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貧困的終極目標就是實現共同富裕，自然同效率與公平有千絲萬縷的關系。效率與公平是人類百年來一直追求的兩大價值目標。奧肯認為平等與效率的抉擇是最大的社會經濟抉擇。它在社會政策的各個方面困擾著我們。我們無法在保留市場效率這塊蛋糕的同時又平等地分享它。

　　摘要：效率與公平從來就是政府行動的兩大政策目標。我國反貧困是政府以公平為導向的最大政策選項，它的終極目標就是實現共同富裕，其決策和實施生動地反映了效率與公平的抉擇過程。文章從歷史、社會和國家三個維度，歸結了效率與公平的歷史經典，訴說了效率與公平的辯證統一關系，梳理出我國對效率與公平的踐行邏輯是“公平優先”，然后“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再到“更加注重公平”，它反映出整個我國建國后短短60余年的價值觀和發展觀的變遷。最終結論是反貧困的過程就是實現共同富裕的過程，也是中國整體追求效率與公平并重的過程。

　　關鍵詞：歷史期刊投稿,反貧困,效率與公平,歷史歸結,中國情結

　　反貧困是政府以公平為導向的最大政策選項，從微觀操作層面上講，它的決策和實施最好地反映了效率與公平的抉擇：如果過分注重效率，將貧困線定的太底，政府的扶貧投入資金過少，會使貧困人口失去發展乃至生存的機會，有失公平；如果過分注重公平，將貧困線定的過高，政府的扶貧投入過多，會加重國家的負擔，影響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速度，最終背上扶貧和社會保障的沉重包袱，損失了效率。那如何在這兩者之間找到均衡點，文章欲從歷史、社會和國家三個維度中追尋答案。

　　一、效率與公平的歷史歸結

　　效率與公平是現代社會不可缺少的兩個基本原則。西方人談到公平往往與兩個詞有關，且時常通用：一個是“Justice”，含有正義、正當、公平、公正、公道、合理之意；另一個詞是“Equality”，就是平等、均等、同等、均衡、公平、公正、合理的意思。在中國，公平和平等有著明顯的區分，人們對平等的理解常引用《辭海》的解釋：平等是人們在社會上處于同等的地位，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享有同等的權利。而把公平通常看作是否應該如此，是否正當合理，即它是指人們基于對某種社會關系和社會現象的一種道德評價。[2]10從廣義上講它是指調節人們之間的社會關系和財富分配關系的一種規范，包括三個層面：一是在經濟活動過程中，所有市場參與者都恪守平等競爭、等價交換、機會均等、分配平等等準則；二是每一個社會成員都有平等的機會參與社會政治生活；三是把人格的獨立平等和個人價值的平等視為最重要的價值追求。簡單地說公平就是經濟公平、政治公平和倫理公平的統稱。從這個角度看公平反映了對主體間交往關系的度量，它屬于社會關系的范疇，公平的功能在于作為對某種社會關系進行規范和評價的基本尺度。公平屬于上層建筑的內容，它是一種制度規范和價值形態，必然受到經濟基礎的制約。其實平等和公平是相互聯系的，穆勒有一個經典的闡述：平等觀念往往在公道概念及它的實施都算一個成分，并且在許多人眼中，平等是公道的精義。[2]118可以這么說，沒有了平等就不可能存在公平，公平天然地包含著平等，但不等于平等，平等是公平的核心前提。從維度上看，公平是一個三維甚至多維的概念，它主要表現為一種道德規范和價值判斷，而平等卻是一個二維概念，它是自身與他人比較的結果。

