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本文從區域整體的角度，考察和分析從秦至鴉片戰爭前珠江三角洲城鎮群體空間形態的歷史演變過程，歸納出這一地區城鎮群體空間形態的歷史特征，并挖掘其背后形成的深層原因。揭示了珠江三角洲區域城鎮發展的特殊性：其形成是長時間歷史積累的結果，與其獨特的地理區位、地理條件和帝國的政策有關。
　　關鍵詞：珠江三角洲、城鎮群體、城鎮空間形態、歷史特征
　　
　　當今城市的發展態勢，正朝著區域城鎮化和城鎮區域化的方向發展，珠江三角洲地區正是當代中國城鎮空間發展群體化的典型地區，其形成獨具地方特色。相對于具體的建筑和單個的城鎮空間，城鎮群體形態具有更為穩定的結構，是各種非空間要素在歷史的進程中積聚、交織并且互相更替而產生的空間反映，時間跨度累積的漸進性是其特性之一。對具有悠久歷史的珠江三角洲城鎮群體歷史演進過程的分析，有助于我們對該地區現實及未來問題的探索。
　　1城鎮的歷史演變進程及群體形態特點
　　1.1城鎮歷史演變進程
　　珠江三角洲城鎮的歷史從2800多年前的周代開始，廣州開始作為一個城市存在[1]。從秦漢起，廣州就成為中國十大城市之一，長期以來是南方最大的貿易港。但是，珠江三角洲的廣大地區卻城鎮凋零，主要的城市只有作為次級的行政中心和貿易中心的肇慶和惠州。到了唐宋時期，隨著經濟的發展，行政區域的細分，小城鎮出現并逐步增加，但是比起中原地區，珠江三角洲地區的城鎮仍可說是十分荒蕪（圖1）。
　　
　　
　　圖1珠江三角洲唐代城鎮分布[2]
　　資料來源：根據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整理
　　
　　明清是珠江三角洲城鎮發展的繁盛期。民間的海上貿易興起，而珠江三角洲又是外貿興盛的地區，因此，大量沿海港口貿易市鎮興起,其數量遠遠大于中國其它地區（表1）。另外商業活動的興旺以及手工業的興起也帶動了珠江三角洲工商業城鎮和墟市的發展。據統計，明嘉靖年間珠江三角洲的墟市共有106個[3]，此后，其數量還一直在不斷地增加。
　　表1清前期我國沿海港口貿易市鎮統計
　　地區 廣東 福建 浙江 江蘇 北方
　　市鎮數 67 20 15 22 8
　　資料來源：顧朝林《中國城鎮體系－歷史•現狀•展望》[4]
　　
　　圖2清代珠江三角洲城鎮分布
　　資料來源：根據中國歷史地圖集編輯組編輯《中國歷史地圖集》[5]整理
　　
　　1.2城鎮群體空間關系從弱聯系到統一整體的演變
　　元以前的城鎮，層次簡單，只有城和鎮兩種類型。而這些城鎮也僅為商品交換地，相互之間聯系弱，是一個個獨立的個體，構不成等級關系，也沒有性質和規模方面的從屬關系。從城鄉關系上看，尚處于一種弱聯系的二元狀態，城鄉間因消費需求而發生的聯系與全國性、世界性的物資調配相比，顯得微不足道。因此，這是一個區內弱聯系的城鎮網絡，但區域與區外全國性、世界性的開發聯系卻十分強烈，從而形成了城市無不繁榮，鄉村卻難覓繁華的景觀。
　　到了明清，珠江三角洲絕大多數城鎮的聯系網絡縱橫交錯，它們作為一個整體起到了全國經濟網絡中心的組織作用。商品經濟使得城鄉關系達到了史無前例的密切程度，城市與鄉村被統一在一個整體的經濟循環體系中，除了廣泛的城鎮之間的分工，還出現了城鄉之間的分工協作。城鄉人員的流動也相對自由。可以說，珠江三角洲城鎮密集區的雛形已經初步形成，大城市與市鎮構成區域經濟的立體網絡，城鄉之間逐漸結成區域性的整體。
　　
　　1.3高首位度的城鎮規模分布特點
　　清代末期，鴉片戰爭以前，是封建主義時期中國城鎮體系最完整的時候，以之為代表，可以分析在傳統社會經濟條件下城鎮發育成熟的規模分布規律。
　　美國學者施堅雅（G.WilliamSkinner）曾對1843年中國十幾個區域的人口為1000以上的中心地的等級與規模關系做了分析。這里摘錄其中有不同特色的的四個區域進行比較：華北、長江下游、云貴和嶺南（圖7）。
　　
　　
　　圖7清代中國四個地區的城鎮規模分布分析圖
　　資料來源：施堅雅（G.WILLIAMSKINNER）《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7]
