糧食主產區面臨城鎮化進程淤塞，城鎮發展和國家糧食安全沖突的現實困境。研究糧食主產區城鎮化健康、持續發展很有現實意義。以河南省為案例進行實證研究，針對現實困境找出糧食主產區共同的發展對策。構建河南省的城鄉收入差距與和城鎮化水平之間的 “倒 U 型”模型，采用統計口徑一致的 1990 ～ 2012 年數據進行驗證，相關關系十分顯著。格蘭杰因果關系驗證結果顯示城鄉收入差距和城鎮化水平互為格蘭杰原因。城鎮化水平達到 36. 97% 時達到 “倒 U 型”的拐點，和十七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城鄉發展的新階段契合。通過驗證城鎮化水平和城鄉收入差距間的 “倒 U 型”關系，證實當經過 “倒 U 型”拐點后，一系列試圖增加糧食主產區農民收入的制度創新會加速促進城鎮化健康持續發展。基于上述結果，提出糧食主產區城鎮化健康持續發展的策略主要有兩點: 探索土地制度政策創新; 探索糧食主銷區對糧食主產區的補償機制創新。

　　1 引言

　　2004 年在 《關于促進農民增收若干政策意見》中，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根據糧食生產與消費量的特征將全國 31 個省 ( 區、市) 劃分為糧食主產區、糧食主銷區和糧食產銷平衡區。糧食主產區包括河南、遼寧、吉林、黑龍江、江蘇、安徽、江西、內蒙古、河北、山東、湖北、湖南、四川 13 個省 ( 自治區) ; 產銷平衡區包括山西、廣西、重慶、貴州、云南、西藏、陜西、甘肅、青海、寧夏、新疆等 11 個省 ( 自治區) ; 糧食主銷區包括北京、天津、上海、浙江、福建、廣東、海南 7 個省 ( 直轄市) 。從上可以看出，糧食主產區與主銷區大多為農業生產條件較為優越的地區，而農業生產條件優越的地區恰好也是適合城鎮化發展的區域，二者之間的重合導致了上述區域在城市擴張和糧食安全之間的矛盾。主銷區經濟區位優越，經濟發展水平高，在糧食生產和拉動中國整體經濟發展的職能定位比較中，定位于后者，成為糧食主銷區。糧食主產區在經濟區位上略遜于主銷區，但平坦的土地、密集的人群使得糧食主產區同樣具備快速城鎮化的優勢資源，被定位于糧食主產區后，國家政策更傾向于保護耕地，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城鎮化速度，城鎮化進程淤塞。2000 ～ 2012 年，13 個糧食主產區中城鎮化水平起點最高的東北三省城鎮化進程不暢，城鎮化起點較高的湖北、山東、內蒙古的城鎮化水平的優勢即將消失。城鎮化起點低的四川、河南、湖南、河北、安徽、江西沒有發揮追趕優勢 ( 表 1) 。13 個糧食主產區中江蘇較特殊，城鎮化水平起點高、速度快，2012 年城鎮化率遠高于全國平均水平，這是因為江蘇省既有糧食主產區的定位，同時還身處東南沿海，經濟區位優越，國家在促進經濟發展方面給予了相當多的優惠政策。

　　2 研究思路和數據來源

　　2. 1 研究思路庫茲涅茨 - 威廉姆森假說認為隨著經濟發展，收入、區域差距會呈現先增加后減少的倒 “U”型規律。城鄉作為中國自古以來就被分割的兩個區域為社會學者費正清所認可。河南省城鎮化進程總體體現了經濟發展的過程，因此隨著河南省城鎮化水平提高，城鄉收入差距也可能存在先增加后降低的倒 “U”型趨勢。如果能夠證實倒 “U”型關系的存在，并且已經通過拐點，而后驗證得到二者間互為因果關系，那么降低城鄉收入差距的一系列對策會對城鎮化水平也起到促進的作用，并不會因為政府關注農村而影響城鎮的發展。以下構建和擬合河南省城鄉收入差距與城鎮化水平之間的模型，驗證城鎮化水平和城鄉收入差距間互為因果的的 “倒 U 型”關系，并且已經經過拐點。基于模型驗證結果制定貼合城鎮化健康持續發展內涵、增加糧食主產區農民收入的對策，起到降低城鄉收入差距進而促進主產區城鎮化進程的作用。

　　2. 2 數據指標和來源城鎮化水平的衡量指標采用城鎮人口占總人口比重衡量。城鄉收入差距采用城鎮人口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比重衡量。該文的全國平均水平的城鄉收入差距主要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編寫的 《中國統計年鑒 2013》。河南省 1978 ～ 2012 年城鄉收入差距數據的數據來自于 《河南統計年鑒 2013》其余 12 個糧食主產區的 2000 ～ 2012 年的城鄉收入差距數據主要來自于 《江蘇統計年鑒 2013》、 《黑龍江統計年鑒 2013》、《吉林統計年鑒 2013》、《遼寧統計年鑒 2013》、《內蒙古統計年鑒 2013》、《山東統計年鑒 2013》、《湖北統計年鑒 2013》、《河北統計年鑒 2013》、 《江西統計年鑒 2013》、 《安徽統計年鑒 2013》、 《湖南統計年鑒 2013》、《四川統計年鑒 2013》各省 2013 年的統計年鑒，但在 2000 ～ 2012 年不同省份城鄉收入差距變動圖中所涉數據年份更長久，部分省 2013 版本統計年鑒中城鄉收入差距數據年份有限，此部分數據的收集查閱了不同省份不同年份統計年鑒。