　　對效率的研究多見諸經濟學領域。效率在薩繆爾森看來是指盡可能有效地利用該經濟體的資源以滿足人們的需要和愿望。[3]常用生產可能性邊界來衡量。這對大多數人來說有些不太好理解，中國學者夏文斌為我們提供了一個通俗性的解釋，效率通常包括兩層含義：一是指單位時間里投入產出之比，即生產效率；二是指現有生產資源與它們所提供的人類滿足之間的對比程度，即經濟效率也稱配置效率。構成效率有三個基本要素：一是單位時間內所生產的物品或勞務的質量與數量，二是這種物品或勞務所具有的效應，三是生產者在交易中獲得的效益。這三個條件缺少了一個都不構成現實的效率。[2]114、230這樣，效率就成了生產效率、生產效應和生產效益的組合體。

　　效率與公平構成了人類歷史前進的永恒命題。人類社會的每一次革命、每一次歷史性的沖突和矛盾都是對效率與公平的一次艱難抉擇。公平和正義是人類追求的永恒目標，有多少仁人志士對此進行過艱苦的求索與研究，近代的啟蒙思想家最為引人注目，對平等研究的伏爾泰、盧梭和羅爾斯的許多觀點時至今日還為人們所贊賞。伏爾泰提出：“一切種類的一切生物彼此之間都是平等的。”[4]20而人類不平等的起源，按照盧梭的觀點是在社會里。他在《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的開篇就將人類不平等分為兩種：一種來源于自然，由年齡、健康、體力及智慧或心靈的性質不同而產生的不平等，盧梭把它叫做自然的或生理上的不平等；另一種來源于一種協議，由于人們的同意而設立的，或者至少是它的存在為大家所認識，稱之為精神上或政治上的不平等。[5]70追究這兩種不平等的起源，他認為是私有制的出現和人類財富占有上的差別造成的：私有制是不平等的罪魁禍首，由于私有制和法律的建立，不平等終于變得根深蒂固并成為合法的東西。在自然狀態中，不平等幾乎是不存在的。由于人類能力的發展和人類智慧的進步，不平等才獲得它的力量并成長起來。[5]149他把人類不平等的進展歸結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由于法律和私有財產權的設定而使人們變得不平等；第二階段是官職的設置，使人與人之間有了層級；而最末一個階段是合法的權利變成專制的權力，從而固化了不平等。[5]141在他看來，第一階段的成果是財富的不平等，其特點是由于財產權的確立并制造了“富人和窮人的不平等”；第二階段的成果是權利的不平等，其特點是由于“權力機關的設置”，又創造出“強者和弱者的不平等”；第三階段的成果是社會地位的不平等，這是不平等的頂點，源于合法權力變成了專制權力，從而再創造出“主人和奴隸的不平等”，并最終通過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得到全面的展示。盧梭將它概括為：財物、爵位或等級、權勢和個人功績是人的不平等標尺，在這四種不平等中，個人的身份是所有各種不平等的根源，財富則是最后一個，卻成為不平等的蓄水池，最后讓各種不平等都必然會歸結其中。因為財富是最直接有益于幸福，又最易于轉移，所以人們很容易用它來購買其余一切。[5]143這是迄今為止我們看到對不平等的起源和表現最深刻和最系統的闡述。公平往往與另一詞息息相關，那就是正義。凡是有人群的地方就存在公平和正義問題，無論國家的發展還是社會的發展，都繞不過這個坎，用約翰·羅爾斯的話來說，這叫做“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在他看來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是正義，它就如同真理是思想體系的首要價值一樣。一種不真實的理論，無論它多么精致和簡潔，社會都應該加以拒接和修正；同樣，某些不正義的法律和制度，不管它們如何有效率和有條理，社會也應該加以改造或廢除。[4]3這樣，正義就要堅守兩個基本原則：一個是每個人都平等自由；另一個是在事實上不平等的條件下社會政策要“合乎最少受益者的最大利益”，從而使所有社會成員都能實現全面而自由發展。由于自然資源的有限性和人類需求的無限性及多樣性，人類的任何活動都必須講效率，它天然地成為經濟活動的核心問題，當然也成為經濟學家討論的熱門主題。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主要關注生產效率和社會效率，在他看來，社會分工是導致生產效率提高的首要決定因素，自由競爭是提高市場效率的基本因素；馬歇爾的均衡效率和帕累托最優效率成為新古典經濟學的效率觀；凱恩斯主義主張通過國家干預提高宏觀經濟效率；新自由主義經濟學雖然由倫敦學派、貨幣學派和理性預期學派構成，但以“市場化、專業化和私有化”為代表的“三化”主張成為他們共同的效率觀。這樣如果僅從價值判斷上來區分的話，效率更多屬于一種經濟學判斷，而平等則更多屬于一種價值和倫理判斷。

