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 - 2012 年間，中國生豬出欄量、存欄量分別從 52 673. 34萬頭、41 633. 61 萬頭增長到 69 789. 50 萬頭、 47 592. 24萬頭[1]。但是，隨著生豬養殖業的快速發展，養殖過程中豬糞便尿液污染、豬舍廢水污染以及病死豬亂扔亂拋引起的水體污染等生態環境問題日益突出。楊惠芳測算了一 頭 生 豬 每 天 會 產 生 1. 8 kg 的糞便量和尿液量[2]，而鄔蘭 婭 等 估 算 了 我 國 成 年 生 豬 有 3% 的 死 亡率[3]。根據以上的經驗數據，可以估算，2012 年中國在生豬養殖過程中將產生不低于 2. 64 億 t 的糞便和尿液，以及高達2 158. 44萬頭的病死豬。生豬養殖產生的大量污染物給已較為脆弱的農村生態環境帶來了沉重的負擔，嚴重影響了農村“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目標的實現。

　　1 文獻回顧

　　基于成本和收益的角度，國內外學者們圍繞“適度養殖規模”展開大量的研究。與養殖規模相關的成本優勢是美國畜牧轉向大型專業化養殖場的主要原因[11]，美國大規模養殖具有的成本優勢是由于先進的養殖技術和管理方式提高了飼料的轉化率而產生的[12 - 13]; 而我國生豬養殖管理水平并未隨養殖規模的擴張而得到較大的提高，因而中小規模養殖相對大規模養殖有一定的成本優勢[14]，且國外的研究也證實養殖規模的擴大存在一個“度”，隨著生豬養殖規模的不斷擴大會出現規模報酬遞減的現象[15]。姚於康等[16]研究了江蘇省范圍內散戶與大中小不同規模的生豬養殖成本，發現小規模養殖的平均成本最低。

　　事實上，影響包括生豬在內的畜禽“養殖規模”的因素眾多。閆振宇和徐家鵬[17] 的研究指出，生豬養殖規模并非越大越好，且由于不同地區的資源稟賦、經濟條件與地理特征的差異，最佳養殖規模并不相同，而且相同規模的養殖成本與收益在不同地區也具有差異性。Brewer et al. [18]比較研究美國 5 個不同地區的生豬養殖成本時發現，飼料成本、勞動力成本以及其他可測成本均不相同。 Van Ouwerkerk et al. [19]對美國兩個農場養殖規模比較研究后發現，當地的社會、生態、經濟狀況均影響農場規模。 Kelly et al. [20]分析了愛爾蘭奶牛場的最佳養殖規模產量，研究發現，最佳養殖規模產量受土地、勞動力、奶牛生產配額( milk quota) 、載畜率、專業化程度、生產力和管理水平等因素的影響。O’Donnell et al. [21]的研究則認為土地和勞動力這兩大投入要素是影響養殖規模的主要因素。除投入要素外，技術水平及地區差異也是影響養殖規模產量的重要因素[22]。

　　2 生豬養殖規模報酬的估計模型

　　2. 1 理論分析生豬養殖的規模產量、規模報酬與規模經濟是本文研究中所涉及的三個最重要的概念。事實上，生豬養殖可以通過長期生產擴展線與短期生產線兩個路徑實現產量增加。在投入要素價格不變的條件下，如果通過長期的生產擴展線實現產量增加，則意味著生豬養殖的投入要素按相同比例增加，即規模擴大; 如果通過短期生產擴展線實現產量增加，則不能稱為規模擴大。經典微觀經濟理論表明，一旦生豬養殖戶通過長期的生產擴展線增加產量，則在不同產量下所對應的總成本均是最低的。因此，只要養殖戶是理性人，則其一定會通過長期擴展線實現產量增加。為了區別短期生產，本文把通過長期擴展線實現的產量稱為規模產量。盡管通過長期的生產擴展線增加產量，相應的總成本均是最低的，但是并不意味著長期平均成本也是最低的。這是因為隨著規模產量的增加，長期平均成本將會先遞減后遞增，即出現規模經濟與規模不經濟兩種狀態。許慶等[30]認為，規模報酬與規模經濟是有區別的，前者要求生豬養殖所有投入要素同比例化，而后者并不要求。本文則把生豬規模報酬遞增的概念等同于生豬規模經濟，而把生豬規模報酬遞減的概念等同于生豬規模不經濟。這是因為通過簡單的計算可知，生豬規模報酬遞增是實現規模經濟的充分條件。

　　2. 2 模型選擇假設養殖戶的生產函數為 Cobb-Douglas 生產函數形式，即: Y = A·Kβ1 ·Lβ2 ·Hβ3 ( 1) 其中，Y 是生豬規模產量，A 為生豬養殖的綜合技術水平，K、L、H 分別表示養殖戶在現有生豬產量水平下投入的資本、勞動力、土地。β1、β2、β3 分別為資本、勞動力和土地要素的投入產出彈性。與( 1) 相應的對數估計方程如下: logYi = α + β1·logKi + β2·logLi + β3·logHi + εi ( 2) 其中，Yi、Ki、Li、Hi 分別表示第 i 個生豬養殖戶規模產量、資本、勞動力、土地，εi 為誤差項。