　　3 城鄉收入差距模型的構建、驗證和結果

　　3. 1 模型構建糧食主產區大都有著悠久的農耕文明，農民的家庭經營收入較高，所以糧食主產區的城鄉收入差距普遍低于全國的平均水平 ( 圖 1 ～ 3) 。逐個類型觀察 3 種城鎮化進程的糧食主產區城鄉收入差距，得出如下主要結論: 城鎮化進程受阻的黑龍江、吉林 2000 ～ 2011 年城鄉收入差距整體呈下降趨勢，期間小幅波動 ( 圖 1) ; 城鎮化優勢逐漸不明顯的糧食主產區的城鄉收入差距整體呈現上升趨勢，期間小幅波動 ( 圖 2) ; 追趕效應不明顯的六省城鄉收入差距呈現上升趨勢，前期波動較明顯，后期波幅降低 ( 圖 3) 。因為城鎮化起點、速度不同，城鄉收入差距表現出不同趨勢，拉長時間年限二者之間的關系呈現線性的可能性不大。極有可能是先呈正相關再呈負相關的 “倒 U”型關系。關于城鄉收入、區域差距的庫茲涅茨 - 威廉姆森假說已被學術界大多數相關研究支持。由于中國的經濟發展發展的主要動力來自于城鎮化發展，因此城鄉收入差距伴隨城鎮化水平提高呈現 “倒 U 型”趨勢理論上也應該成立。國內學者在這方面的研究也有一定進展，董敏，郭飛和郝玉柱分別用不同國家的城市化進程中城鄉收入差距數據驗證倒 U 型關系的存在，估計 “倒 U 型”假說在我國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存在[9-10]。但應用模型驗證二者之間呈現 “倒 U 型” 關系的還很少，二者間的關系國內學者更傾向于線性關系，如吳先華運用面板數據進行多元回歸證實短期內城鎮化與城鄉收入差距呈正向關系，目前城鎮化發展模式擴大了城鄉差距[11]，但長期結果如何，缺少相關方面的研究。觀察河南省的 1978 ～ 2011 城鄉收入差距和城鎮化水平間的散點圖 ( 圖 4) ，呈現出一定程度的 “倒 U 型”關系，具體模型擬合結果有待下一步驗證。

　　3. 2 模型驗證為避免偽回歸出現，利用 Eviews 軟件對時間序列 Y，X 進行包含截距和趨勢的二階滯后平穩性檢驗，由檢驗結果 ( 表 2) 可知在 5% 的置信度水平下，Y，X 為二階平穩序列，需進一步進行協整檢驗，判斷 Y 與 X 時間序列數據是否存在長期穩定關系。對上述兩組時序進行 Johansen 協整檢驗，在 5% 的置信度水平下，Y 與 X 存在協整關系，在 1979 ～ 2012 年，利用 Eviews 軟件對城鎮化率與城鄉收入水平時序進行回歸檢驗，回歸結果 ( 表 3) 顯示在 1978 ～ 2012 年模型擬合程度較差，城鄉收入差距與城鎮化率相關關系不顯著。

　　3. 3 結果結合格蘭杰因果分析，可以看出: 1991 ～ 2008 年，隨著河南省城鄉收入差距的拉大，農村居民強烈的向城市轉移的意愿和行動，大量農村人口流向城市，根據現有時空雙重統計標準，在城鎮居住滿 6 個月即按城鎮人口統計，城鎮人口持續增加，城鎮人口比重也增加，隨著城鎮人口比重增加，城鄉收入差距進一步拉大，進入城鄉收入差距持續拉大的惡性循環。2008 ～ 2009 年后，持續的城鄉收入差距的增加影響到城鎮化的正常進程，在一系列的政策引導下，城鄉收入差距的隨城鎮化水平提高而減少。