　　二、效率與公平的辯證訴求

　　我們如何來看待效率與公平的關系呢？任何一個社會，任何一個國家的發展都是在效率與公平兩個砝碼之間尋找平衡點。從哲學意義上來講，效率與公平是一對辯證統一的關系：

　　第一，效率是公平的基礎。這表現在三個層面：一是形成公平的物質基礎來自于效率。可供人類消費的自然資源是有限的，而人類的需求是無限的，只有效率才能提供豐富的物質資料來滿足人類的需要。試想一個產品嚴重匱乏的社會，是不可能推進真正意義上的公平的。換句話說，沒有效率的提高，沒有生產率的高度發達，任何社會都將失去公平的根基。那么，作為一種社會規范和價值判斷存在的公平，其賴以生存的首要前提必然是提高經濟效率。二是效率的提高推動公平的發展。縱觀人類歷史的發展過程，每一次社會進步都極大地提高了勞動生產率，并都在新的基礎上促進了公平進步。以競爭為特點的市場經濟，利潤最大化成了一切企業追逐的目標，效率也成了獲得超額利潤的最重要手段，與此同時也形成等價交換、機會均等和平等競爭等公平觀念。另外效率和公平是相通的。在市場競爭中所形成的效率原則，源于競爭者對機會均等的要求，自然也包含公平的內容。新自由主義的代表人物、奧地利經濟學派的重要成員弗里德里希·奧古斯特·馮·哈耶克把這一特征充分描述為：市場上各方必須應該自由地按照他們能找到交易伙伴的價格進行買賣，任何人必須應該自由地生產、出售和買進任何可能生產和出售的東西。進入各種貿易的通道也必須在平等的條件下向所有人開發，法律必須不能容忍任何個人或集團通過公開或隱秘的力量限制這些通道。[4]47

　　第二，公平對效率具有反作用力。這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效率提高的基本保證源自公平。效率的提高必須依賴公平的規范約束而不是一個自發的過程，這種對公平的約束，通常來自于競爭過程之中和競爭之后。作為公平原則的收入分配原則其唯一的尺度就是效率，但有了效率并不必然帶來公平。如果在收入分配中僅僅考慮效率原則，就必然會擴大貧富差距，觸發社會矛盾，造成社會的不穩定。二是構成效率發生、發展的精神支柱是公平。眾所周知，人是生產力中最活躍、最積極的因素，這個最活躍因素的積極性受到壓制，出現高速發展的生產力就變成了奢望，所以，注重勞動者的公平需求是構成精神激勵的重要資源。

　　現實中效率與公平時常發生矛盾，乃至被稱為經濟學史上的“哥德巴赫猜想”。奧肯為我們提供了基本的處理思路，他認為，如果平等和效率雙方發生沖突時，就必須尋找它們之間的調和，“這時，為了效率就要犧牲某些平等，并且為了平等就要犧牲某些效率。然而，作為更多地獲得另一方的必要手段，無論哪一方的犧牲都必須是公正的。尤其是那些允許經濟不平等的社會決策，必須是公正的，是促進經濟效率的。”[1]106

　　三、效率與公平的中國情結

　　效率與公平既是一個貫徹人類社會始終的永久命題，又是一個與特定歷史環境和任務緊密相關的時代主題。新中國成立后，在反貧困的進程中，中國對效率與公平的追求走過了一段曲折的路程，這一歷程的邏輯選擇首先是“公平優先”，然后是“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再到“更加注重公平”，它反映出整個建國后短短60余年的價值觀和發展觀的變遷。