　　
　　在規模分布分析圖上，大城市顯示斜率大的分布的區域，表明人口高度集中在區域最大中心地，相反的，斜率小的分布的區域，表明該區沒有一個統領全區的中心，是相對分散的中心地體系。從圖可見，有兩個鮮明的首位例證，就是嶺南和華北。它們也是施堅雅分析的所有區域中僅有的兩個首位例證。如果把最大城市的人口同次于它的九個最大城市的人口的總和之比作為首位指數，那么嶺南廣州的指數為1．02，首都北京在華北的指數也只為0．86[7]。嶺南七個最大的城市，有五個屬于珠江三角洲，可見，珠江三角洲的五大城市首位度應該比嶺南更高。這說明，珠江三角洲人口高度集中在城市里，尤其是高度集中在廣州；古代廣州在珠江三角洲中取得遠遠超越地區發展水平的重要地位。
　　2珠江三角洲城鎮群體空間形態形成的主要成因分析
　　2.1外向型商品經濟是導致珠江三角洲城鎮群體強首位度空間規模分布的主要因素。
　　縱觀兩千多年的歷史，廣州是中國最重要的外貿港市，具體表現在：
　　（1）廣州是中國開港最早的港市。廣州同南洋諸國的貿易，起碼開始于公元前220年以前，到現在已經2200多年了。
　　（2）廣州是千年以來中國唯一一個一直持續興旺不衰的港市。唐、宋時期，廣州的對外貿易額已逐漸居國內各港之首，并且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港口之一。在北宋年間，廣州一港關稅收入要占全國的九成。明代和清代，廣州都有相當長的時期內幾乎壟斷了全國的對外貿易并保持不斷發展的勢頭。在2000年的歷史中，廣州居于全國第一大港的地位，只有兩次被其它港市取代過[3]。第一次是南宋到元約一百年，由于南宋遷都杭州，給泉州港帶來繁榮，而超過了廣州。元末后，泉州逐步衰落。第二次是鴉片戰爭后，上海發展成為全國第一大港。
　　廣州這種外貿港市的地位使其獲得了極高的首位度。從表面看來，首位表明過份集中，意味著地區服務特別集中，或主要城市起了一種超出它的地區腹地的作用。首位分布的形成都和某一方面規模門檻相聯系。如作為一個國家中心的帝國首都北京，1843年為止在地區中所占的首位，在民政和軍政方面對整個帝國來說它起到中心職能的作用。它的影響腹地是整個中國，而不僅僅是華北。
　　而地區城市體系的首位分布特點，很多同地區對外貿易有密切聯系。“當一個地區的最大城市異乎尋常地大的時候，它們那種過分的集中，十之八九可以說是由于相對地進行大量地區對外貿易”(施堅雅)[7]。廣州可以說是這個論點的典型例證。差不多在十九世紀的大部分時間里壟斷了整個中國的對外貿易的廣州，其所起的影響作用遠超出了嶺南地區。因而就該地區的城市體系而言，它的人口和集中程度相應地是過高的。
　　
　　2.2封建中國的政策因素和廣州的地理因素是廣州能夠長期保持中國第一大港的地位，并長時間獲得對外貿易壟斷地位的主要影響因素。
　　1.廣州能取得中國第一大港的地位，首先是由帝國的對外政策決定的。封建中國一直以來都以泱泱大國自居，認為天朝地大物博，對外向性的商業交流并不積極。到了明清兩代，由于倭寇侵擾和清政府防止鄭成功的反攻，前后實行了三百年的海禁。當時的珠江三角洲是作為中國的邊緣地而存在的,雖然在政權上歸屬中央帝國，但在其它方面來說是一個相對獨立的區域。正是因為廣州遠離中國的政治經濟中心，軍事地位較低，因此得以作為唯一的對外窗口繼續發展。可以說，廣州成為壟斷性外貿港口，受到政治性因素的影響是大于經濟因素的。
　　2.廣州所處區位有利于對外貿易。我國古代的對外貿易只能依靠海運，受當時技術條件的限制，我國的海運航線是經南海到印度洋。廣州位于南方的地理位置，更接近東南亞和印度洋的各個港口。
　　3.港口和航道具有優越的自然條件。從唐代地圖可以看出，在古中國，廣州就位于珠江口（圖1），既是河口港，也是海口港。廣州港及其航道具有水位深、流量大、不淤淺的優良自然條件，建港以來，無論是內港還是外港，都沒有發生過淤港或者航線改道的情況。相反的，有的港市，如泉州，淤港是其衰落的主要原因。
　　4.具備方便的交通條件。廣州從古至今一直是一個綜合型的交通樞紐。對內，可以以珠江為紐帶，連接包括廣東省以及湘、桂、贛和云、貴、川各省區部分地區的遼闊腹地；對外，以南海作走廊，直通歐、亞、非三大洲。除了海河聯運外，廣州還可以在沿海同內陸之間實行水陸聯運。這使得其它非綜合型的港口貨物也逐步轉至廣州港。
