化的規律。在人口結構轉變中，農業種植結構調整的“趨糧化”或“去糧化”，不同的影響因素對其作用是存在差異的。而最終農業種植結構調整的方向，取決于各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因此，農業種植結構的調整應當減少地方政府的行政干預，更不能把種植結構調整作為政績工程“一哄而上”。政府要積極為農戶提高市場需求信息，減少信息不對稱，同時加大對農戶種植結構調整的政策扶持。第二，農業種植結構調整，要適應人口結構轉變中消費需求變化趨勢，加大優質糧食產品和經濟作物農產品的供給。隨著人口老齡化程度的加重，對糧食的需求量可能會降低，而對糧食的品質可能會提升。而人口城鎮化和學歷的高層化會擴大對各種經濟作物農產品需求。因此，農業種植結構調整，一方面要適當擴大優質糧食的種植比例，另一方面要適當擴大經濟作物的種植比例。

　　[ 參考文獻 ]

　　[1] 葉初升, 馬玉婷. 新中國農業結構變遷 70 年: 歷史演進與經驗總結[J]. 南京社會科學, 2019(12): 1. DOI: 10.15937/j.cnki.ISSN1001-8263.2019.12.001.

　　[2] 羅必良, 仇童偉. 中國農業種植結構調整: “非糧化”抑或“趨糧化”[J]. 社會科學戰線, 2018(2): 39.

　　[3] 鐘甫寧, 陸五一, 徐志剛. 農村勞動力外出務工不利于糧食生產嗎?[J]. 中國農村經濟, 2016(7): 36

　　《人口結構轉變對農業種植結構調整的影響》來源：《云南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作者：羅富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