　　第一階段“公平優先”的選擇。一個社會不公平，將永遠不得安寧，所以公平是一個國家和社會追求的最終目標。幾千年的封建社會使中國人對公平的追求和理解有著深刻和普遍的民眾基礎，乃至把它作為歷次農民起義的口號之一。新中國成立后對公平的追求自然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了，乃至作為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區別點。另一個重要原因是馬克思為追求公平的典范，馬克思主義者自然把追求公平作為己任。建國以后的很長一段時間里，雖然人們之間的收入差距不大，但國家陷入了整體貧困的狀態，公平成了壓倒一切的社會目標，這種公平的目標是消滅私有制、消滅剝削制度，共同占有生產資料，讓人民真正當家作主，享受同等的政治權利。中國實施的是高度集中統一的計劃經濟，平均主義成了這個時代所有一切社會特征的集中體現，平均成了公平的代名詞。盡管強調按勞分配原則，但在實踐中“大鍋飯”式的平均分配主導了所有勞動成果的分配。1958—1976年是這一思想最盛行的時期，它以三個特征風行一時：一是平均工資制。在全國實現八級工資制，工資等級之間的差距極小，且這期間全國性的工資調整僅有2次。二是半供給制。三是取消獎金和計件工資。這一時期客觀上建立了社會主義公有制，確立了人與人之間相互平等的全新的社會制度，但由于把平均主義視為社會主義公平的本質特征，注重公平過了頭，效率被擱置一邊，長期忽視市場的作用，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市場對資源的優化配置，乃至到上世紀70年代中期，整個中國的國民經濟處于崩潰的邊緣，于是不得不尋找另一種選擇。

　　第二階段“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選擇。1978年中國放棄了傳統的計劃經濟模式，推開了改革開放的大門，鄧小平提出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他把中國的發展路線圖構想為：一部分地區有條件先發展起來，一部分地區發展慢點，先發展起來的地區帶動后發展的地區，最終達到共同富裕。[6]373-374其實這是放松了對公平的追求，把效率擺在了優先的位置，從此承包責任制為主的農村改革和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為中國經濟的全面發展迎來了春天。而真正提出“效率優先，兼顧公平”是中國確立走市場經濟道路之后的事。1993年中國作出《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從而確立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在此決定中正式提出把“效率優先，兼顧公平”作為收入分配的原則，事實上它成了中國社會經濟發展戰略的核心思想。它包括兩層含義：首先在效率與公平的關系中，效率是第一位的，它要優先于公平；二是在注重效率的同時，要兼顧公平，當兩者出現矛盾甚至對立的時候，應當保證前者而不是后者，甚至為了前者可以犧牲后者。這一選擇有力地推動了中國由“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時代轉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時代，有效地推動了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現代化的步伐，促進了生產力的極大發展，由此中國經濟發展進入了快車道。到2005年，據世界銀行公布的全球GDP排名情況，中國以2.229萬億美元的GDP總量，超過意大利和法國，并略微超過英國，成為全球第四大經濟體。同時世界銀行的統計數據也顯示了另外一個跡象，反映收入公平程度的基尼系數在這一時期顯著提高：中國從1978年世界上收入差距最小的國家，當時的基尼系數僅0.16，到2000年突破國際上公認的警戒線0.4，之后還在持續上升，2003年達到0.458，2004年0.465，2005年0.47，2006年已經達到0.496。[4]49這個數據雖然尚未達到0.6國際公認的危險狀態，但均高于歐美發達國家和一般發展中國家，這不得不再次引起人們對效率與公平的再度思考。盡管改革開放取得了巨大成功，但由于市場和非市場所造成的收入差距越拉越大，社會矛盾越來越突出，于是追求公平的呼聲變得越來越強烈。如何平衡效率與公平的問題，不夸張地說是中國未來前進中最重要的問題。如果我們對效率要求太高，先富起來的人會更富甚至巨富，這樣貧富差距會進一步擴大，社會失去可持續發展的根基，抑或造成社會動亂，最終顛覆了公平；如果對公平的要求太高，就會損失效率，造成經濟倒退，甚至再次陷入國家整體貧困的舊貌。這段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每一個國家的發展前景如何？其實是看它如何協調效率與公平之間的關系，中國的進一步發展，同樣也離不開這個平衡點的選擇。