　　2. 3 數據來源本文研究選取江蘇省阜寧縣作為樣本采集地區。阜寧縣是全國聞名的生豬養殖大縣，2012 年該縣生豬出欄量為 166. 16 萬頭。相對與江蘇省其他地區而言，阜寧縣致力探索生態、低碳、零排放、無污染的生豬養殖模式。因此，阜寧縣的調查樣本對研究環境污染治理成本內部化條件下的適度生豬養殖規模具有典型的代表性。對江蘇省阜寧縣的調查于 2014 年上半年陸續進行。調查面向阜寧縣轄區內所有的 13 個鄉鎮，在每個鄉鎮選擇一個農戶收入中等水平的村，在每個村由當地村民委員會隨機安排一個村民小組。在 13 個鄉鎮共調查 13 個村民小組( 每個村民小組的村民家庭數量不等，以 40 - 60 戶為主) ，共調查有效樣本 654 戶。在有效樣本中排除生豬年出欄量小于等于 30 頭的生豬養殖戶后，獲得本文研究的有效樣本量為 261 個。

　　3 最佳生豬養殖規模產量研究

　　以生豬養殖戶是“理性人”為假設條件，本文設定生豬養殖戶將以經濟利潤最大化為目標，即: maxπ( pY - c) ·A·Kβ1 ·Lβ2 ·Hβ3 - r·K - w·L - t·H ( 3) 其中，π 為生豬養殖的經濟利潤; pY 為生豬的市場價格; r、w、t 分別為資本、勞動力與土地要素的價格; c 為 1 單位生豬( 0. 5 kg) 環境污染治理成本( 即生豬養殖給周邊帶來的經濟損失) ; 其他變量與上文解釋相同。如果養殖戶不承擔環境污染治理成本，則 c = 0。當政府制定的環境規制嚴格執行時，養殖戶有兩種方式處理養殖污染物，一是定點排放，支付排污費，二是增加投入，建設必要的環保設施，以嚴格控制生豬養殖負面效應對環境的影響。借鑒武深樹等[32]的研究成果，設 c = 0. 54 元。雖然生豬養殖技術水平對養殖規模具有較大的影響，但在同一地區，生豬養殖技術水平大致相同，且在短期內生豬養殖技術水平無法提高，故本文暫且假設調研地區生豬養殖技術水平不變，僅考慮各投入要素對生豬養殖規模的影響。由表 4 可知，土地要素的投入產出彈性系數最大。因此，本文通過在生豬養殖過程中，土地要素的最佳投入量來獲取調查地區生豬養殖的最佳養殖規模。

　　在政府不實施扶持政策的條件下，環境污染治理成本全部內部化時，即 c = 0. 54 時，調查地區最佳養殖占地面積為 63 m2 ，此時相對應的養殖規模在 31 - 35 頭之間。即最佳的養殖規模為小規模。這一計算結果與現有研究成果較為吻合[29]。研究還發現，最佳的養殖規模還與生豬的市場價格及政府政策變量有關。本文中的最佳養殖規模是生豬市場價格取 7. 08 元/斤所得。當生豬的市場價格越高，即 pY 值越大時，最佳養殖規模也越大; 當生豬的市場價格越低，即 pY 值越小時，最佳養殖規模也越小。這一結果與 Peng & Cheng [28]的研究結論一致。但在實際中，由于現在生豬市場價格波動較大，養殖戶獲取的市場行情具有滯后性，故生豬市場價格對最佳養殖規模影響的可能性較小。

　　4 主要結論與政策含義

　　本文通過對江蘇省阜寧縣的實地調查，證實了生豬養殖存在適度規模的結論。研究發現，在考慮生豬養殖綜合技術水平、資本、勞動力和土地等要素對生豬規模產量的影響下，調查地區的生豬養殖具有規模報酬遞減的特征。在資本、勞動力和土地這三個生產要素中，土地、資本的投入對生豬規模產量的影響程度較大; 勞動力對生豬規模產量幾乎沒有影響。作為“理性人”的生豬養殖戶，其生產行為決策取決于養殖利潤最大化。因此，在生豬養殖規模報酬遞減、生豬養殖處于規模不經濟的情況下，調查地區的生豬養殖不應該盲目擴大養殖規模，而應采用適度規模養殖的理念。根據資本、勞動力和土地的投入產出彈性系數、價格及生豬的市場價格計算得出，在養殖戶不承擔環境污染治理成本時，調查地區的最佳養殖規模為中規模，即生豬年出欄量為 600 - 800 頭之間為宜，此時養殖利潤最大，養殖戶愿意采用環境友好型的生產行為可能性最大; 當環境污染治理成本全部內部化時，最佳養殖規模為小規模，即生豬年出欄量在 31 - 35 頭之間為宜。此外，最佳養殖規模也受生豬的市場價格及政府政策等因素的影響。

　　本研究的結論是基于江蘇阜寧縣調查而獲得，但對政府調控與完善區域性的生豬養殖規模具有可推廣、可復制的價值。研究結論的主要政策含義可以歸納為，中國是世界上生豬養殖與豬肉消費大國，在生豬養殖環境污染問題日益凸顯的背景下，政府應該根據生豬產業分工的區域發展目標，制定相應的政策措施，逐步將環境污染治理成本內部化，使得環境污染治理成本成為生豬養殖成本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環境治理水平不高的情況下，不宜采用過度的工業化、集約化的方式，扶持建設大規模的生豬養殖基地，并努力通過政策調節區域內不同層次的養殖主體的生豬養殖規模保持在一個合理的區間內。

　　參考文獻( 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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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楊惠芳 . 生豬面源污染現狀及防治對策研究: 以浙江省嘉興市為例[J]. 農 業 經 濟 問 題，2013，( 7 ) : 25 - 29，110. [Yang Huifang. Current Statu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Pigs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Case of Jiaxing [J]. Problems of Agricultural Economy，2013，( 7) : 25 - 29，110.]

　　《環境污染治理成本內部化條件下的適度生豬養殖規模的研究》來源：《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作者：吳林海1，2 許國艷1，3 楊 樂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