　　從以上這些分析可以看出，珠江三角洲具有發展外向型經濟的各種優勢，無論是在以前還是今后。但是，隨著我國對外經濟交往的重心從南海、印度洋方向向太平洋方向轉移，以及原有政治影響因素的消失，珠江三角洲外貿的壟斷地位將較難再現。這也是現在長三角競爭力日益增強的原因。
　　
　　2.3官貿性質的商品經濟是廣州未能帶動珠三角發展的原因。
　　根據核心邊緣理論，一個強大的核心會對周圍產生擴散影響，為什么廣州這個核心在明之前并沒有帶動珠三角發展，明后，珠三角的城鎮群又依靠什么發展起來呢？
　　這種狀況的產生也與外向型的商品經濟的發展密切相關，商品經濟在當時帝國政策的影響下分為兩種：官貿性質的與民間性質的商品經濟，這兩種不同性質的商品經濟給珠三角城鎮帶來了不同的發展狀態。
　　封建中國是一個高度中央集權的國家，中古時期廣州的對外貿易，主要是為中央政權服務的。當時的物資交流，從地域上看，是以南北走向，連接到區域之外的交流最為發達；從形式來看，主要是官貿形式的物質交流；從交流品來看，官坊產品和官貴享受的奢侈品居多，如唐時，國外輸入商品主要是“番藥、珍寶”等[6]。這就使得外貿城市廣州主要只是作為一個物資的中轉港口而存在，有的只是跨越本區域的外向性聯系。因此，它并不能像其它區域的大城市一樣，對區域經濟產生大的擴散影響。
　　然而，歷史后期，民間產品貿易的比重慢慢增多。明以后，封建王朝的政策逐步出現了前所未有的適應商品經濟發展的新變化。農業漸行田賦折銀，手工業方面逐漸以銀代役和廢除匠役，商業上逐步放松了對商人私營的禁忌，從而開始較有意識地將整個經濟社會推到市場經濟軌道上運行。這使得私營手工業、私營海內外貿易以及商品性農業都得到顯著的發展，資本主義的萌芽開始在沿海地區出現[6]。而廣東正是上述政策的發軔地，龐大的商幫集團迅速興起。北向輸出的“廣貨”數量已經大于南下的商品量。在對外貿易方面，這一段時期的主要特征是“市舶”繁于“官舶”[4]，民間私人廣泛卷入貿易活動使得交易數量數十百倍增長。從交流品上看，輸出以民間的手工業產品為多，輸入雖仍多奢侈品，但民間需用商品的比重已經大為增多。
　　這一階段，市場經濟的固有規律逐漸取代了中古時期的封建國家經濟杠桿，商品經濟對地區的影響開始顯著增強。商品經濟的發展帶動了手工業的發展，同時，無論生產還是市場，地域分工的差異都十分明顯。手工業生產及市場的專業分工導致了次級中心地的出現。中心地理論認為，與低級中心相比，高級中心供應較為專門化的商品，因而有著更為廣闊的最大腹地。商業中心地的腹地范圍與供應商的需求極限有關。因此，大城市對應的是對外貿易，中等城市對應本省的貿易，小城鎮對應的是本縣的貿易。明之前，只有廣州一個大商業城市的情況，說明了珠江三角洲地區內貿易的貧乏。而明后，區域商品經濟的發展導致了本地區專業分工的發展，才促進了面對本區域的貿易和中心地的產生。珠三角的四大商業重鎮――廣州、佛山、陳村、石龍，就主要是在這個時期形成的。
　　可見，官貿的對外貿易帶動的是一個城市的繁榮，而民間對外貿易就帶動了區域的發展。這使得明清時該區的城市化水平比中國其它的地方要高，人口更多地集中在大中城市中。
　　3小結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與中國其它的城鎮密集區相比，珠江三角洲地區的城鎮發展歷史具有其獨有的地方特色。經濟要素是影響珠江三角洲的城鎮群體形態最直接的因素，區位、帝國政策等要素，都是通過對經濟的影響而最終反映到區域城鎮群體空間形態上。與中國其它區域不同，這個區域的城鎮的行政等級與其經濟等級并不完全相稱。外貿為主的商品經濟是這個地區特有的影響因素。
　　
　　注釋：
　　[1]蔡人群主編.富饒的珠江三角洲.廣東人民出版社.1986
　　[2]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地圖出版社.1982
　　[3]關其學、劉光璞.論經濟中心――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