　　第三階段“更加注重公平”的選擇。過去我們總是認為只要把經濟搞上去，包括公平在內的其他問題就會自然而然地解決。所以在改革開放的頭20多年里，從整體上看，中國的政策選項是經濟目標優先于社會目標，經濟發展幾乎成了社會發展和現代化建設的代名詞，經濟政策也幾乎成了壓倒一切的基本政策。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完善，這一選擇開始對中國社會產生一系列負面效應。諸如貧富差距擴大，收入分配失衡，反映在城鄉差別擴大、區域不平衡加劇、階層差距擴大、行業差別擴展，環境污染嚴重，社會不公加劇等。這就促使我們要全面反思“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得失：效率毫無疑問是公平的基礎，但20多年的高效率并沒有創造出公平的社會環境，也并沒有帶來公平的發展結果。在這樣的背景下，2005年中國在《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中明確提出，為了構建和諧社會必須更加注重社會公平，使全體人民共享改革發展的成果。中共十七大報告更加明確指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這樣公平思想又重新回歸到中國的政策中心。從1993年的“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到2005年的“更加注重公平”，這毫無疑問是中國改革開放進程中指導思想的一個重大變化，是對效率與公平關系認識的一次升華，也將預示著繼續推進改革開放的一系列具體政策措施將作出重大調整。這不是簡單的走回頭路，這種轉變更多是來自對中國現實情況的把握和對現實中積累和發展著的社會矛盾的認識。“更加注重公平”體現出來的是實踐對真理的再一次檢驗，它反映了從“硬”發展到科學發展的轉變，但是，這種轉變并沒有結束效率與公平的“被”交鋒狀態。那么效率與公平該如何抉擇呢？未來之路是追求“效率與公平并重”的戰略時代。效率與公平必然統一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科學發展中。

　　其實只要我們再次回顧鄧小平關于社會主義本質的論述，就會發現它其實是對效率與公平的辯證統一關系的一種高度概括，他說：“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滅兩級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6]373即社會主義有兩個基本目標：一個是發展生產力，另一個是共同富裕，兩個缺一不可，其實這本身就涵蓋了人類社會生活中的兩大目標：效率與公平。前兩句“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表達的是效率取向，后三句“消滅剝削，消滅兩級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表達的是公平取向。所以，從效率與公平的關系看，社會主義的本質包括兩層含義：首先，社會主義的發展既要追求效率，也要追求公平。其次，效率與公平應該相互依存、辯證統一于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效率與公平的必然歸宿，鄧小平對此有過一些經典的論斷，社會主義最大的優越性就是共同富裕，這是體現社會主義本質的一個東西。[6]364他曾指出，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不同的特點就是共同富裕，不搞兩級分化。[6]123在他看來，貧困不是社會主義，兩級分化也不是社會主義，只有共同富裕才是社會主義。共同富裕是建立在兩個前提基礎上的：一個是要實現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首先必須消滅貧困，其途徑就是必須大力發展生產力，這就要在全社會講究效率；另一個是要實現共同富裕，不能僅僅依靠福利制度，必須從根本上消滅剝削，消滅兩極分化，這就是為了實現全社會的公平。所以中國的共同富裕是通過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滅兩極分化為前提的。這兩個前提缺一不可、相輔相成。反貧困的終極目標就是達到共同富裕，中國反貧困的歷程就是邁向共同富裕的堅實步伐。實現共同富裕的過程，就是中國整體追求效率與公平并重的過程。[7]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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