　　4 討論: 2008 ～ 2009 年為什么會成為城鄉收入差距的拐點

　　經濟學者普遍認為城市偏向政策造成了中國改革開放后城鄉收入差距的擴大[14 - 17]。任太增提出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擴大是一系列社會制度安排的結果，尤其受制于社會等級制度和國家經濟發展戰略，平抑城鄉收入差距的根本出路是實行制度創新和經濟發展戰略的調整[18]。蔡昉認為提出當城鄉收入差距再次回復到改革之初水平時，制度變革的條件成熟，導致相關政策的改革[19]。林光彬提出城鄉收入差距的擴大是制度問題，是國家資源、社會機會、基本權利和國民的生存與發展空間的社會安排問題，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根本性措施是實現城鄉等級法權地位平等化、收入分配格局平衡化、農村資源充分流動化與市場一體化[20]。2008 ～ 2009 年成為城鄉收入差距的拐點在新世紀我黨制定的城鄉發展政策制定上有跡可循。2002 年黨的十六大首次提出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2007 年黨的十七大首次強調形成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新格局。這是對統籌城鄉發展理論的豐富和發展，是對構建新型工農、城鄉關系提出的方向和目標。2008 年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通過了 《中共中央關于推進農村改革發展的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決定》做出我國總體上已進入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發展階段，進入加快改造傳統農業、走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道路的關鍵時刻，進入著力破除城鄉二元結構、形成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新格局的重要時期的基本判斷。并且提出要在大力加強制度建設，不斷完善有利于農業農村發展的體制機制上有大的突破; 在堅持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針這個大政策中 “放活”是關鍵。要在堅持農村現有土地承包關系保持穩定和長久不變的前提下，可根據農民的意愿，堅持依法、自愿有償的原則，允許農民以多種形式流轉土地承包經營權，發展適度規模經營，允許并支持這方面的大膽探索。體制創新和放活農村發展和經濟學者們的建議不謀而合。

　　5 結論和對策

　　5. 1 結論通過驗證糧食主產區城鎮化水平和城鄉收入差距間的 “倒 U 型”關系，證實當經過 “倒 U 型”拐點后，一系列試圖增加糧食主產區農民收入的制度創新會促進主產區城鎮化進程加速。基于主產區城鎮化健康持續發展內涵，制度創新必須考慮以下兩點: 第一，必須在確保國家糧食安全和主要農產品有效供給的前提下，促進農業增產、農民增收、農村繁榮，為經濟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提供有力支撐，因此糧食主產區的農民因此減少的發展機會應該得到補償的。第二，必須在體制機制放活上下功夫，大膽探索、開拓創新，以新的理念和思路破解農村發展難題，給農村發展注入新的動力。

　　5. 2 對策 ( 1) 探索制度創新，體現糧食主產區、主銷區同地同權。糧食是一種特殊商品，社會價值通過市場價格無法得到完全體現，現實中種植糧食的耕地的用途可以有多種尤其是發展二、三產業，經濟效益可以比從事農業高很多[21]。因為糧食主產區背負著糧食安全職責，其土地被更多地用于糧食生產，而同樣的土地在主銷區用于城市擴張獲得巨大經濟利益，基于糧食主產區和糧食主銷區同地同發展權的理念，中央政府應該在其主導下實現由糧食主銷區對糧食主產區的土地發展權補償。具體而言除去對種糧農民實行直接補貼、農資綜合補貼、良種補貼、農機具購置補貼 “四補貼”外，建議建立新的補貼方式，可以叫主產區專項補貼，為穩固這種補貼的資金來源，建議通過對糧食主銷區設立相應的針對城市擴張的稅收項目。糧食主產區和主銷區一個補貼，一個征稅，這樣的創新體現出主銷區對主產區種植糧食的機會成本的補償，降低主產區城鄉收入差距，加快了糧食主產區城鎮化速度。 ( 2) 探索制度創新，體現城市、農村同建設用地同發展權的理念。而基于城市、農村土地同權的理 念成都和重慶在全國城鄉統籌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的背景下獲準 “地票”交易制度創新[22]。2011 年國家發改委下達的 《國務院關于支持河南省加快建設中原經濟區的指導意見》中明確可以探索開展城鄉之間、地區之間人地掛鉤政策試點[23]。農村土地綜合整治后，集體建設土地性質變為農地后，原附著于集體建設用地的發展權也即建設用地指標屬于農村集體及其成員，城市要建設要發展，由于年度計劃建設用地指標不足，可以通過地方政府主導建立的指標市場購買，此過程體現城鄉同地同發展權。人地掛鉤政策在保證城鄉建設用地增減平衡的前提下實現城市建設對農村的補償和農村居民收入的增加。降低城鄉收入差距，增加農民收入應該是多渠道的，其中最重要一條就是增加農民的財產性收入，因為貧富差距的最大體現就是財產性收入的不同。農民收入低，積累財富不易，但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和農村集體土地使用權都是用益物權，完全可以成為農民財產性收入來源。人地掛鉤政策在增加農民收入的同時，還保證了耕地面積不減少，在保障國家糧食安全的基礎上增快了城鎮化進程，很好地解決了糧食主產區城鎮化發展的現實困境，糧食主產區應該多進行類似的土地發展權轉移的制度創新探索。

　　以上兩條是基于糧食主產城鎮化健康持續發展理念，提出的一般化制度創新和城市經營策略，然而糧食主產區是一個非常大的區域范圍，省 ( 區) 情差異較大，具體到各省城鎮化健康持續發展可以根據已有的發展基礎和現實提出有針對性的對策建議，但未來城鄉統籌發展、區域統籌發展是大勢所趨，糧食主產區承擔了國家糧食安全的職責和義務，國家必會給予更多的制度創新和改革政策環境或者試點的機會，抓住并且積極爭取這樣的機會進行有益探索正是糧食主產區城鎮化健康持續發展的開端。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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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糧食主產區城鎮化健康持續發展分析》來源：《中國農業資源與區劃》，作者：楊建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